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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客家文化與媒體:承載歷史大任

  在近代中國歷史,客家族群是最具革命性的族群,客家人與媒體的結合,更多是因應民族革命的需求。可以説,中華民族的靈魂再造,中華民族的興亡大業,與客家人及媒體密不可分。客家與媒體關係的特徵,從來就是客家精神的具體反映和體現。

  客家精神是什麽?公論認爲,喫苦耐勞、艱苦奮鬥、拼搏的精神,勇於開拓、不斷進取的精神,强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心,勇於革命,溯本思源、懷國愛鄉的精神和赤子之心,克勤克儉、崇尚文化、聰明好學的好傳統,精誠團結、互相幫助和孝順父母的優良傳統。見百度百科。有專家歸納爲:1,遷徙精神;2,團結精神;3,崇文精神;4,尚武精神;5,崇正精神。(注:《客家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丘立才) 我個人認爲,客家精神内涵豐富,其中最爲突出的有五點:第一,開拓進取精神。第二,團結堅韌精神。第三,匡扶正義精神。第四,民族自尊精神。第五,崇尚文化精神。以上歸納的客家人精神,就是本文論述及參照的背景。

  一、客家新聞思想與客家精神一脈相承

  討論客家與媒體這個話題,一定要回顧歷史,要對客家人的新聞思想做一個基本認識。

  (一)客家人的新聞思想認爲,媒體就是有助於治理國家與反映民意、實施教化的信息載體

  客家人最早、最系統的辦報思想,出現在太平天國。作爲太平天國革命的基本隊伍,是由客家人組成的。它的領袖人物,早期的洪秀全、楊秀清、馮雲山、石達開等,均爲客家人,後期的洪仁軒、李秀成、陳玉成,也都是客家人。 

  太平天國雖然没有辦過報紙,但有過辦報的主張。太平天國的辦報思想,主要反映在洪仁環的《資政新篇》上。洪仁環是洪秀全的族弟,在太平天國革命的準備時期,曾與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教,在香港、廣東一帶居住多年,接受了一些資本主義思想。太平天國己未九年(公元一八五九年),洪仁環到天京,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份建議書-《資政新篇》,除了提出修鐵路、辦廠等主張外,還建議設立新聞館,出版“新聞篇”(即報紙),得到了洪秀全的贊許。 首先,他提出“設新聞館以收民心公議,及各省郡縣貨價低昂,事勢常變。上覽之,得以資治術;士覽之,得以識變通;商農覽之,得以通有無。”他認爲出報紙可以掌握民心,收集輿論,溝通各地的政治、經濟情况,瞭解其變化和發展,有助於得到治國治民的辦法;做官的看了,有益於審度時勢,因時制宜;經商務農的黎民百姓看了,則有補於瞭解經濟情勢,進行物資交流。 其次,他提出“照法律,别善惡,勵廉耻,表忠孝,皆借此以行其教也。”這裏洪仁環特别强調“新聞篇”的教育作用,把它看作是實施法律、積善揚惡、奬廉勵耻的有力工具。可見,太平天國的新聞思想已經具備治國、教化的意識,特别突出了匡扶正義的精神,這些都是客家精神的具體體現。

  (二)客家人的新聞思想認爲,報刊是進行革命、拯救國家、維護民族利益、扺禦外敵的最佳輿論工具

  最能够體現這樣的新聞思想,當屬客家人孫中山不可。1905年《民報》創刊之際,孫中山親自撰寫了《民報發刊辭》。在這篇文章中,他明確提出了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主義)這一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政綱,同時闡述了自己的輿論觀和革命報刊應具備的職能。 

  孫中山説:爲什麽稱革命報刊是“輿論之母”?是因爲人群有先覺者,有後覺者。先覺者必須掖進後覺,一起前進。“夫繕群之道,與群俱進,而擇别取舍,惟其取宜。此群之歷史既與彼群殊,則所以掖而進之之階級,不無後先進止之别。”“由之不貳,此所以爲輿論之母也。”他説,引導輿論是少數先進分子的職責,利用報刊這一輿論工具來教育人民,引導人民,使人民覺悟,起來實行革命,這就是革命派辦報的宗旨。

  須知,近代以前,中國人基本上没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觀念。習慣上所説的“華夏”“漢人”“唐人”“炎黄子孫”,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稱謂。1902年,樑啓超首次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一向倡導“革命排滿”的孫中山也接過了“中華民族”的旗號,在1912年進一步提出了“五族共和”,號召以民族平等、民族團結來達到民族融合龢民族和諧。可以説,中華民族的概念的行塑,最後是完成在客家人的媒體之中。孫中山的新聞思想具有客家人的强烈的民族自尊精神,以及勇於革命的精神,與中華民族概念的完善過程密切相關。

  (三)客家人的新聞思想認爲,新聞媒體是溝通中國與世界關係的重要管道

  客家精神中,過去忽視的是客家人敢於面對世界、勇於開拓進取的精神,其實這也是客家非常也是突出的精神象徵。2011年據有關客屬機構非正式保守統計,兩岸之外的客屬人口約有1200萬人左右,分佈在80多個國家和地區。可以説,客家人對世界是最不畏懼的,客家人是最具有國際特質與世界視野的族群、民係。

  客家人鄧小平晚年的新聞思想本質上是開放的,不斷創新與發展的。所以,鄧小平敢於承認中國當時的新聞傳媒有落後的地方,在國際傳播有不如人家的地方。他經常要求中國的新聞工作者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多采取開放的舉措,爲中國和外國的溝通,提供更多的管道和方便。鄧小平提出:“讓世界瞭解中國,讓中國瞭解世界”這一主張,給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帶來了巨大的精神活力。中國從此打破了歷史以來與世界的隔閡、隔絶。可以説,這30多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開放的時代,最與國際社會接軌的時代。

  可知,太平天國動摇了滿清統治的社會基礎,辛亥革命重鑄了中華民族的軀體與精神,大陸的改革開放,讓中華民族繁榮强盛地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世世代代鑄就的開拓進取的客家精神輝映下的客家新聞思想,與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完全吻合併作出了巨大貢獻。

  二、客家傳媒承載中華民族興亡歷史大任

  客家人與中國的近代革命史無法分割,同樣的,報紙雜誌等傳媒工具也與客家人一起共同承載中華民族興亡大任。中華民族的靈魂與精神的再造,離不開變法維新、辛亥革命、抗日戰争。而客家人與客家媒體,堪稱其中歷史的中流砥柱。在此,要指出的是,客家與媒體的關係包含這樣的三種因素:1.客家人辦、客家人寫、客家人讀與聽的純客家媒體。2.客家人創辦及領導的媒體,也是客家媒體的重要組成部分。3.在各種媒體任職的客家人。

  (一)客家人報紙宣傳變法維新影響巨大

  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報紙當是《時務報》,《時務報》 清末變法維新運動時期中國資産階級改良派的重要刊物,旨在於提倡變法,改良社會和政治現狀。而梅縣籍客家人黄遵憲是《時務報》最重要創始人之一。黄遵憲於清光緒二年(1876年)中舉人。曾任駐日本參贊,駐美、英、法、新加坡等國總領事。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與汪康年在上海創辦《時務報》。《時務報》是由中國人辦的第一份雜誌式報紙,亦是在近代國人活動中影響最大的報紙。每旬出版1册,3萬字左右。重視政論。創時每期銷4000份,半年後增至7000份,最多時達17萬份,在當時中國人自辦報刊中發行數最大。

  黄遵憲本人没有在《時務報》發表過一篇文章,但是有重大影響。其一,重用了廣東新會人樑啓超任總主筆,樑啓超的祖先也是來自中原的,也被歸入到杰出客家後裔之列。樑啓超所撰《變法通議》,從創刊號起連登43期,系統地闡述了維新派的各項主張,成爲資産階級改良派綱領性文件。其二,直接影響了該報的輿論導向。其三,對報紙文體有影響,黄遵憲是晚清最早提倡文體革新的先驅者之一。可以説,没有《時務報》,就没有中華民族的變革思想的啓蒙。

  還有一份值得一提的報紙:《嶺東日報》。該報創辦人楊源,嘉應州(今梅州市梅江區)人,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考中進士,是嘉應州最後一名進士。他思想開放,公開宣傳維新運動,主張民主憲政,敢於抨擊官僚腐敗,是一位主張變法維新的愛國人士。創辦人何士果,祖籍大埔縣湖寮雙坑村,光緒年間的進士,也是一名有遠大抱負的學者。創辦人陳雲秋則積極出資。同時,他又接辦南洋華文報紙《總匯報》,與維新派中人朱子佩合股,使報紙成爲維新派的言論喉舌。《嶺東日報》筆政(主筆)温廷敬祖籍大埔縣百堠鄉,他發表《報品》一文,提出報紙是“主持公論,開通風氣”的工具,採編應以“懸爲鑒戒之律”,至今仍具有借鑒之意義。

  《嶺東日報》創刊之初,每日出版報紙一大張,周六刊,周六無報。後來,篇幅擴充爲每期八開四頁,每頁中留折縫,可折訂成十六開本的小册子,每份售價爲制錢十二文。由於創辦人、主筆和撰稿者多爲客家人士,故其讀者以客家人居多。堪稱爲純客家人的報紙。《嶺東日報》創辦近十年間,積極展開維新變法的宣傳,主動介紹西歐政治制度龢民主以及對地方改革的意見,被視爲是清末支持革命派的報紙之一。《嶺東日報》的出版,比1904年《世界公益報》、《廣東日報》和1905年《有所謂報》等早期廣東省報紙還早兩到三年。應該説,《嶺東日報》是這一時期在廣東境内出現的最早的地方報紙之一。

  (二)辛亥革命成功離不開孫中山等客家人的新聞傳播

  辛亥革命中,一是槍杆子,二是筆杆子,是革命的重要武器。報紙雜誌, 成了點燃革命的火把。客家人當之無愧地成瞭高擎火把的剛强弘毅、勇敢豁達的革命新聞先驅。

  數據表明: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劃時代的偉大曆史事件,它推翻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對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産生了深遠影響。辛亥革命的主要領導人孫中山及重要成員廖仲愷、胡漢民、鄒魯、謝良牧等都是客家人,根據有關資料統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成立的中國同盟會,首先得到廣大客籍留日學生的大力支持,當時在同盟會的領導核心成員中,客家籍留日學生占46%,而且絶大部分是嘉應州、大埔、惠州等地的留學生。 

  武昌起義前,革命黨人在南方各地發動的一系列武裝起義,主要集中在客家人的地區或以客家人爲主。在1911年廣州起義壯烈犧牲的72烈士中,有林修明、陳文褒、饒輔廷、周增、張學齡等24名客家籍人士,他們有的既是海外回國的客家籍華僑青年,同時又是留日學生。客家人對辛亥革命的組織領導、武裝鬥争、宣傳發動、籌措經費等各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自1893年在澳門創辦《鏡湖叢報》始,孫中山一生直接創辦或者領導創辦的報刊有十多種。他的許多政治理念通過報刊傳播發揚,成爲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指導性思想,推動了辛亥革命的進程。1908年,一群客家先賢丘逢甲、温仲和的門生謝逸橋、謝良牧、樑千仞、林百舉,尋求客家籍南洋華僑的支持,在汕頭創辦《中華新報》,《中華新報》成爲同盟會在嶺東鼓吹反清革命的重要輿論陣地,在該報任職的大批梅州籍的客家知識分子由此開始加入南社的進程。1910年在孫中山倡導下,黄金慶、陳新政等檳城華僑在檳城重組《光華日報》,由胡漢明撰寫招股書向華僑招股,當年12月2日,《光華日報》在檳城創辦。《光華日報》至今仍在,已經走過了100年的歷史。《中國日報》是興中會創辦的第一份機關報,也是中國最早宣傳資産階級革命的報紙,1900年1月5日在香港創刊。孫中山選擇香港作爲辦報的基地,是因爲它靠近華南起義地區,又爲清廷勢力所不及。籌集經費,采購設備,選定人員,孫中山都親自出馬,報刊名稱也是他確定的,取“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 之意。由於港英當局一時不準孫中山入境,他便委托自己得力的助手陳少白去香港辦報。

  (三)抗日戰争中客家報人的輿論宣傳作用重大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客家華僑在抗日宣傳工作上表現得非常出色。中國的報業大王、福建永定籍的客家人胡文虎所創辦的《星洲日報》、《星島日報》等一系列“星系報”,就成爲當時華僑社會中宣傳抗日救國的堅强陣地。當抗日戰争全面爆發的第二年,胡文虎即禮聘愛國作家鬱達夫到《星洲日報》主編文藝副刊。胡文虎鄭重宣佈:“星系報目前最高的旨趣是爲國家服務,爲抗日努力。”鬱達夫也就遵循了這個神聖的抗戰宗旨,把當時的《星洲日報》文藝副刊,辦成了在南洋文化界的一份最出色的“抗戰副刊”。1939年秋,爲了抗日救國大局,胡文虎聘請共産黨人喬冠華前來新加坡擔任總匯報主筆。

  與《星洲日報》相同,另一個重要的抗日宣傳陣地是香港的《星島日報》。《星島日報》創辦於1938年,即南京、上海相繼淪陷,東南沿海受到日寇封鎖的嚴峻形勢之下。當時胡文虎宣佈辦報的目的有四條:1.協助政府,從事於抗戰建國之偉業。2.報導新聞,兼爲民衆之喉舌。3.提倡學術,發揚科學之精神。4.改良風俗,善導社會之進步。

  在南洋的客家華僑中,爲抗日救國而宣傳呐喊的文化人之中,最出色的當推胡守愚。胡守愚,永定縣下洋鎮人,早年在暨南大學就讀,暨大畢業以後,任新加坡星中日報主筆。他在新加坡期間,經常在星中日報和星洲日報撰文,鼓吹抗日救國。

  除了胡守愚之外,長期在緬甸負責仰光日報主筆的陳蘭生,也在抗日救國宣傳上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陳蘭生,永定縣岐嶺霞山村人,青年時期到南洋謀生,在緬甸仰光日報當總編輯。抗日戰争時期,他就利用仰光日報社論,經常寫文章宣傳抗日救國,力主國共合作,反對分裂内戰,主張槍口一致對外。所以在陳蘭生的主持下,仰光日報的社論是很有號召力的,團結了不少愛國華僑爲抗日救國作出貢獻。

  綜上所述,客家人具有民族氣節,具有崇尚文化精神,整個民係當然有較高的文化素養,雖經輾轉流徙,其文化氣質不變。對文字的重視要超出其他族群。以筆墨爲武器,扺禦强敵,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是客家人自覺的歷史責任,也是理想與追求。通過新聞媒體的輿論功能,客家人確實成爲“民族心理發展中的一群勇者”。

  三、客家政治領袖多爲優秀的傳媒人

  前面我們已經提及孫中山,他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但他又是中國最杰出的傳媒人。孫中山一生直接創辦或者領導創辦的報刊有十多種。此外,他還領導了三次較有影響的新舊思想的報刊論戰,享有“中國最偉大之主筆”的美譽。 

  另外一個熱愛新聞傳媒工作的重要的客家籍政治人物是鄧小平。鄧小平生於四川廣安。在明朝時,其先祖因在朝任兵部主事,從江西吉安入川,定居入籍。據前英國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所作《鄧小平傳》介紹:“在鄧小平出世二百年以前,鄧文明的祖先從華南移居四川(注:即爲清康熙年間入川)。他們本是客家人。客家人是漢族的一部分,客家人所講的方言和所保持的風俗習慣,與中國南方當地的其他漢族人和非漢族人都不同。”鄧小平當年報名留法勤工儉學時的登記表上註明的籍貫是“廣東客家”。在她女兒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中也有提到鄧小平是客家人。

  20世紀20年代,鄧小平遠渡重洋赴法國留學。在巴黎的一間地下室,他主辦了《赤光》報刊。他自編自寫,自己刻鋼版,自己油印,因爲他油印技術好,印出的刊物漂亮,大家給他“油印博士”的美稱。 20世紀30年代初期,鄧小平在贛南、閩西蘇區時,擔任了紅軍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報》的主編。1934年,毛澤東曾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工作報告中提到:“僅在江西地區,《紅星報》的發行量就達17300份。”鄧小平有濃郁的新聞情結,其新聞思想對中國影響很大。據不完全統計,他爲50多家報紙題寫過報頭。

  還有一位著名客家政治家、杰出新聞人,他就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廖承志官至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是中國國家領導人。他精通日、英、法、德、俄等國語言,1936年12月,參加紅軍長征的廖承志到達陝北,被分到新華社工作。廖承志負責全部外電,而且承擔編輯新華社廣播稿件的任務。廖承志每天收聽並翻譯日本同盟社、蘇聯塔斯社、法國哈瓦斯通訊社的外文消息,加上國内其他的消息、評論,每天近兩萬字的内容,全部由他一個人刻蠟版。1938 年至1941 年,廖承志到香港聯絡一大批文化精英和愛國志士創辦和協助創辦了《救亡日報》《華商報》等一批救亡報刊,這些報刊以商業報紙的面目出現,在中國大陸、東南亞以至世界産生了重大影響。 1946年廖承志回到延安,任新華社社長。

  值得一提的是廖承志的父親廖仲愷,廣東惠陽客家人,1918年6月隨孫中山到上海後,創辦《建設》雜誌,宣傳和研究革命理論。發表《三大民權》《<全民政治論>譯序》等文章。同時翻譯孫中山用英文寫的《實業計劃》第一計劃。

  在當代台灣,客家籍的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與媒體最有緣分。他曾任中央社記者,是新聞人出身。1979年7月,許信良等人創辦《美麗島》雜誌,並擔任雜誌社社長。1980年8月,許信良結合了一批熱心的海外人士,在東洛杉磯開辦了《美麗島週報》。1984年7月,創辦《台灣民報》週刊,自任社長。2009年推出以談論兩岸議題爲主的《美麗島電子報》,維持至今。

  客家人的崇尚文化精神,决定了客家政治人物具有充沛的文化氣質,崇文的精神非常突出,與新聞傳媒的天然接近性就更加大。通過報刊等媒體形態來傳播思想的動力就格外强烈。而在從事媒體工作的同時,又因爲信息暢通、思維啓迪,對社會問題的觀察就更加透徹,更有助於從事政治運動。所以,從事過媒體工作的客家政治人物,政治見解往往比較超前領先。

  四、客家人與傳媒在開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做出了貢獻

  台灣客家人歷來是台灣新聞媒體的中間力量,大概可以説,没有客家人就没有成功的台灣新聞媒體。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没有客家人就没有今天的兩岸和平發展新局面。

  馬英九、吴伯雄等客家政治領袖與各界人士共同開創今天的兩岸和平新局面,大家都清楚,其功績不必多叙。在兩岸關係的歷史進程中,客家籍新聞工作者也得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兩岸新聞雙向交流中,第一批首次訪問大陸的台灣媒體兩位記者之一李永得,是高雄美濃客家人。第一批訪問台灣的大陸媒體兩位記者之一郭偉峰,是廣東梅縣客家人。這或者是歷史的巧合,但也是客家人無所不在的象徵。這一來一往,打破歷史堅冰,開創了兩岸關係雙向交流的歷史新時代。台灣的媒體領袖、客家人黄肇鬆,是台灣第一位采訪大陸國家主席的媒體人。1990年,中國時報總編輯黄肇鬆帶領采訪小組到北京,見到了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楊尚昆對兩岸關係及大陸對台政策作了至爲詳盡的解釋,通過中國時報的全面報導,引起了台灣社會各界的共鳴,因而揭開了兩岸的大交流序幕。但是此後22年,再也没有過台灣媒體得以專訪大陸的國家元首。不過,中國時報從此成爲了兩岸新聞交流的重鎮,僅僅黄肇鬆在台灣接待過的大陸媒體訪問團,可能不下200個。兩岸新聞交流發展,推動了兩岸關係的實質發展。

  現在,台灣的客家媒體蓬勃發展,報紙、電台、電視台百花齊放。當然,從規模上來説,與其它大報、大電視台等等難於相比,但是客家媒體的存在與發展,意義非同一般。台灣的客家媒體,不能僅僅從藍緑政治的政治角度來作理解。必須認識到,台灣的客家媒體是兩岸客家文化的至爲重要的傳播載體,有利於促進兩岸人民的認同。從形態來看,台灣的客家媒體大部分都是小衆媒體,影響力比較多的是在客家民係内部。台灣的專家認爲,族群傳播通常被賦予五大目的:傳播宣揚族群文化,提昇族群榮譽感;傳遞族群文化;溝通各族群差异文化内涵,减少誤解,建立本身就是多元的主流文化。

  台灣媒體指出,現在台灣客家人中會使用客家話的只有200多萬人,他們多集中在客家聚集區域,占客家人總人數不到一半,且以年長者居多。語言學家們爲此憂慮客語的消逝,而在島内提倡客語保護和宣傳。這種情形下,能使用客語進行大衆傳播對客族來説,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族群語言有强大的凝聚力,藉助大衆傳媒不僅能傳承文化,還能實現族群類聚。但以客語作爲傳播語言介質,究竟是以客語吸引客家人的收視,繼而擴大客語的影響,還是人爲區隔受衆,阻隔非客語用户,由此製造了傳播的藩籬,客語會否變成“雙刃劍”?這是有争論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跳出細節看宏觀層面,可以知道,台灣的客家文化源自大陸,客家文化又理所當然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台灣客家文化的保留與發展對大陸客家文化必然有正面的影響。目前,客家人的主體在大陸,但是,客家文化的發展新趨勢在台灣。雙方的文化交流,必能極大豐富中華民族文化的内涵。其在今後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要起到的作用,獨特而無可替代。

  因此,客家與媒體的關係在台灣就需要從三個層次來作效果觀察:1.是否有利保留傳承客家話;2.是否有利促進客家文化的發展;3.是否有利促進兩岸或整體客家文化的認同。如果這三項指標都能够呈正面的效果,那麽台灣的客家媒體的歷史責任與進步意義,就是重大的,有價值的。 

  五、結論

  綜上所述,結論有四點:第一,客家人、客家文化與媒體的關係,是客家精神的具體體現。第二,客家人、客家文化與媒體的關係,不是族群内部的小衆傳播範疇,其與歷史、時代、民族以及國家前途命運密切結合。第三,客家媒體人具有民族大義的自覺性。第四,兩岸客家媒體人支持兩岸關係的交流和發展,已經在發揮重要作用。台灣客家媒體今後在承傳民族文化、促進文化認同方面具有不可忽視的獨特作用。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則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一,客家人創辦領導的媒體是客家媒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客家媒體的作用及影響力並非局限在客家語言龢民係之間,其影響力可以穿透一個中華民族。第三,客家媒體能够在民係内部傳承客家語言,但是更要對外傳播客家文化與精神。


  郭偉峰:作者爲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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