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脱離歐洲聯盟組織。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的是，結果確定了英國離開歐洲聯盟。英國脱歐公投有關資料，可參閲《維基百科》中文網頁的〈英國去留歐盟公投〉條目，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E5%8E%BB%E7%95%99%E6%AD%90%E7%9B%9F%E5%85%AC%E6%8A%95這個事件具有多方面意涵，首先，它意味着全球化趨勢的頓挫；其次，它顯示了老牌民主國家的英國陷入了民粹當道的窘境；最後，它透露了英國社會排外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無獨有偶的是，美國的總統選舉也呈現出相當濃烈的反全球化氛圍，經濟不振、國勢下滑之餘，右派民粹氣息高張，使得原先被當成笑話看的唐納·川普能够脱穎而出，成爲共和黨的候選人。

　　除了英國和美國之外，歐洲和日本的日子也不好過。由希臘率先爆發，其後蔓延至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拖累了整個歐洲的經濟復蘇。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資料，可參閲《MBA智庫》裏的〈歐洲債務危機〉條目，http://wiki.mbalib.com/zh-tw/%E6%AC%A7%E6%B4%B2%E5%80%BA%E5%8A%A1%E5%8D%B1%E6%9C%BA日本則是在進入第三個“失落的十年”之後，其首相安倍晋三“三支箭”的經濟振興方案並未奏效，民衆消費意願依然低迷，投資意願低落，整體經濟狀况持續疲軟。安倍晋三的“三支箭”分别是寬鬆的貨幣政策、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政策、和包括放鬆管制與促進創新在内的一籃子增長戰略，其内容可參閲《MBA智庫》之〈安倍經濟學〉條目，http://wiki.mbalib.com/zh-tw/%E5%AE%89%E5%80%8D%E7%BB%8F%E6%B5%8E%E5%AD%A6

　　以上事實告訴我們，美歐日等先進國家集團集體遭遇到了經濟成長的瓶頸，那麽，後進國家的情形又如何？在已發達國家遭逢瓶頸之際，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則陷入了“低度發展”的困境或“中等收入的陷阱”，只有中國大陸、印度、和東南亞地區有比較好的表現。其中，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維持30多年快速經濟增長，近年雖增速放緩，但在國際間仍然名列前茅。這使得中國大陸成爲國家發展比較新的範式，有關“中國模式”或其意涵的研究，在學術圈引起了許多注意和討論。 這方面的討論可參閲俞可平等主編：《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超越“華盛頓共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趙劍英、吴波主編：《論中國模式》（上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鄭永年：《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張維爲：《中國震撼》，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如果將前述變化放置在“歷史終結論”與“文明衝突論”兩大視角來觀察，似乎“歷史終結論”預言已經背離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而“文明衝突論”的説法越來越符合現實。但是，人類社會發展真如“文明衝突論”所講的那麽悲觀嗎？本文看法是，以中華文化作爲基底的“中國模式”的開展，或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應該可以超越文明衝突的困境，在“歷史終結論”和“文明衝突論”之外，開闢出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第三條路來。

　　二、歷史終結論的出現

　　人類社會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出現了社會主義陣營原有政權相繼崩潰的現象。波蘭、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等國家，或者執政黨被推翻下台，或者丢棄了馬列主義的信仰；柏林墻在1989年11月倒塌，使東西德邁向統一；南斯拉夫分裂爲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之後陷入了長期戰亂；蘇聯則在1991年底宣告解體。有關資料可參閲《維基百科》中文網頁《東歐民主化》條目，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AC%A7%E5%89%A7%E5%8F%98

　　日裔美國學者福山認爲，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標誌共産主義的終結和自由民主的勝出，人類歷史發展至此只剩一條路，即朝向以美國爲模範的自由民主政體加上市場經濟的社會組織形態邁進，這種社會制度安排定於一尊的情形，可以稱之爲“歷史的終結”。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福山借用了黑格爾對歷史演進的看法，以及俄國出身的法國哲學家Alexandre Kojeve對於黑格爾學説的詮釋，並輔以馬克思的歷史觀，來説明何謂“歷史終結”。黑格爾認爲，人類歷史是個連貫的、演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不斷尋求被平等肯定（recognition）的權利，這種欲求，鼓動不同時代的人反抗和改變他們所面對的不平等的社會體制，促使人類社會不斷經曆正反合的辯證循環而演進，最終達到一個理想的境界，讓自由能够充分擴展，平等能够徹底實現，然後，人類的歷史走到了終點。

　　這種人類歷史會朝某種理想的社會體制邁進，並在跨越某個時點或階段之後，達到終極理想境界的歷史觀，同樣出現在馬克思的思想中。不過，當黑格爾認爲歷史的動力是來自於人類被平等肯定的精神欲求的時候，馬克思則認爲歷史的動力來自於人類的物質欲求，這種物質欲求促成了生産工具的不斷創新，生産力的不斷提高，但也帶來了擁有生産工具的優勢階級，和没有生産工具的劣勢階級之間，生産關係上衝突矛盾的激化，並導致階級革命發生。當人類社會的生産方式進入資本主義階段之後，主要的矛盾就出現在資本家和勞工之間。等到無産階級革命成功之後，采取共産主義的社會制度安排，讓所有人共同擁有生産工具，階級的矛盾就可以消除，生産的意願和生産力會極度提高，理想的生活境界於是到來，歷史也就走到了盡頭。

　　Kojeve則是根據黑格爾的學説，提出了他自己的“歷史終結”的論點。Kojeve認爲，從意識形態或思想觀念的層次來觀察，其實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和拿破侖執政的時候，人類歷史就已經走到了終點。因爲，法國大革命已經提出了人類社會最終的價值要求——自由與平等，而拿破侖在1806年打敗俄國之時，則將法國大革命的要求傳佈到了黑格爾的故鄉——德國。至此，自由和平等已經是普世公認的真理，此後，各種思想觀念的論述或者意識形態的構建，都只是在填補或闡述如何實現自由與平等的終極價值而已。

　　借用了黑格爾、馬克思、和Kojeve的論述，福山認爲，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朝向自由民主制度邁進的普遍性歷史，或説現代性（modernity）擴散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進程。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從此之後，搆成歷史的基本原則和制度安排就不會再變化了。所以，當東歐劇變和蘇聯瓦解發生時，以美國爲首的自由民主加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或現代性文明，已經取得了永久性的勝利，人類社會的制度安排不會再有新的變化，歷史也就走到了終點。

　　三、文明衝突論的對壘

　　福山的論點招來了許多批評，其中，最常被引用來反駁福山論點的，是福山就讀哈佛大學時的老師杭廷頓，所提出來的“文明衝突”論點。在文明衝突的論述中，杭廷頓認爲，隨着全球化的開展，相互融和的全球性文化很難出現，反而是文明衝突可能會在全球化潮流中更加劇烈，他的説法大致上可以歸納爲以下的一些論點。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Vol.72, No.3, pp.22-49.；Samuel P. Huntington: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美〕杭廷頓：《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黄裕美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

　　首先，未來世界的衝突根源將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經濟性意識形態的（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争）或民族主義（以國家的疆域來劃界）的。隨着冷戰結束和全球化到來，國家與國家之間意識形態龢民族主義的衝突固然退燒了，但文明之間的衝突却方興未艾。後冷戰時期族群衝突的涌現，其實是因爲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的“斷層綫”在進行重組，如果一個國家裏面存在着不同文明的對壘，族群衝突就很容易爆發。以宗教信仰爲主的各大文明之間在地緣上和族群上的分野，將成爲衝突的主要斷層綫。

　　其次，冷戰後的國際政治秩序，與同一個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以及文明和文明之間衝突的性質，有着密切關係。同一個文明類型中是否有核心國家或主導國家，會高度關聯到文明衝突的形式，而各文明核心國家之間的關係，將影響冷戰後國際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來走向。

　　第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明爲界限重新組合，并且呈現出如下復雜趨勢：1.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多極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2.不同文明間的相對力量以及其核心國家的國力正在發生重大轉變，文明之間力量的對比因而産生明顯消長。3.一般説來，不同文明的國度之間，其互動關係通常是疏遠和冷淡的，可能走向高度敵對，也可能邁向競争性共處。

　　第四，目前世界上的文明主要可以分爲九種，分别是信仰基督教爲主的西方文明、信仰天主教爲主的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回教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佛教文明、以及日本文明。這些文明之間有的相處並不和諧，甚至於很容易引爆衝突。衝突的斷層綫主要是在西方社會（即以美國爲首的基督教文明）與回教文明，以及西方社會和亞洲社會（以儒家思想爲主的東亞區域，特别是中國大陸）之間。至於引發衝突的導火綫，杭廷頓認爲，可能是西方的狂妄自大，可能是回教的不容异己，也可能是中國的專斷獨行。

　　最後，文明衝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建立在文明基礎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戰争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不同的文明之間，需要跨越界限相互交流，同時，也要尊重彼此的文化特色和承認相互的文明界限。

　　按照杭廷頓的看法，不同文明之間的差异或斷層綫，頗難以跨越。由於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制度是誕生在基督教文明中，所以，無法適用在回教或儒家思想的异文化圈中，西方人士也不宜有自由民主乃是普世價值，因而想要强迫非基督教文明接受的想法。如果自由民主體制不是人類世界統治形態的唯一歸趨，那麽，依照福山的思維邏輯，歷史的終結不僅還没有到來，也可能永遠不會到來。

　　四、以中華文化超越文明衝突

　　人類社會到底是會邁向“歷史終結”，還是會陷入“文明衝突”？回顧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人類社會變遷的大勢，尤其是21世紀以來的世界大局，似乎“文明衝突論”已逐漸占了上風，“歷史終結論”逐步脱離現實。我們可以從社會經濟、政治體制、以及族群和國際關係這三個面向，總結出一些重要的脈動以及其中的挑戰。

　　（一）當前人類社會變遷的大勢與挑戰

　　首先，在社會經濟面向上，1997年刮起的亞洲金融風暴和2008年涌現的全球金融海嘯告訴世人，全球化趨勢下世界各國連帶關係的緊密，也打破了“日本第一”和美國可以作爲終極榜樣的神話。在此同時，中國大陸在金融海嘯發生之後的優异表現，包括撑持住高速經濟成長，以及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爲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則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模式”的論述，在國際間取得了相當程度的話語權。

　　美式資本主義除了釀成金融海嘯的灾難之外，還具有分配惡化的内在本質。透過長期統計資料的分析梳理，對於資本主義制度不平等的内在本質提出有力批判的近著，乃是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4.約瑟夫·史帝格利兹，就對美式資主義和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提出了批判，認爲美國社會已經淪入了貧富差距不斷惡化的情境，頂尖百分之一的人透過金錢影響政治的運作，不斷擴大尋租空間和積累財富，犧牲了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利益，同時，缺乏適當治理機制的全球化，更進一步擴大了問題的嚴重性，讓發展中國家難以翻身。史帝格裏兹的有關論述可參閲他以下著作：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2.；Joseph E. Stiglitz: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6.；和Joseph E. Stiglitz: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12.

　　除了成長疲軟之外，當前世局還面對着不平等問題的持續惡化。國家與國家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乃至於世代與世代之間，矛盾衝突不斷擴大加深，仇富心理遍地發酵，許多國家的年輕世代陷入了仿徨與憤懣。劉鶴比較了1930年代的大蕭條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認爲，兩次全球大危機都是資本主義的内生矛盾，積累到無法自我調節的程度之後，集中爆發所致。危機爆發之後，决策者總是面臨着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决策者若是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論述與政策，往往使得情勢越弄越糟。劉鶴：《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比較》2012年第5期，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cs_62/

　　其次，在政治體制方面，蘇聯與東歐的崩潰雖然讓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盛極一時，然而，無論是在前社會主義的陣營中，或者是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行列裏，民主化過程都不是坦途。福山對於美國式的自由民主表達瞭高度信心，并且相信人類社會制度的安排遲早都會向美國靠攏。但是，美國總統小布什出兵伊拉剋的結果讓他發現到，就算自由民主是可欲的，它需要許多社會條件支撑，條件不足的情况下，形式上的制度安排，只是重蹈政治衰退的覆轍而已。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2010年底在北非和中東國家掀起的“阿拉伯之春”，其後續演變再次印证了發展中國家移植自由民主的不易。以致於在21世紀的今天，有些人忍不住要問：“民主到底出了什麽差錯？”“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 The Economist. March 1, 2014. http://www.economist.com/news/essays/21596796-democracy-was-most-successful-political-idea-20th-century-why-has-it-run-trouble-and-what-can-be-do

　　近年來，福山重新檢視他的“歷史終結論”之後表示，比較理想的自由民主其實需要三個要素相互配套，分别是有效能的國家機關或政府（effective state）、法治（rule of law）（規範統治者的行爲，即不只一般民衆，包括領導人也遵守法律）和問責機制（accountability）（特别是定期的選舉）。其中，他特别强調政府效能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如果少了一個有能的政府或國家機關，民主和市場都難以適切運轉，而一個有能的政府或國家機關，却未必要經由自由民主龢利伯維爾場才能促進國家發展，最明顯的案例，就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福山將他這方面的研究分成兩段人類歷史和兩本書來呈現，第一本書從史前談到18世紀，第二本書從工業革命談到當代時空，這兩本書分别是Francis Fukuyama: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和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最後，在族群與國際關係的脈絡上，全球化固然使得這個世界上諸多國家或經濟體彼此的互動與連結更爲頻繁緊密，但是，有如杭廷頓觀察到的，族群和文明邊界的衝突乃至於戰争，並未有效地消减。2001年9月，伊斯蘭激進勢力蓋達組織發動了對紐約雙子星大厦的恐怖攻擊，使得美國和回教勢力的衝突急遽昇高。其後，美國聯合英國與其他國家，相繼出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火綿延了將近10年。有關資料參閲《維基百科》中文網頁相關條目。包括〈阿富汗戰争（2001年）〉條目，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F%8C%E6%B1%97%E6%88%B0%E7%88%AD_(2001%E5%B9%B4)以及〈伊拉克戰争〉條目，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8B%89%E5%85%8B%E6%88%98%E4%BA%89直到今天，中東地區情勢仍然很不穩定，伊斯蘭國的恐怖攻擊行動讓許多國家人心惶惶。除恐怖攻擊外，“阿拉伯之春”爆發後，從中東和非洲涌向歐洲的難民潮，則形成了回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另外一種形勢的衝突。大量信奉回教的難民涌入歐洲，對歐洲國家造成了經濟和社會壓力，導致歐洲許多國家都興起了反移民的右派民粹主義。有關情形可參閲《維基百科》中文網頁〈歐洲移民危機〉條目，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7%A7%BB%E6%B0%91%E5%8D%B1%E6%A9%9F同時，英國脱離歐洲聯盟的結果，昇高了歐洲和美國的貿易保護心理，造成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全球許多角落蔓延。

　　在回教和基督教文明的衝突之外，另外一個造成國際情勢緊張的脈絡，乃是中國大陸的崛起和美國想要阻擋中國崛起的圍堵動作。有感於迅猛崛起的中國大陸對於蘇聯瓦解後美國獨强地位的威脅，美國總統歐巴馬近年來開始倡議“重返亞洲”，推動“亞洲再平衡”的戰略，希望聯合東亞地區的國家，形成圍堵大陸的防綫。其動作包括在韓國布署薩德系統；與日本在東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默許日本修憲擺脱軍力限制；以及慫恿菲律賓提出仲裁告訴，否定中國擁有南海U型綫的歷史性主權等。這些動作，使中國大陸和美國之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緊張關係。

　　（二）中華文化的底藴與文明衝突的超越

　　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認爲，中國的儒家思想强調權威、秩序、等級、和團體，這些態度和美國重視自由、平等、民主、和個人主義形成了對比，所以，隨着中國大陸崛起，中美之間將會因爲社會和文化的根本差异而導致衝突。Huntington: 1996, p.225.但是，真正瞭解中華文化精髓的人都曉得，這種觀點其實相當膚淺。以儒家思想爲主流的中華文化，最核心的觀念就是“以人爲本”的“仁愛”精神。從比較分析的視角來觀察，“以人爲本”而主張發揚“仁愛”精神的中華文化，具有以下三個有益於超越文明衝突的特性。

　　1.開放包容的宗教觀

　　在中華文化傳統中，無論是主流的儒家思想，或者是側翼的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都不是主張唯一真神的宗教信仰。《論語·述而》篇記載孔子對於超自然的態度是“子不語怪、力、亂、神”；道家則强調“順其自然”和“無爲而治”；至於道教和佛教，都是典型的多神教，不主張唯一真神。因此，當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因爲唯一真神的信仰而發生長期的宗教戰争，至今仍處理緊張狀態的時候，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極少出現因爲信仰的差异而導致的相互攻伐。相較於文明衝突主要的導火綫是宗教信仰的差异，中華文化開放包容的宗教觀則有益於化解宗教信仰所帶來的衝突。

　　2.“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謙和態度。

　　孔子在《論語·衛靈公》篇所講的這句名語，充分表達了中華文化對於人與人、團體與團體、乃至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對待之道。相較於西方文化强調“普世價值”，喜歡“已所欲，施於人”地將自己的價值偏好强加於他人身上，而不問文化背景、時空差异、與發展程度，中華文化則藴含着相對謙虚温和的待人與處世態度。表現在國際關係上，就是避免干涉别國内政的外交戰略。這和美國愛用“人權外交”戰略向其他國家施壓，或以“反恐”爲名到處駐軍和攻伐，是不同的路數，也比較不會招致各個文明之間的衝突對立。

　　3.行“王道”於天下的“世界大同”精神。

　　《孟子·見樑惠王》篇中，孟子將孔子學説核心價值的“仁愛”精神，進一步發揮爲“行王道，施仁政”的主張，强調“行仁政而王，莫之以御”。孫中山先生則在他的民族主義思想中，傳承了孔孟之道，主張中國在涉外關係中，應該要扮演“王道的干城”，不做“霸道的鷹犬”，在追求本身富强之餘，還要能够“濟弱扶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相互對待的國家，携手邁向“世界大同”的境界。

　　融和了以上特性的中華文化，在文明交會的過程中，不會將本身的價值理念或制度安排强加於别人身上，而是設身處地尋求雙方或多方的相互諒解，經由“和而不同”的互信互諒，超越文明衝突，實現全球正義，邁向世界和平。

　　五、結語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實現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長期經濟高速成長，并且有望在2030年以前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硬實力增長的同時，如何提昇軟實力，避免國際間對“黄禍”的疑慮，是必須思考的課題。作者相信，以中華文化爲基底，行王道於天下，那麽，“中國模式”的開展或者“中國夢”的追求，必將能够超越“文明衝突”的困境，在“歷史終結”和“文明衝突”的糾結中，開闢出人類社會和諧發展的第三條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