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華文化之現代化：重返“中學爲體、西學爲用”

　　就中華文化發展過程而言，逐步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爲主導，儒家、佛教與道教等多元文化相容互補的思想文化傳統。儒、佛、道三教都提倡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全社會與全世界的和諧，由此可見在中華文化的内涵中，存在豐富的和諧概念。首先，就儒家的和諧思想而言，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以人與自然，人與宇宙萬物的整體性和諧爲核心。第二層次是講人與社會及人與人的群體和諧。第三層次是講個體的身心和諧。佛教在本質上是主張衆生平等爲主的和平主義宗教，而已經中國化的佛教，更是吸收了儒家仁愛和諧與道家自然和諧的主張，形成其和平和諧理論。准此，可歸納出儒家的和諧觀是“仁和”觀，道家的和諧觀是“天和”觀，佛家的和諧觀是“心和”觀。在此等基礎上衍生出中華和諧文化的特點是道德理性，人文關懷以及和而不同。吴光：《樹立因應全球化潮流的多元和諧文化觀》，人民網2008年10月21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5/8204106.html

　　文化價值與體系建構的基礎是經濟，經濟又是政治的基礎，中華文化是建構在中國歷史上先進之農業經濟體系，而此農業經濟體系與在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制結合的發展模式，使得中華文化引領人類發展進程較西方文化爲早。以歐洲爲主的西方國家隨工業革命成功之後，對全球影響力大增，故得以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議會民主制視爲普世價值，隨着槍砲外交而强行推向全世界。清朝末年西方文化隨着列强的入侵而進入中國，當時知識界對於國家衰弱，找尋强國之路而分爲兩大主流之間的競争，一派主張抛棄中華文化全盤西化，另一派則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

　　現今歐美爲解决國際金融危機與歐洲債務危機，所推動之改革與强迫撙節或量化寬鬆是否能成功，移民引發之新的社會不平等，種族間之緊張，中産階級對於未來之恐懼，下層階級不知是否仍有未來等等因素，造成新民主運動横掃歐洲與美國。Werner A. Perger, “Demokratie: Stunde der Rattenf?nger,” Die Zeit, January 17, 2007 http://images. zeit. detext/ 2007/04/Europa, downloaded on August 20, 2013.代議民主體制是否能因應新的情勢？荷蘭學者Ian Buruma認爲代議民主已没有能力響應新情勢，波蘭籍歐洲議會議員Brunislaw Geremek認爲代議民主體制處於“防禦”情勢，Ralf Dahrendorf甚至在1997年就指出21世紀並非不可能成爲威權主義之世紀。Anthony Giddens主張歐洲之代議民主需要“第二波民主”，亦即民主體制之民主化（democratizing of democracy）。Anthony Giddens, “A third Way for the European Union?” In: Dick Leonard and Mark Leonard (eds.), the Pro-European Reader. New York: PALGRAVE, 2002, pp.164-70.

　　莫内認爲没有規範任何事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制度任何事都不能長久。Jerzy Buzek, “Stat of Union: Three cheers for the Lisbon Treaty and Two Warnings for Political Parties,”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49, 2011, p.7.進入全球化時代，在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歐洲民主社會發生質變，代議民主體制遭受民粹與民族主義者强烈質疑的情况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造成之貧富差异更加惡化。有鑒於此，建構西方文化之典章制度與價值仍能指引人類文明的發展？

　　反觀當代中華文化整合了中華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之中國化與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的本土化。就中華文化之現代化而言，自民國初年以來，隨着經濟發展的程度以及西方文化的影響程度，而進行調整所建構的新儒家，後來亦傳到台灣。自大陸進行“改革開放”和台灣實行直接民選政治，以及先後隨着台灣經濟發展、大陸經濟和社會發展，新儒家在海内外亦有新發展。新儒家學術的發展和興盛與中國哲學，以及中華文化的發展和興盛等有着密切的關係。當代新儒家指民國新文化運動以來全盤西化的思潮在中國的影響力擴大，有學者堅信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仍有價值，認爲中國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價值，謀求發展中國文化和社會現代化的一個學術思想流派。

　　當代新儒家的共通點是一方面致力對儒道釋三家作出新的詮釋及應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學思想融會在中國傳統智慧之内，從而認定中國傳統哲學也可發展出民主與科學等現代思想，嘗試整合中西哲學。部分新儒家主張者則認爲並不需要以其他文化學説體系的角度來變通儒家，而是從儒家本身的體系及其包含的普適性規範出發，發展新時代的儒學。面對兩岸分治的情况，新儒學致力於中西方文化的整合，是否能成爲兩岸共同認同的目標？

　　二、中華文化對兩岸關係之影響

　　學術界研究認同之文獻甚多，其中廣爲引用者有哈伯馬斯的理論，紀登斯之社會學的認同理論，以及泰菲爾的社會認同理論。廣爲引用的著作分别是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Jürgen Habermas, “Moralentwicklung und Ich-Identitt”, in: 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aialismus, ( Frankfurt: Suhrkamp, 1976); Henri Tajfel, Human groups and social catego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Details see Dirk Jacob and Robert Maier, “European identity: Construct, fact and fiction”, in: Gastelaars, M.& de Ruijter, A. (eds.), A United Europe.  The Quest for a Multifaceted Identity, (Maastricht: Shaker, 1998), pp.13-34. 綜合這三位學者之理論可得知，認同的形成基本上含有歷史所建構之認同；社會及政治條件形成之認同；未來發展方向所塑造之認同等三種不同層面。 Werner Weidenfeld, “Europa-aber wo liegt es?”, in: Werner Weidenfeld (ed.), Die Identitt Europas, (Bonn: Bundeszentral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1985, pp.14-16.

　　具有包容性的中華文化可以做爲兩岸集體認同之基礎。首先，就人的層面而言，大陸是以漢人爲主流，融入多元少數民族，形塑不同時期之中華文化。台灣則包含四百年間陸續從閩粤一帶移居至台灣的閩南人、客家人，所形成的閩南文化與客家文化，日本據台時期帶來的日本文化，1949年隨國民政府大量遷台的各省軍民所帶來的各省文化，以及晚近主要是東南亞籍配偶與台灣人民經由婚姻所帶來的新移民文化。

　　就影響力而言，中華文化在台灣仍居主流地位，其原因在於儒學在台灣傳播，始於17世紀中葉的明末清初之際。清朝管轄台灣後，即於1684年設台灣府，由於官方推動，儒學在台灣有了更廣泛的傳播和發展，各類學校祭孔孟、尊理學與傳播儒家思想，確立儒學在台灣的地位。日據時期，日本摧殘中華文化，企圖以强行改變台灣人民信仰和風俗習慣來推行“皇民化”。1949年國民黨遷往台灣後，爲加强對台灣的治理，處理日本殖民時期留下的影響力，培養台灣人民的民族歸屬感與認同感。國民黨當局將儒學中的一些倫理綱常作爲鞏固治理的中心思想，在“反共復國”綱領中納入儒學思想中的倫常觀念。上世紀50至80年代，國民黨當局對儒學進行了新的闡釋，並確立以中華文化爲主導之教課書内容。李立：《儒學在兩岸的傳承和發展》，統一論壇2013年12月，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tylt/201306/201312/t20131226_5431903.html

　　在大陸方面，從上世紀70年代至今，進行兩次戰略轉型:一是從“以階級鬥争爲綱”到“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戰略轉型；二是從“改革開放”到本世紀初開始的“和平崛起”與貫徹科學發展觀的戰略轉型。這兩個戰略轉型可以指引台海兩岸實現“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平等協商、互利雙贏”的需要，以及擴大國際合作與維護世界和平的需要。吴光：《樹立因應全球化潮流的多元和諧文化觀》，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5/8204106.html 大陸自鄧小平從事“改革開放”以來，主張“和平與發展”，故内政與外交上奉行的核心理念，就是“對外謀求和平、對内謀求和諧，對台海局勢謀求和解”。

　　以儒學爲代表的傳統文化是兩岸歷史文化的根基，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具有民族認同心理與戀土歸根意識，與儒學爲代表的傳統文化有緊密的聯繫。中華傳統文化是海峽兩岸“和”的基礎。李立：《儒學在兩岸的傳承和發展》，統一論壇2013年12月，http://www.zhongguotongcuhui.org.cn/tylt/201306/201312/t20131226_5431903.html 國民黨主張台灣文化就是中華文化，且曾在台灣大力推動中華文化之復興。從5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兩岸之間盡管存在緊張對立，但是兩岸間也存在“一個中國”共識。正是這一共識才使得美國政府在“上海公報”中接受“一個中國”立場。自李登輝主導修憲取消“省級”體制的根本目的是要據此否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的地位，以符合李登輝宣揚的“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的主張。李登輝在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抛出了“兩國論”。要求凍結憲法第四條即“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界，非得國民大會之决議，不得變更。”，另訂增修條文爲“中華民國領土爲本憲法有效實施之地區，憲法第4條不適用”。其目的是想通過該届“國大”制訂一個反應“兩國論”的“台灣基本法”，從而實質上凍結現行“中華民國憲法”，使“兩國論”在李登輝卸任後仍爲後任台灣領導人所遵循。台灣當局朝“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方向走，使兩岸關係處於僵持緊張狀態，瀕臨戰争的邊緣。

　　台灣在1999年出現政黨輪替後，李扁進一步提出停止“修憲”，按照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和陳水扁提出的“一邊一國”論“制訂新憲法、建立新國家”的目標，建立以“新台灣人”爲名之台灣民族主義。就文化層面而言，民進黨將李登輝“形塑新台灣人”與陳水扁所實施的“文化台獨”與“兩國論”政策視爲一個連續不斷、最終目標導向“台獨建國”的戰略，“文化台獨”政策自身的終極目標在於構建“台灣民族主義”或“台灣文化民族主義”。“台灣文化民族主義”主張者認爲，中華文化僅是台灣多元文化一部分，中華文化是大陸型文化。台灣多元文化已經由小區文化由下而上的建設與“去中國化”之文化教育，發展出海洋文化與民主自由之價值，進而發展出“台灣主體認同”。

　　經歷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已經成爲世界經濟大國。在經濟現代化基本實現之後，文化發展與精神現代化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就現今大陸社會層面而言，部分人民的道德與文化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不成正比，使現代化進程無法持續快速昇級。有鑒於此，習近平在2014年9月紀念孔子2565年誕辰的國際儒家學説研討會表示，今後中國共産黨一定要致力於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從孔子到孫中山。原因在於“在世界文明長河中，只有中國延續了大一統的兩千年曆史，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和資源。中國傳統文化對於執政黨而言，無疑是一塊執政富礦，值得執政者從中汲取力量”。銀正雄：《習近平改革　重返中華文化正軌》，中國時報2014年12月11日，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1211000958-260109

　　在台灣執政未久的蔡英文當局將“同心圓史觀”和“原住民族史觀”爲核心的歷史論述作爲文化政策的背景與理念。蔡英文將台灣置於論述中心，有意將長濱文化、西洋文化、日本殖民文化與中華文化整合爲本土主體性認同内涵。謝楠：《“去中華化”：蔡英文文化政策刍議》，中國評論2016年9月號。 據此，蔡英文向原住民道歉，並設置“總統府原住民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但却未使得原住民全然接受，反倒出現台灣原住民與漢族資源重新分配之疑慮。

　　三、結論

　　從甲午戰争以來，中國歷經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乃至後來在台灣興起的新儒學運動，都在思考調和中西方文化的問題。隨着中國大陸經濟社會不斷發展，中華文化也必需順應時代之變化，而發展出新内涵。以中國既有之傳統價值與制度爲主體，整合西方之技術與規範所發展出來之有中國特色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豐富中華文化的治理模式。目前台灣政黨在民粹牽制下，無力整合多元文化，多元化發展反倒變成分裂，使建構台灣主體認同的復雜度與困難度增加。百姓無所適從，難以形成認同，反倒造成集體挫折。故從文化認同層面看，兩岸以中華文化爲主流，强化文化交流之平台，共同豐富中華文化之現代意涵。兩岸互動以文化交流爲基礎，以解决民粹與民族主義對兩岸關係所造成之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