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台灣青年世代的認同問題幾乎是在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迅速成爲兩岸各界共同關注的熱點，兩岸學界與實務工作部門對此議題也陸續展開系列性研究與調研。本文所要探討的台灣青年學生認同問題整體可納入青年世代研究範疇，世代研究既是傳統的社會學與政治學研究議題，也是過去20多年來台灣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在特定歷史時段，同一“出生世代”的類似社會位階會形塑其價值觀與政治經濟行爲，尤其是青年時期的政治環境與社會事件會導致同一“出生世代”的人們共同經歷相近的政治社會化過程，進而使該群體的信仰立場與行爲模式固化。D.O. Sears and N.A. Valcntino，“Political Events as Catalysts for Preadult Socializ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7,Vol 91. No.1,pp.45-65.轉引自林宗弘：《再探台灣的世代政治：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的應用，1995-2010》，第398頁。

　　台灣不同年齡、世代民衆之間的政治與社會態度（如國家認同、民主價值、投票行爲等）存在分化或世代差异，較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Shelley Rigger, “Taiwan's Rising Rationalism: Generations, Politics,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Policy Studies，2006（26），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年。不同研究者對台灣“代際”劃分稍有差异。學界對台灣世代如何劃分問題，引用較多的除Shelley Rigger在2006年研究外（見上注），另有Andy Chang and T.Y. Wang, “Taiwanese or Chinese? Independence or Unification? An Analysis of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aiwa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2005,Vol 40.No.1-2,pp.29-49.由於高校是台灣青年政治社會化的重要階段，而既有研究在有關台灣高校學生族群與文化認同方面的調查研究比較薄弱。因此，本研究試圖通過設計專項議題問卷，對台灣高校青年學生（大學部）的身份、文化認同以及兩岸關係議題進行調查研究。本文所關注的台灣青年學生群體可歸入政黨輪替或網絡傳播世代，即該世代的青少年與成年時期經曆本土化教育與政黨輪替，感受到兩岸經貿開放與大陸崛起的經濟與社會效應，以及網絡社會的興起，相對而言具有較强的台灣認同。參見林宗弘：《再探台灣的世代政治：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的應用，1995-2010》，《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015年第2期。本文首先對台灣“本土化”與青年世代認同變動之間的關係做一歷史梳理，然後對台灣C大學問卷調查資料進行描述統計，並結合其他全台抽樣民調資料分别討論青年學生的族群身份認同、文化民族主義、兩岸關係議題的立場分佈及部分相互關係，最後對上述議題做總結式討論。

　　一、本土化與台灣青年世代認同變動的歷史背景

　　“本土化”大致有廣義與狹義兩種解釋，廣義解釋是指朝向適合本地、立足本地、認同本地的方向發展，或發展成爲具有本地特色的事物，同時含有逐漸削弱或去除外來影響的意思。狹義是指社會生活層面的本土化，其中較廣義的所指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實現適合於本地的政策、制度等；狹義所指爲，當地居民在肯定其主體性前提下，追求自主利益的相關活動，如官員的本土化等。陳孔立：《台灣政治的“省籍-族群-本土化”研究模式》，《台灣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具體到台灣地區的本土化，其在部分時段又可稱爲“台灣化”（Taiwanization），强調台灣在地的歷史、地理、文化及主體意識。

　　台灣的本土化運動在不同時代背景下有着不同層面意涵，由1980年代末期解嚴以來的本土化發展歷程看，其内涵層面涉及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以及兩岸關係多方面的變遷，且至今仍在進行中。由於與年齡、世代有關的政治效應包括終身持續效應（lifelong persistence）、世代效應（cohort effects/generational effects）、生命週期效應（life-cycle effects）等，參見林宗弘：《再探台灣的世代政治：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的應用，1995-2010》，《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015年第2期。因而台灣青年的認同變動既是30多年台灣本土化轉型的部分結果，也是本土化延續的的動力搆成要件。

　　若由歷史視角，台灣地區民衆的族群、身份、文化、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中華民國”有着極爲密切的聯繫。“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兩者之間的關係連結具有特殊的歷史經驗，兩者不但同時出現，且“中華民國”曾經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扮演重要作用。樑啓超最早於1902年使用“中華民族”概念，國民黨早期民族主義内涵爲“驅除韃虜”的漢族族群民族主義，辛亥革命後開始轉向由“中華民國”建構“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參見吴乃德：《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衆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刊》2005年第2期。這也是“中華”民族認同與“中國”國家認同時常被貼合或混淆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來台灣本土意識（或論述）在1895年後的日據時期比如1990年代初期，連雅堂、黄石輝推動主張使用台灣本土語文的台灣話文運動，但因1937年日本推行的“皇民化”運動被迫中止。與國民黨“戒嚴”治台的數十年間多有浮現，但在高壓統治壓抑下未成全面氣候。1945年國民黨當局接收台灣，爲肅清日據時期“皇民化”殖民文化影響，培養台灣民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唤起並厚植中華民族意識與“中國”國家觀念，當局厲行台灣教育的“祖國化”政策。特别是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後，頒佈《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等法規政策，在學校教育各環節内容除突出“復興文化民族精神”外，另强調“反共復國”“效忠服從”等類目；頒佈《社會教育法》、《總動員期間社會教育實施綱要》等，推行“民族精神”“中華文化復興”“傳統禮儀道德”爲重點的社會教育，采取嚴厲措施防範並鎮壓打擊台灣“獨立”意識。參見洪明、李厚剛：《略論國民黨在台灣的民族精神教育》，《台灣研究》2002年第3期。與政治主題密切關聯的全民性民族精神教育，一方面使台灣文化重新納入中華文化軌道，有益於中華傳統文化在台的繼承與發揚，遏制島内“台獨”意識與勢力的發展，1947年“二二八事件”中國民黨當局的武力鎮壓，使部分原台灣親中抗日人士轉爲扺制國民黨當局高壓統治，追求台灣自主獨立，部分台灣左派、民主派、自由派開始在美國、日本、香港等地組成海外“台獨”團體。維護了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社會秩序穩定；另一方面由於在民族精神教育中過於凸顯“反共復國”的意識形態灌輸，“（國民黨）領袖-民族（文化）-國家”鏈條的一元化文化教育造成台灣民衆對大陸的長期深刻誤解與隔膜，而這種鏈條合法性隨着1970年代世界格局帶動的台灣定位調整而逐漸裂解。

　　1971年，以“中華民國”爲名的國民黨當局被逐出聯合國，與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交”領域競争的連續失敗，使台灣内部對國民黨長期政治社會化所建構的政治法統逐漸喪失外部合法性，經濟現代化興起的社會力量對國民黨當局施加極大的政治民主化與自由化壓力。蔣經國主政後放棄過去“中央-大陸人”“地方-台灣人”二元人才甄補政策，采取黨内“本土化”途徑將台灣新生代政治精英納入統治階層。自1986年開始，蔣經國主導推動解嚴、解除報禁、開放黨禁、保障台灣民衆集會結社自由等政治自由化的改革措施，這些政策鋪陳了後續李登輝的本土化政策的基礎。

　　1980年代台灣發生的各類政治性抗争、社會運動具有民主化的訴求，由於台灣人占多數，黨外抗争展開的民主化帶出台灣本土意識，使得台灣的民主運動較少從社會議題、階級議題着手動員，而是走“省籍/族群-國家認同-統獨”路綫從省籍-族群-統獨面向看民進黨社會基礎，可參見林勁：《民進黨社會基礎的主要特徵》，《台灣研究》2010年第1期。的民主化快捷動員方式。1988年李登輝繼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後，在社會運動政治化趨勢下與民進黨競争“本土化”資源，並結合社會力量獲取黨内權力鬥争優勢，在政治“台灣化”過程中，本土化亦成爲李登輝將黨内黨外各山頭勢力予以整合組織化的共同訴求。如此一方面造成，黨内黨外反對運動挑戰、削弱國民黨的“中國法統”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具有族群區隔的本土化訴求所潜藏的“台灣民族主義”得以强化，民主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在實際政治中的密切結合，成爲反對運動的一體兩面。參見吴乃德：《國家認同與民主鞏固：衝突、共生與解决》，載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21世紀的挑戰》1997年，第16頁。

　　李登輝與後續民進黨執政合計有20年，兩者均急於以“本土化”作爲尋求重新定位台灣“國家”認同的基礎，由此造成台灣地區制度認同、族群認同、文化認同的巨大變動。首先，在“中華民國”的制度認同轉變部分，李登輝推動的主要措施包括“修憲”、1991年“修憲”，在實際執行面上將所謂的“國土”、“國民”、“國家權力”局限於台澎金馬地區，而1996年開始的領導人直選，使台灣民衆認可其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將其與大陸制度予以明確劃分。地區領導人直選、 台灣地區領導人直選，使台灣治權來自島内，一定程度上與之前涵蓋大陸的“中華民國”法統來源做切割。 “凍省”、1997年7月台灣第4次“修憲”，在新黨退席情况下，國、民兩黨聯手完成凍省修憲，作爲廣義“中華民國”版圖下的“台灣省”不復存在。提出“兩國論”，極大改變了原規範意義上涵蓋大陸地區的“憲政體制”。其次，制度認同的轉變自然帶動族群認同的變動，以民進黨爲代表的“台獨”運動，是將民主運動、族群認同運動及其所附帶的族群文化認同運動與國家認同運動混糾於一起，參見劉文斌：《台灣國家認同變遷下的兩岸關係》，台灣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第155頁。結果是對台灣内部形成整合的對國民黨“中華民族主義”的反動，在兩岸關係上形成整合的對“大陸”的反動。隨着1980年代以來兩岸關係和緩，國民黨當局早年“漢賊不兩立”式的“中國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台灣逐漸裂解。在此過程中，原生主義的“省籍”被予以工具主義/建構論的運用，由於歷史事件與政治因素的影響，本省籍與外省籍的區分在較長時間成爲台灣政治分歧的焦點，省籍因素使得民衆對不同政黨的支持程度出現重要差别，一般絶大多數外省籍民衆偏向支持國民黨，支持民進黨的民衆多爲本省籍。不過隨着第一代外省民衆的逐漸凋零，以及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進程，新世代對於中國大陸集體記憶模糊，且政治資源分配省籍不平等局面已經改變。族裔意識（ethnic consciousness）的興起、强化深受政治過程的形塑，國民黨當局長期執行的“中華民族/一中”同化政策（含語言、文化、媒體、教育等）被全面性的“去中國化”政策所取代。再次，台灣雖然經歷50年的日據殖民統治，但其社會整體文化在歷史（含血緣）繼承與國民黨文化復興、同化政策作用下，與中國文化長期保持高度的認同一致性。1980年代台灣開始朝向後工業社會轉型，“台獨”意識借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價值多元轉型契機快速發展，在李登輝時期，官方主導下學校教育的課程（綱）調整將台灣文化獨立出中國文化、塑造台灣人“命運共同體意識”，1993年，李登輝主政時期的學校教育逐漸凸顯“台灣”部分，如“教育部”將大學必修“中國通史”課程，改爲選修的“本國史”；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教育領域的施政主軸明定要培養具有“台灣主體性意識的新國民”。見張寶蓉：《台灣青年文化認同的建構與困境》，《台灣研究》2015年第4期。台灣社會也陸續出現社區總體營造、鄉土教學等本土化文化運動，這些又加强了切斷與中華民族聯繫、建構台灣民族認同的效果。

　　二、調查數據

　　由於目前專門針對全台大學生群體的兩岸文化與民族主義議題的調查很少，本研究就台灣青年學生群體（大學部）的文化民族主義、身份認同、兩岸關係等議題專門設計問卷，並於2016年6月15日-30日在台灣某“國立”C大學執行問卷調查（簡稱“C2016”），該大學位於台灣中部，C高校所在縣市的“藍”“緑”版塊長期爲藍大於緑，2014年地方選舉後，民進黨勝選該區縣市長與區域“立委”（3緑1藍），2016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民進黨候選人獲5647%選票。台灣選舉地理格局與政治生態長期呈現“北藍南緑”，即南部以中小資産階級、勞工與農民爲主，是“泛緑”陣營（偏民進黨）的基本盤，北部都會區，工商服務業、高科技産業發達，濁水溪以北長期是“泛藍”（偏國民黨）占優，“泛藍”一般被視爲偏向兩岸統一，“泛緑”被視爲偏向台灣“獨立”，台灣中部地區整體介於兩者之間。參見林勁：《民進黨社會基礎的主要特徵》，《台灣研究》2010年第1期。中等規模且在台灣高校排名中上，參與調查的均爲該校修選全校性公選課程的大學部學生，這些調查學生來自全台各縣市（見表1），這就使得本調查的參與者相較於台灣精英大學學生，潜在的更具有台灣一般學生的代表性。針對問卷調查中院校選擇的同類處理（位置、規模、排名），可參見Haifeng Huang.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nd Domestic Evalua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The Case of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5.Vol.109,No.3,pp.617.問卷成功發放550份，回收519份，回收率94%，剔除不符合要求（含回答不完整、明顯拒答、非大學部學生等情况）問卷後，最終獲有效問卷437份，有效回收率795%。本問卷部分題項設計（如身份認同、統獨立場、政黨偏好、民主價值觀等）借鑒已有的成熟問卷並加以適當延伸，以使相關問題的考察具有延續與比較性。本次調查學生的年齡主體分佈是在1993-1997年之間，該群體未經歷戒嚴、對兩個“中國”辯論少有直接感受，且其“國民教育”内容已增加認識台灣系列，台灣認同的比例會高於其他世代。

　　本文使用的資料除作者自行調查收集外，另部分資料係採自“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簡稱TEDS系列）“中國效應調查”（簡稱CIS2011-2013）“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簡稱TSCS系列），相關資料分别由台灣政治大學選研中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執行，並由“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SRDA）釋出，作者感謝上述機構提供資料，概本文内容由作者自行負責。

　　三、身份認同的測量與分佈比較

　　台灣地區各大型調查研究計劃（如TEDS、TSCS）測量國家/身份認同的核心題組語句爲“在我們社會上，有人説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説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説都是，請問您認爲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者都是？”該題組雖被後續許多研究挑戰，或有各種修正建議，但基於跨時比較研究需要，而一直被沿用。圖1顯示了此題組測量台灣20-35歲青年群體（1980-1995年出生）身份認同的擬似定群的動態變化趨勢，可看出隨着本土化的時間推進，青年群體的台灣認同會隨着年齡增長提昇，雙重認同下降，中國認同低落，2011年後的變動非常明顯。

　　由於上述測量題組“中國人”、“台灣人”的内涵包括文化、歷史、血緣、統治等多面向，這也反映出台灣民衆國家/身份認同的復雜性，但此題組來測量“族群文化認同”似乎過於單薄，且該問法似乎也容易和政治性的“民族認同”混淆，吴乃德：《麵包與愛情：初探台灣民衆民族認同的變動》，《台灣政治學刊》2015年第2期。加之台灣民衆的國家/身份認同的自我判斷與“統獨”立場密切相關，因此本文選取基於“統獨”情景設問題組的2X2交叉認同劃分。將特定條件情境設問下的兩題A.“若台灣‘獨立’不會引起戰争，你是否同意台灣應‘獨立’？”與B.“若兩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發展相當，你是否同意兩岸應統一？”的答案交叉列聯，將A（贊同）B（贊同）定義爲“雙重認同者”，A（贊同）B（反對）定義爲“台灣認同者”，A（反對）B（贊同）定義爲“中國認同者”，A（反對）B（反對）定義爲“維持現狀者”。對台灣地區身份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量化考察有多個長期型題組，文中所用的交叉分類測量方式首先由吴乃德（1993）設計使用，後廣爲研究界認可（如徐火炎，1996；March，2002；Niou，2004；Chu，2004；Wu，2015），並在主要追踪、主題調查中延續。本文將原分類中"台灣民族主義者"修改爲"台灣認同"、"中國民族主義者"修改爲"中國認同"。由圖2可見台灣自1990年代初期（李登輝執政時）至今20多年，“中國認同”者比例整體明顯下降（2013年全台調查爲132%，N=2292），“台灣認同者”比例持續上昇（2013年爲361%），“雙重認同者”比例約占2成（2013年爲202%），“維持現狀者”比例稍高於“中國認同者”（ 2013年爲166%）。相較於上述全台抽樣數據，C校大學部學生在這兩題項交叉的結果顯示（見表2），持“台灣認同”（531%）、“維持現狀”（239%）立場比例高於2013年全台數據，“雙重認同”（131%）、“中國認同”（8%）立場比例低於2013年全台數據。

　　四、族群與文化認同的分佈描述

　　本調查借鑒已有調查（TSCS與CIS）中的部分題項，在問卷中專門設計多組關於“中華民族/文化”與“台灣/本土文化”問題，試圖從多個面向瞭解台灣青年學生群體的認同立場。由表3可見，在族群題組，有889%的學生不否認多數台灣人的祖先是漢人，應繼承漢人血統與歷史（明確同意比例爲454%）；有794%的學生不否認台灣人不應分離於多族群的中華民族（明確同意比例爲505%）。在文化題組，有881%的學生不否認作爲中華民族一員，應將中華文化發揚光大（明確同意比例爲54%，其比例低於2013年全台調查的822%）；有922%的學生不否認中華傳統文化在台灣文化中佔有很重要分量（明確同意比例爲659%），但也有947%的學生不否認台灣應建立與“中國”不同的文化特色（明確同意比例爲501%）。

　　文化民族主義教育態度方面，在2013年針對全台民衆的抽樣調查中（見表4），贊同在國民教育中加强中華文化教育的比例高達709%，反之不同意比例爲207%，贊同加强台灣本土文化教育的比例也高達797%，反之不同意的比例爲148%。相較於2013年的全台調查，2016年針對青年學生的調查顯示，贊同加强中華文化教育的比例雖超過半數（58%），但低於2013年贊同比例，且不贊同比例（416%）明顯高於2013年比例；贊同加强台灣本土文化教育的比例（876%）也高於2013年比例。

　　若將文化民族主義題項交叉（如表5顯示），表示要同時加强中華文化教育與台灣本土文化教育的總比重超過半數（557%），即便是堅持台灣本土文化教育的學生中多數依舊重視（634%）中華文化教育。由表6，可以發現加强中華文化教育與加强台灣本土文化教育兩個變量的相關係數爲0272，對相關係數的雙側P值小於001，即越主張加强台灣本土文化教育的學生，同時也越會重視中華文化教育，這表明在台灣青年學生群體中，中華文化與台灣本土文化教育實際聯繫密切，台灣本土文化難以替代中華文化。

　　五、青年學生的認同與兩岸議題

　　自1980年代中後期開始，台灣社會逐漸形成本土主義爲主軸的論述，這種以“政治”爲主體的論述早期以反國民黨爲主，後延伸到對中國大陸的疑慮。特别是隨着台灣主要産業西移大陸，大陸成爲台灣最大投資地與海外生産基地，台灣對大陸經貿依存度極高。自2001年至2015年，台灣對大陸投資占其總對外投資的50%以上，2010年達到85.2%的峰值；台灣大陸（含香港）出口在2004年超越美國，並長期保持40%左右的出口占比（2015年爲39.4%），遠高於居台灣出口市場第二位的歐盟比例（2015年爲18.1%）。數據整理自台灣"經濟部國貿局"。因此，在晚近20多年台灣所面對的“全球化”中，大陸佔有超高比例，特别是2000年後台灣長期陷入經濟低迷，大陸已逐步實現兩岸區域性權力轉移（power-transition），經濟因素叠加特殊的兩岸政治因素，無怪乎台灣各類所謂反全球化運動的對象多指向大陸，並以强烈“反中”情緒呈現，在此方面台灣青年的反應尤爲突出。因此，本調查特别設計數組兩岸關係態度題項，以分析認同與兩岸關係態度的關聯。

　　在身份認同與兩岸關係題項交叉分析中（表7顯示），在Q18題項，主張放慢兩岸交流的學生更傾向台灣認同；持擴大開放立場學生在雙重認同、中國認同群體中所占比例最高，支持維持兩岸交流現狀的學生在台灣認同、維持現狀群體中比例最高。在Q19題項，表示未來可能（將“可能”“一半一半”選項合併）去大陸工作、創業的學生在雙重認同、台灣認同、中國認同、維持現狀群體中均佔有較高比例，中國認同群體最爲明顯。在Q31題項，支持延續“九二共識”的學生在雙重認同群體比例較高，無明確立場的同學在台灣認同、維持現狀群體中比例較高。在與其他調查的比較中（見圖3），學生群體對“九二共識”的合計支持態度（382%）雖然高於不支持態度（346%），但低於社會的平均支持度，且學生群體對“九二共識”的認知明顯存在不確定性或不關心立場，“都不支持”的比例（259%）遠高於社會其他調查在該選項的比例。針對島内興起的有關兩岸經貿擴大貧富差距的輿論，Q33題項結果顯示，認爲密切的兩岸經濟關係會擴大島内貧富差距的同學，更偏向台灣認同；持“擴大”立場的同學在四個認同群體中均超過半數。若與其他調查同類問題作比較（見圖4），青年學生態度與一般民衆立場基本一致（將“擴大很多”與“擴大一些”合併）。

　　六、青年認同的分類群體比較

　　透過雙變量的交叉列表本交叉列表已將Sig值大於0.05的題項剔除。分析，表8顯示在性别部分，女生較男生更偏向台灣認同，男生更偏雙重認同；在Q6a題項，贊同多數台灣人祖先是漢人的學生，越傾向雙重認同與中國認同；持贊同立場者也占雙重認同、中國認同、維持現狀群體的最大比例，台灣認同群體中多數並不否認（891%）台灣人的祖先是漢人。在Q6a題項，贊同台灣人屬中華民族的學生更傾向雙重認同、中國認同，持不贊同態度的學生更傾向台灣認同、維持現狀；台灣認同與維持現狀群體的多數並不否認（77%與779%）台灣人屬於中華民族。在Q6e題項，認爲台灣應建立與“中國”不同文化特色的學生更傾向台灣認同，反之更傾向中國認同；除同意立場的學生占台灣認同群體多數外，占雙重認同、中國認同、維持現狀群體最大比例的是持“既不同意也不反對”立場的學生。在Q6f題項，認爲台灣人不屬於中華民族比例僅爲212%，持該立場的學生更傾向台灣認同；但占雙重認同、台灣認同、維持現狀群體多數的是持“既不同意也不反對”立場的學生。在Q7題項，認爲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完全、大部分相同的學生占雙重認同、中國認同群體的多數（583%與60%），認爲兩種文化内容對半相同的學生占台灣認同與維持現狀的多數（535%與548%），只有占總體66%的學生認爲兩種文化少有或不相同。在Q8題項，雙重認同、台灣認同、中國認同、維持現狀群體的多數均贊同在國民教育中加强中華文化教育，其中雙重認同與中國認同比例（75%與80%）均明顯超過台灣認同與維持現狀比例（515%與54%）。

　　表9爲多元logistic回歸模型的分析結果，在雙重認同相對台灣認同的對比上，女性比男性更傾向於台灣認同；越反對台灣應建立與“中國”差异文化的學生，更傾向雙重認同；越贊同加强中華文化教育、越贊同擴大兩岸交流、支持兩岸協商沿用“九二共識”的學生，越傾向雙重認同。在中國認同相對台灣認同的對比上，承認多數台灣人繼承漢人血統與歷史、越贊同擴大兩岸交流、越不贊同台灣建立與“中國”不同文化特色，及未來可能去大陸工作創業的同學，更傾向中國認同；在維持現狀相對台灣認同的對比上，越反對台灣建立與“中國”差异文化特色、未來可能去大陸工作創業的同學，更傾向維持現狀。回歸模型的分析結果進一步印证了前述交叉列表的分析結果。

　　七、結論

　　台灣高校雖相對組織獨立，但受周圍環境影響較大，在政治本土化轉型過程中，大學生群體由於具有青年理想主義與行動主義等特質，已成爲台灣社會運動的主體力量之一，數次學運分别對島内政局與兩岸關係造成深遠影響。在偏“獨”政治合力推動下的島内本土化逐漸成勢，本土生活、兩岸政治經濟關係變動以及兼具中華文化的混合社會化（教育）塑造了台灣青年世代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台灣”的歷史集體記憶，而青年學生的民族主義也扎根於這些集體記憶。由調查資料，可再一次證實本土化對台灣民衆政治身份認同與族群身份認同的深刻影響，青年世代表現更爲突出，其“去中趨台”的立場傾向普遍高於其他世代群體。

　　有關台灣民衆認同議題的數項調查（含CIS系列）也顯示，受本土化（小環境）、兩岸關係與國際局勢變動影響（大環境）影響，台灣民衆傾向於疏遠與大陸密切聯繫的某些政治認同，但出於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與親近，台灣民衆其實並未排斥“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參見Zhong Yang，“Explaining National Identity Shift in Taiw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6, Vol25, No.99,pp.336-352.對C校的調查也印证青年學生群體也有此特點，本研究更細一步的發現是，即便是在民進黨執政縣市，青年學生群體對“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依舊保持較高的接受認可度，即多數青年學生在民族與文化意義上未否認“中國（人）”認同，對“中華文化”的接受認可稍高於“中華民族”，這也是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及未來和平統一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青年學生在持有“中華”認同的同時，也不放棄本土認同，要求在“國民”教育中本土文化教育與中華文化教育並舉。

　　對C校的調查顯示，不同認同的學生群體在是否擴大兩岸交流、未來是否去大陸工作創業、兩岸協商是否延用九二共識等議題上立場差异明顯。整體上，中國認同與雙重認同群體更持積極性立場，維持現狀群體次之，也間接表明較之其他老輩世代，年輕世代更具有實用主義態度，此外也表明在新形勢下，大陸方面應將培育台灣同胞的雙重政治認同作爲努力目標。參見李秘：“‘台獨’運動出現戰略性轉變”，中國評論2016年9月。http://www.crntt.com/doc/1043/8/6/5/104386527_3.html?coluid=93&kindid=15730&docid=104386527&mdate=0912002624此外，各認同群體均會將兩岸經濟密切與島内貧富差距擴大聯繫起來，而這也與台灣民衆的整體判斷基本一致。這從側面反映出，台灣深嵌入全球經濟體系且經貿高度依賴大陸，全球化資本主義擴張引發的分配惡化問題隨經濟增長减緩而加劇，兩岸經貿往來刺激了台灣民衆對貧富差距與階級不平等惡化的焦慮與不滿。林宗弘:《台灣階級不平等擴大的原因與後果》,《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2015年第2期,第45-68頁。 

　　總而言之，文化認同、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交叠的比重，深刻影響到國家的長期穩定與發展。多民族國家的認同既受歷史因素形塑，又受全球化進程浸染。參見韓震：《論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及文化認同》，《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兩岸因内戰與國際格局長期分治，雖兩岸民族文化認同高度重叠，但台灣地域性文化與族群認同與“一中”國家認同的存有錯節，已然對國家統一提出挑戰。一方面，在關鍵性的兩岸“公民”政治認同上，大陸尚有較大努力空間，即通過制度建設等“反求諸己”方式，建構並提昇民衆對“中國”的公民認同；另一方面，台灣區域文化本來就是沿着中國傳統文化軸綫發展起來的，只要作爲大國化的“中國”文化具有更强的創新、包容、吸納能力，則台灣難以支撑或發展出有别於中國文化的新文化，參見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講席教授黄靖《中美關係視角下的台灣問題》演講（筆者記録稿），清華大學兩岸論壇2016年3月28日。“台獨”在歷史上就無從發展。


　　吴維旭，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台灣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管理學博士；李毓峰，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係助理教授，德國洪堡大學政治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