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内外經濟環境的巨大變化，過去較爲成功的台灣“經濟奇迹”發展模式受到很大挑戰，原來若干明顯的特徵或是弱化，或是走向反面，與此同時，經濟發展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徵。台灣經濟進入了轉型發展階段。從經濟增長速度角度來看，突出表現爲過去高速增長的時代結束，轉入穩定中速增長時期。值得探究的是，台灣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爲什麽會結束？又是哪些因素支撑了經濟穩定中速增長？

　　第一節　穩定中速增長模式的形成

　　一、兩個特徵

　　與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相比，80年代中期以後的台灣經濟增長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徵。

　　其一，經濟增長由過去的快速增長轉爲中速增長。在經濟發展的“黄金時代”20世紀60年代，經濟增長速度年平均達到10％。70、80年代仍保持較快增長速度。1971-1980年，年平均增長率爲9.4％。80年上半期，經濟增長大致仍保持高增長水平，1981-1987年，年平均增長率爲8.5％，其中1986與1987年經濟增長率高達爲11.6％與12.7%。但此後增長速度明顯放慢，至2000年止未再出現過兩位數增長。1988-2000年，台灣經濟年平均增長率爲6.6％，中速增長的階段性特徵突出（參見表4-1）。

　　其二，經濟呈較穩定增長態勢。20世紀70、80年代台灣經濟雖然平均增長速度較快，但受兩次世界石油危機的影響，各年增長幅度波動較大，20年中有9年經濟呈兩位數增長，其餘爲個位數增長，其中1974年增長率僅1.2％，1975年、1982年分别爲4.9％與3.6％。進入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經濟除了1998年受到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增長率爲4.3％較低外，各年經濟增長率大致維持在6％至8％之間，表現出較穩定的中速增長趨勢（參見表4-1）。

　　表4-1　歷年台灣經濟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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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發展水平

　　台灣經濟經過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十幾年的穩定中速發展，總體經濟發展水平有了進一步提高，從幾個主要經濟指標看，2000年台灣生産總值（GDP）爲3094億美元，在全球排名第17位，當年人均GDP爲13985美元。2000年對外貿易總額2883.32億美元，爲全球第14大貿易地區。至2000年底台灣外匯存底爲1067.42億美元，名列世界第4位。

　　三、横向比較

　　台灣與香港、新加坡及韓國同屬亞洲“四小龍”，將台灣與其他三個國家及地區進行比較，可從另一角度看在進入21世紀前台灣經濟發展的水平。從經濟增長速度看，2000年“四小龍”各國及地區大都擺脱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恢復較快增長速度，香港經濟增長率達10.2%，新加坡增長9.4%，韓國9.3%，台灣排最後爲5.9%。比較經濟總量，2000年韓國GDP達4615億美元，居第一；台灣3094億美元爲第二，香港與新加坡分别爲1654億美元及915億美元。不過，人均GDP則是香港24791美元居第一，台灣13985美元爲第三。失業率方面，2000年台灣是3.0%，在“四小龍”中爲最低。（參見表4-2）

　　表4-2　2000年亞洲“四小龍”主要經濟指標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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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高速增長時期結束的原因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經濟之所以難以再持續高速增長，主要是因爲台灣内外經濟環境均發生了巨大變化，明顯地失去了原有的一些有利因素與條件，台灣社會經濟進入轉型時期。

　　一、國際經濟格局變動對台灣經濟的不利影響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國際經濟環境對台灣不利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其一，美國對台灣貿易壓力日益增加。如前所述，美國長期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國，1984年台灣對美出口占其出口總額比重創下48.8%的紀録，台灣對美順差額近百億美元。然而，隨着美國貿易赤字不斷擴大，進而由債權國變成債務國，台灣成爲美國施加貿易壓力的主要目標之一，台灣在被迫逐步開放島内市場的同時，新台幣大幅昇值，1992年新台幣對美元匯率昇值至25.4：1，結果導致台灣許多傳統出口産業失去國際競争力。

　　其二，世界經濟區域化加速發展，使台灣主要外貿市場面臨了更大挑戰。1993年，一個商品、資金、勞務及人員自由流動的歐洲統一大市場正式成立。1999年歐盟進一步實行歐元單一貨幣制度，達成經濟貨幣聯盟。另一方面，1994年包括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在内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生效實施，成爲全球最大的區域性貿易實體。此外，亞太地區的經濟區域化也逐漸向前發展，東盟自由貿易區在1993年開始啓動運行。各類地區經濟集團都具有對内互惠、對外排他的雙重經濟功能，這種排他性對台灣傳統的外貿市場産生了很大挑戰。

　　其三，在國際市場上，後起的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對台灣的競争壓力越來越大。20世紀80年代以前，台灣出口導向經濟具有“搶先”優勢，之後，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也以自身的優勢大力發展出口工業，加入國際市場競争，台灣傳統的勞力密集型出口産品受到嚴峻挑戰。90年代以來這種趨勢更加明顯。以海峽兩岸産品在美、日市場佔有率來看，1986-2000年，台灣出口産品在美國市場佔有率自5.35%下跌到3.33%，而大陸則從1.29%上昇至8.22%；同期，台灣産品在日本市場佔有率自3.71%略昇爲4.72%，而大陸則從4.49%猛昇至14.51%。（參見表4-3）不過，應指出的是，海峽兩岸産品在美、日市場相互消長過程中，大陸出口産品包含了相當部分台商在大陸的生産品。

　　表4-3　台灣與大陸在美、日進口市場佔有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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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而言，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國際經濟格局的演變，使台灣經濟陷入所謂前有强敵阻擋，後有追兵壓力的“夾殺困境”，從而使台灣經濟難以繼續以往的高增長勢頭。不過，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動同時也存在着有利台灣經濟發展的若干因素，這方面情况將在後文述及。

　　二、台灣内部環境的變遷

　　如果説，國際經濟的新格局使台灣經濟失去了持續高速增長的外部條件，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制約台灣經濟快速增長的更大因素則是台灣内部環境的巨大改變。

　　（一）經濟環境的改變

　　勞動力這一重要的基本生産要素，在過去20、30年是台灣企業國際競争力的最大優勢，但20世紀80年中期以後却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一方面，隨着勞力密集型加工出口工業的迅速發展擴張，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矛盾日益加劇；另一方面，在平均民衆所得水平提高，而社會風氣又轉趨投機享樂環境下，年青人不再願意從事較艱苦的體力勞動，這就更突出了工業特别是製造業勞力短缺的困境。台灣的工資水平因此大幅上昇。製造業員工每月平均工資，1979年爲新台幣6554元，1985年昇至12697元，而10年後的1995年則已昇至32545元，10年間工資水平漲了1.56倍。而同期製造業勞動生産力却僅增長0.84倍， 其結果企業生産成本上昇，競争力下降。台灣另一重要基本生産要素土地的價格在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也出現暴漲情况。台灣土地面積原本十分有限，隨着工業的迅速發展，加上相關土地政策的限制，工業用地供不應求的矛盾已日趨突出。80年代中期起，由於總體經濟失衡，泡沫經濟産生，房地産價格更是急劇高漲。以台灣省公告地價而言，與上年相比，1987年上漲9.74%，1988年漲11.54%，1989年大幅上漲47.31%，到1990年更上漲103.05%。而實際市場價格還遠高於公告地價，一般公告地價僅約等於市價的50%至60%。另外，觀察台北市住宅價格，1986年每坪平均爲新台幣6.72萬元，到1990年便漲至36.87萬元，漲幅爲448.7%。 房地産價格暴漲加劇了工商業用地的緊張，廠商經營成本大幅上昇。

　　（二）政治環境的改變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台灣取消“戒嚴法”、開放黨禁報禁以來，台灣政治也進入了轉型時期，台灣民衆在擺脱長期專制統治的同時，也爲畸形發展的民主政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經濟發展受到强烈衝擊就是其中突出的表現。

　　首先，政局動盪不安，影響民間投資意願。隨着台灣政治體制由强權政治向多黨政治的轉换，島内各種政治利益集團的對立鬥争日趨尖鋭，社會上省籍族群矛盾、國家認同問題及統獨之争等各種政治意識形態的鬥争亦不斷激化。而接連不斷的大小選舉，在加劇上述各種矛盾與鬥争的同時，也使各種政治勢力的力量此消彼漲，國民黨長期執政的地位受到挑戰與動摇。這種動盪不安的政治局勢帶來了兩種後果。一是，台灣社會民心開始浮動，對台灣政治發展前途信心不足，進而影響對島内投資的意願。二是，台灣當局不再以發展經濟爲其鞏固政權的主要任務了，而是把政黨利益與選舉勝利作爲首要目標，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則是第二位的，有時甚至成爲政治利益的犧牲品。

　　其次，經濟管理混亂，經濟决策艱難。台灣在社會與政治日趨多元化後，原有的經濟管理體制無法適應形勢發展，當局對經濟的管理混亂無力，行政效率低落。特别是在立法機構，對於各種法案的審議，即使是社會經濟急需的法案，囿於各黨派的利益衝突、各利益集團的牽制，往往是争論不休，遲遲難以通過，甚至長期拖延擱置，致使立法機構常常是待議法案堆積如山。

　　第三，黑金政治泛濫，侵蝕經濟肌體。伴隨着台灣社會與政治多元化的發展，台灣社會經濟資源相應發生重新配置。在此過程中，各政黨爲了自身的利益及選舉，需要財團甚至黑道勢力的支持；而後者爲了資源分配的利益也要藉助政治力量，金權政治與黑道問題因此日趨泛濫。財團與黑道勢力不僅滲透立法機構，影響經濟决策，而且介入各個公共工程項目，致使工程費用高、質量差。黑道勢力甚至采用暴力手段，進行工程圍標、綁標、勒索保護費與權利金等。黑金政治已演變成台灣社會的巨大毒瘤，在直接侵蝕經濟肌體的同時，更造成治安惡化，社會秩序混亂，使投資者失去信心。

　　（三）社會環境的改變

　　戰後台灣長期累積並被壓制的各類社會矛盾隨着强權政治體制的解體也不斷爆發出來，影響較大者如環保運動、勞工運動等，轉型中的台灣經濟因此又增加了一層困難。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方面由於長期累積的環境污染問題愈益嚴重，另一方面民衆的環保意識在所得水平提高後也逐漸提高，再加上保護自身權益意識的提高，台灣環保運動日益高漲。投資者建廠，不但得通過官方的環保標準評估，往往還得獲得設廠當地百姓的同意。换言之，投資設廠除了可能遭遇抗議阻撓外，廠商污染環境所造成的社會成本已不能再像過去由社會大衆來分攤，而必須變成其生産成本的一部分，經營負擔明顯增加。不少大型投資項目因此無法順利進行，如台塑的“六輕”案、台電的“核四”案及美商杜邦案等。勞工運動的高漲則主要表現爲勞資衝突事件的大量增加。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台灣勞資争議案件每年一般爲幾百件，80年代中期以後則迅速增加，1985年勞資争議案件爲1443件，1995年激增至2271件，2000年時則達8026件。在以往“戒嚴”體制下，勞動市場對資方極其有利，資方可以通過低工資、長工時等手段獲取高額利潤。但隨着勞工争取自身權益意識的提高以及工會組織力量的加强，勞工常常通過罷工、遊行示威等行動抗議其基本權益被侵犯，當局也逐步修正相關勞動法令改善對勞工權益的保障，企業經營成本因此相應增加。

　　凡此種種，説明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經濟、政治與社會均進入轉折時期，經濟發展受到的衝擊與挑戰是全方位的，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條件已經失去。

　　第三節　穩定中速增長的動力來源

　　由於内外環境的巨大變化使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台灣經濟無法繼續維持高速增長了，關於這一點人們較好理解。但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則是，面對全方位的衝擊與挑戰，台灣經濟並没有急劇衰退，而是維持了較穩定的中速增長水平，其原因何在？换言之，其穩定中速增長模式的動力爲何？事實上，與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相比，80年代中期後台灣經濟增長速度明顯下降，但與同時期相類似的經濟體相比，台灣經濟的增長速度並不慢。20世紀70年代末同樣被世界公認爲新興工業化國家及地區的墨西哥、巴西及阿根廷三個拉美國家，1990-1998年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分别爲2.5%、3.3%及5.3%，而同期台灣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是6.5%。即使在亞洲“四小龍”中，台灣亦排名第二，1990-1998年新加坡、韓國及香港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分别爲8.0%、6.2%及4.4%。深入分析支撑台灣經濟穩定中速增長的動力來源，不僅可以加深對轉型期台灣經濟發展的認識，而且有助於觀察21世紀台灣經濟增長模式的變化。

　　一、海内外經濟環境若干有利因素

　　盡管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台灣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不再像60、70年代那麽有利了，但與此同時，海内外經濟環境的變化也爲台灣經濟發展提供了一些有利因素，這是轉型期台灣經濟得以維持穩定增長不能忽視的背景條件。

　　（一）日元大幅昇值給台灣生産與出口帶來新機會

　　戰後日本長期實行經濟擴展與出口導向政策，其結果是在經濟迅速增長的同時，出口貿易不斷擴大，貿易順差急劇增加，從而帶來日元的長期昇值傾向。1985年西方5國財長會議（“廣場飯店協議”）後，日元急劇昇值，日本國内生産成本迅速提高，國際競争力下降。爲此，日本企業在政府的鼓勵下，開始新一輪的海外直接投資高潮，包括台灣在内的亞洲成爲日本主要投資地區之一。據日本大藏省的統計，1951-1984年度，日本對台灣的直接投資爲6.47億美元，平均每年投資額是0.19億美元；而從1985-1990年度日本對台灣的直接投資達20.84億美元，平均每年投資額是3.47億美元，是前34年平均投資額的18倍多。由於新一輪日本的投資，製造業方面集中於電子電器和汽車及零部件産業，服務業方面則以金融、貿易及商業等爲主，這就給同樣開始面臨貨幣昇值壓力，産業結構必須由傳統的勞力密集産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産業調整昇級的台灣帶來資金與技術方面的有力支持。與此同時，日元大幅昇值造成日本出口競争力降低，使貨幣昇值幅度相對小的台灣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價格競争優勢，從而有可能使某些出口産品超過日本，甚至位居世界前列。

　　（二）美國新經濟的蓬勃發展爲台灣電子信息業提供技術與市場條件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信息技術革命的帶動下，美國以信息産業爲核心的高科技産業迅猛發展。據統計，整個90年代，美國公司在計算機上的年投資額增長了14倍，在1995-1998年間，信息産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爲35%。美國經濟因此在90年代初期走出衰退而進入了近10年的繁榮期。自1992年後，美國經濟每年增長率都保持在3%以上，1997-2000這4年的平均增長率更是達到了4%。同時期，失業率從1992年的7.5%下降到2000年9月的3.9%，通貨膨脹率也持續維持低水平，展現出長期繁榮的“新經濟”發展模式。美國新經濟的蓬勃發展爲20世紀90年代台灣電子信息産業的快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首先，美國成爲台灣發展電子信息産業的主要技術供應來源。出於産業技術分工的需要，美國國内企業20世紀90年代以後更多地將其資源集中於新産品開發和創造、維持和改進産品的市場標準所必須的相關技能（如設計、原型以及軟件等），而將具有較高附加值硬件的生産和製造活動轉移到已有較好發展基礎的東亞地區，甚至將某些部件的設計、製造活動通過合同形式轉包給東亞地區的企業，使東亞地區成爲美國信息産業的部件、組件乃至整個系統的新供應基地。在此新的國際生産網絡中，台灣通過吸收美國的直接投資、技術貿易以及代工製造（OEM）、委托設計製造（ODM）等技術學習渠道，獲取並提高了相關生産技術能力。如表4-4所示，整個90年代美國是台灣主要外資來源之一，對台直接投資大體呈不斷增加的趨勢，10年間共投資67.76億美元，占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23%。在技術貿易方面，1987年台灣向美國支付的版税及許可证費用爲2100萬美元，此後逐年上昇到1991年的5700萬美元，1992及1993年分别爲4200萬美元及4000萬美元。

　　其次，美國爲台灣電子信息産業等提供了有效的商品吸收市場。由於内外經濟環境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美國市場在台灣出口所占的比重明顯下降了，但减少的部分主要是傳統的勞力密集型産品，台灣新興的電子信息産業等技術密集型産品主要出口市場之一仍是美國。1990年台灣對美出口的機械及電機産品占其對美出口總額的比重爲26%，其後逐年上昇至1997年的近60%。以2001年情况看，全年台灣對美國出口總額達88億美元，其中，對美出口前3大産品爲自動數據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集成電路、辦公室機器零件，占美國進口市場的比重分别爲11.4%、11.8%及11.5%。（參見表4-5）

　　表4-4　20世紀90年代美、日對台直接投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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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5　2001年美國自台灣進口金額前10大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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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兩岸恢復經貿往來成爲影響台灣經濟發展的新因素

　　自1949年起由於歷史與政治的原因，海峽兩岸的大陸與台灣長期處於隔離狀態，各自走上不同的經濟發展道路，經濟發展水平也相應呈現出階段性的差异。但從1979年起，這一局面被打破了。一方面，大陸决定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國民經濟從此駛上蓬勃發展的軌道；另一方面，大陸宣佈了“和平統一祖國”的對台方針，並提出海峽兩岸實現“三通”的倡議。這些歷史性的變化使兩岸政治關係從緊張對峙走向逐步緩和；而兩岸經貿關係也相應由基本中斷轉爲恢復往來。不過，兩岸經貿關係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才進入較快發展階段。1987年11月，台灣正式開放部分民衆赴大陸探親，台灣對大陸經貿政策也呈現逐漸鬆動趨向，兩岸經貿往來因此日趨活躍。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及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後，大陸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方向，進一步加快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的步伐，由此引發了台商對大陸投資新熱潮。兩岸經貿關係日益密切，貿易與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據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的統計，1991-2000年兩岸貿易額從42.34億美元增加到305.33億美元；同期，台商對大陸投資協議金額從13.90億增至39.88億美元，實際到資額從4.66億美元增至23.27億美元。 隨着兩岸經貿往來加速發展，在兩岸的經濟發展中，特别是處於轉型昇級的台灣經濟發展中，兩岸經貿關係成爲新的、而且是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因素。

　　二、台灣經濟穩定中速增長模式的動力來源

　　（一）以電子信息業爲主的高科技産業成爲台灣經濟增長的新支撑點

　　面對新台幣大幅昇值、勞工成本上昇及土地價格高漲等一系列巨大壓力，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台灣傳統的勞力密集型産業逐步失去發展上的比較利益，無法有效地支撑經濟持續發展了。但在此過程中，台灣當局再次抓住日元大幅昇值及美國新經濟迅速發展所提供的歷史機遇，逐步推動産業結構的調整昇級，轉向發展技術密集型産業，使以電子信息業爲主的高科技産業發展迅速，較順利地取代傳統的紡織、塑膠等産業成爲經濟增長的新支撑點，這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内外形勢劇烈變化對台灣造成的强烈衝擊，使台灣經濟尚能維持中速增長。

　　1.電子信息産業成爲台灣産業的主流

　　20世紀90年代，在台灣當局的大力扶植下，加上以美國爲首的國際電子信息産業蓬勃發展的刺激，台灣以電子信息業爲主的高科技産業發展迅速。1997-2000年，台灣電子信息産業生産年增率分别高達18.5%、9.6%、19.6%及18.1%，遠高於同期經濟增長率與製造業年增率。1993年電子信息硬體産業總産值達108億美元，位居世界第5位；1997年總産值增至302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日本。2000年，台灣電子信息硬件産業總産值進一步上昇到470億美元，不過世界排名已在美國、大陸及日本之後。就單項産品而言，90年代上半期，監視器、主機板、掃描儀、鼠標及鍵盤等發展較快，其産品達到或超過世界産量的一半；而90年代下半期，則以筆記本型電腦、監視器（液晶監視器）、主機板及桌上型電腦等發展較快，1999年筆記本型電腦、監視器及主機板産值分别爲111億、94億及49億美元，在世界市場的佔有率分别是49%、58%及64%。

　　由於電子信息業是台灣電機電子業中的主導産業，後者因此相應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以基期1996年爲100，1990-2000年，台灣的製造業類指數由76.37提高到129.87，增加53.5個百分點；而其中，電機電子業指數則由55.37提高到185.43，增加130.06個百分點，增長速度遠高於製造業的總體水平。電機電子業在製造業中的地位相應快速上昇，成爲製造業的第一大産業。1987年電機電子業占製造業的比重爲16.89%，在四大類製造業（電機電子業、化學工業、基本金屬工業及民生工業）的比重尚居末位，但至1998年所占比重提高爲30.26%，上昇至首位。 隨着電機電子業的快速發展，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增加。1991年電機電子業對經濟增長貢獻0.5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貢獻所占比重爲6.58%（經濟增長率爲7.6%）；到2000年電機電子業對經濟增長貢獻1.6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貢獻所比重爲27.12%（經濟增長率爲5.9%）。

　　2.電子信息産品成爲台灣出口增長的新支柱

　　伴隨着台灣産業結構的調整昇級，以電子信息爲主的高科技産業也是以出口爲導向，因而電子信息等産品的出口增長十分迅速，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電子信息産品等高科技産品逐步取代傳統的紡織品、成衣、自行車及玩具等産品成爲台灣出口貿易的主力商品。1997年台灣電子、資訊與通訊産品出口額達32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爲26.62%。到2000年，電子、資訊與通訊産品出口額提高至512.5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34.54%；而同期紡織品出口152.19億美元，所占比重爲10.25%。

　　3.技術密集産業成爲台灣勞動生産力提高的主要來源

　　從勞動生産力角度觀察能够更直接看出以電子信息業爲主的技術密集産業是20世紀90年代台灣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據台灣“經建會”專家的研究分析，1991-1999年，台灣經濟增長率平均爲6.5%，就其增長來源搆成看，勞動生産力增長5.1%，就業增長1.4%。勞動生産力增長率雖比1982-1990年平均的5.7%爲低，但其對整個經濟的貢獻率高達78.5%，遠高於1982-1990年平均的67.5%。而台灣勞動生産力仍能維持5.1%的增長水平，主要因爲技術密集工業勞動生産力大幅增長，促使製造業勞動生産力持續提昇。同期服務業及營造業勞動生産力增幅則明顯趨緩。1991-1999年台灣技術密集工業勞動生産力持續平均增長7.4%，而傳統工業及基礎工業勞動生産力平均增長率則分别下降至2.5%及4.8%，由於前者的明顯提昇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後者的下降，使製造業勞動生産力增長率平均達5.3%，高於整體勞動生産力的增長水平（參見表4-6）。

　　表4-6　台灣産業别經濟增長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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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兩岸經貿關係的迅速發展成爲台灣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動力

　　如前所述，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起國際經貿格局的變化使台灣傳統的出口市場受到嚴峻的挑戰，出口增長减緩，經濟增長速度因此受到影響。但在同時隨着兩岸經貿關係的恢復發展，海峽兩岸逐步形成了互補互利、日益緊密的經貿合作格局，大陸市場成爲支持台灣經濟發展新的越來越重要的動力來源，具體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大陸成爲支持台灣經濟增長的極其重要的出口市場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台灣主要是以美國等國際市場空間來支持其經濟發展的，但隨着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台灣對美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到2000年的23.5%。與此同時，兩岸經貿關係的迅速發展，使台灣較順利地實現了發展空間的轉换，大陸市場逐漸成爲支持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市場空間。2000年台灣對大陸出口額（不含香港市場）達261.4億美元，占台灣出口總額的比重上昇爲17.6%，大陸市場追趕美國市場進而將成爲台灣最大出口市場的趨勢已十分明顯。2002年台灣對大陸出口占台灣出口總額的比重上昇至25.3%，而同期美國市場所占比重則下降至20.5%，大陸首次取代美國成爲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

　　表4-7　海峽兩岸貿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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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促進台灣産業轉型順利進行

　　20世紀90年代台灣産業結構能够從以勞力密集産業爲主向以技術及資本密集産業爲主轉變，在相當程度上得益於大陸市場的支持。在台灣産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大陸成爲台灣轉移勞力密集産業的最主要基地。那些在島内不具競争力或已失去優勢的産業，由於在大陸市場尋找到了生存發展的新機會，所以没有遭遇倒閉破産的命運，没有拖欠銀行債務而增加其呆帳，台灣産業轉型因此得以較爲順利進行。90年代中後期大陸市場又開始承接台灣較爲成熟的電腦及半導體等産業。

　　在另一方面，到大陸來投資設廠的台商，其許多生産所需的機器設備、零配件、原材料等，仍自台灣進口，而這些産品大多屬於重化工業及技術密集産業産品，這就進一步刺激了島内相關重化工業及技術密集産業的發展，推進台灣産業的轉型過程。

　　3.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保证了台灣維持較雄厚的外匯儲備

　　1997年台灣扺禦亞洲金融風暴的强有力後盾，是其擁有較雄厚的外匯儲備，而台灣對大陸貿易連年大量順差則是台灣外匯儲備增加的最大來源。如表4-7所示，20世紀90年代台灣對大陸貿易順差呈明顯上昇趨勢，累計1991-2000年順差金額高達1372.71億美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從1993年起台灣對大陸貿易順差額每年均超過其總體貿易順差額，换言之，若無對大陸貿易大量順差，台灣總體外貿將呈净逆差。以2000年情况來看，台灣總體外貿順差額僅83.1億美元，而對大陸順差額則高達204.5億美元，後者比前者多121.4億美元。顯而易見，倘若没有穩定的大陸市場，台灣國際收支經常帳不可能維持順差，其外匯儲備也將大打折扣。

　　上述實事充分證明，20世紀90年代台灣經濟之所以還能够維持較穩定的中等增長速度，與兩岸經貿關係的迅速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三）公共投資的較快增長彌補了部分外需與民間投資的不足

　　在戰後30、40年，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台灣當局曾發揮過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如前已述，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台灣島内政治環境發生急劇變化，當局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因而受到很大制約，突出表現爲執政者不再以發展經濟爲其主要任務了，同時當局經濟管理效率低落。盡管如此，台灣當局還是采取了一些有利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對90年代台灣經濟的中速增長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推動公共投資。

　　面對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内外經濟環境劇變所引發的内外需求均不足的狀况，台灣當局主要對策之一就是“擴大公共投資”。從理論上講，擴大公共投資在需求面可以增加島内需求，减少貿易順差，改善對外失衡；而在供給面又可加强基本設施，培植産業發展潜力，提高社會總生産力，同時有利於解决80年代以來公共投資相對不足所衍生的島内經濟社會失衡問題。台灣當局實行的做法主要包括加速推動重大公共建設計劃與鼓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兩個方面。

　　就公共建設而言，除了從20世紀80年代末起，加快推動自80年代中開始的“十四項重要建設”外，最重要的就是從1991年起實施規模空前龐大的“六年建設計劃”。該計劃是涵蓋經濟社會各個層面的綜合性規劃，總目標是“重建經濟社會秩序，謀求全面平衡發展”，主要内容包括提高民衆所得、厚植産業潜力、均衡區域建設及提昇民衆生活品質等四大方面。雖然“六年建設計劃”是個龐大的綜合性發展規劃，但其基本構想則是以“加强公共建設爲主導，擴大内部需求，增進生産潜能，促進經濟社會均衡發展”。台灣當局認爲，島内“經濟失衡，社會脱序問題的發生，主要是軟硬體的公共建設投資相對不足，尤其是交通運輸、文化、教育等建設未與經濟發展齊頭並進所致”。因此，該計劃共規劃775個公共投資項目，所需資金總額高達新台幣8.2萬億元（折合3050億美元）。計劃還規定，6年内當局固定投資實質增長率年平均達到15.5%，公營固定投資實質增長率年平均達到8.9%。但由於“六年建設計劃”資金規模巨大，内容龐雜，而且决策過程又十分倉促粗糙，因此，從其出台開始島内外就質疑聲音不斷，而且實際執行過程也困難重重。1993年該計劃“中期檢討”時，建設項目消减爲458項，總經費壓縮爲5.4萬億元。1994年7月進一步减縮爲“12項建設項目”，下分子計劃38項，總經費降到2.9萬億元。盡管如此，台灣在實施“六年建設計劃”後，公共投資呈較大幅度的提高。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前，台灣當局固定投資占總固定投資的比重基本在20%以下，1989年達21.3%後逐年上昇，1994年昇至29.8%。1995-1996年略降爲28.4%與28.3%。同期，公營固定投資占總固定投資的比重也從1989年19.4%提昇到1990-1992年的24.5%、24.1%及20.3%，1993年起降到20%以下。公共投資持續擴大，帶動了内部需求的擴張。1986-1990年台灣内部需求占生産總值的平均比率爲86.4%，到1994年這一比率已提高到96.9%。顯然，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台灣經濟維持中速增長，當局固定投資的持續增加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參見表4-8）9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財政困難及公共工程執行進度落後等原因，台灣當局公共投資的增長逐漸减緩，其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相應减弱。

　　在鼓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面，1989年6月台灣當局實施“民間投資興建大衆捷運系統辦法”，1994年12月又公布施行“奬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鼓勵民間參與公共投資。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台灣當局20世紀90年代中期後公共投資的不足。

　　表4-8　公共投資與經濟增長

　　表格略

　　此外，20世紀90年代台灣當局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還表現於扶植高科技産業發展，推動産業結構昇級。在“六年建設計劃”中規定了10項新興工業作爲發展重點，分别爲通訊工業、資訊工業、消費性電子工業、半導體工業、精密器械與自動化工業、航空航天工業、高級材料工業、特用化學品與制藥工業、醫療保健工業及污染防治工業。這些工業均符合新興工業的“二大、二高及二低”的基本原則，即市場潜力大、産業關聯性大、附加價值高、技術層次高、污染程度低、能源依存度低。爲了加快這些新興工業的發展，台灣當局采取了一系列相應措施：

　　其一，加强技術研究發展。一方面，逐步增加研發經費的投入，使研發經費占GNP的比率由1989年的1.38%逐年上昇至1999年2.05%；另一方面，采取税收减免、研發融資補助等方式，奬勵民間企業自行研發。民間經費占研發經費的比重因而從1991年的47.9%逐步上昇到2000年的62.5%。

　　其二，繼續推動科學工業園區建設。進一步加快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的建設，使其成爲台灣發展高科技産業的重鎮。到2001年底進入園區的廠商已達312家，其中，台灣公司258家，外國公司54家，總共從業員工近10萬人。與此同時，爲了促進台灣南部地區的産業昇級及均衡南北發展，1995年台灣又推動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的建設，重點發展微電子精密機械、半導體及農業生物技術。

　　其三，發展創業投資事業。爲了支援高科技工業發展，台灣當局從1993年起推動創業投資事業，至1998年底，已成立111家創投事業，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644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