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後，台灣經濟發展陷入戰後以來罕見的低迷困境，經濟轉型發展障礙重重。而自2016年民進黨重新上台執政後，各界對台灣經濟的前景更爲擔憂。不過從2016年以來的經濟數據看，台灣經濟增長逐漸回昇到2%-3%，甚至還出現出口貿易兩位的增長與股價指數持續萬點的亮麗指標。對此，民進黨當局甚爲自得。2018年6月12日蔡英文出席“國際證券業協會(ICSA)年會暨會員大會”時宣稱， “台灣經濟目前處在過去20年來的最好狀態”， 時任行政主管部門院長的賴清德也説，“各項數據都顯示台灣整體經濟情勢正在穩健提昇，……由此可證明蔡英文爲台灣所擘畫的政策方向正確。” 2019年5月20日，蔡英文在記者會上再强調“三年有成”，“台灣的經濟在成長，在穩定的成長，機會在增加”。但在另一方面，台灣社會對島内經濟景氣回昇却是“無感”，民衆對民進黨當局施政的不滿與日俱增，街頭抗争此起彼伏，民衆對蔡英文的滿意度持續下滑。島内各種民意調查普遍不看好台灣經濟。以親緑的《美麗島電子報》爲例，2018年6月29發佈的民調數據顯示，民衆對台灣整體經濟現况負向評價的占78.5%，正向評價的僅占12.3%；針對蔡英文的“20年最好”説法，75.7%民衆不相信（其中51.4%“很不相信”），僅13.7%民衆相信。 究竟蔡英文上任以來台灣經濟實際情况怎樣？台灣確實已突破21世紀以來經濟轉型發展的障礙了嗎？爲何經濟數據與民衆現實感受落差如此之大？本章將首先客觀梳理蔡英文上任以來表面經濟數據背後的真實狀况，接着分析這波景氣好轉背後依然存在的深層困境；最後從當局的經濟政策角度探討台灣難以擺脱經濟困境的深刻原因。

　　第一節　景氣好轉但力道脆弱

　　2016年5月蔡英文正式上台執政。由於全球經濟自2016年下半年起逐漸復蘇，對外向型的台灣經濟景氣産生了一定刺激效果，使低迷的台灣經濟出現好轉現象，但因台灣政治與經濟結構性的問題依然存在，景氣好轉的力道仍十分脆弱。

　　一、經濟增速回昇但表現仍“平庸”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席捲全球，世界主要經濟體均遭受重創，此後全球經濟在深度調整中麯折復蘇、增長乏力。2016年下半年開始，隨着美國經濟轉好、國際原材料價格上揚、國際商品價格止跌回穩，世界經濟進入復蘇的發展軌道。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率爲3.2%，2017年則達3.8%，2018年爲3.7%，是自2012年以來全球經濟最高增速。在世界經濟景氣復蘇帶動下，台灣經濟增長速度由2015年的1.47%低點逐漸回昇。台灣“主計總處”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全年經濟增長率爲2.17%，2017年繼續回昇至3.31％，但2018年又下降爲2.79%，2019年3.06%，2020年爲3.36%。

　　盡管2016年以來，台灣經濟增長率逐漸回昇，擺脱了“保一争二”的窘境，但不論從縱向或是横向比較來看這都表現得十分“平庸”。其一，2016-2020年台灣經濟增長平均低於3%，尚不及21世紀以來台灣平均經濟增長水平。2000年至2015年，台灣GDP年平均增長率爲3.6%，期間台灣還曾經歷了兩次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的衝擊：2000年發生的全球性網絡泡沫；2008年底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其二，比較上述IMF公佈的全球經濟數據可見，2016-2018年台灣經濟增速連續三年都低於全球經濟平均增速。對此情勢，就連島内親緑的媒體《自由時報》社論都急呼要重視“台灣長期落後全球經濟成長率的警訊”其三，台灣在亞洲“四小龍”經濟表現中基本上敬陪末座。如表13-1所示，經濟增長率方面，2016-2018年台灣大致居於末位，2019年及2020年好於新加坡、韓國及香港；而在人均GDP方面，2016-2020年台灣均遠落後於新加坡、韓國及香港。2020年，台灣人均GDP爲28383美元，而新加坡、韓國及香港則分别爲58088美元、31809美元及46609美元。此外，根據博鰲亞洲論壇發佈的《亞洲競争力2018年度報告》，2017年綜合競争力評估指數排名，第一至第四名分别爲新加坡、香港、南韓及台灣，台灣繼2016年之後連續兩年居“四小龍”的末位。

　　此外，近年來台灣經濟表現“平庸”還可從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各年公佈的 “IMD世界競争力年報”中窺見。如表13-2所示，台灣競争力總體排名，由2015年的第11名下降至2019年的第16名。同期，經濟表現類亦由第11名下降至第15名，其中，内部經濟、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就業等中項排名均明顯後退。

　　表13-1  2016-2020年亞洲“四小”經濟表現比較

　　表格略

　　表13-2　2015-2019年台灣在IMD世界競争力排名

　　表格略

　　二、出口貿易在波動中反彈但實質競争力下滑

　　隨着全球經濟復蘇，2016年下半年起台灣主要貿易伙伴經濟復興趨穩，國際農工原料價格回昇，半導體等産品的國際需求回昇，加上基期偏低影響，台灣出口規模隨之逐漸回昇。2016年全年台灣出口2791.7億美元，出口增長衰退縮小爲-1.9%（2015年爲-11.0%）。2017年，全球景氣復蘇力道强勁，行動裝置與消費性電子産品需求旺盛，國際農工原料價格持續高位，在此背景下，台灣全年出口值3154.9億美元，年增率達13.0%，進口亦年增12.2%，進、出口同爲近7年來最大增速。出口商品中以電子零組件、基本金屬及其製品、機械、資通與視聽産品、塑橡膠及其製品等增幅較大，其中，電子零組件首度突破千億美元，達1072.1億美元，占出口總值比重達33.8%。自2018年起，受到全球經濟增長减緩、中美貿易戰效應及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台灣出口增速再呈明顯减緩。2020年台灣貿易總值6310.3億美元，年增率2.6%，其中，出口值3452.1億美元，年增率4.9%；進口值2858.2億美元，年增率0.1%。（參見表13-3）

　　表13-3　近年台灣對外貿易概况

　　表格略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2017年台灣出口一度重回兩位數增長，但台灣出口實際狀况並非如表面數字所呈現的那樣樂觀。其一，這是建立在出口連續兩年增長衰退、比較基期偏低的兩位數增長，事實上，2017年台灣出口規模還未達到2014年3194.1億美元的水平。（參見表13-2）其二，2017年出口擴大明顯包含了匯率昇值的放大效果。2017年全年新台幣兑美元平均匯率爲30.44元，較上年昇值6.17%，因此以美元計價的出口便相應會産生放大效果。若按新台幣計價，2017年台灣出口僅增長7.0％。其三，根據台北市進出口公會2018年1月發佈的“2018全球重要暨新興市場貿易環境與發展潜力調查”顯示，台灣綜合貿易競争力全球排名已連續6年下滑，並首度由A級貿易地區掉至B級貿易地區。而在2019年5月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佈的“2019年IMD世界競争力年報”中，台灣的“國際貿易”排名則由上一年的第19名滑落至第31名。（參見表13-2）

　　三、股價指數漲至萬點但市場結構性問題依舊

　　2016年下半年以來全球經濟復蘇與好轉，在國際股市上揚與外資買超的帶動下，台灣股市價格指數在8700點至9400點之間波動上昇。2017年台股由2016年底的9254點逐步走揚，至2017年底以10643點作收，全年上漲1389點，首度萬點封關，創歷史新紀録。2017年全年集中市場平均加權股價指數10208點，較2016年上漲16.49%；全年總成交值爲新台幣23.97萬億元，較2016年增加42.94%。2018年至2020年台灣股價指數持續在萬點以上，2020年年底達14277點。股市交易的活躍，使2020年台灣證券交易税收達新台幣1506 億元，創歷史新高。

　　雖然近年來台灣股市轉趨興旺，對税收與民間消費有一定積極作用，但總體上，投資散户與台灣社會對這波股市萬點行情却是大多“無感”，這主要緣於台灣股市結構性問題。2017年蘋果手機的新品發佈與AI等新興産業的興起拉動全球科技股大漲，因此蘋果供貨商主導了台股走勢，股市資金大量駐足在台積電、鴻海及大立光這些領軍蘋果概念股的權值大型股，而中小型股票則不易得到資金的挹注。同時，近20年來，外資在台股中的比重持續增長，成爲影響與支撑台股的重要力量，也是從中最大獲利者。據台灣“金管會”統計，2017年，外資在台灣股票集中市場買超逾1552億元新台幣，外資持有股票市值占總市值比例達39.48%。外資多聚焦半導體、金融等族群，包括旺宏、中信金、聯電、華邦電等，其中，2017年外資對聯發科買超金額高達219億元，對聯電買超逾200億元，全年漲幅分别爲35.8％、24.5％。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與股市占上萬點行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17年台灣企業新上市上櫃家數創新低。按“金管會”資料，2017年IPO（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家數爲44家（上市21家、上櫃23家），而2014年起至2016年底，各年IPO家數依序爲54家、58家、61家。這表明台灣資本市場並未如表面看起來那樣的繁榮，台灣股市的競争力已面臨挑戰。

　　綜上，蔡英文上任5年來，台灣經濟的若干主要指標確實有較明顯的好轉，但在這些表面數據背後却真實地存在經濟增長“平庸”性、綜合貿易競争力下降及股市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凡此種種，應是台灣社會對經濟景氣回昇“無感”的直接原因。

　　第二節　經濟結構性困境依舊

　　事實上，台灣這波景氣的好轉，不僅相關表面數據有“水分”，更深層的問題是，長期積累下來的經濟結構性問題依然如舊，甚至更加嚴重，突出表現在産業結構轉型昇級無力、内部需求疲弱及人才外流加速等方面。

　　一、産業結構轉型昇級無力

　　台灣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後形成以服務業爲主幹、製造業占舉足輕重地位的經濟體系。進入21世紀以來台灣便陷於産業結構轉型昇級緩慢，産業競争力衰退的窘境，一方面，服務業比重高、規模大，但發展水平較低，無法擔當帶動經濟增長的主力；另一方面，製造業發展則主要集中於電子信息單一産業，産業結構呈現明顯的單一性特徵，造成台灣經濟增長機制較爲脆弱。2016年以來産業結構的這種困局維持不變。

　　從2020年台灣的産業搆成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爲61.29％，工業占37.12％（其中製造業占32.07％），農業僅占1.59%。而從對GDP增長貢獻而言，2020年台灣經濟增長率3.36%，服務業占GDP總量超過60%，但除了金融、運輸等少數行業外，大多是規模小、競争力不足的中小企業，加上新冠疫情的影響， 2020年服務業增長率僅1.24%，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爲0.77個百分點；而同期，約占GDP30%的製造業，增長率則爲7.37%，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爲2.30個百分點，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低於製造業。

　　而製造業方面則依然明顯存在電子信息産業一枝獨秀的局面。2016年上半年台灣製造業生産還是呈負增長局面，但從5月起，各大國際品牌行動裝置新品上市，通訊晶片需求轉强，帶動台灣電子零組件業增産，全年電子零組件業生産指數增長6.4%，與之相關的機械設備業也從第4季轉爲正增長，整體制造業全年生産也因此擺脱負增長。2020年台灣製造業生産指數年增長7.26%，按四大業别分，僅資訊電子工業年增率高達18.28%，其餘均爲負數，金屬機電工業爲-1.77%、化學工業-5.13%、民生工業-3.48%。製造業若按主要中行業分，2020年，電子零組件業增長19.33%（集成電路業增長27.48%;液晶面板及其組件業增長5.83%），電腦、電子産品及光學制品業增長11.02%。顯然，台灣製造業及總體經濟增長仍然主要依賴於電子信息産業這單一産業，而電子信息産業生産方式又以“代工”生産模式爲主，深受國際經濟景氣波動的影響，經濟增長機制的脆弱性依然如故。事實上，由於台灣電子信息産業始終缺少核心的關鍵技術，不僅其産銷受制於國際大廠，相關領域的國際競争力也逐漸弱化。2016年與2017年，台灣電腦、電子産品及光學制品業生産指數持續衰退，年增率分别-4.3%與-3.76%，就是一例。2020年，台灣資訊電子工業能够一枝獨秀，相當程度是在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受惠於新興科技應用及遠距商機興旺的特殊因素。

　　二、内部需求持續疲弱不振

　　内部需求持續疲弱不振導致總體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是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結構性問題。2016年以來，這一問題不僅没有改善，反而有惡化情勢。

　　觀察2020年台灣的内部需求結構，民間消費占GDP的比率48.49%；“政府”消費占14.00%；固定資本形成占24.16%（其中民間投資占19.69%），民間消費與民間投資顯然是影響島内需求變動的主要因素。2016年民間消費增長率由2015的2.86%降爲2.64%，2017年略微回昇爲2.70%，2018年又回落至2.05%，2019年爲2.25%，2020年更爲負增長2.53%。（參見表13-4）民間消費增長持續緩慢甚至衰退的主要原因是在台灣整體經濟景氣復蘇乏力背景下，民衆薪資水平依舊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影響居民個人及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與購買力。2016年全體受雇員工每人每月實質經常性薪資爲37334元新台幣，較上年下降0.05%；2017年實質經常性薪資37781元，較上年略增1.20%，但仍低於16年前（2001年爲38390元）的水平。從台灣“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每月公佈的消費者信心指數(CCI)可以看出台灣民衆消費信心持續低落。2016年12月CCI總數爲77.22點，較上月下降0.49點；2017年12月CCI總數爲86.05點，較上月下降0.11點；2018年4月CCI總數爲86.89點，較上月下降0.97點。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響又進一步减弱了台灣民衆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意願。

　　民間投資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來源，台灣民間資金也十分充沛，2016年與2017年台灣的儲蓄率均超過35%，2018年爲34.77%，但2016年以來，兩岸關係日趨緊張對立，島内政局動盪不安，社會紛争頻繁，台灣投資環境持續惡化，民間投資意願明顯低落。2016年民間投資年增率由2015年4.28%下降爲4.08%，2017年更衰退爲-1.16%，2018年回昇至2.45%。民間投資持續衰退導致台灣投資率持續走低，2016年爲21.09%，2017年再降至20.46%，2018年爲21.75%。台灣經濟增長動力來源因此明顯弱化。2019年與2020年，在台灣當局“投資台灣三大方案”鼓勵下，民間投資年增率由多年來的低點反彈至12.03%及4.53%，台灣的投資率也相應提高，均爲23.00%。

　　表13-4  各項内需年增長率及對GDP貢獻

　　表格略

　　台灣内部需求持續疲弱不振明顯削弱了總體經濟增長的動力，2020年的經濟表現是典型例证。由表13-4可見，2020年台灣總體經濟增長3.36%，而内部需求增長僅0.76%，對經濟增長貢獻只有0.68個百分點。

　　三、人才外流加劇

　　由於産業轉型昇級困難，經濟持續低迷不振，薪資水平停滯不前等原因，台灣遭受人才外流問題的困擾已經多年。而蔡英文上任以來，兩岸關係形勢緊張對立，島内政局動盪不安，台灣發展前景茫然，島内人才外流加劇的危機因此更顯突出。

　　一是，外流人才數量增多，人才呈“空心化”趨勢。根據台灣“主計總處”公佈的調查數據，2016年底赴海外工作的台灣民衆達72.8萬人，較2015年增加4千人。而2005年時赴海外工作的台灣民衆爲34萬人。2017年底赴海外工作的台灣民衆再增爲73.6萬人，2019年增加爲73.9萬人，續創新高。同時，台灣吸收海外人才則十分困難。2016年底，在台外籍專業人員有效聘雇人數爲28771人，2017年底則减少爲28564人，2018年底略增爲33190人，2019年爲33722人。（參見表13-5）台灣人才的流出數量與流入數量形成鮮明對比。面對此景，2021年1月8日台灣《經濟日報》社論敏鋭地指出：“缺人才的問題於今最爲窘迫——不但電子製造業高喊人才不足、一般製造業想要轉型昇級也需要人才投入，當局的六大核心戰略産業想要引領台灣産業轉向人工智能、物聯網、資安、智慧應用等軟件産業，更需要大量人才”。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歷年發佈的“IMD世界人才報告”印证了這一情况。由表13-6可見，2020年在64個評比國家及地區中，台灣總排名第20位，其中，台灣在“人才外流”細項評比上，台灣從2016年排名第45名，退步到2018年第51名，2020年爲48名；在“對外籍技術人才的吸引力”方面，則從2016年的排名51名，退步到2018年第55名，2020年爲47名。各項指標在2021年才有好轉。因此，早在2017年IMD就對台灣提出了人才隱憂的警告。

　　表13-5 台灣人才的流出與流入對比

　　表格略

　　表13-6 歷年IMD台灣人才競争力指標排名

　　表格略

　　二是，高素質人才外流增多。按台灣“主計總處”公佈的數據，2016年赴海外工作的72.8萬人台灣民衆中，大專及以上程度者53.4萬人，所占比重爲73.4%，較2015年增加0.9個百分點，較2009年增加6.5個百分點。2019年台灣赴海外工作者上昇到73.9萬人，其中，大專及以上程度者56.3萬人，所占比重上昇爲76.2%，較2018年增加0.9個百分點，較2009年增加9.3個百分點。由此反映出台灣大專及以上程度者赴海外工作情形持續增多趨勢。而據台灣104人力銀行公佈調查結果，2018年畢業且在該人力銀行填有履歷的新鮮人，有3562人希望赴海外工作，其中52%具有碩、博士學歷，28%來自“台成清交政”五大名校。

　　三是，外流人才年輕化。若按年齡觀察，2016年赴海外工作的72.8萬人台灣民衆中，未滿30者14.6萬人，占20.1%，較2015年增加5千人，較2009年增加3.4萬；30—49歲者占48.3%；50歲者占31.6%。2019年台灣赴海外工作者73.9萬人，其中，未滿30者增加爲15.6萬人，占20.6%，較2018年增加4千人；30—49歲者占48.7%；50歲者占31.6%。台灣《遠見》雜誌2018年3月公佈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年齡在18至29歲的年輕人中，高達59.6%願意到大陸求學、工作和創業。另據香港城市大學2018年對台港兩地大學生開展的一項調查研究也顯示，台灣大學生中有約八成二考慮去外地發展，其中近四成六的人表示願到大陸發展。由此可見，台灣已越來越留不住年輕人了。

　　正是因爲蔡英文上任以來，台灣經濟各種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不僅没有緩解，還進一步加劇，台灣社會依舊受困於所謂“悶經濟”，台灣民衆根本難以認同蔡英文關於“台灣經濟目前處在過去20年來的最好狀態”的説辭。

　　第三節　經濟政策嚴重政治化

　　蔡英文上台執政以來台灣經濟表面上呈現好轉，實際上却仍深陷困境。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復雜的，主要是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轉型發展中存在的各種障礙與困難，但蔡英文當局執政以政治利益爲優先、以意識形態爲主導，導致經濟政策嚴重政治化，傷害台灣經濟正常健康發展，顯然是其中最突出最直接的原因。

　　一、政治色彩濃厚的對内經濟政策 

　　蔡英文的對内經濟政策的基本思路是，“打造一個以創新、就業、分配爲核心價值，追求永續發展的新經濟模式”，以“强化經濟的活力與自主性”。爲此，其所推行的經濟政策主要有“5+2産業創新計劃”、“前瞻基礎建設計劃”、“投資台灣三大方案”，以及與經濟相關的一些改革措施。5年來這些經濟政策推行過程無不留下深深的政治烙印。

　　（一）“5+2”産業創新計劃的政治色彩

　　“5+2産業創新計劃”是指，當局將重點扶持 “智慧機械”、“亞洲硅谷”、“緑能科技”、“生技醫藥”、“防務産業”與“新農業”、“循環經濟”，運用“堆柴理論”（整合資源），“驅動台灣下世代産業成長的核心，爲經濟成長注入新動能”。該計劃出台後，它的科學性及實施成效便受到島内社會特别是企業界的强烈質疑，最具代表性便是，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針對該計劃一再呼吁當局不要過多介入産業政策，而應多承擔基礎設施及投資環境方面的責任。事實上，這一産業政策更致命的弊端還在其包含着當局明顯的政治意圖。

　　其一，五大産業布局主要集中於緑營執政的縣市。與以往産業政策明顯不同的是，在“整合資源”、發揮“聚集效果”的幌子下，五大産業均選擇特定縣市作爲某項産業基地，擬通過政策扶持，將産業發展的各項資源集中在這些縣市，期望整合當局與地方政府的能量來發展地方産業與經濟。而這些特定縣市的當政者恰恰基本上都是民進黨或緑營人士。（參見表13-7）很顯然，五大産業計劃是要“致力於緑營執政板塊的地方發展，彰顯選舉考量”。事與願違的是，2018年年底的“九合一”選舉結果是民進黨大潰敗，由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首長從選前的13席劇降至僅剩6席。民進黨當局基於政治利益的如意算盤被打碎的同時，也賠上了台灣産業政策與經濟發展。

　　其二，扶持“防務産業”隱含“以武拒統”的意圖。在五大産業中，台灣軍工産業是相對基礎最薄弱的，軍工骨幹企業又多爲公營，帶動經濟發展的效果有限，當局將其納入五大産業計劃的政治意圖十分明顯，一方面，表達當局爲了與大陸對抗，要追求“防務自主”的立場。蔡英文在2017年年終記者會談話中明確表示，台灣要捍衛“主權”不能靠别人，自身“防務能力”的提昇才是“台灣安全”最終的保障。另一方面，當局通過所謂“國機國造”、“國艦國造”等計劃，可以增加每年的“防務預算”，以此籠絡軍方勢力，爲其政治利益服務。

　　表13-7 “5大産業創新計劃”布局後面的政治背景

　　表格略

　　（二）“前瞻基礎建設計劃”的政治色彩

　　與“5+2産業創新計劃”相比，“前瞻基礎建設計劃”（簡稱“前瞻建設”）則是争議更大、政治目的更突出的政策。

　　首先看“前瞻建設”的出台動機。蔡英文在2016年年末才提出新年“將采取具前瞻性的積極財政政策，全面擴大基礎建設的投資”，僅僅三個月之後的2017年3月，時任所謂“行政院長”林全就倉促端出8年8824億元的“前瞻基礎建設計劃”這一規模巨大的公共投資案，隨後即成爲各縣市地方特别是緑營執政縣市競相争取的目標。台灣財政困難多年，這一没有謹慎規劃、忽略效益評估、又缺乏决策透明程序的輕率之舉，很快引起台灣社會各界包括緑營部分人士的强烈質疑。其中急忙出台該計劃的動機便是受到高度質疑的焦點之一。當時民進黨重回執政雖然尚不足一年，但距離2018年年底的縣市長“九合一”選舉的時間僅剩一年多時間，而此次選舉被視爲是蔡英文争取2020年連任的“前哨戰”，因此，民進黨當局急需通過特别預算案來盡快體現其施政意圖。這樣，“前瞻建設”實質上便淪爲服務執政黨利益的選舉支票了。

　　其次看“前瞻建設”内容的搆成特徵。在“前瞻建設”總預算8824億元中，“軌道建設”項目占主導地位，預算爲4241.33億元，幾乎爲總預算的半數，其次爲“水環境建設”2507.73億元，“城鄉建設”1372億元，“數位建設”460.69億元、“緑能建設”243.15億元。從這種預算項目分配搆成可看出，該計劃並不是要真正“拚經濟”。面對台灣經濟轉型發展的困難時期，作爲龐大公共投資案不是針對企業界最憂心的“五缺”問題（即缺水、電、土地、用工和技術），大力投資基礎建設以改善投資環境；也非順應世界經濟科技發展的巨大變革，把握新經濟發展的商機，推動台灣經濟轉型發展，而是仍停留在“舊思維的硬件式建設”。對此，台灣大學經濟係教授鄭秀玲尖鋭指出該計劃“没有前瞻性、没有新思維、没有辦法拚經濟”， 就連蔡英文聘任的“資政”陳博志也直接呼吁“4200億元的軌道建設一定要緩下來”。倘若進一步觀察總預算的地域分配，就能看出編列龐大預算的“前瞻建設”實際上是要“拚政治”。在8824億特别預算中，約有5800億是由地方政府提案、當局核可的項目。據統計，民進黨執政縣市核可的金額爲4954.08億元，占84.63%；國民黨執政縣市爲450億元，占7.69%；其他449.87億元，占7.68%，台灣的重大公共投資計劃顯然成爲當局服務政治的工具了。

　　盡管“前瞻建設”計劃存在種種弊端，遭到各界强烈質疑，但爲了争取選票，爲了政黨利益，蔡英文當局仍然一意孤行。2017年7月5日，台灣立法機構在藍緑陣營操作之下最終通過了“前瞻基建”計劃，只是迫於民意與反對黨的强大壓力，計劃由原本編列的8年8800多億元調整爲4年4200億元。

　　（三）“投資台灣三大方案” 的政治色彩

　　與馬英九時期主要出於經濟利益鼓勵大陸台商“鮭魚返鄉”不同，作爲推動脱離大陸政策的重要經濟環節，蔡英文當局從2019年開始加速推動大陸台商回流，出台“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2019-2021），提供客制化單一窗口服務，整合土地、水電、人力、税務與資金等政策，期望借台商回台投資可形塑島内完整的上、中、下游産業供應鏈。2019年7月台灣當局以應對中美貿易戰爲由再出台所謂“投資台灣三大方案”，包括“歡迎台商回台 2.0 行動方案”、“根留台灣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及“中小企業加速投資行動方案”，提供土地租金優惠、項目貸款等協助措施，統一由投資台灣事務所擔任服務窗口。其中，重新包裝後“台商回台2.0行動方案”適用對象爲在大陸的台商；“根留台灣企業投資方案”的適用對象則爲未去大陸投資的大企業，其努力擺脱對大陸經濟依賴的意圖十分明確。

　　關於“投資台灣三大方案”的實行成效，據投資台灣事務所公佈的數據，截至2021年12月初，三大方案已有1090家企業通過審核，總投資金額約新台幣約1.5052萬億元，預估創造就業121516人。其中，“台商回台2.0行動方案”有 125家企業通過審核，投資金額約新台幣約9686億元，預估創造就業約77311人。

　　除了重大經濟政策嚴重政治化外，5年來蔡英文當局所推行的“一例一休”、“年金改革”、“能源轉型政策”等與經濟相關的改革措施，也無不充滿濃厚的政治色彩，不僅無法促進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改善民生，反而造成台灣整個社會嚴重紛争對立、焦慮不安。

　　二、大力緊縮兩岸經貿關係政策

　　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對台灣經濟的重要性衆所周知，但是重新上台執政的民進黨當局爲了政治上謀求“台獨”分離路綫，不惜犧牲台灣經濟發展利益，力圖阻止日益密切的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一方面，拒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造成原有兩岸經貿合作機制中斷，另一方面則不斷緊縮對大陸的經貿交流合作的現行政策。

　　（一）停止原有“自經區”等政策。馬英九執政時期爲了推進台灣經濟自由化進程與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分兩步驟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發展，但第二階段的工作《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别條例》，却因民進黨的阻礙遲遲無法在立法機搆通過生效。蔡英文上台執政後更明確要改弦易轍，2016年10月，“國發會”官員正式表示當局“將不再推動經濟示範區政策”，並裁撤原來設立的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小組。2018年“九合一”選舉中當選爲高雄市長的韓國瑜，重提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政策，以利用示範區的開放條件，賣更多貨物出去、吸引更多人才和資金進來、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但立即遭到蔡英文當局反對，認爲這會給予大陸製品來台“洗産地”的機會。

　　（二）嚴格限制大陸資本投資台灣。如前所述，近年來民間投資意願明顯低落，經濟增長缺乏動力。大陸資本赴台投資，有利兩岸雙向投資，緊密兩岸産業鏈合作，共同開拓世界市場。但蔡英文上任以來，意識形態掛帥，將大陸資本赴台這一經濟活動泛政治化。先是拒絶大陸紫光集團入股台灣半導體封測廠，之後又駁回陸資立訊精密公司入股台灣電聲元件廠，在島内形成對陸資警戒甚至敵意的氛圍。2019年4月，台灣立法部門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對大陸資本所謂“違法”來台投資，處罰從現行12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大幅提高到12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並得限期命其停止、撤回投資或改正。2020年以來，台灣當局進一步嚴格限制陸資入台，修法禁止大陸OTT（網絡串流媒體）業者透過代理形式登陸台灣，禁止愛奇藝、騰訊等影音平台在台落地，而後又迫使淘寶台灣退出島内市場。2020年12月台灣經濟主管部門“投審會”發佈修正“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第六條及相關解釋令，更加嚴格限制大陸資本入島投資。

　　（三）製造大陸遊客入島障礙。旅遊産業是台灣重要的一項服務業，不僅對外匯收入貢獻大，而且産業關聯效應大，創造就業機會多。但自2016年起在兩岸關係形勢日益嚴峻的背景下，大陸居民赴台旅遊人數逐年下降，2017年，大陸遊客赴台人數由2015年的418.4萬人次降至273.3萬人次，同期，台灣旅遊外匯收入由4589億元新台幣减少到3749億元新台幣。2018年，大陸遊客赴台人數再降爲269萬人次，創6年來新低。面對旅遊業發展陷於蕭條的狀况，蔡英文當局一方面是大力推動新南向政策，給予南向國家民衆免簽和補貼，鼓勵這些國家民衆來台旅遊，另一方面則有意製造大陸遊客入島障礙，對大陸居民赴台自由行申請實行越來越嚴格審查，頻繁無理由要求補充以往所不需要提交的資料。這種矛盾性的舉措充分表明蔡英文當局基於意識形態不惜犧牲經濟民生利益。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台灣當局第一時間單方面全面停止兩岸海上客運直航航綫，同時大面積取消兩岸空中直航航綫，僅剩4個兩岸直航的航點。

　　三、力推所謂“多元性”對外經濟關係政策

　　爲了阻止兩岸經貿關係日益密切的趨勢，蔡英文當局除了大肆緊縮兩岸經貿關係本身外，就是實施“親美日，疏大陸”的對外經濟發展政策。蔡英文在“5.20”就職演説中指出，台灣要“積極參與多邊及雙邊經濟合作及自由貿易談判，包括TPP、RCEP等，并且推動新南向政策，提昇對外經濟的格局及多元性，告别以往過於依賴單一市場的現象。” 蔡英文顯然是想通過大力推進加入美國主導的TPP及“新南向政策”等“多元性”對外經濟發展政策，引導台灣 “經濟脱中”，而“走出另外一條路。”

　　（一）熱衷推動與美日主導的多邊及雙邊經貿關係。蔡英文在2016年大選前訪美時就指出台灣參加TPP有迫切需求，希望能參與第二輪協商，在其訪日時也提及希望日本助推台灣加入TPP。2017年初美國宣佈退出TPP，使蔡英文虚幻的對外經濟戰略大受打擊。不過，2021年9月台灣緊隨大陸之後也提出申請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進步協議》（CPTPP）。爲求美國啓動對台經貿談判，蔡英文不顧島内民意的强烈反對，2020年8月突然宣佈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的美猪及美牛進口，造成島内社會極大争議。此外，爲了迎合美方需求以討好美國，2017-2018年蔡英文當局連續兩年派出龐大代表團赴美國參與“選擇美國”投資高峰會，2018年代表團有島内60家重要企業的120名團員，竟是與會的第一大團。

　　（二）大力推進“新南向政策”的實施。2016年8月台灣當局出台“新南向政策綱領”，隨後又推出“新南向政策推動計劃”。所謂“新南向政策”的總體目標爲，擴大與東盟、南亞及新、澳等18國進行包括人才、資金、技術、文化、教育等的互動交流，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逐步達成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的目標。爲此設定了四大工作主軸：“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從表面上看，“新南向政策”的目的是多元的，但上述蔡英文“5.20”就職演説已清晰闡明瞭其基本的動機就是要弱化與大陸的經貿關係，以開拓東南亞與南亞市場來擺脱對大陸市場的依賴。正是基於這種强烈的意識形態，蔡英文上任後不顧各種質疑聲，一味强力推行此項政策。2017年度當局在新南向政策上編列經費預算44.5億元新台幣，在執行率低下，成效不彰的情况下，2018年度再擴大編列71.9億元，增幅達61.57%。近年來，台灣對“南向”國家的經貿往來確實有所增加，但兩岸經貿關係同樣持續發展，台灣對大陸及香港的出口額，2017年增長16.0%，所占比重上昇爲41.0%；2018年，增長率雖降爲6.0%，但比重仍達41.2%。這主要是由於在全球經濟復蘇的環境中市場作用的結果。台灣當局政治化操作的“新南向政策”明顯難以收到預期的“親疏有别”效果。

　　概括而言，蔡英文上台執政後，面對低迷的台灣經濟，雖然陸續出台了一些經濟與産業政策，但爲了服務政治上的“台獨”分離目標，不遵循市場經濟規律，不顧台灣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所采取的經濟政策嚴重政治化，這種實質上“拼政治不拼經濟”的政策導致了台灣經濟在困境中越陷越深。

　　綜上所述，自2016年下半年起，台灣的經濟增長、出口貿易及股市等多項指標呈現好轉，但台灣社會却普遍感覺不到這波經濟景氣的好轉。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明顯的落差，是因爲表現好轉的這些經濟數據事實上存在不少的“水分”，即經濟增長的“平庸”性、綜合貿易競争力的下降及股市結構的不合理。同時，台灣經濟各種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不僅没有緩解，還進一步加劇，台灣社會依舊受困於所謂“悶經濟”，突出表現於産業結構轉型昇級無力、内部需求疲弱及人才外流加速等方面。而台灣經濟之所以無法擺脱困境，根本原因就是無法突破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轉型發展存在的結構性障礙，尤其明顯表現在重新執政的民進黨當局施政的指導思想是，政治利益優先與意識形態主導，所采取的内外經濟政策均明顯政治化，傷害台灣經濟健康發展，並造成原有的經濟結構性問題更加嚴重。展望未來，台灣還要面對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兩岸關係形勢更加嚴峻復雜等問題，要擺脱多年來的“悶經濟”顯然很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