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中期始,伴隨“台獨”思潮興起及“台獨”勢力的逐步壯大,台灣民衆價值觀、歷史觀、統獨觀等發生重要變化與异化,特别是逆歷史潮流與人類正義價值的“頌殖戀殖”現象日益普遍,整個社會彌漫着“親日媚日”情緒,頌揚與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出現這種頌揚殖民統治的價值錯亂現象原因相當復雜,包括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時期的皇民化政策與殖民後期經濟建設、戰後國際冷戰秩序、國共政治鬥争、國民黨當局的對日政策、“台獨”勢力崛起與統獨對抗等。不論原因爲何,在21世紀的今天,台灣社會顛覆人類基本正義價值的皇民史觀與頌殖史觀是值得密切關注與深刻反思的。
一、台灣社會頌揚日本殖民地統治的主要表現或現象
當下台灣肯定、頌揚與紀念日本殖民統治的活動與現象非常普遍,既有民間的,也有官方的;既有緑的,也有藍的,但主要以“台獨”分裂勢力或緑營勢力爲主。
(一)“台獨”勢力對日本殖民統治相關概念的表述調整
台灣政治民主化之後,伴隨着“台獨”惡浪的興起與高漲,台灣出現不斷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現象與態勢。其中,台灣率先用戰後日本政府對日本侵略戰争與殖民統治的概念或用語,是肯定日本侵略戰争與殖民統治的開始,經遇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等不同時期的執政,逐步建立與强化了“皇民史觀”與“頌殖史觀”。
在本世紀之前國民黨統治台灣時期,台灣當局與民間普遍使用“戰敗”表達日本發動侵略戰争的失敗,用“日據”表達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然而,由於台灣領導人李登輝的親日立場與政治立場的調整,與民進黨等“台獨”分裂勢力裏應外合,共同開啓對日本侵略戰争與殖民統治概念、用語的調整。陳水扁出任台北市長後,開始以“終戰”取代“戰敗”,以“日治”取代“日據”。李登輝當局並未對此表示异議與反對,進而接受,並主導寫進台灣教科書或教材,台灣社會開始普遍以“日治”取代“日據”,以“終戰”取代“戰敗”。經過多年發展,在當下台灣,除少數統派或藍營人士外,台灣不少學者、民衆已普遍接受了這一概念與用詞,在各種媒體或文章中,大多是“日據”與“日治”、“戰敗”與“終戰”等混合或交替使用。受此影響,台灣社會逐步出現正面看待日本殖民統治的現象,這反映在台灣電影等文藝作品與台灣對日本殖民統治遺迹等普遍紀念活動上。特别是2015年初,台北市長柯文哲公開表示“殖民越久就越進步”,引起很大争議。
馬英九執政時期,試圖對台灣中學課綱的錯誤史觀進行小幅調整,提出將“日治”改回“日據”,在慰安婦前加上“被迫”兩字,結果遭到以民進黨爲代表的緑營勢力的强烈反對與扺制,還爆發了以中學生爲主的“反課綱微調運動”,要維持肯定與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課綱用語。結果,馬英九糾正錯誤殖民史觀的這一努力宣告失敗,也足以反映台灣社會對日本侵略戰争與對台灣殖民統治的錯誤立場有多麽嚴重,多麽令人喫驚。
蔡英文上台執政後,在“台獨去中”思維戰略下,肯定與頌揚日本殖民統治又達到一個新的高潮,整個社會彌漫着一股“親日媚日哈日”氛圍。其中台教育主管部門制訂的“新課綱”删除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報》等具國際法效力的歷史文件,旨在消除台灣歸還中國的國際法效力,同時有意逥避日本侵略與佔領台灣的歷史,逥避台灣同胞抗日史與台灣慰安婦問題,徹底走向了違反人類正義價值的錯誤道路。
(二)台灣當局與地方政府廣泛紀念日本殖民統治
近年來,台灣各地出現恢復、紀念日本殖民統治歷史遺迹活動,以實際行動肯定與頌揚日本殖民統治。
(1)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爲日本殖民服務的日本水利專家八田輿一視爲對台灣建設貢獻巨大的“英雄”或“楷模”,廣爲宣傳與隆重紀念。台灣當局(包括馬英九)及多個縣市政府大肆頌揚與紀念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日籍水利專家八田輿一,包括建銅像、修紀念公園、命名街道與舉辦各種慶祝活動,歌頌其對台灣水利建設的貢獻。他們完全忽視了八田輿一是日本殖民統治者的身份,發展台灣水利只是配合日本殖民政府從台灣獲取更多糧食與資源,而不是爲了台灣民衆服務。就台灣近現代建設而言,沈葆楨、劉銘傳等對台灣近代工業、郵政等發展貢獻甚大,可是如今台灣却很少人紀念他們對台灣開發的貢獻。蔣氏父子在台灣大興水利工程,建立了七大水庫,奠定了今日台灣水利工程基礎,更開創了台灣經濟現化化。但民進黨當局完全無視這一歷史事實,全面追殺國民黨,將蔣介石視爲“228事件”的殺人兇手,成爲蔡當局“轉型正義”對象,蔣氏銅像不斷被破壞。更諷刺的是,台灣却大搞八田輿一的“造神運動”,開展各種紀念活動,包括建立銅像。特别是八田輿一銅像被人損壞後,時任台南市長賴清德非常傷感與不舍,第一時間動用政府資源進行維修。可見民進黨及蔡當局執政扭曲歷史,大搞“貶蔣褒日”運動,就是在頌揚日本殖民統治。
(2)到處恢復與新建日本神社。神社是日本人紀念先祖的地方,靖國神社更是紀念日本戰犯之處。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時期,在台灣建了不少神社。其中,台灣神社更是以日本親王、攻戰台灣的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宫能久爲主祀的神社,其“薨日”(10月28日)也被定爲台灣神社的例祭日〔2〕。戰後,台灣日本神社被廢除。然而,隨着島内政治形勢的巨大變化以及對日本殖民統治認識的微妙變化,近年在台灣出現一股恢復興建日本神社熱,許多縣市特别是民進黨執政縣市動用民衆納税錢,大力恢復與整修日本神社。
典型事件之一是屏東縣高士神社的重建。高士神社最初是1939年日本殖民政府爲配合皇民化運動而建,供奉天照大神,旨在動員台灣原住民赴戰場,爲日本侵略戰争服務。2015年,原住民高士部落在日本“李登輝之友會”募資、台灣《熏風》雜誌社及屏東縣政府等共同合作下重建,8月舉行招魂遷座揭幕儀式,屏東縣政府文化處處長吴錦發和牡丹鄉鄉長陳英銘等出席,感謝日本人資助重建神社。同時,日本“李登輝之友”會事務局長柚原正敬也出席,並送上李登輝“爲國作見证”題字。高士神社供奉原住民戰死者的“英靈”,和靖國神社性質相同,因此日本《産經新聞》稱其爲“台版靖國神社”。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成員、擔任高士神社宫司佐藤健一,在日本右翼媒體“櫻花電視頻道”(日本“李登輝之友會”創辦)上呼吁“希望更多人能來高士神社祭拜爲國家犧牲的英靈”〔3〕。
台中市前市長林佳龍任内攻擊國民黨興建孔廟是搞政治統戰、慶祝媽祖活動是統戰,却在台中市大力復興日本神社活動。據台灣媒體報導,目前桃園市已成爲日本境外神社最多的地方。可見,如今台灣到處都有日本神社,這成爲台灣社會頌揚殖民統治的有力鐵证,却未見台灣社會的反思與批判之聲。
(3)整治與修復日本殖民統治遺迹。台灣當局與不少縣市政府紛紛整修或重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建築與文化遺迹等,並作爲觀光旅遊景點。國民黨籍前台北市長郝龍斌在市長任内恢復修建了日本攻佔台北的紀念公園,在隆重的典禮儀式上邀請二戰時期日本神風特攻隊後代到台北參加紀念活動。蔡英文家鄉、民進黨執政的屏東縣不僅重建日本神社,而且還在2016年拆除了牡丹社事件交戰地點—石門古戰場遺址“澄清海宇還我山河”的紀念碑文,决定重建日本殖民者最初立下的“西鄉都督遺迹紀念碑”。
2018年,台中市與台文化主管部門合作興建“‘國家’美術館台中州園區”,就是要紀念日本殖民政府於1913年所設置的中州廳。同年底,台陸軍特種部隊在傘兵訓練中心(大聖西營區)公共藝術招標工程中,要求必須有“日本元素”,即要求納入日據時代轟炸霧社原住民的日本第八飛行聯隊,以紀念侵略台灣的日本飛行大隊。宜蘭市設立了紀念日本殖民統治者的“西鄉廳憲德政碑”後,2019年3月,宜蘭縣“救國團”團委會大樓,經過宜蘭市收購、整修後更名爲“鄉龍樓”。“鄉龍”一詞是日據時期宜蘭首任廳長西鄉菊次郎的出生地鹿兒島縣龍鄉町,也是旨在紀念日本殖民統治。
(4)台灣文藝文學作品充滿美化與歌頌日本殖民統治的思想。在台灣票房甚佳、也在大陸發行的台灣電影《海角七號》,被各方贊美。其實這是一部頌揚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台之間民衆感情友好的影片,充滿着時代美感與台日之間的情感,却不見日本殖民統治的殘酷,無視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其實,台灣知名導演侯孝賢導演的電影《悲情城市》,也是“唯美情調,充沛光綫,以及那份悲傷和失落的憂鬱,幾乎讓人錯認這是一部日本風情電影。就連日本影評人田志津枝都認爲《悲情城市》所描寫的日本是太美了,過分美化了,在另一部電影《多桑》中,失勢的父親死後,骨灰兒子帶往日本,從某種程度上暗示了台灣人心中對日本的魂歸”〔4〕。其實,台灣還有許多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小説、散文與電影等文學作品。台灣苦勞網記者張智琦撰文指出,通過各類傳播媒體(例如《民報》、《熏風》、各臉書專頁),以及流行文化産品(魏德聖的《海角七號》和《KANO》、《灣生回家》的書籍和記録片、紀念《台北大突襲》的桌游等)進行宣傳(日本殖民統治)〔5〕。
(三)民進黨當局與其執政縣市不再舉行抗戰紀念與台灣光復活動
台灣民衆反抗日本侵略與殖民統治的鬥争是值得紀念的,是不能忘却的,這也是中國人民反抗侵略與抗日運動的重要一環。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會舉行各種抗戰紀念活動,尤其是會隆重舉行台灣光復紀念活動,旨在宣告日本侵略戰争的失敗,宣告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的結束,宣告台灣重新回歸中國。然而,這麽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與特别的日子,在今日台灣除少數藍營縣市與民間“反獨”抗日愛國組織舉行相關活動外,民進黨當局以及民進黨執政縣市已不再舉行紀念台灣民衆反日本殖民統治或抗戰紀念活動,不再舉行台灣光復紀念活動,與其大肆紀念日本殖民統治活動形成顯明對比,進一步彰顯了緑營勢力錯誤的歷史觀與價值觀。
特别是蔡英文執政後,將推動“轉型正義”作爲政治改革的重頭戲。然而,蔡當局主導通過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只對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到1992年11月6日國民黨執政時期進行“歷史追查”、揭露“歷史真相”有轉型正義,而對過去屠殺台灣同胞、對台灣實行51年殘酷統治的日本殖民統治者却排除在歷史清查與追究責任之外、不追求轉型正義,這是典型的選擇性轉型正義,是變相肯定與頌揚日本殖民統治。
(四)李登輝、蔡英文等高調頌揚“台籍日本兵”,以此實現“鞏固日台的恩義連結”
台灣前領導人李登輝與現任領導人蔡英文在琉球“台灣之塔”的所作所爲,充分彰顯了李登輝、蔡英文們的“媚日情懷”與“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錯置價值觀。
琉球島南端有一座“和平祈年公園”。這裏是二次世界大戰時美軍登陸之處,也是太平洋戰争的最後决戰場。這裏設立了一個占地70多平方米的“台灣之塔”。2016年6月25日,舉行“台灣之塔”落成儀式,蔡英文專門題字,“時代力量黨”“立委”林昶佐、“台獨”媒體旗手鄭弘儀等人出席。蔡英文以“總統”署名的“台灣之塔”碑文如下:
爲悼念二次大戰中獻身沙場的台灣戰士,我們建立“台灣之塔”,在此摩文仁之丘,台灣戰士崇高志節,埋没七十年無以彰顯,殊感衰傷。日台兩地有志之士募集善款加以援建,使世世代代、可資憑弔。當年日台戰士皆爲同胞,生死與共,榮辱同擔。來自台灣英勇參戰二十多萬人中,三萬人戰殁,一萬五千人失踪。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族群國家如何分隔,凡犧牲一己性命守護他人之義舉、不應被後世遺忘。爲了回報戰時受到台灣各方恩澤、土地由冲繩翼友會提供,期盼成爲親善交流橋樑,鞏固日台的恩義連結。祈禱台灣戰殁犧牲者靈魂都能安息!也希望來訪朋友們,體認前人深刻情誼,持續予以發揚光大!
這就是台灣領導人蔡英文的史觀與殖民地立場。她將被殖民的台灣人與殖民者日本人視爲“同胞”,兩者“生死與共,榮辱同擔”。她講的“族群國家如何分隔”,當然不是指海峽兩岸政治對立的不幸歷史,而是强調台灣與日本的“族群國家”分隔,是强調日本殖民者戰後投降被迫將台灣歸還中國,被迫撤離台灣,就是把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與日本視爲同一個國家,隱含了未來台灣還要重新回歸日本的思想。她完全接受了李登輝抛出的“日本和台灣曾經‘同爲一國‘”的主張。她不清算日本殖民統治、殺害數十萬台灣同胞的歷史,還要“鞏固日台的恩義連結”,這才是台灣人真正的悲哀。
2018年6月23日,年邁的李登輝到琉球“和平紀念公園”參訪,爲所謂“台灣人日本兵慰靈碑”揭幕。石碑上刻着李登輝的題字“爲國作見证”,就是將日本視爲台灣人的國家。
李登輝與蔡英文作爲台灣前領導人與現領導人,不顧歷史事實,扭曲與歪曲歷史,把侵佔台灣與殖民統治台灣的日本視爲自己的國家,大加贊美與紀念,頌揚日本殖民統治,價值錯亂,是非不分,令人遺憾。
事實上,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不講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就台灣人與日本人的法律與政治地位也有很大差别。當時日本國内的法律稱爲“内地法”,台灣、朝鮮等殖民地的法律稱爲“外地法”或“异地法”。日本内地依“帝國憲法的法律施行一般地區”,而外地則爲日本帝國憲法不涵蓋的“一般統治的例外”(即“异法地區”),其法律是以殖民地長官(總督)發佈的律令作爲法律或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的敕令把日本本土法律的一部分施行於台灣的法律。因此,台灣人稱爲“本島人”,日本人叫“内地人”。所謂的台灣日本兵,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日本兵”。初期,台灣人没有資格當“日本兵”,只能當“軍屬”(翻譯等文職服務人員)、“軍夫”(後勤補給保人員),不是武裝部隊内的編制,不準携帶武器〔6〕。只是二戰最後時期日本政府才徵集了少量“台籍日本兵”〔7〕。其實,台籍日本兵許多成爲戰犯,受到審判。二戰後,在盟軍組織的二戰審判過程,有173名台籍日本兵被起訴,其中26人因爲射殺或刺殺戰俘被判死刑,另有7人一審被判死刑後改判10年有期徒刑。顯然不是蔡英文講的台籍日本兵“犧牲一已性命守護他人之義舉,不應被後人遺忘”,顯然違背事實,價值錯亂。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學者曾健民撰文認爲,“台灣之塔和李登輝的‘爲國做見证’碑,與其説在爲台灣人日本兵慰靈,倒不如説在頌揚時代倒置的皇國思想,使台灣人日本兵的魂魄永無安寧”〔8〕。
(五)緑營質疑與反對民間設立台灣慰安婦銅像
慰安婦問題是日本在二戰期間强征中國及中國台灣、朝鮮、韓國與東南亞等地區婦女作爲性奴隸的戰争罪行之一。戰後,日本政府對慰安婦態度一直不明確、不明朗,不願公開承認戰争責任,對受害婦女未進行真誠道歉,不願積極賠償,進而成爲影響日本政府形象的重要歷史事件。
台灣藍緑兩大政治陣營對台灣慰安婦問題的立場存在明顯差异。藍營相對客觀,基本能够正確認識與看待,要求日本政府進行道歉與賠償。台灣民間組織也要求日本政府正視慰安婦權益與賠償問題。不過,台灣仍不時有政治人物發表有關慰安婦問題的不當言論。2016年,蔡英文親信與首任“行政院長”林全就曾公開表示“慰安婦有些是自願的”,引起很大争議。事實上,台灣中學教學大綱中,對慰安婦態度曖昧不明,未以“被迫”之名定義,緑營與中學生還對馬英九執政時期試圖在慰安婦前加上“被迫”兩字表達强烈反對與抗議,足見台灣緑營勢力對慰安婦的錯誤立場。
2018年8月14日,台灣首個慰安婦銅像舉行落成典禮。這座慰安婦銅像坐落於台南市國民黨黨部土地上,是一位雙手舉起扺抗的台灣少女,象徵着受害者的無奈與扺抗,象徵着她們對正義伸張的渴望與期盼。銅像背面用中文、英文、日文和韓文四種文字,講述了1937年日本軍攻陷南京後30萬人遭到屠殺、凌辱,各地幾十萬慰安婦以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認定的這些女性被日軍當成性奴隸的歷史。這是一個伸張歷史正義的豐碑,警示後人不能忘記日本侵略戰争及對慰安婦等無數受害者的傷害歷史。
然而,這座伸張歷史正義與彰顯人類正義價值的慰安婦銅像,却在台灣社會内部引起不同的反應,折射出截然不同的立場與態度,彰顯了完全不同的歷史觀與價值觀,讓這座慰安婦銅像成爲檢驗當今台灣“轉型正義”真相與人類正義價值的照妖鏡、試金石。
台灣前領導人馬英九,不論執政功過是非,不論有何評價與争議,但其政治人格是令人敬佩的,他能够正確看待歷史,正確看待日本侵略戰争與正確認識慰安婦問題,因此勇敢地爲台灣慰安婦銅像揭幕,表達人類正義立場。他在揭幕式上表示,希望台灣人民要記住日本的殖民歷史,不要忘記日本給慰安婦受害者帶來的長期痛苦,呼吁台灣當局嚮日本政府要求道歉賠償,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嚮日本求償。
然而,日本政府、蔡英文當局與緑營勢力在慰安婦銅像問題上的表態與立場,令人遺憾、失望與悲憤。日本政府不僅對設立慰安婦銅像一事表示“極爲遺憾”與不滿,“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駐台北代表沼田干夫,還專程拜訪國民黨主席吴敦義進行施壓,要求吴與國民黨應“妥善處理”,就是要國民黨拆除這座慰安婦銅像。吴敦義主席表現一個政治家的擔當,當場回絶,認爲不可能“移除”,强調歷史不能遺忘。馬英九在與沼田干夫會面時重申,日方應對台灣慰安婦道歉賠償,並請他如實向東京回報他的立場與看法。可以説,今日中國國民黨及其領導人能够堅持正義立場,伸張歷史正義,能够正確看待慰安婦問題,應該給予足够的掌聲與支持。更爲可悲與令人憤慨的是,蔡英文與緑營勢力在慰安婦銅像問題上的立場與態度:冷漠,無視,扭曲。蔡當局不是要求日本向曾受到巨大傷害的慰安婦道歉賠償,而是極力撇清與設立銅像的關係,表示没有參與慰安婦銅像落成典禮,强調設立慰安婦銅像一事“政府並未參與”。蔡當局完全喪失了基本的尊嚴,嚮日本政府表態效忠,嚮日本表明蔡當局與國民黨、民間社會設立慰安婦銅像的作爲、立場是不一樣的,是不參與的,是不主張給慰安婦道歉賠償的,希望日本政府體諒,完全是一副奴性嘴臉。
不僅如此,還有一批緑營媒體、緑營政客、緑營學者在慰安婦銅像問題上表現出了極爲醜惡的一面。“台獨”電視台媒體“民視”新聞台在一個專題節目中,對台灣民間團體設立慰安婦銅像一事,不是客觀看待,不是正面看待,不是理性看待,而是以“台獨”勢力慣有的“媚日、頌殖、仇中、恨馬”心態視之。他們竟然在電視媒體上不斷質疑馬英九爲何不在他任内設立慰安婦銅像而在他卸任後設立,認爲在南台設立慰安婦銅像一定有政治動機,是馬英九“在消費慰安婦”,認爲馬英九“仇日”,設立慰安婦銅像會撕裂台日關係,會影響日本遊客到台南市旅遊,甚至讓日本人承受莫須有的罪名,國民黨應先對台灣人道歉。聽到這些荒謬的言論,你才會認識到今天台灣社會緑營勢力價值觀扭曲之嚴重,緑營勢力人格分裂之嚴重,緑營勢力人性扭曲之嚴重,緑營勢力心靈醜惡之嚴重,緑營勢力“媚日仇中反馬”之嚴重,緑營勢力是非顛倒之嚴重。
(六)“台灣民政府”組織的“親日戀殖”鬧劇
台灣曾有一個頗具知名度的“戀殖”民間組織“台灣民政府”。該組織成立於2008年2月,是一個未登記在案的非法組織,發起人兼秘書長爲林志昇,其宗旨是以做日本人爲榮。“台灣民政府”認爲,依據國際法、《舊金山合約》等,二戰後授權美國軍政府統治台灣,即台灣是由美利堅合衆國軍事暫時佔領,但台灣主權則屬於日本,“日本天皇仍然懸置持有台灣主權”。他們認爲,台灣已永久割讓給日本,因此台灣屬於日本,美國只是暫時代管,將來最終會回到日本懷抱,並“呼吁本土台灣人推動日本台灣覺醒運動”。林志昇表示,“台灣民政府”不想要台灣獨立,因爲現在他們想當美國人,未來要當日本人。“台灣民政府”依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方式,將台灣島行政區劃分爲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宜蘭州共六個州,並將原有的區、市、鎮、鄉合併爲郡,州,負責人稱爲“知事”。他們建立了一套政府組織體系,最高領導人爲行政長官,下設七人組主席團,主席團下設國安參謀聯席會、内閣、參議院、衆議院與司法院。其網站號稱成員5萬人,官員約3700人。他們組建了自己的武裝力量即“黑熊部隊”,有自己的車牌,發行身份證件,還經常組織遊行活動。每到日本天皇慶生活動,他們也會舉行慶祝活動,並不斷參拜靖國神社。
2016年6月,“台灣民政府”因違規進行公開募款活動被舉報,進而被台警政當局搜查,結果發現“台灣民政府”原來是一個打着親日旗號的龐大詐騙集團。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這個違背人類正義價值的非法組織,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大發展,不斷進行各種“親日”與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活動,而馬當局却没有采取任何積極有爲的干涉或管制政策措施,未對其頌揚日本殖民統治活動與其他非法活動給予取締(其中一位成員還曾打駡一位老兵,曾引起社會很大關注,也没有進行調查與取締),縱容其發展與壯大,吸引了大批人參加。還有一位國民黨籍“立委”成爲其“導師”,公開上課,更讓人感覺時光倒置,更令人深思。
二、台灣出現“頌殖戀殖”現象的主要原因
台灣民主政治化之後出現的“頌殖戀殖”現象原因復雜多樣。這裏作簡要分析與探討。
(一)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的歷史後遺症
日本侵佔台灣圖謀已久,先後兩次侵略或侵佔台灣。中日甲午戰争,清政府失敗,爲日本侵佔台灣提供了難得機會,並在武力威脅下通過不平等條約侵佔了台灣,開始了對台灣長達51年的殖民統治。在日本侵佔台灣的歷史進程中,台灣同胞進行了頑强扺抗,付出了巨大犧牲,在扺抗鬥争中被日本屠殺的台灣同胞超過40萬人,加上以後受各種迫害等傷亡人數總計超過60萬人。然而,在日本完成鎮壓與統治穩定之後,開始了較爲温和的治理方式,采取懷柔政策,在台灣進行全面的“去中國化”與“皇民化”教育,通過數十年的努力與推動,對台灣民衆的心理與價值觀産生深遠影響。尤其是一部分社會政治精英進入日本殖民統治的治理體系或受益於日本殖民統治,形成一批皇民化分子。據統計,1945年日本投降前,台灣皇民化家庭占總户數的3.5%〔9〕,也是一個不小的群體。這些親日精英或皇民化家族及後代普遍親日媚日,辜寬敏、李登輝、黄昭輝等是其典型代表,他們自然懷念與肯定日本殖民統治。
台灣近代化始於清朝時期,是中國近代化起步較早的省份。日本殖民統治期間,進行了公共設施與基礎經濟建設,客觀上或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台灣經濟與現代化發展,而且發展程度遠遠領先於受外敵入侵與戰火不斷的祖國大陸。這成爲日後台灣民衆肯定日本殖民統治的重要歷史背景與原因之一。也是柯文哲提出“殖民地越久發展越進步”的原因所在。問題是,這種殖民統治客觀造成的經濟發展不應逥避日本殖民統治本身,不能否定日本殖民者對台灣同胞屠殺的歷史,不能否定日本殖民統治的民族不平等與歧視政策,更不能作爲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理由與藉口。如果没有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没有遭受日本的殖民經濟掠奪,台灣經濟發展可能更好,盡管歷史不能假設,但可反证與反思。
日本殖民統治自然會對台灣社會文化帶來深層影響。當今台灣社會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文化痕迹十分廣泛,台灣不少用語仍延續使用日本的,如土地面積用“坪”、銀行有“合作金庫”等。特别是當今台灣非常流行的棒球運動,就是日本殖民統治影響的直接結果,日據時代由日本引進,上世紀60、70年代開始興盛。台日在棒球運動上就有一種親近感,《KANO》電影就是描寫日據時代台灣少年棒球運動的台日之間的情感故事。如今棒球在台灣更被視爲“國球”,賦予瞭高度的政治性。棒球國際比賽,如果中華台北隊輸給日本認爲自然,如果輸給大陸隊則被認爲是“國耻”。這就是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社會的深層文化影響。據最近一個資料,全球曾被殖民的96個國家或地區中,如今只有台灣還在肯定與宣揚殖民統治。這是非常可悲的。
(二)國共鬥争與對抗,對日本殖民統治與侵略罪行未能進行徹底清除
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生存,形成海峽兩岸長期政治軍事對抗局面。退踞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爲了争取更多的國際朋友尤其是發展對日關係,盡管在重大曆史原則問題上態度明確,在教育和文化上推動“去日本化”和“再中國化”,在各地拆除神社和日本殖民者的紀念碑,但在“冷戰體制”與“反共思維”下,對日本展現了相對友善的態度,對日本戰争罪行追究與侵佔台灣、殖民台灣等問題的歷史清算做得不够徹底。特别是蔣介石爲了“反共復國”,希望有朝一日打回大陸,對日本以德報怨,不僅建議美軍保留日本皇室,輕處日本戰犯,甚至將日本戰犯秘密請到台灣作爲軍事顧問,建立了歷史上有名的“白團”,蔣氏政權成爲典型的親日派。在這種情况下,蔣介石當局自然對日本侵佔台灣與對台殖民統治未能進行徹底的“去殖民化”工作,留下後患。
台灣左翼統派學者普遍認爲戰後國民黨當局“反共”與“白色恐怖”政策等也是造成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現象的重要原因。台灣中興大學歷史係教授孫若怡在“當代台灣社會畸形:親日情結的歷史根源”一文中認爲,親日情結的根源包括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國民政府“反共抗俄政策下的偏失”等〔10〕;張智琦撰文指出,“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和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大舉肅清日據時期以來台灣進步的左翼人士,像簡吉、鍾浩東、李友邦等人,形同消滅了最堅定台灣人民一方的抗日先烈,同時却保全、起用了日據皇民階層,1949年後確立的反共戒嚴體制,更禁錮了所有左翼思想——包含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史觀和立場的可能性,加之蔣介石和美國、日本右翼結成反共同盟,甚至聘請日軍戰犯組成‘白團’指導國軍,導致台灣人民長期活在美日帝國主義羽翼下”〔11〕。蔣介石當局這種“反共”與“親日友日”政策在台灣社會起長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台灣政治民主化後新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而發展爲肯定與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頌殖”現象。可以説,蔣介石政府的“親日反共”政策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三)戰後國際冷戰格局的出現,與美國推動“扶日助台遏華”戰略有直接關係
二戰後,美國主導了戰後國際秩序與諸多規則或制度的建構。爲了遏制新中國,大力扶持日本、協助台灣,形成對華包圍圈,美國對日本的侵略戰争罪行與殖民統治未能進行徹底清算,保留了對侵略戰争負有直接責任的日本皇室,釋放多名戰争罪犯,進而將日本、台灣納入美國主導的對抗包括中國在内的共産主義陣營的西方政治陣營。戰後台灣在政治經濟上又全面受美國影響與控制,台灣當局對日態度與殖民觀的認識在很大程度上追隨美國,不再追究與清算過去日本的殖民統治與侵略戰争罪行。對日本扭曲、否定“南京大屠殺”與慰安婦等問題,美國與台灣只有制式的外交語言,但均缺乏足够的反對與抗議立場,缺乏對日本錯誤史觀的批判精神。可以説,戰後國際社會尤其是包括美日台在内的西方陣營的反共反華與遏華格局的形成,對日後台灣社會對日殖民統治錯誤史觀形成有很大關係。
(四)島内政治格局變化,國家認同出現嚴重分歧,“台獨”分裂勢力將“親日頌殖”作爲争取日本支持與制衡中國大陸的戰略手段
在台灣島内,以國民黨代表的藍營盡管親日,强調台日友好,但較能正確認識日本殖民統治問題與抗日問題,没有明顯的媚日情緒,也較少“頌殖”現象。相對的,台灣整個“台獨”分裂勢力或緑營不僅親日媚日,而且普遍頌揚殖民統治。這與其謀求台灣獨立的政治立場密切相關。其中,李登輝們、民進黨或緑營用“日治”這個概念還有一個政治企圖,即將歷史上中國中央政府對台灣的管轄與管理視爲“明治”、“清治”等,這樣以來明清政府與日本殖民者均是外來的,均是在台灣進行不同時期的治理,也是達到建構“台獨”合理化的目的。
同時,爲對抗追求兩岸統一的中國大陸,力争實現台灣獨立,民進黨等“台獨”勢力自然要争取美日支持,於是就會有“親美友日”主張。不僅如此,緑營勢力爲了獲得日本好感,得到日本支持,就不敢正視、批評日本的殖民統治與侵略歷史,還要對日本歌功頌德,以便建立共同的“反中抗中”統一戰綫。
事實上,上世紀60、70年代,日本是“台獨”分子的海外大本營。這就是“台獨”勢力與日本(盡管不一定代表日本政府)存在着密切關係,“台獨”勢力自然視日本是“台獨”的保護傘。
緑營在“台獨”政治立場與政治需要下,違背人類的基本價值,爲争取日本好感與支持,贊美日本殖民統治,更極端化爲“留戀”日本殖民統治。從這個角度看,民進黨一直高喊維護台灣主體性是假的,甚至“獨立”也是假的,實際上只不過是美日的政治傀儡。
(五)台灣社會對日本的親近感,逐步形成的“親日媚日”心態,也會影響日本殖民統治史觀
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客觀上造成台灣受到日本社會文化的諸多影響,會認同所謂日本文化的進步性與先進性。當今日本成爲台灣民衆最親近與最喜歡的國家,也是往來最密切的國家。2017年3月,台灣民意基金會對台灣民衆最喜愛與最討厭的國家或地區調查結果顯示,日本是台灣民衆最喜歡的國家之一,達83.9%,僅次於新加坡(87.1%)〔12〕。日本也是當今台灣民衆最喜歡旅遊的國家或地區(中國大陸除外)。台灣赴日本旅遊人數從2014年的297萬人次上昇到2018年的482萬人次,日本赴台旅遊人數也從163萬人次上昇爲197萬人次。
台灣民衆對日本的好感還可從對日本大地震的自發捐款中得到體現。2011年,日本發生“311大地震”,台灣民間捐款達57億元新台幣,超過其他92個國家或地區捐款總額(包括美國、歐盟與G7工業國),是台灣史上最大的民間對外捐款額(台灣對大陸灾區或灾難性捐款也比較積極,其中以2008年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捐款最多,政府與民間合計爲15.1億元人民幣。所不同的是,台灣同胞對大陸捐款以企業爲主,其中又以台資企業爲主,在捐款最多的外資企業前10中台資企業占了4家)。不過,被認爲全島最緑的地方台南市大地震時,日本人却只捐了5000萬新台幣。顯然,台灣民衆對日本“友好”與慷慨,日本對台灣却未必有同樣的情感與慷慨。
(六)台灣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文學藝術作品對台灣民衆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日本殖民史觀有着巨大的潜移默化作用
文學與藝術作品對民衆的價值觀有重要影響,尤其是會産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多年來,台灣許多影視作品與親日媒體等,逥避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歷史,逥避屠殺台灣同胞的歷史大背景,大量描寫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與日本之間民衆的“感人”與“動人”故事,建構“台日親如一家”的情感。這種隱晦頌揚日本殖民統治者的“日台故事”,對台灣民衆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價值觀、史觀有着重大影響,而且是帶有懷念、思念、向往日本或日本殖民統治的潜移默化作用。這是今日台灣社會彌漫着親日媚日與頌揚日本殖民統治的社會根源之一。台灣苦勞網青年記者張智琦在“台灣‘親日戀殖’現象批判”一文中指出,“在近年的台灣電影中,如電影《海角七號》、《雖然媽媽説我不可以嫁去日本》都反復再現了一種日本人和台灣人彼此‘相愛’、‘依戀’的狀態,進而强調日本和台灣在歷史和現實中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情誼。這些流行文化作品,反映的是台灣整體的意識形態氛圍,也就是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將日據台灣當成是和日本‘同一國’,並把當前的台日關係呈現爲‘一家親’、‘友好’的關係。這樣一種以愛包裹的意識形態,一則有美化殖民歷史的效果,一則也强化了親日的政治現實。”〔13〕。2014年,台北市長柯文哲在觀看電影《KANO》時痛哭流涕,聲泪俱下,足見影視作品對民衆感情的影響之大。
(七)戰後日本强勢經濟文化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戰後,日本在美國扶持下在戰争的廢墟上迅速崛起,成爲世界經濟强國與文化强國。由於地理與歷史的關係,台日經濟文化關係一直很密切,日本曾是台灣最大的交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場與最大的進口市場,台灣生産與生活受到日本經濟文化影響重大,台灣不僅在經濟與技術上長期依靠日本,而且在流行文化上追隨日本。於是台灣一切跟日本學習,模仿日本,出現了長久不衰的“哈日族”與“哈日現象”,對日本好感增加,自然容易淡化或忘却過去傷痛的歷史,不再刻意追究日本對台灣的侵佔與殖民統治。
孫若怡教授認爲日本對台灣文化滲透是主要原因之一,認爲“日本在台灣可謂是具有無孔不入與無所不在的影響力量”,“具有日資背景的便利商店、汽機車與日式餐飲館,可謂遍及全台;往往成爲日本右翼政治勢力,支持台獨勢力的一只看不見的手。電視台中的日本廣告、卡通影片以及日本流行商品,則深深影響青少年的審美與價值認同”〔14〕。
另外,現在台灣年輕一代“重現在輕過去”的現實感覺意識,不會刻意追究過去歷史上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而更看重當下日本的角色與日本對台灣的態度,自然無視台灣社會出現的“頌殖”現象。
(八)日本尤其是日本右翼勢力扮演了重要角色
觀察台灣出現的“頌殖戀殖”現象及原因,除了前述諸多原因外,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右翼勢力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戰後,日本政府不僅否認“對亞洲各國戰敗”(認爲是美國原子彈讓日本戰敗),一直用“終戰”替代“戰敗”,而且一直未真誠對侵略戰争與殖民統治進行懺悔與道歉,就是不願正面承認戰争的失敗,不願承擔戰争責任,對冷戰夾縫中的台灣社會有重要影響。特别是日本國内一直存在一股强大的右翼勢力,他們成爲當今台灣頌揚與紀念日本殖民統治遺迹、修建神社的重要推手。
近年來,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日本櫻花頻道、台灣研究論壇等日本右翼親日團體,與台灣島内“台獨親日”勢力勾結,策劃與發動了一次次“頌殖戀殖”活動,如整修烏來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重建屏東高士神社、修復八田輿一銅像及“2020東京奥運台灣正名公投”等,均有日本右翼勢力的參與與推動。
日本右翼勢力還與島内“台獨”勢力合作,將代表日本文化的“賞櫻”活動有計劃地在台推廣,也增加了台灣民衆對日本與日本文化的親近感。“賞櫻”原本是每年3至5月櫻花盛開季節日本國民特有的“年中行事”之一。2002年,日本“育櫻會”,通過日本“李登輝之友會”,與台灣的“李登輝之友會”合作,由台灣“李登輝之友會”總會、“台獨”大佬與李登輝的“國策顧問”黄昆虎負責,與台灣各縣市的“李登輝之友會”分會,在南投、新竹、嘉義、台北、新北等建立了20多個賞櫻地點,將日本“賞櫻文化”在台灣發揚光大。
注釋:
〔1〕本文主要探討當今台灣社會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立場與態度及其原因,因此用“頌殖戀殖”概念,未探討台灣社會“親日媚日”現象,因此未用“親日戀殖”或“日本情結”等概念。
〔2〕譚建川(西南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近代日本教科書如何臆造‘台灣故事’”,來自澎湃新聞,2014--11-708:38:43.
〔3〕張智琦,“台灣‘親日戀殖’現象批判”,“兩岸融合視野下台灣史論壇”論文,2019年4月16-18日,福建厦門。
〔4〕王曉笛,“民進黨這麽搞,是想讓台灣二次淪爲日本殖民地?”,觀察者網,2017-07-2308:36:51
〔5〕張智琦,“台灣‘親日戀殖’現象批判”,“兩岸融合視野下台灣史論壇”論文,2019年4月16-18日,福建厦門。
〔6〕黄光國,“爲‘大日本帝國’招魂—‘台灣之塔’的媚日史觀(上)”,台灣《海峽評論》,2019年1月,第337期。
〔7〕1993年,台籍日本兵後代組成“台灣人原日本兵、軍夫及遺族協會”,嚮日本政府索取賠償未付軍餉、儲金,要求與日本復員軍人享受一樣的賠償和年俸,還到日本東京示威遊行。當時執政的李登輝因親日却不敢聲援與支持。最後,經過努力與協商,日本政府對有登記在案的日本兵軍夫以每人200萬日圓給予象徵性的補償。
〔8〕曾健民,“李登輝的慰靈碑—評琉球的台灣之塔和題字”,台灣《海峽評論》,2018年8月,第332期。
〔9〕張智琦,“台灣‘親日戀殖’現象批判”,“兩岸融合視野下台灣史論壇”論文,2019年4月16-18日,福建厦門。
〔10〕孫若怡在“當代台灣家長會畸形:親日情緒的歷史根源”,“兩岸融合視野下台灣史論壇”論文,2019年4月16-18日,福建厦門。
〔11〕張智琦,“台灣‘親日戀殖’現象批判”,“兩岸融合視野下台灣史論壇”論文,2019年4月16-18日,福建厦門。
〔12〕郭偉峰,“習近平的人民觀與如何正確對待台灣同胞”,《中國評論》(香港),2019年第3期。
〔13〕張智琦,“台灣‘親日戀殖’現象批判”,“兩岸融合視野下台灣史論壇”論文,2019年4月16-18日,福建厦門。
〔14〕孫若怡在“當代台灣家長會畸形:親日情緒的歷史根源”,“兩岸融合視野下台灣史論壇”論文,2019年4月16-18日,福建厦門。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7月號,總第2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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