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峽兩岸之間，没有因新冠疫情暴發蔓延開啓兩岸緩和的新契機，反而在台灣民進黨當局配合美國反華大潮下進行泛政治化操作，不僅將疫情、防疫與抗疫政治化、工具化，而且島内出現一股新的社會思潮與社會情緒，“狹隘主義”、“自私主義”與“利己主義”思潮陳渣泛起，“台獨民粹主義”更加猖獗，“反中仇中”情緒高漲，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與全球蔓延及世界性封城管制，持續近兩年，成爲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大事件之一。面對這一嚴峻的全球性疫情灾難，國際社會没有出現携手合作共同防疫抗疫現象，反而在復雜的國際關係格局尤其是美國對華戰略重大調整背景下出現更爲尖鋭復雜的矛盾與鬥争，出現一些新的社會思潮與現象〔1〕，對國際關係格局、全球經濟發展觀念與全球供應鏈重構等帶來重大影響。同時在海峽兩岸之間，島内出現一股新的社會思潮與社會情緒，“狹隘主義”、“自私主義”與“利已主義”思潮陳渣泛起，“台獨民粹主義”更加猖獗，“反中仇中”情緒高漲，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 

　　一、島内率先出現“救人先救己”與“醫療資源有限論”等反人道反人權的狹隘自私主義論調與浪潮 

　　在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台灣島内逐步形成並流行“台灣優先”與“台灣至上”思想意識與思潮。即使在馬英九執政時期，這一思維同樣大爲流行，也體現在兩岸交流與兩岸各種協議簽署等諸多方面。蔡英文上台執政後，民進黨當局不斷强化“反中保台”思想意識，並在美國特朗普高舉“美國優先”大旗影響下，在新冠疫情暴發後，台灣社會的“台灣優先意識”與“狹隘自私主義”、“利己主義”陳渣泛起。2020年初，大陸率先暴發嚴重的新冠肺炎疫情，一度陷入確診病例顯著增長與醫療資源短缺等嚴峻疫情危機之中。在此危機關鍵時刻，海峽對岸的台灣，没有在大陸面臨困難危機時刻伸出援手，也没有基本的人道關懷表示，反而出現反人權、反人道與違背現代社會文明價值的嚴重錯誤思潮，即出現“救己才能救人論”、“救人先救己”與“台灣醫療資源有限論”等極端自私與利己主義思潮，是一種極端自私狹隘主義，是台灣島内强烈的“反中仇中”社會心態的集中反映。 

　　在大陸暴發新冠肺炎疫情後，經濟關係極爲密切與人員往來交流頻繁的海峽兩岸之間，本來應當將政治争議暫時擱置，同舟共濟，相互協助，共同對抗疫情，展現同胞之情。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台灣島内却出現一種極端錯誤的論調，强調“救己才能救人”，進而成爲一種島内普遍社會共識。就是强調要優先維護台灣防疫安全，優先保護特定台灣民衆的生命安全，醫療物資優先供應並没有暴發嚴重疫情的台灣，置大陸嚴重疫情於不顧，不願提供協助，還處處防範與管制，落井下石，幸灾樂禍。 

　　面對大陸一度出現醫療物資緊缺與嚴峻的疫情問題，台灣當局不是伸出援手進行及時協助，反而采取一系列針對大陸的醫療物資嚴厲管制舉措，主要包括：1、停止口罩出口，拒絶支援大陸。就在大年三十，台行政部門負責人蘇貞昌宣佈停止外科手術口罩與N95口罩出口1個月，後又延長至4月30日。2、台海關部門嚴查民間寄往大陸的口罩等防疫物資，限制民衆每人次只能携帶250個口罩出境，否則没收與處罰，實際就是禁止台灣民間將口罩間接帶到大陸。禁令發佈後短短2天就没收近10萬片口罩。3、嚴禁醫護人員到大陸提供支援。4、對兩岸人員往來采取最爲嚴厲的管制措施。台兩岸事務主管部門第一時間就將大陸列爲紅色旅遊警示區（對日、美等列入則遲緩與寬鬆得多），要“台灣民衆不要前往大陸”，暫停大陸人士入境，暫停接待大陸觀光團，暫緩陸生來台，已入境的大陸觀光團盡快離境。2021年8月前後，大陸疫情得到控制後，美國、越南等疫情嚴重，台當局依然對大陸采取最嚴厲的入境管制政策，而對疫情嚴重的歐美、越南等相對寬鬆。5、管制交通。大陸疫情暴發不久，台交通部門宣佈暫停兩岸海上客運直航航綫及航班，暫停“小三通”，只開放北京、上海、虹橋、厦門與成都及港澳往飛台北航班。極力阻撓滯留湖北台胞、陸配及其無台户籍子女返鄉，製造事端。 

　　台灣當局這一針對大陸及滯留大陸台胞的歧視與管制措施及見死不救做法，島内社會主流不僅未給予批評與譴責，還出現爲其辯護的論調，强調“救己才能救人”。就是先救疫情尚未衝擊的台灣人，物資先保证給台灣民衆，而不是優先給予處於危急與困難的大陸同胞。這一論調看似合情合理，其實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更不符合基本的人道主義原則，而且充分反映了當前台灣社會極端自私心態與“反中仇中”心理，也是在爲蔡當局管制口罩出口大陸及限制民間鼓勵醫護人員到大陸的錯誤政策尋找藉口。 

　　在重大疫情面前，根本没有“救己才能救人”的道理，應是“互助互救”與“共渡難關”，而且“救人才能救己”。大家共同生活在一個地球上，在重大人類灾難或疫情面前，大家是命運共同體。如果只想到先保護自己，先救自己，尤其是尚處於安全境地的自己，而不顧他人，最後可能自己也救不了。如果不關心大陸的重大疫情，不協助大陸的疫情控制，一旦大陸疫情失控，台灣豈能不受影響？台灣如何能有安全？如果只强調還處於安全時刻的自己，而不救處於危險境地的他人，就是本末倒置，見死不救。爲何在各醫院會有“急診”室，就是體現急危重患者優先原則。更何况，中國傳統優秀文化“舍己救人”，這是一種崇高的社會道德而被頌揚。今天即使不過度强調“舍己救人”，但也應相互扶持，相互協助，同舟共濟。最極端的大問是：如果你的女兒或母親及你同時面臨困境而且母女處境更爲危險時，你還會講“救己才能救人”嗎？還會講先救你自己才能救你的母親與女兒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否則自己留下千古罪名。可以説，島内出現的“救人先救己”或“救己才能救人”的論調，不僅違背了中國優秀傳統道德倫理，違背了“重危患者優先”原則，更違背了台灣社會最崇尚的基本人權與人道原則。事實也證明，這一思維與論調是極端錯誤的，後來疫情全球蔓延與出現數波疫情危機就是全球未能合作抗疫的明证。 

　　同時，島内還出現了另一錯誤論調即“台灣醫療資源有限論”。這種“台灣醫療資源有限論”不僅表現在拒絶對大陸提供醫療援助上，還表現在阻撓滯留大陸湖北的台灣同胞返台問題上。在大陸暴發嚴重新冠肺炎疫情後，特别是武漢實行封城措施後，在處理湖北台胞包機返台過程中，島内出現一種新的論調，强調台灣醫療資源有限，不能讓滯留在湖北的所有台胞返台，要區别對待，認爲如果讓所謂上千人台胞返台，台灣無法提供足够的醫療機構與人員等進行處置，將會影響島内台灣民衆醫療權益。其實，他們主要是反對在湖北的台商尤其是陸配及其子女包機返台。“台獨”政黨“基進黨”成員、醫師吴欣岱發起網絡連署，提出“只有台灣公民才能上機”等三大訴求，就是企圖阻止所謂無“台灣中華民國國籍”的陸配及子女返台。其實主要是針對陸配前婚未入籍台灣的子女返台，從而出現了所謂的“小明現象”（未入台灣户籍的大陸前婚子女之代稱）。台灣疫情指揮中心負責人陳時中竟公開稱“誰叫他們選擇了那個國籍”，無人性的“台獨”自私主義心理表露無遺。也足見在危難之時，台灣社會竟然拒絶與阻撓自己的同胞返台，其自私與狹隘心理達到何種程度，非現代文明社會所少見。 

　　在重大灾難或疫情面前，應盡一切所能或有限力量，救灾救難救人，而不應優先考慮“資源有限”問題。在重大疫情與醫療資源緊張情况下，大陸没有對口罩等醫療物資采取出口管制，同時第一批向香港同胞提供1700萬只口罩，也嚮日本提供新冠肺炎檢測試劑，日本在口罩等醫療用品緊張情况下向中國捐贈。特别是一些經濟困難與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在第一時間向大陸提供醫用物資。顯然，問題核心不是醫療資源有限問題，而是心態與立場問題，是台灣社會對大陸及與大陸相關的台商、陸配及陸配家庭子女的歧視問題，核心是“反中”與“仇中”的問題。 

　　事實上，在人道主義裏，在人權面前，是没有“資源有限説”的，人道關懷没有條件説。滯留湖北的陸配及子女人數非常有限，不會佔有過多醫療資源，根本不會造成醫療資源困難。况且資源存量與供應不能從静態與通常情况來認識，而應動態觀察。特别是在緊急狀態下，可動員一切力量創造資源，轉化資源，優化資源，盡一切可能解决包括陸配及子女在内所有返台胞救治困難。在號稱“華人民主典範”的台灣，在將人權價值置於崇高地位的台灣，在號稱醫療品質優异與醫療服務先進的台灣，在大陸暴發嚴重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出現這種“救己才能救人”與“台灣醫療資源有限”論調，是非常令人遺憾的，更是令人悲哀和不齒的，應給予堅定揭露與批判。 

　　二、島内出現損人利己的疫情“對台有機論”與“對台有益論” 

　　新冠疫情暴發並蔓延，是全人類面臨的一大灾難與挑戰。所有國家或地區應携手合作，共同應對，將損失與死亡降到最低。然而，台灣島内部分緑營學者、專家與人士則不是如此看待，反而出現了疫情“對台有機論”與“對台有益論”，認爲這次疫情暴發給台灣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好機會，對台灣有益，强化台灣的軟實力，可提昇台灣主體意識，增加台灣國際社會知名度。其中，以台灣《財訊雜誌》社長謝金河最爲典型，有多篇系統論述的文章〔2〕。 

　　謝金河是台灣知名財經媒體人，是蔡英文與民進黨的堅定支持者。他認爲，這次疫情讓台灣更有自信，展現了台灣的軟實力。他在《財訊雜誌》第600期發表“台灣的轉機在疫情蔓延時”的文章，提出疫情强化台灣“軟實力論”，認爲“經過這場疫情激盪，台灣至少展現了幾個軟實力，首先是台灣雖然没有加入WHO，但擁有全世界最好健保制度，有非常健全的公（共）衛（生）體系，人民的健康可以確保，未來我們還可以向全世界昭告，台灣的醫療體系可以支援全世界”；“二是台灣是華人世界中最透明的政治體制，相對中國的集權獨裁，台灣要勇於站出來告訴全世界，台灣與中國不一樣”，“三是……這是重建産業鏈最關鍵的時刻”。同時，他認爲“這次疫情對台灣的衝擊顯然是危中有機，可能是台灣另一次脱胎换骨的機會”。他强調，“武漢疫情引來全球恐慌，全球資本市場也以大跌回應，奔馳了十幾年的世界經濟突然遭到亂流，但台灣在2019年的經濟表現已在四小龍脱穎而出，這次疫情襲來，也可能是台灣破繭而出的好機會，台商回流，台灣供應鏈重組，過去遭到中國殺擄的産業再生，然後是台灣主體性，命運共同體的重塑，這可能是台灣邁出下一步最關鍵的契機”。台民意機構負責人游錫堃甚至公然聲稱疫情有利於强化所謂“台灣國家意志”，將新冠疫情視爲增强“台獨”意志的好機會。 

　　謝金河還表示，台灣執政團隊在疫情中的表現“讓執政的效率與品質有效提昇，這是增加台灣人光榮感很重要的一步”。台灣“國發會”主委陳美伶也有類似認識，認爲疫情是台灣産業轉骨的好機會，她强調“台灣産業一定要把握機會，借力危機，轉骨躍進，開啓未來新世界”〔3〕。 

　　台灣疫情在較長時間内比較輕（2021年5月中旬才暴發較嚴重的疫情與死亡現象），防疫啓動較早，處理措施較爲果斷，初期效果比較好，也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但台灣一直堅持不篩選核酸檢測，也存有隱患，初期疫情不嚴重有很大的僥幸成份。於是台灣借機宣揚台灣經驗，宣揚台灣健保制度，緑營媒體更稱台灣是“防疫小巨人”，台灣當局開始大搞“口罩外交”與“防疫外交”。台灣在口罩供應逐步得到保障後，開始向美國等國際社會提供捐助，但總量有限，對美國初期是每周10萬片，對國際社會提供總計1000萬片，借此推動台灣與國際社會的疫情合作，號稱防疫打“國際杯”。可以説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台灣民衆的自豪感，台灣的主體意識與台灣意識也隨之增强。 

　　新冠疫情是全人類的共敵，是人類面臨的一大灾難，已造成數百萬人的死亡與龐大的經濟財産損失，全球展開前所未有的防疫與抗疫行動，共尋有效疫苗共滅之。然而，在台灣緑營勢力心中，新冠疫情似乎不是一場應躲避與對抗的灾難，反而是台灣發展的機遇，是展現台灣“軟實力”的機會，是彰顯台灣優异政治體制與治理能力的機會，是“轉骨”的好時機，是强化台灣主體意識的大好時機。這是台灣社會出現的一種極端的、反人類的、狹隘的、自私的陰暗心態與反文明思潮。然而，殘酷的現實是，新冠疫情的蔓延與變异毒株的出現，不僅未能成爲台灣發展的機會，反而遭遇新的打擊。2021年5月中旬之後，台灣第二波疫情大暴發，一度每日有數百名確診患者，死亡人數超過800人，新冠死亡率達5.22%（全球平均2.1%），創下世界之冠，而且出現嚴重的疫苗短缺現象，防疫奇迹破産，成爲“疫苗孤兒”。這是對台灣社會疫情“對台有機論”的當頭一棒，是沉重一擊，應該有助於台灣社會的反省與反思。 

　　三、“反中仇中”的“台獨民粹主義”思潮更加猖獗，以“辱中黑中”爲榮 

　　 “台獨”主張、“台獨”活動，與台灣島内的民粹主義現象，已在台灣持續多年。但這次疫情暴發後，“台獨”意識與“民粹主義”思潮相結合，融爲一體，出現一股更爲可怕的非理性的以“反中仇中”爲核心的“台獨民粹主義”。 

　　大陸暴發新冠肺炎疫情後，海峽對岸的台灣，雖有部分善良與理性的民衆與同胞表達了關懷與捐助愛心，展現了同胞情，但就整個台灣社會觀察，不論是蔡當局的態度與做法，還是島内主流社會氛圍與表現，不僅没有表現出基本的人道關懷，没有憐憫之心，没有同胞情義，反而呈現出一種冷漠無情、落井下石與幸灾樂禍的心態，出現令人非常震驚的“反中仇中遠中”的“台獨民粹主義”惡浪，出現以“辱中黑中”爲榮的現象。 

　　蔡當局在處理疫情問題上對大陸采取極不友善的敵視立場與政策導向，不僅未能表達最基本的人道關切與關懷，而且處處管制與阻撓口罩等醫用物資對大陸出口及嚴禁醫護人員到大陸，還有意借此大搞兩岸“脱鈎”與“斷鏈”，企圖達到“以疫反中”、“以疫黑中”與“以疫謀獨”的政治目的。台民意機構負責人游錫堃公然聲稱疫情有利於强化所謂“台灣國家意志”，是赤裸裸的“以疫謀獨”的“台獨”叫囂，與美國財政部長聲稱大陸疫情有助於産能回流美國“以疫謀利”一樣醜陋。蔡當局還借疫情大肆炒作台灣參與世衛組織等“以疫謀獨”活動。然而，悲哀的是，蔡當局“以疫反中”與“以疫謀獨”的所作所爲，竟然受到台灣民衆的普遍肯定與讚揚。台灣民意基金會於疫情初期的2020年2月24日發表的民調顯示，蔡英文聲望上昇到68.4%，對蔡當局防疫滿意度達75.3%。同日，美麗島電子報公佈的民調也顯示，蔡英文信任度達65.7%、滿意度爲63.3%，均創新高；行政部門負責人蘇貞昌的滿意度達到前所未有的62%，就是民進黨的好感度也達到少見的51%。即使日後台灣暴發嚴重疫情與蔡當局防疫政策争議巨大及失敗，蔡英文仍一直有超過40%的滿意度與支持度，與不滿意度不相上下。 

　　在疫情初期國際社會尤其是日本等出現“武漢加油”、“中國加油”等對大陸正面善意氣氛之時，海峽對岸的台灣却看不到這樣的正面現象與氣氛。台灣緑營媒體如《自由時報》、三立電視、年代電視與壹電視等，對大陸新冠肺炎疫情没有任何客觀理性的報導，對大陸應對疫情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没有任何正面積極的評價，全是負面的批評與攻擊，而且對大陸冷嘲熱諷，惡意中傷，極盡醜化。年代電視新聞台等配合美國特朗普反華集團也公然以“中國病毒”污辱中國大陸。島内官民、朝野與藍緑不遵守世衛組織有關規定，長期堅持使用具地域歧視性的“武漢肺炎”，就是堅定敵視大陸立場的表現。可以説，疫情初期，島内“仇中”現象達到一個新的高潮。在選舉中以“批韓挺蔡”走紅的台灣“網紅館長”陳之漢，借疫情攻擊與辱駡大陸，被緑營媒體視爲大英雄，不斷報導與頌揚。對西方反華勢力借疫情攻擊大陸、抹黑大陸的言論，緑營媒體如獲至寶，大肆宣揚，電視台不斷重播，而對日本在疫情期間對大陸表達的友善與友好相助却極力逥避，不予報導。另一方面，它們對島内外對大陸友善或公正的言論包括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對大陸防疫的肯定也進行攻擊與批判。在大陸有高知名度、嫁給台灣乒乓球運動員的日本乒乓球知名選手福原愛，在臉書上寫上“武漢加油”，在島内“反中民粹主義”壓力下隨即被删。台灣緑營政客、緑營媒體與緑色“網軍”等緑色勢力（也就是“台獨”分裂勢力）借機掀起一股“反中抗中仇中黑中”狂潮，其所作所爲已到了無基本道德底綫的地步。可見，如今當下的台灣，竟然是以“黑中仇中”爲榮，以“友中善中”爲敵，整個社會籠罩在一片極端讎視大陸的陰雲之中。 

　　不僅如此，台灣緑營醫護人員、緑營學者與緑營媒體等緑營勢力，還以台灣防疫醫療資源有限等爲由，强烈反對滯留湖北台商包機返台，反對放寬陸配及子女返台條件，則是“仇中”的另一表現。“台獨”政黨“基進黨”成員、醫師吴欣岱竟然發起“堅守防疫底綫”的網絡連署，提出“只有台灣公民才能上機”（武漢台商包機）等三大訴求，台“陸委會”也給予肯定與支持，很快獲得10多萬人參與連署，將“仇中”氣氛掀上高潮。一位前外交官員竟然在網上散佈滯留武漢的台灣血友病少年與父母是“中國籍”，不能讓其返台，還贏得台灣大批網民點贊。這種極端“仇中排中”行爲，迫使台大陸事務主管部門也不得不出面澄清這是虚假信息，血友病少年與父母擁有台灣的“中華民國國籍”，才得以讓這位血友病少年曲折回台。 

　　在這樣惡劣的政治氣氛與社會氛圍下，島内“反中仇中”的“台灣人”政治認同與“台獨”政治認同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2020年初，台灣人認同比例更是達到前所未有的83.2%，而認同中國人的比例降爲5.3%，加上雙重認同（既認爲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比例6.7%，合計也只有12%。即使到2020年8月，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顯示，仍有76.8%自認是台灣人，自認中國人的只有7.5%；支持獨立的受訪者達46.6%，26.4%支持維持現狀，其中若無法維持現狀，這部分民衆則有47.3%選擇獨立，32.2%選擇永遠維持現狀，就是泛獨立支持者達到 79.5%。 

　　新冠疫情率先在大陸暴發，台灣第一時間采取嚴控措施，確實在長達一年多時間裏未出現嚴重的疫情問題，加上美國反華聲浪與香港“反修例風波”等重大事件，助長了台灣島内的主體意識、分離意識與台灣獨立意識。謝金河撰文解讀認爲，上述民調結果“顯示經歷香港反送中抗争到武漢疫情衝擊下，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率持續上昇，這是台灣的主體意識顯著提昇”；“除了台灣主體意識提昇外，台灣人在這次疫情中也逐步告别悲情意識”，“這次疫情讓大家見证到生而爲人的基本價值。台灣的資訊透明公開，重視每個人的生命安全，擁有全世界最好的醫療保健制度”。他特别强調世衛組織在這次疫情中將台灣列爲一個中國，“讓台灣遭到諸多無理對待，也讓多數台灣民衆意識到，台灣必須有效與中國作區分。例如華航這類易被外國混淆的機構，台灣可能後續會有更名的運動，這個主體意識的增强，也可能對台灣未來發展帶來巨大衝擊”。隨後，島内果真有基進黨“立委”等提出機構更名行動。在這種新的社會政治氛圍形勢下，國民黨積極配合與肯定蔡當局的防控疫情成績，對大陸表達了更强硬的立場。 

　　另外，在疫苗問題上，台灣島内尤其是台當局大搞“疫苗民粹主義”，將是否使用台灣自産疫苗作爲“愛台灣”的標準。一方面，台灣當局堅决拒絶使用大陸提供的疫苗。甚至把大陸願意對台提供疫苗的善意視爲“假善意”，絶不接受，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超越民衆生命安全，就是“台灣優先”先於“生命優先”。對民間進口上海復興公司參與研發並爲大中華區總代理的德國BNT疫苗，蔡當局也極力阻止，不允許有中文上海復興或藥名復必泰字樣，要求“原廠、原産地與直送台灣”。最後在接種高端疫苗出現嚴重的死亡風險後才被迫妥協允許進口。另一方面緑營勢力將對待或接種自産高端疫苗作爲是否“愛台灣”的標準。就是支持高端疫苗，願接種高端疫苗的，就是“愛台灣”；緑營外圍的野百合世代等人士還發起接種高端疫苗的連署行動，而對高端疫苗提出質疑、不願接種高端者則視爲“不愛台灣”，甚至是“親中”之舉。 

　　可以説現在的台灣已不再是從前的台灣，台灣不再是大陸民衆心中的“文明美好”榜樣。“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的美譽與耀眼光環，在這場疫情灾難面前徹底崩塌。台灣社會在這次疫情面前的表現與所爲，也給大陸民衆一次“震撼教育”，得以重新審視台灣，認識台灣，得以重新認清台灣“民主人權”真相，認清“台獨”與“反中仇中”的反動本質。 

　　四、强化島内緑營勢力企圖推動的兩岸“脱鈎論” 

　　這次新冠疫情暴發，强化了島内“台獨”分裂勢力有意推動的兩岸“脱鈎論”。緑媒與緑營認爲這次疫情是兩岸經濟“脱鈎”的好時機，甚至認爲可提供一種台灣承受“兩岸經濟脱鈎試驗”，也就是作爲未來大陸經濟上制裁封鎖台灣後台灣承受能力的“台獨試驗”。 

　　蔡英文是最早提出兩岸“脱鈎論”者。2016年“520講話”中，蔡英文明確公開提出“告别以往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現象”。當時筆者命名爲“經濟台獨”，其實就是謀求一種兩岸經濟上的“脱鈎論”。 

　　美國發起對華貿易戰、科技戰等一系列經貿戰，加速了蔡當局與島内緑營勢力的兩岸“脱鈎”傾向。美國對華戰略的重大調整目標之一就是中美經濟、科技脱鈎（美國智庫有詳細的研究報告，得出結論是“局部脱鈎”與“選擇性脱鈎”），中美“脱鈎論”很快延伸到海峽對岸的台灣，出現兩岸經濟“脱鈎論”的聲音，進而成爲强化蔡當局兩岸經濟“脱鈎”思維與政策的重要背景。 

　　從蔡英文上台後的兩岸經貿政策觀察，實際上就是在推行實質“脱鈎論”。蔡英文重大經貿政策規劃，均未將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納入，極力逥避兩岸經貿議題，似乎兩岸經貿議題在台灣經濟發展中是不存在的，這與以前歷届台當局的做法有很大不同。執政以來，蔡當局從没有正面、積極看待兩岸經貿關係問題，没有出台任何一項促進或有利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重要政策，而且上台後第一時間就廢止了兩岸ECFA工作小組，放棄了馬英九推動的旨在推進兩岸經濟特區合作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等。隨後配合美國，蔡當局對兩岸經貿往來采取一系列更加嚴厲的管制措施，禁止島内使用大陸中興、華爲等通訊産品、加大管制台灣高科技産品對大陸出口、對大陸企業在台投資加大所謂違規處罰力度與管制等。 

　　疫情發生確實進一步强化了緑營内部出現的兩岸“脱鈎論”。台灣《自由時報》曾發文提出，可通過停止兩岸“三通”即中斷商貿往來，檢驗一下台灣經濟的承受能力，即將這次疫情作爲一次兩岸“斷航”“脱鈎”的試驗。疫情暴發與蔓延後，盡管兩岸貨物没有中斷，但兩岸人員往來確實出現幾乎“斷流現象”，兩岸人員往來大幅下降，幾乎中斷。 

　　兩岸經濟“脱鈎”問題已引起兩岸學界廣泛討論。盡管涉台學界普遍認爲兩岸不可能“脱鈎”，甚至認爲蔡當局想脱鈎，就像中美不能徹底經濟“脱鈎”一樣。確實不論是中美還是海峽兩岸很難真正“脱鈎”，但這並不影響美國與台灣當局的中美及兩岸經濟“脱鈎”政策導向及采取的局部“脱鈎”政策舉措，對未來中美經貿關係與兩岸經貿關係影響深遠。特别是在極端特殊情况下，未來兩岸經濟“脱鈎”不是不可能，而是完全有可能的。蔡當局敢於冒台灣同胞的生命危險與强大民意拒絶采購大陸疫苗、堅持强推未經第三期臨床試驗的自産高端疫苗，還有什麽事不能做、不敢做的？爲“台獨”推行兩岸“經濟脱鈎”就不足爲奇。 

　　五、島内出現一種對國際社會輿論的“反友中”與“贊黑中”現象 

　　新冠疫情暴發初期主要集中在中國大陸，自然在國際社會引起很大關注，對大陸出現不同的聲音與態度。但台灣島内社會輿情則是，對對大陸友善、肯定的國際機構組織、國家與人士等進行醜化、攻擊，甚至認爲他們是被大陸收買。當初，世衛組織與總幹事譚德塞處事公正，對大陸友善，於是在島内出現强烈攻擊與批判世衛組織與譚德塞的現象，認爲世衛組織與大陸合作隱瞞疫情真相，爲大陸説好話。台灣疫情指控中心負責人陳時中公開指責稱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很多發言政治立場大於專業”，後來竟然在台灣參加世衛組織大會問題時稱世衛組織“自身難顧”。台當局與緑營勢力無視世衛組織命名的“新冠肺炎”名稱，長期堅持使用歧視性的“武漢肺炎”。前副領導人陳建仁在2020年3月12日，攻擊世衛組織總幹事連發病率與致死率的分子分母都搞不清楚，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認爲台灣於2019年12月31日即已超前部署，並向世衛窗口示警有“人傳人的可能”，但WHO漠視台灣通報，錯失全球防疫先機。台灣緑營網民還在網上發起罷免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的簽名活動。在台灣當局與緑營勢力的操作下，美歐日反華勢力也借機攻擊世衛組織，時任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還惡意攻擊將世衛組織WHO改爲CHO。可以説，在防疫抗疫問題上，台灣與美日搆成“反華反中”同盟，共同攻擊抹黑中國大陸。然而，當譚德塞在美國强大壓力下對華立場出現變化之後，台灣緑營勢力則不再攻擊譚德塞，反而又爲其叫好。 

　　另一方面，只要網絡上、國際上有關大陸處理疫情期間負面的報導與批評，台灣媒體尤其是緑營媒體則大加宣揚，大報特報，以醜化大陸，黑大陸。台灣對大陸在控制疫情方面的努力與成效只字不提，從不會有一點客觀公正的肯定，全是充滿負面新聞與批評，借題發揮，小題大做。同樣，對大陸向全球提供的醫護物資與支持没有報導與肯定，反而不斷擴大有關國家對大陸不合格口罩與産品的報導，特别是這次大陸新冠疫情暴發後，日本社會初期對大陸展現出了友善與關懷，不僅民間熱情捐助支持，到處有“武漢加油”的標語，日本政府、政黨與官員也友善相助，讓大陸格外感動，並給予回報。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與日本關係極爲密切的台灣媒體尤其是緑營媒體，對疫情期間日本對大陸的友善與捐助則極力逥避，不報導。而對日本國内有任何一個對中國不友善的事件或新聞就大加宣傳、渲染。可以説，今日台灣在“反中仇中”與“台獨民粹主義”泛濫下，台灣社會出現一種嚴重的病態與扭曲心理，走上了一個非理性與是非不分的墮落之路。 

　　六、兩岸民間對抗情緒上昇，大陸民衆對台失望與不滿的社會輿論高漲 

　　本來在人類大灾難的疫情面前，是兩岸關係改善的難得“機會之窗”，台當局可借疫情向大陸表達善意，不在於台灣當局是否防疫物資的管制與捐助，而在於是否有一種正確的表態與姿態。顯然，在“抗中親美謀獨”的總體思維下，蔡當局没有改善與緩和兩岸關係的意願，反而借機對大陸展示强硬與對抗姿態，表達出幸灾樂禍的心態，並落井下石，進一步加劇了兩岸的對抗。在此形勢與氣氛下，島内善意與理性聲音被壓制，呈現正不壓邪的現象。島内正義人士發出簽署活動，要求糾正島内對大陸不友善與敵視的“武漢肺炎”用語，結果只有一千多人簽署而宣告失敗，島内仍長時期堅持用“武漢肺炎”的歧視用語，以一系列對大陸的不友善舉動，進一步惡化了兩岸關係。 

　　在民進黨當局大力推行“去中反中抗中脱中仇中黑中”路綫下，這次疫情暴發後，島内再度出現嚴重的敵視與讎視大陸及大陸同胞的現象。大陸同胞在失望與傷感之餘，民間在“反獨”的同時，也出現某種程度的“反台”、“厭台”與“仇台”情緒，於是“仇台”成爲島内媒體頻繁使用的新概念，也反映了兩岸民間氣氛的新變化。台灣社會善良、文明的形象就此崩塌。在此背景下，大陸不斷出台的惠台友善政策受到質疑，認爲大陸過度的惠台與對台灣同胞的“超國民待遇”政策等效果有限，甚至有反效果，要求檢討的聲音高漲。加上復雜的國際形勢與國際社會思潮，兩岸關係發展面臨新的挑戰與變局。 

　　注釋： 

　　〔1〕包括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極端保守主義、反智主義、疫苗民族主義與排外思潮、種族歧視思潮、仇外思潮等。 

　　〔2〕台灣《財訊雙週刊》，2020年第600期、601、602期等有持續的系統論述。 

　　〔3〕台灣《遠見》雜誌，2020年3月號，第405期，第124頁。 

　　（倪霞，王建民，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2月號，總第28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