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心理基礎是台灣民衆的“中國國家認同”，而正處於思想萌發和激進時期的台灣青年在思想上的“國家認同”，對於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具有重要的意義。社會科學教育與國家認同觀的形成有緊密的關係，台灣教育政策的變遷對民衆的“國家認同”觀産生了重大影響。扭曲真相、重塑認同、歪曲史觀的“台獨教育”割裂了兩岸精神紐帶，解構了“一個中國”的根基。因此爲早日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加强文化溝通和教育，闡述中國共産黨和中國政府在新時代推進實現祖國統一的立場和政策，塑造台灣青年正確的價值觀和歷史觀具有重要意義。 

　　台灣民衆的“中國國家認同”是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心理基礎。幾十年來，台灣民衆的“中國人認同”不斷下降，尤其是台灣新生代的“中國意識”退化嚴重。〔1〕台灣青年群體的國家認同分歧逐漸减少，即以“台灣認同”替代“中國國家認同”的情况逐漸增多，“台灣人”認同成爲自我身份認定的主流。〔2〕而台灣問題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解决台灣問題需從文化教育入手，溯本求源，尋找兩岸文化的共同點。習總書記在紀念辛亥革命110週年大會上强調：“兩岸同胞都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共同創造祖國完全統一、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偉業。”青年之教化需要從教育抓起，本篇從國家認同的角度下審視台灣教育政策的變化，聚焦主流意識形態對台灣青年思想肇建的作用，並提出合理的對策，望對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發揮借鑒意義。  

　　一、台灣教育主導思想歷史演變與“台獨教育”發展脈絡 

　　1895年日本通過《馬關條約》佔領台灣後成立了主管教育的“學務部”，開始實施以“同化主義”爲核心的教育方針，試圖在台灣構建與日本本土相類似的教育制度，並主要指向於日本“皇民”身份的認同教育，從而更好地爲日本服務。且從1937年起，台灣所有公立學校統統取消中文課程，中文報紙停刊，不斷强化日本對台灣的文化殖民。 

　　1945年台灣光復以後，國民黨政府主要推行“去皇民化”與“再中國化”的文化教育政策，試圖以當時中國教育模式、體系改造台灣原本的殖民教育，恢復中華民族文化並落實三民主義教育。同時把“民族精神”的塑造與“三民主義”、“反共復國”等國民黨意識形態相結合，打造具有高度的統一色彩和“黨化”色彩教育體系。 

　　1996年，李登輝當選台灣領導人後，逐漸强化教育的“台灣主體性”，將重視“鄉土教育”確立爲台灣教育改革的三大重點之一。〔3〕伴隨着90年代中後期《教育改革行動方案》等相關政策的出台，“民族精神”、“反共復國”等概念出現了相應的淡化，而台灣本土化趨勢則不斷地加强。 

　　在培養“本土認同”幌子下，李登輝當局於1997年推出了開啓“去中國化”之路的初中教材——“認識台灣——社會篇、歷史篇、地理篇”。“認識台灣”系列教材以“獨派”學者杜正勝“同心圓史觀”理論爲基礎，貫穿了“反共、反中、親日”三大主題。歷史篇以所謂類似同心圓理論（第一圈“鄉土史”，第二圈“台灣史”，第三圈“中國史”，第四圈“亞洲史”，第五圈“世界史”）將“台灣史”從中國史剥離。在“台灣史”編排中，台灣歷史被分爲“史前時代”、“國際競争時代”、“鄭氏治台時期”、“清領時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中華民國在台灣”六個階段，删除了兩岸早期歷史連接，淡化、忽略甚至扭曲台灣同胞反對外來侵略，尤其是反抗日本侵略與殖民統治的鬥争和台灣光復運動，出現日本殖民統治不但無過反而有功的謬論。該教材稱，“日本的殖民統治”給台灣帶來了“工業化”和“現代化”，並將“中華民國”與荷蘭、西班牙、清朝、日本一同稱爲壓迫台灣人的“外來政權”。社會篇則是大力宣揚李登輝的分裂言論，鼓吹“台澎金馬”是“實質上的命運共同體”，“國際上逐漸習稱‘台灣’”，“‘台灣人’已經成爲我們在國際社會中的共同名字，一個嶄新的台灣社會也逐漸成形”，同時還煽動所謂“四百年來台灣人民都不能决定自己的命運”的“悲情歷史”。該教材甚至還歪曲民族精神，稱台灣“傳承”了日本“大和魂”精神形成了“台灣魂”。地理篇更是出現了在地圖中將“台灣”與“中國”以明顯不同顔色標出的謬誤。〔4〕1999年，島内推行台灣高中課綱（即“88課綱”），在教科書中將“台灣史”部分從“中國史”部分獨立，單獨成篇，讓“反共、反中、親日”主題進入高中教材。同時，通過修改相關規定將過去的“一綱一本”模式改爲“一綱多本”模式〔5〕，這樣，“台獨”組織便可堂而皇之地參與教材編寫，給青年灌輸有“獨”思想。 

　　到2000年陳水扁上台後，台灣當局一方面繼續向縱深層次推動“台灣主體性教育”，另一方面則刻意弱化或扭曲教育中的“中國元素”，如割裂“台灣史”與“中國史”，降低“國文”課程中文言文及中華文化相關内容的比重，更改部分學校名稱中的“中國”、“中華”等文字符號，推進教育的“去中國化”。 

　　國民黨重新上台執政期間，在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及部分“統派”團體的呼吁之下，馬英九當局才開始進行相應的教育改革工作。出於“撥亂反正”的需要，馬英九當局於2009年、2013年兩次對部分科目的課綱進行了修訂，分别形成“101課綱”和“104課綱”。而此次新課綱修訂主要强調了以下幾個方面：其一爲擺正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部分内容從“台灣史觀”回歸到“中國史觀”，突出了中國整體史觀的視角和增加了民族認同感；其二爲强化中華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增加了中國傳統文化在教材中的所占比重；其三是修正部分與統治者相關的表述，如將“日本統治時期”改爲“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不再以“政經分離”的方式評價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功過〔6〕等。總的來説，此次修訂是有利於增强“中國認同”和遏制“去中國化”的“文化台獨”活動。但由於以民進黨爲代表的“台獨”分裂勢力的强烈反對和幕後策劃，2015年5月爆發了由台灣多所高中學生發起的“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在此次“反課綱”運動的影響下，台“教育部”宣佈三項處理原則，即“新舊教科書並行，尊重教師專業自主選書權”、“新舊教科書有争議的部分，不列入大學入學考試命題”、“即刻啓動課綱檢討程序，同步推動大家一起寫教材計劃”。由此觀之，馬英九當局推動的“撥亂反正”教育改革，在“台獨”分裂勢力的强烈反對與扺制下，軟弱的馬當局還是妥協了，未能扭轉台灣“主體化教育”與“去中國化”教育的發展路綫。 

　　民進黨自2016年5月再次上台執政後，第一件事就是任用兩位“台獨基本教義派”的人士擔任台教育與文化部門負責人，並立刻廢除馬英九任期内所推動的“課綱微調”，繼續推行“去中國化”教育政策，企圖把日本的殖民侵佔和中華的江山一統相混淆，將台灣與中國大陸完全分割開來。其中，完成修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並於2019年正式上路實施。其中不僅將台灣歷史教科書中的“中國史”並入“東亞史”，而且在書中大量删减了中國史的相關内容，將5000年的中國歷史僅僅用1000多字概括。教材中更是完全不提清朝時期對於台灣開發的貢獻，反而把日本殖民台灣時期對於基礎建設的投入説成是日本對台灣的“貢獻”。其中修建了台灣嘉南大圳的日本工程師八田與一更是被“神化”，但課本却完全未提八田與一修建水利工程時侵佔農田及向民衆强收水費的事實。 

　　島内“台獨”分裂勢力尤其是民進黨當局“去中國化”、“緑化”歷史教學與“文化台獨”教育政策，造成嚴重的社會政治後果，造成台灣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念錯亂與史觀混亂，也模糊了台灣年輕人對於大陸和日本之間的錯誤觀感。 

　　二、台灣“去中國化”“台獨教育”對台灣地區青年“國家認同”的影響 

　　國家認同是人們所有的政治認同中處於最高層次的認同，即國家認同是政治認同的最高形式。島内“台獨”教育的始作俑者是李登輝，而民進黨執政者繼承了李登輝的衣鉢。在“台獨”史觀教育下的一代代台灣青年，通過被强行灌輸“台獨”思想，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的重新塑造，淡化了他們的“中國國家意識”和歷史認同觀，深陷於“台獨”思維與意識之中，也讓台灣社會“獨化”現象更加嚴峻，嚴重威脅兩岸關係的健康發展，給中國國家認同和祖國和平統一帶來重大不利影響。 

　　（一）台灣青年“台灣主體意識”的强化與文化政治認同的混亂 

　　“台灣主體意識”發軔於日據時期，流變於20世紀60-80年代，畸變於20世紀90年代。教科書是台灣當局政治意識形態的映射與體現。以“台灣認同”即“台灣主體意識”的滲透爲指針，台灣地區中小學社會領域教科書具有嚴重的“去中國化”與“台獨”政治化傾向。30餘年來，島内的所謂台灣“本土意識”增强，一批“人造獨”被培養出來，成爲“台獨”意識形態的追捧者，甘爲民進黨票源，讓民進黨在選舉中大嘗“甜頭”；30餘年來，兩岸間國族認同差距加大，開始出現“人造獨”基因的世代傳承，兩岸關係發展面臨挑戰。李登輝、陳水扁時代通過在政策上實行“去中國化”來迎合美日，從而達到鞏固政權和尋求國際上政治依靠的目的。他們否定“九二共識”，扭曲一個中國原則，對本土青年灌輸“台獨”觀念，導致兩岸民衆思想意識與政治認同長期處於對立狀態，産生了疏離感和“他者感”，並炮製了文化衝突，從而使台灣社會的“本土化”傾向不斷加强。 

　　然而“台灣主體意識”的加强，不僅會影響身份認同、文化認同，也影響政治認同。近期台灣的一項民調顯示,被調查的台灣青年(19-29歲)中僅有27.78%的人認同“原住民以外,大多數台灣人民來自中國大陸,是炎黄子孫,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這一表述,而有66.67%的人認同“雖然很多台灣人早先是來自中國的移民,但一兩百年來已經發展出獨立的血統與文化,是台灣民族,不是中華民族”；中年人(30-59歲)認同兩種表述的比例則分别爲58.11%與37.84%。〔7〕由此可見，台灣當局的教育政策對當地青年的意識形態的腐蝕及其深刻，台當局這種最强力扭曲真相、重塑認同、歪曲史觀等手段，必然會不斷破壞兩岸共同國家認同，使島内陷入嚴重文化與政治認同分裂、混亂之中。 

　　（二）台灣青年中國史觀出現嚴重扭曲與變异 

　　在歷史哲學的視野中，歷史的整體性首先在於歷史意識的整體性，也與作爲人類認識的結果、歷史意義密不可分。通過教育傳遞本民族的歷史記憶,使民衆在正確的歷史認知中豐富對於民族共同體的想象,産生對於民族共同體的歸屬感,是民族認同建構的重要路徑。〔8〕縱觀台灣“台獨”教育史的發展過程，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整體歷史的斷裂和缺口。 

　　在李登輝與陳水扁時代“同心圓”史觀的教育影響下，“中華民族史觀”讓位於“本土史觀”和“台灣史觀”，强行割斷中華民族的歷史血脈，很大程度上使台灣民衆的歷史認同構建呈現出矛盾而復雜的特殊形態，紊亂了其對於民族歷史的認知，並逐漸脱離中國歷史的内在聯繫。一方面導致台灣青年對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民族認同的持續性斷裂,從最根本上阻斷了兩岸作爲文化共同體的情感記憶,繼而發展爲對中華文化以及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的逐漸淡漠,“兩岸一中”的中國國家意識蜕變爲“台灣主體意識”,爲兩岸和平統一前景蒙上陰影。有島内輿論認爲，當前全世界熱衷學習和研究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字、文化與歷史，在全世界追逐華人商業與文化事業，通過熔鑄傳統與現代進而創造出無數動人的文創産業之際，島内“台獨”勢力却忙着將政治黑手伸入校園，罔顧專業地以政治肆意凌駕教育；長此以往，將毁掉台灣青年的競争價值，使他們只能困守島内，失去世界競争力，最終將造成台灣未來的人才浩劫。〔9〕然而這種歷史缺口因由少數當權者所利用和把持，使廣大台灣青年埋没於歷史真相之中，無疑反映了台灣問題日益復雜之形勢。甚至在社交網絡平台，不時發現一些台灣青年竟認爲中華文化的發源地在荷蘭、日本或在美國的現象，更值得我們深思。 

　　（三）台灣青年中華民族意識與認同嚴重缺失 

　　民族認同是中華文化幾千年的歷史結晶，具有很强的持久性與穩定性，兩岸之間文化交流在缺少民族認同的基礎上就等同於在未對傳統文化正確吸收與繼承的前提下空談文化。〔10〕兩岸文化本是一脈相承，可民進黨再度執政以後，沿襲李陳時期的“文化台獨”思維與政策，以“去中國化”爲基礎，鼓吹“一邊一國”思想，蓄意剔除台灣青年一代骨子裏的國族基因，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力排擠任何與中華相關或具有中國元素的標誌或符號，不僅造成了台灣同胞意識形態的進一步“獨化”，更形成了一種民族認同感的缺失，重挫了台灣青年喪失基於中華文化的競争優勢，給兩岸和平統一造成了嚴重阻礙。 

　　在兩岸積極推動《柏楊版資治通鑒》出版時，柏楊的遺孀張香華却斷然拒絶將柏楊著作《醜陋的中國人》摘文選入初中一年級的國文教材，並正式向兩岸出版商聲明：“依柏楊生前交代，如今將永遠停止發行《醜陋的中國人》。”張香華直言，不同意授權現在的教科書摘録柏楊《醜陋的中國人》的一大原因，在於對現在台灣教育和新課綱“去中國化”甚至“反中”的無法苟同，她指出：“在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即便讀了柏楊的文章，又怎能領會柏楊的精神？” 

　　張香華尤其痛指如今的語文、歷史教材，删减文言文，以“東亞史”觀點取代“中國史”，根本是執政者“去中國化”的教學策略，没有中華文化的價值觀與認同前提，她認爲收録《醜陋的中國人》其心可誅，擔心“利用其書名來辱華”。因此雖自2016年以來持續收到教科書的授權邀請，她一律拒絶。 

　　三、台灣青年狹隘主義、反智主義的萌發與蔓延 

　　政治權力的介入對教育的影響至深，而教育改革政策的推動其實是一種權力的强制形態。“台獨”分裂勢力利用教育與政治的互動關係，通過操縱教育的主導權，尤其是教科書的編撰權，借“台獨教育”達成其思想、文化與政治等全盤“台獨”目的。從“同心圓史觀”到“台灣經典古文”，新課綱的反事實和反智主義叙述必强化台灣青年的認知消解。而此種叠加了政治權術的“台獨教育”不僅使得台灣的歷史教育深受其害，也同樣荼毒了台灣一代代青年的價值觀與世界觀。 

　　長期以來，台灣“獨派”深諳洗腦教育是宣揚“台獨”史觀最便捷的方式，不遺餘力地操縱“台獨教育”在島内横行30餘年。這種肆意摻雜了“文化内涵”的“台獨”政治霸凌教育以漸進方式培植台灣青年“台獨建國”的文化基礎和心理基礎,嚴重誤導了部分台灣青年的文化認同、“國家認同”和統獨立場,破壞和摧毁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對於民進黨及執政當局來説,“反中、反共”是它的政治底色,從内到外謀求漸進分離是其階段性的任務,“謀獨”是它處心積慮的目標。如在台灣内部,民進黨當局通過行政組織改造、文化立法、教科書修改，基本完成了島内文化、社會、意識形態層面與大陸分裂的鋪墊性基礎工程。這些舉動無疑疏解了台灣青年的内心防範，沉迷於民進黨蓄謀的一場“意識戰”中，此間美、日等國與民進黨的縱横捭闔迷惑了新生代尚未成熟的心智，導致社會出現“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典型表現，破壞兩岸和平發展與友善往來，陷於“西方價值”與“反共抗中”的窠臼中，造成狹隘的地方民族主義和淺薄的反智價值觀。 

　　四、台灣青年出現嚴重的親日情結與錯誤的認知窠臼 

　　日據時期，日本殖民當局施以高壓、多元、系統化的同化政策，對台灣宗教、風俗、公共衛生、教育、文化等方面進行了系列改革，强制建立起日本化的社會生活規範，並逐步將其與世代延遞結合在一起，最終使得台灣民衆生活“日本化”，甚至産生了畸形的“皇民化情結”。 

　　在台灣光復之後，也不免出現歷史重蹈覆轍的事態。1994年李登輝發起的“教育改革”貫穿了“反共、反中、親日”三大主題，删除了兩岸早期歷史連接，淡化、忽略甚至扭曲台灣同胞反對外來侵略，尤其是反抗日本侵略與殖民統治的鬥争和台灣光復運動，出現日本殖民統治不但無過反而有功的謬論。島内的“台獨”勢力也不遺餘力地美化日本殖民統治，不僅絶口不提二戰時期日本在台强徵士兵和慰安婦的種種軍國主義惡行，還刻意宣揚所謂日本對台灣現代化建設“有貢獻”。其中對於日據殖民所帶來的客觀發展我們無須否定，但過度宣揚日軍功績和歪曲史觀則是極具錯誤與反對的。善於操弄政治生態的民進黨也緊抓這套“法理”話術，製造“民意”輿論。近日，國民黨前副秘書長蔡正元在社交媒體發文痛批在天津出生長大的日本記者矢板明夫整天在台灣鼓吹“親日反中”。而其實際是吃中國大陸奶水長大，在台灣混的“假日本人”。這種現象也層出不窮，正如在韓國與台灣對於打造紀念日本前首相安倍的銅像做法上大相徑庭。韓國安置了前日本首相安倍向慰安婦下跪道歉的銅像，而台灣的各地緑營人士却掀起破除蔣公銅像的歪風，並棄置不顧。有些人爲能讓皇民及灣生後裔將其當神一般膜拜，還自動踴躍捐錢，並對立安倍銅像表示敬意，同時邀請“監察院長”陳菊前往剪綵致敬。這無疑是民進黨極端親日的又一表現。對於親日烙印的肇建龢利用。但影響深遠的是這些潜移默化的灌輸使得台灣青年在際代更迭的家庭觀念影響下和社會駁雜的主流意識裏難以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導致台灣青年對於“中國人”認同還是統獨認同都呈現此消彼長的現象，造成了當代台灣青年嚴重的親日現象，不利台灣年輕人的心智和台灣社會的健康發展。 

　　注釋：

　　〔1〕張蕾:“台灣青年‘國家認同’研究——以‘首投族’爲例”，《台灣研究》，2018年第4期。 

　　〔2〕陳星：“當前台灣青年的國家認同現狀與問題建議”，《中國青年研究》，2016年第2期。 

　　〔3〕崔萍：《台灣教育改革縱論》，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頁。 

　　〔4〕主要内容參見台灣“國立編譯館”1997年出版的“認識台灣歷史篇”、“認識台灣社會篇”、“認識台灣地理篇”。“認識台灣”在2002年“九年一貫課程教科書”推出後停止使用。 

　　〔5〕資料來自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6〕謝大寧：“台灣歷史課綱所牽涉的認同問題及其發展”，《台灣研究》，2015年第4期，第6頁。 

　　〔7〕張亞中：“和平發展時期的兩岸治權關係：1+1=3”。 

　　〔8〕李家新：“台灣教育政策變遷及其民衆‘國家認同’的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7年第1期。 

　　〔9〕王子旗：“‘台獨’史觀教育毁掉台灣青年未來”，兩岸關係，2019年第9期。 

　　〔10〕周曉麗、傅開：“去中國化背景下兩岸文化交流的思考”，《社科縱横》2018年，第5期。 

　　（鐘鴻，王建民，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3年2月號，總第3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