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選前提出、選後全力推動的“新南向政策”，不只是簡單的經濟區域布局的一環，而是旨在减輕台灣對大陸經濟依賴、“維護台灣經濟自主性與政治獨立性”的“經濟脱中”大戰略。民進黨上台執政三個月的施政表現充分反映出“重南輕西”、“近南遠中”的施政理念與策略，並已呈現出“西冷南熱”的兩岸及涉外經濟發展格局。“新南向政策”的落實與推動，必將會産生重要的政經影響，惡化大陸在這一地區外交與經貿合作環境，加劇兩岸在國際社會的矛盾與鬥争。 

　　一、蔡英文推動“新南向政策”的主要目的 

　　蔡英文當局大力推動“新南向政策”，其目的顯然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多面向的，包括了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多種考慮。 

　　（一）經濟上“脱中遠中”的“台獨”戰略考慮 

　　蔡英文執政主軸是圍遶如何建構、維護“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這一“台獨”體制與目標進行的。所有兩岸政策論述、兩岸關係發展以及兩岸經貿往來與涉外戰略等等，都是以這一主軸爲最高原則。“新南向政策”也是落實蔡英文在2012年“大選”時提出“從世界走向中國”與2016年提出“告别以往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現象”的戰略舉措。其核心與長遠目標就是爲最終“脱離中國”、實現台灣獨立創造條件，因此可以視爲經濟上“遠中脱中”的“經濟台獨”，與“文化台獨”、“政治台獨”共同搆成蔡英文的“台獨路綫圖”。 

　　蔡英文兩岸與涉外總體戰略就是“重國際輕兩岸”、“重美日輕大陸”、“重南輕西”。“重南輕西”的核心就是大力推動“新南向政策”，强化與東南亞、南亞地區的經濟、文化關係，提昇雙方實質關係，同時弱化台灣與中國大陸經濟、文化、教育與人文方面的關係，减輕台灣對大陸的全面性依賴，以維護台灣的自主性與獨立性，减輕台灣經濟、政治、社會受大陸因素的影響程度，以便爲未來建立“台灣國”創造條件。否則，台灣與大陸全方位的經濟交流與合作，實現海峽兩岸社會、經濟融合，形成更緊密的社會經濟關係，不利實現台灣獨立，會嚴重制約與阻礙台灣獨立。因此，蔡英文執政後在全面倒向美日、實現“聯美結日抗陸”、建立“美日台實質性安全同盟”的同時，積極推動與東南亞、南亞地區的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與人文關係，避免形成對大陸全面性與結構性依賴，顯然是政治考慮高於一切的必然結果。台灣中山大學政治經濟係教授辛翠玲教授認爲“新南向政策”“很難掩飾其强烈的政治目的”〔1〕，可謂一針見血。 

　　（二）全面發展、提昇台灣與東南亞、南亞國家實質關係，以建立“策略性結盟關係” 

　　蔡英文當局推動的“新南向政策”，顯然與過去李扁政權推動的“南向政策”有所區别，不只是一種經濟政策，不只是分散台商投資大陸，更重要的是一個對外戰略與對外政策。2015年9月23日，蔡英文在民進黨建黨29週年外交使節酒會上發表演講，首次提出“新南向政策”，强調“東協（盟）和印度即將成爲世界上强大的經濟體，在台灣希望推動貿易多元化的同時，强化對東協（盟）和印度的整體關係，是理所當然的選擇”〔2〕。這一論述本身説明，“新南向政策”的要害是發展、强化與東盟、印度的“整體關係”，是一個包括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在内的、更爲廣泛的“全面性關係”，不只是經濟關係。隨後，民進黨當局“新南向政策”的論述與内涵進一步完善，不只是東盟與印度，而是擴大到整個東南亞與南亞地區16個國家，而且還從發展“整體關係”上昇到建立“伙伴關係”與“策略性結盟關係”。 

　　蔡英文未正式執政前，於今年4月表示，充滿活力的東協（盟）與南亞，現在是全球都關注的區域，也是台灣不能錯過的機會。時任民進黨“國際部主任”即後來“總統府南向政策辦公室”主任黄志芳表示，“新南向政策”是一個“以人爲核心”的台灣對外經濟新戰略，未來希望以五年爲期，積極推動與東協（盟）及南亞國家的人才、産業、投資、教育、文化、觀光、農業等密切的雙向交流與合作，以建構台灣與東協（盟）及南亞國家21世紀新伙伴關係〔3〕。他還先後提出台灣應盡快與東協（盟）伙伴落實“策略性結盟關係”〔4〕；“希望以團體戰方式挺進，發揮台灣科學技術、資通訊科技、服務業、電子商務等優勢，與東南亞國家建立伙伴關係”〔5〕。 

　　可以説，“新南向政策”，是民進黨當局“外交”戰略的一環，是要與東南亞、南亞國家發展一種全面性的關係，未來很可能借機推動所謂的“經貿外交”、“觀光外交”、“教育外交”等各種事務與活動，强化雙方的實質關係。 

　　不僅如此，蔡英文“新南向政策”在某種程度上與日本長期推行的“南進戰略”、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包括强勢介入南海、大力拓展東南亞、南亞國家關係）是密切相關的，民進黨當局企圖讓台灣扮演協助美日在東南亞與南亞地區抗衡中國大陸的“戰略棋子”，以共同對抗中國大陸。台灣學者林建山直言，蔡英文“新南向政策戰略”計劃明確傳達了“親美日遠中國”的核心“國政策略”，企圖透過“新南向”擠進美國的“亞洲伙伴行列”，拉攏東南亞國家搆築“排中的價值同盟”，協力對抗大陸〔6〕。這是對蔡英文“新南向政策”區域戰略非常精闢的論斷。 

　　（三）避免台灣經濟對大陸“過度依賴”與維護“台灣經濟自主性” 

　　蔡英文提出並推動“新南向政策”核心之一，當然是加强與東南亞、南亞地區的經濟關係，避免所謂台灣經濟對大陸的過度依賴。 

　　蔡英文與整個緑營勢力多年來對兩岸經濟關係發展對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意義與影響，與海峽兩岸主流社會的觀點完全相反，一直持負面看法，認爲不是“利大於弊”，而是“弊大於利”，甚至將當今台灣出現或面臨的主要社會經濟問題，不論是貧富差距擴大、房價上漲，還是投資不足、薪資停滯，均歸於兩岸經濟關係的發展，歸於台商對大陸投資，因此一直對兩岸經貿關係發展與兩岸經濟合作持否定與排斥態度。特别是，蔡英文與緑營勢力一直强調台灣經濟過度依賴大陸，嚴重影響台灣經濟的自主性與“安全”，主張不能將鷄蛋放在一個籃子裏，甚至逐步演變爲台灣社會的一項“共識”。在海峽兩岸各界頗爲關注的“520講話”中，蔡英文公然提出要“告别以往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現象”，更是一個標誌性的、宣示性的重要信號。在這一重要講話中，蔡英文不僅拒絶承認“九二共識”，而且對於兩岸各界頗爲關注的兩岸經濟往來與合作輕描淡寫，極力逥避，反而提出了這樣一種論調：不只是要簡單的分散市場，弱化兩岸經貿關係，减輕台灣經濟對大陸市場的依賴，而是要台灣“告别”對大陸的依賴，可以説是某種程度的“經濟台獨”宣言書。在這一思想指導下，蔡英文當政後，對兩岸經濟關係發展幾乎没有任何積極開放、鼓勵的政策與措施，反而采取更爲消極、保守的兩岸經貿政策，對大陸企業在台投資審查更嚴，因而已影響到兩岸經濟關係發展與兩岸經濟合作，出現了顯著的“西冷南熱”現象。 

　　民主政治化後台灣領導人“南向政策”主張

　　（四）加强與東南亞、南亞及南太平洋地區經貿關係，實現“經貿多元化與國際化布局” 

　　東南亞與南亞是當今全球兩個重要並具潜力的經濟發展區域。東南亞不僅建立了區域安全與經濟合作的東盟組織，而且於2015底成立了東盟經濟共同體（AEC），成爲全球人口第3大區域（10國總人口達6.3億人），全球第7大經濟體（經濟總量2.6萬億美元，在亞洲僅次於中國大陸與日本），預計2030年經濟總量將增加1倍，成爲全球第4大經濟體〔7〕。東盟也是台灣重要交易伙伴與台商對外投資地區。2007年起，東盟取代美國成爲台灣第二大出口市場，而且所占比重持續上昇，從2007年的14.7%上昇到2013年的19%，近兩年略有下降，2016年1-6月仍達18.5%，超過美國的12.2%，也超過對日本與歐洲出口比重之和（17%）。台灣對東盟出口的主要産品爲電子零元件與礦産品（尤其以汽油與柴油爲主），其中礦産品出口占台灣礦産品出口的50%以上。特别是由於近年來台灣對東盟出口比重呈現上昇趨勢，而對大陸出口比重呈現下降趨勢。同時，東盟也是台灣第4大進口市場，2015年占台灣進口總額的12.2%。 

　　台灣對東南亞有大量投資，到2015年底累計達868.8億美元，僅次於對大陸投資總額。其中對越南投資總額達293.4億美元、對印尼投資171億美元、對泰國投資139.9億美元、對馬來西亞投資121.1億美元、對新加坡投資109.8億美元、對菲律賓投資22.7億美元、對柬埔寨投資11億美元〔8〕。 

　　以印度爲代表的南亞地區也是一個頗具發展潜力的地區。台灣“經濟部”統計，2015年，台灣與南亞6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裏蘭卡、尼泊爾與不丹）的貿易額69億美元，占台灣對外貿易總額的1.4%，其中印度占了七成，是台灣第18大交易伙伴。同樣，台灣對南亞投資甚少，其中對印度直接投資累計只有3.2億美元，其他5個南亞國家只有1641萬美元〔9〕。 

　　由於地理區位與歷史等因素，台灣當局歷來重視發展與東南亞地區的經濟關係，李登輝、陳水扁先後提出並推動“南向政策”，加强雙方經貿往來與合作；馬英九盡管没有提出“南向政策”概念，但提出了類似的“新鄭和計劃”，制訂了“東南亞工作方案”，也是一種“南向政策”，同樣積極發展與東南亞的經貿關係，而且還與新加坡簽署了“經濟伙伴協議”（ASTEP），與東盟多個東南亞國家協商“經濟伙伴協議”（類似FTA）。蔡英文提出並推動“新南向政策”也不足爲奇，是台灣當局推動經濟貿易多元化的重要一環。 

　　可以説，在台灣，不論誰當政，都會加强與東南亞地區經濟關係，以分散市場，實現對外經濟的多元化發展，實現區域均衡發展，也多少有减輕台灣對大陸經濟依賴的考慮（馬當局也有類似的表態）。只是蔡英文將南向政策擴大化，在區域範圍上從東南亞擴大到南亞甚至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在涉及合作領域上從經濟擴大到文化教育等人文領域，政策目標更明確，定位更高，政治性更强。蔡英文在就職演説中表示，新經濟模式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推動“新南向政策”，加强和全球及區域的連接，提昇對外經濟的格局及多元性，“告别以往過於依賴單一市場的現象”。同時，蔡英文當局的“新南向政策”還要“把東盟當成台灣内需市場的延伸”，要建立台灣與東盟更密切、更完整的結構性聯繫，其取代大陸市場的用意非常明顯。 

　　（五）加强與東南亞、南亞地區文化教育合作，削弱兩岸文化教育交流，有某種“文化台獨”戰略考慮 

　　與過去台灣當局推動“南向政策”或加强與東南亞經濟關係有所不同，蔡英文當局更强調“雙向”與“人文”，因此不只是傳統的涉外經濟政策與區域經濟戰略考慮，還有“人文”或文化層面甚至政治戰略方面的重要考慮。 

　　其實，蔡英文尚未正式上任前，於今年5月初與台“準教育部次長”陳良基談話時就委任陳主導推動教育領域的“新南向政策”工作，强調讓東南亞學生更方便、更快速來台就讀，要把入學、留台工作不合理法令障礙降到最低，尤其是僑外生畢業後若留台創業更應鬆綁法令〔10〕。陳良基表示，未來“新政府”在經費許可下會選送更多新二代（指東南亞婚配子女）到東南亞留學、實習。這與民進黨對陸生的態度政策形成巨大反差，也再次證明瞭民進黨文化教育領域的“南向政策”具有“文化台獨”策略考慮。 

　　事實上，由於歷史、地理區域與大陸“文革”等因素影響，台灣與東南亞地區一直有密切的教育文化交流與合作，從上世紀50年代起就有大量東南亞僑民子女與當地學生在台求學讀書，爲東南亞培養了一大批“知台”人才。東南亞學生一直是台灣海外留學生的主要來源地，只是由於近年台灣開放陸生在台求學，占境外學生的比重顯著上昇，由2007年的2.7%上昇到2015年的38.1%；東南亞學生所占比例由2007年的37.%降爲2015年的24.3%〔11〕，但仍是僅次於大陸的海外生源。 

　　二、“新南向政策”面臨的主要困難與前景展望 

　　（一）面臨的主要困難 

　　蔡英文當局推動“新南向政策”，在復雜的亞太國際形勢、敏感的兩岸關係及東南亞、南亞内部政治、社會、文化巨大差异之下，要達到預期目標並不容易，面臨不少困難與障礙。 

　　一是台灣開拓東南亞與南亞關係，尤其是要提昇與有關國家的實質關係，必然面臨國際社會一個中國框架的挑戰。東南亞與南亞16國均是中國的建交國家，與中國大陸有密切的經貿關係，台灣與其中任何一個國家發展實質關係或官方關係，都會面臨很大的困難。特别是在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情况下，台灣企圖在東南亞、南亞進行“政治突破”或發展實質關係，是非常困難的，大陸是不會容許台灣當局在國際社會製造“一中一台”或“一邊一國”活動的。 

　　二是台灣經濟走向衰落，對東南亞與南亞經濟輸血功能减弱，制約“新南向政策”的推動。台灣曾一度具有較强的經濟實力，通過投資與經濟援助等經濟手段發展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也曾取得一定突破，但如今台灣經濟開始走下坡路，與大陸經濟的實力差距拉大，與大陸對外投資、經濟援助的差距越來越大，企圖通過經濟手段發展與東南亞、南亞國家的關係，已力不從心，將會制約與影響“新南向政策”的有效推動與落實。 

　　三是東南亞、南亞甚至南太平洋地區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文化差异性較大，形勢復雜，推進“新南向政策”面臨語言、文化與人才不足等方面的困難。如目前台灣東南亞語的導遊人數總計不足百人，與現實需要差异很大。即使現在强化東南亞與南亞人才培養，也是遠水解不了近渴，無法滿足需要，會阻礙“新南向政策”的推動。

　　四是東南亞與南亞國家投資環境不佳，政策復雜多變，制約台商投資與雙方經貿合作。東南亞與南亞有16個國家，各個國家的投資、貿易、税收、環保、勞工等法律政策不同，差异很大，加上文化不同，語言不通，制約了台商對這一地區的投資發展與經貿合作。日前台灣“經濟部”在一份報告中指出，投資印度面臨四大困難與風險，即印度政府缺乏效率的官僚體系、殘缺的基礎設施、法令規章的不透明以及繁雜難懂的税制，這也是台商對印度投資一直停滯不前的主因。越南等國近年更是接連發生不利台商投資的事件。一是2014年越南民衆針對海峽兩岸企業的暴力事件，台商損失慘重。二是2016年初台塑集團（與台灣中鋼集團合作）在越南投資的鋼廠，因承包商污染争議事件被迫進行巨額賠償，對台商投資影響很大。三是台塑化學公司因越南進口關税偏高宣佈將於2017年撤出在越南的成品油市場。四是在越南規劃投資興建一體化鋼廠的台灣義聯集團，因越南政府政策變化决定放棄這一重大投資案，先期投資的18億元新台幣將無法收回。另外，台灣中鋼集團在印度設立冷軋鋼廠一期已完成，原計劃投資二期，但曾協商5%的關税因印度地方政府反悔提高爲10%導致投資虧損嚴重，於日前宣佈延緩二期建廠計劃。可以説，東南亞與南亞投資環境的不佳嚴重影響台商投資布局，存在很大的投資風險。 

　　五是南海仲裁争議與南海權益之争影響“新南向政策”的推動。美、日强勢介入南海争端，而且積極發展與東南亞、南亞地區有關國家的關係，以對抗與遏制中國大陸，讓這一地區成爲一個政治、外交、安全日益敏感復雜的地區，台灣推動“新南向政策”必然面臨復雜的國際形勢與兩岸關係變局所帶來的影響。“南向政策辦公室主任”黄志芳盡管强調“南海仲裁案不會影響新南向政策”，正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實際上是擔憂南海仲裁案對“新南向政策”的衝擊與影響，讓台灣謀求與東南亞相關國家發展關係變得更具不確定性。 

　　（二）前景展望 

　　目前島内外普遍不看好蔡英文推動的“新南向政策”，多給予負面評價，加上上述面臨的諸多困難，要實現“新南向政策”的預期目標是非常困難的。但還要客觀分析與看待“新南向政策”推動的前景與效果。無論其目的與目標如何，不能簡單的判斷未來結果就一定是失敗的，是不會成功的。事實上，由於歷史與地理的關係，台灣作爲中國的一部分，與東南亞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一直是很密切的，有一定的發展基礎。在新的歷史形勢下，全球化與區域化成爲一種新的發展潮流與趨勢，特别是在亞太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及美日亞太新戰略下，台灣當局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雖然無法充分發揮達到預期限的“政治目的”，參與亞太地區區域經濟整合的可能性降低，但台灣與東南亞、南亞在經貿合作、觀光旅遊、文化交流與教育合作等方面會取得一定進展的。 

　　一是台灣與東南亞、南亞及南太平洋國家的關係可能會有新的發展，尤其在經濟、旅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會在既有基礎上取得新進展，但雙方的政治關係或實質關係難以提昇，無法達到台灣當局希望建立的“策略性結盟關係”或“21世紀新伙伴關係”之目標。 

　　二是台灣謀求與有關國家簽署FTA的努力會受挫，參與RCEP的可能性降低。馬英九執政時期，兩岸有政治互信基礎，台灣與東南亞有關國家協商或簽署FTA性質的“經濟伙伴協議”取得一定進展，但民進黨執政後因不承認“九二共識”，未來台灣與東南亞、南亞國家簽署FTA性質的經濟合作協定會遇到很大阻力，可能難以取得新進展。尤其是蔡英文争取台灣參與中國與東盟主導推動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RCEP）的目標無法實現。 

　　三是台灣與東南亞、南亞經濟合作、觀光旅遊會有較大發展。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大陸經濟轉型及營商環境的變化及台灣與東盟、南亞經濟發展相互需要之下，未來台灣與東南亞、南亞的經濟合作、觀光旅遊等會取得一定發展。不談政治因素，就經濟層面而言，東南亞與南亞地區是一個正在持續發展或具潜力的發展地區，台商赴這一地區投資或雙邊貿易發展是一個正常、自然的現象。事實上，台商赴東南亞投資過去一直存在，有發展，有起伏，未來還會有發展，有起伏，不完全與“新南向政策”有關。没有“新南向政策”，台商仍會赴東南亞、南亞地區投資與開展經貿往來。若加上台灣當局政策上的支持與鼓勵，對“新南向政策”的商貿發展與合作會有一定的促進效果。

　　台灣與東盟、南亞地區在經濟上存在一定的互補性，有助於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台灣在交通電子收費、緑色運輸、智慧物流、智慧健康、電子化政府、高科技産業、LED照明、雲端系統、石化與太陽能等領域，“已經形成可行的解决方案或服務模式”，正是東盟、南亞等經濟發展急需改進與發展的。預計未來台灣與東南亞、南亞的雙邊貿易與相互投資會有較大發展，同時觀光旅遊合作也邁向一個新台階。台有關部門估算，鼓勵東南亞旅客赴台觀光，預計未來每年可增加旅遊人數28萬人次，增加觀光外匯收入130億元新台幣。 

　　四是台灣與東南亞、南亞國家的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也會有新的發展。台灣與東南亞一直有較爲密切的文化教育交流。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又將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列爲重點，全力推動，預示着未來台灣與東南亞甚至南亞的文化教育交流會有新的發展，在某些領域可能還會有重要突破。 

　　（三）主要影響 

　　不論蔡英文推動“新南向政策”是否成功或取得怎樣的進展，但作爲“遠中脱中”與經濟對外布局多元化發展的戰略目標會持續全力推動，必然會産生一定的政經影響。 

　　一是兩岸關係發展雪上加霜，增大未來兩岸在東南亞、南亞地區的争執與矛盾。蔡英文“新南向政策”的出發點不是建立在單純的經濟區域發展布局基礎之上的，而是以“告别以往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現象”爲目標的，是旨在推動“遠中脱中”，是“經濟台獨”的集中表現。這種政策思維與區域發展戰略必然會讓本來就已脆弱並陷入僵局的兩岸關係發展更加困難，兩岸的矛盾與摩擦會持續增多，未來海峽兩岸在東南亞、南亞問題上可能出現新的争執與矛盾，進一步惡化兩岸關係。 

　　二是會在一定程度上惡化大陸在這一地區的外交與安全環境。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是其對外總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核心目標是加强台灣與美日在東南亞、南亞的合作，配合美日亞太戰略，扮演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伙伴角色”。如此以來，美、日、台共同推進東南亞、南亞結盟戰略後，會在一定程度上惡化大陸與東南亞、南亞國家的關係，阻礙中國大陸强化與相關國家的合作，台灣會起到“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作用。 

　　三是影響“一帶一路”倡議在這一地區的落實與推進。東南亞、南亞是“一帶一路”沿綫的重要節點甚至是重要合作地區，本是兩岸經濟合作的又一個重要歷史機遇，可共同拓展“一帶一路”沿綫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合作。然而，蔡英文提出“告别以往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現象”與大力推動“新南向政策”，是要推動“重南輕西”的兩岸及涉外戰略，加上兩岸關係已出現“冷對抗”僵局，不僅不利兩岸在“一帶一路”的合作，而且會影響大陸在這一地區順利推動“一帶一路”合作建設，甚至會因政治因素加劇海峽兩岸在東南亞與南亞地區的經濟競争。 

　　四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程度，但很難取代大陸在台灣經濟發展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受市場經濟因素與台當局“新南向政策”因素的雙重效應影響，未來台灣與東南亞、南亞的經貿關係會持續發展，尤其是東盟在台灣對外貿易中的地位還會在波動中持續上昇，短期内台灣對東盟出口比重可能會突破20%，五年後可能會達到25%；相應的台灣對大陸出口比重會持續緩慢下降，五年後可能會降到35%左右。未來台商對東南亞、南亞投資會相應加快，對大陸投資會持續放慢。但台灣與大陸經貿關係十分密切，形成一定的産業鏈與經濟鏈，存在着結構性依賴，台灣與東南亞、南亞地區經貿關係的發展，還不會改變大陸長期作爲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與第一大交易伙伴的地位。 

　　注釋 ：

　　〔1〕林河名，“新南向，三大問題”，台灣《聯合報》，2016年8月3日，A3版。 

　　〔2〕郭瓊俐，“蔡英文提'新南向'”，台灣《聯合報》，2016年9月23日，A3版。 

　　〔3〕台灣《聯合報》、《旺報》，2016年4月14日。 

　　〔4〕劉静瑀，“黄志芳强調，經部三路並進，加强東協經貿關係”，台灣《工商時報》，2016年7月14日。 

　　〔5〕劉静瑀，“黄志芳强調，經部三路並進，加强東協經貿關係”，台灣《工商時報》，2016年7月14日。 

　　〔6〕林建山，“台灣經濟没有'遠中'的本錢”，台灣《觀察》，2016年第7期。 

　　〔7〕“新南向政策的吸引力與阻力”，台灣《工商時報》，2016年6月16日，A2版。 

　　〔8〕王揚宇，“越南重罰台塑，新南向頁面教材”，台灣《旺報》，2016年7月13日，A9版。 

　　〔9〕高詩琴，“前進印度有四風險”，台灣《聯合報》，2016年6月12日。 

　　〔10〕張錦弘，“蔡英文交代：力推新南向”，台灣《聯合報》，2016年5月5日，A5版。 

　　〔11〕李侑珊，“教育部回應：新南向與招陸生不衝突”，台灣《旺報》，2016年6月3日，A15版。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11月號，總第2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