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間存在五大結構性矛盾或重大敏感性議題，分别是日本對侵華戰争的認知問題、釣魚島争議問題、東海劃界及東海海洋權益争議問題、台灣問題與美日安全同盟問題。中日在這五大重大敏感議題上的立場態度難以妥善解决，制約與影響着中日關係穩定健康發展。此外，日本對華基本戰略與策略是競争、牽制、交往、合作并存，日本雖然視中國爲競争對手，但策略上則是在牽制中競争，在競争中尋求合作，在合作中尋求發展，做出對日本最有利的戰略選擇。對中日關係發展可以得出如下幾點較爲明確的結論：中日關係呈現螺旋式與起伏式發展的長週期。既不可能一直對立、對抗，也不可能長期穩定與友好，會隨着多種内外因素發展變化而變化。 

　　日本是中國近鄰，中日關係密切，但發展過程則起伏不定。40年前，中日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到上世紀90年代初，中日關係大幅改善，呈現友好穩定發展狀態，是中日關係發展的一個黄金時代，爲中國改革開放與發展創造了相對良好的周邊安全環境。此後，中日關係則進入起伏不定的發展時期，尤其是2012年到2016年陷入低潮，直到2017年逐步改善。如何認識與判斷當前中日關係發展性質、現狀與前景，則有着不同的看法與認知。這裏就中日關係發展的幾個重要問題進行簡要討論與評判，供討論與參考。 

　　一、對中日之間五大基本問題的認識與判斷 

　　中日之間存在五大結構性矛盾或重大敏感性議題，分别是日本對侵華戰争的認知問題、釣魚島争議問題、東海劃界及東海海洋權益争議問題、台灣問題與美日安全同盟問題。中日在這五大重大敏感議題上的立場態度難以妥善解决，制約與影響着中日關係穩定健康發展。 

　　（一）日本對侵華戰争的認知與態度問題 

　　中日對日本侵華戰争歷史問題的認知差异巨大，難以達成共識，尤其是日本缺乏正確歷史觀與官員反復出現否認侵略戰争、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慰安婦與參拜靖國神社等事件，成爲影響中日關係的基本結構性因素。日本侵華戰争給中國造成巨大生命與財産損失，對中國人民傷害巨大，延緩了中國現代化進程，成爲難以撫平的歷史創傷。然而，戰後日本在侵華歷史問題上没有真誠懺悔與道謙，不時有首相或政府官員、議員在南京大屠殺與慰安婦等問題上采取逥避、否認甚至扭曲態度，尤其是日本官員與議員每年參拜靖國神社事件，在不斷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惡化中日關係，更無法獲得中國人民的諒解。日本在侵華歷史問題上的態度與作爲成爲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日本何時能够像德國那樣隆重、真誠道謙謝罪甚至進行戰争賠償，徹底解决這一歷史難題，依然看不到曙光。 

　　（二）中日釣魚島争議問題 

　　鈞魚島是中國領土，有確鑿的歷史事實，本無异議，但因日本侵華戰争與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體制安排及美日結盟而成爲一個重大争議性事件。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將暫時代管的釣魚島交由日本管轄，引起海峽兩岸與海外華人的强烈反對，並引發一場影響深遠的“保釣愛國運動”。從此開始至今，釣魚島之争成爲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後，中日之間不時發生釣魚島争議事件，尤其是日本右翼勢力不斷在釣魚島問題上製造事端，不斷衝擊中日關係。 

　　2012年，日本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强烈抗議與反對，公然實施“釣魚島國有化”政策，這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嚴重侵犯，直接導致釣魚島争議昇級，中國被迫增强了對釣魚島周邊海域的法律維權行動。2012年9月10日，中國政府就釣魚島等島嶼發佈領海基綫聲明，隨後中國船舶進行繞島巡航，實現了常態化維權行動，中日關係陷入低潮。2017年始，中日兩國政府從發展兩國關係的大局需要出發，雙方在釣魚島周邊海域活動保持了克制，形成所謂釣魚島“共管態勢”，爲改善兩國關係創造了條件，中日關係開始趨於緩和。然而，涉及領土主權問題的釣魚島争議問題並没有解决，也不易解决，仍將是制約中日關係長遠穩定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中日東海劃界與東海海洋權益争議問題 

　　東海劃界與東海海洋權益之争是中日關係發展的另一重大問題，與釣魚島問題有關，但仍屬不同性質與層次的問題。2004年前後，日本學者與媒體炒作中國在日中邊界海域建設天然氣開發設施等問題，引發中日東海劃界與權益之争，並逐漸成爲影響中日關係的重大問題之一。同年10月開始，中日兩國政府就東海問題進行磋商，到2007年11月先後磋商11次，但由於雙方在東海海域劃界適用原則和方法上的分歧，以及在共同開發東海海域劃定方面存在的利益與矛盾，未能達成任何協定。不過，中日雙方仍有穩定東海局勢的意願，依據中日雙方領導人達成的共識，於2007年開始了新一輪的磋商，一致同意在實現劃界前過渡期間，在不損害雙方法律規定與基本立場的情况下進行合作，經過努力，中日外交部門於2008年6月18日發佈了《中日東海問題原則共識》，其主要内容有二點：一是在東海共同開發諒解；二是日本法人依據中國法律參加春曉油氣田開發的諒解〔1〕。顯然，中國方面做出了重要讓步，允許日本企業參與春曉油氣田的開發。但由於中日對春曉油氣田“共同開發”和“合作開發”理解不一，利益分配難以妥協，加上中方擔憂此舉可能造成事實承認日方堅持東海“中間綫”劃界後果，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後來由於釣魚島周邊海域争議等事件特别是日本實施“釣魚島國有化”政策，嚴重衝擊中日關係，東海劃界争議被擱置。 

　　在此形勢下，中國强化了對東海海域與釣魚島的法律維權行動。2012年9月10日，中國政府就釣魚島等島嶼發佈領海基綫聲明；2013年11月23日，國防部宣佈《中國關於劃設東海防空識别區的聲明》和《中國東海防空識别區航空器識别規則公告》。由於東海防空識别區，涉及中日兩國管轄的海空範圍大面積重迭，引發日本抗議，中日關係持續惡化。 

　　2017年以來，中日關係開始緩和與改善，但東海争議問題仍没解决，也很難解决。2018年5月，中日雙方正式簽署了“啓動海空緊急聯絡機制協議”，並同意互設紅色熱綫，試圖緩和中日東海争議。 

　　東海劃界的關鍵是，中日雙方都希望依據對自己有利的原則劃分，即中方堅持自然延伸原則（大陸架劃分法），日本則堅持中分原則（中間綫劃分法），無法達成共識。中國做出一定讓步，提出在堅持大陸架延伸原則基礎上，可考慮岸綫長度比例原則略作調整，但日方仍不接受這一方案。同時，東海劃界還涉及韓國領海與劃界問題。日韓提出就東海劃界與中國進行多邊談判，但中國歷來强調與堅持雙邊原則，仍無法達成共識，東海劃界與海洋權益争議仍是制約中日關係發展的一大障礙，而要徹底解决這一問題仍是困難的。這是國家利益與國際關係復雜性所决定的。 

　　有學者建議中日兩國就東海問題重啓談判，並與釣魚島問題掛鈎，即“應在遵循上述義務的前提下，需要在春曉油氣田等合作開發中取得進展和成果，體現中國的誠意，以换取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逐步妥協，包括在釣魚島周邊海域共同開發、减少巡航執法頻次和力度，加强海空聯絡機制步伐，爲穩定和發展中日關係作出貢獻”〔2〕。問題是，中國讓步與妥協，能否换回日本在釣魚島上的妥協？顯然不可能，日本不可能放棄已實施釣魚島國有化政策。因此，中日關係雖有緩和與改善，但東海劃界及東海海洋權益争議仍無法解决，仍影響與制約着中日關係的發展。就在2019年1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與外相河野太郎所謂對華友好談話中也特别强調“絶不允許在東海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嘗試”，展現了其在東海問題上的强硬立場。 

　　（四）台灣問題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問題也是中國内政問題，但日本與台灣關係特殊而密切。近代以來，日本二次侵略或侵佔台灣，並最終因中國在甲午戰争中失敗而被迫割讓台灣，從此日本對台灣實施長達51年的殖民統治。戰後台灣重新回歸中國，但因國共内戰與國民黨退守台灣，造成海峽兩岸長期政治對立與尚未統一之現狀，台灣問題遺留至今，成爲中華民族之痛。 

　　在當今台灣島内政治對立與兩岸關係發展現狀之下，日本對台政策與台日關係發展，成爲中日關係發展的重要敏感問題。日本政府盡管承認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但又不斷發展與增强日台實質關係，不時在台灣問題上製造事端與争議，影響着中日關係的穩定發展。日台經貿關係十分密切，並簽署了數十個經貿交流合作協定；台日人員往來頻繁，文化交流密切，民間情感深厚，日本社會有强烈的“台灣情結”，台灣社會也有深厚的“日本情結”。特别是台日實質關係不斷提昇，蔡英文上台執政後台日雙方代表機構實現了“正名”突破，高層互訪增多，給中日關係發展增加了新的變數。日本對台重要政策調整與高層互訪等，如公開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允許台高官訪日或日高官訪台，都會傷害到脆弱的中日關係。同時，台灣問題也成爲日本要脅中國的籌碼之一。可以説，台灣問題成爲制約與影響中日關係的一個重大敏感的長期性與結構性問題。 

　　（五）美日安全同盟問題 

　　中日關係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美日安全同盟機制的影響。戰後，美國主導了戰後東亞與國際體制、程序的安排，也主導了日本國家體制與外交政策，日本成爲美國的政治附庸，在某種程度上美國掌控着日本。特别是美日簽署了安全同盟條約，建立起安全戰略同盟關係，2015年美日又簽署了《日美防衛合作指針》，而且始終將中國視爲對手與威脅，甚至將防衛與安保範圍擴大到台海地區，嚴重制約與影響着中日關係發展。 

　　日本在美國與中國之間並不是實行“平衡戰略”，而是實行典型的“聯美制華”戰略。安倍執政後，與美合作，牽制中國的外交路綫更爲明確。特朗普上台後推行“美國優先”政策，退出TPP協議，但並没有影響美日安全同盟關係，美日在安全、軍事、外交等領域持續合作，日本在美國壓力下持續牽制中國、對抗中國，影響中日關係的穩定健康發展。 

　　在美日安全同盟機制之下，加上美國將中國重新定位爲最大戰略競争對手與威脅情况下，日本作爲美國的盟友，以及日本確立的“聯美制華”戰略，中日關係很難從根本上改善，只會有短期的緩和與經濟、人文領域交流合作，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互信，無法建立中日安全合作機制。 

　　二、對日本對華戰略問題的判斷與認識 

　　觀察中日關係的發展與變化，一個關鍵是要看日本政府對華戰略與定位。不同時期的日本政府對華戰略會有所差异，但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大同小异。就安倍政府對華戰略觀察，顯然明確將中國定位爲競争對手（盡管没有正式使用這一概念），以牽制中國爲最重要戰略，但同時不放棄有利日本的中日雙方經濟合作與民間往來，於是：競争、牽制、交往、合作并存，成爲日本對華基本戰略與策略。日本雖然視中國爲競争對手，但策略上則是在牽制中競争，在競争中尋求合作，在合作中尋求發展，做出對日本最有利的戰略選擇。 

　　（一）日本視中國爲戰略威脅與競争對手 

　　中日是近鄰，並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但中日關係的發展起伏不定，時好時壞。那麽，當前中國是日本的朋友、伙伴，還是對手、敵人？日本如何看待與認識中國？這是判斷日本對華戰略的關鍵，也是需要認真回答的首要問題。 

　　盡管日本政府不像美國特朗普政府那樣公開與强勢將中國明確定位爲最大戰略競争對手，采取前所未有的强勢遏制戰略，但日本仍一直將中國視爲最重要競争對手與潜在危險之一。2018年日本公佈的新版《防衛計劃大綱》，仍將苗頭對準中國，將中國與朝鮮並列爲“潜在威脅”，文中以“强烈關注”表達中國軍事動向，準備以重新整編的“聯合部隊”應對“中國軍力增强”。這種軍事戰略思維與定位，要從根本上改變中日關係是困難的。 

　　就在2019年1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在國會發表的政策演講中盡管强調“我將把中日關係提昇到新的水平”，外相河野太郎强調“力争與中國構建穩定的關係”，但在發言中同時强調中國威脅論，表達了對中國軍事活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的深刻擔憂，爲此日本擬建立一支太空網絡部隊以應付來自中國的所謂安全威脅和强化日本的防衛能力〔3〕。 

　　日本是世界軍事强國，還在大力發展先進武器裝備。那麽，日本强軍的目標是誰？防範誰？美國是盟友，除了中國與俄羅斯，包括朝鮮在内的其他周邊國家或地區對日本不搆成威脅。顯然，日本的“防衛計劃大綱”等所有的防衛目標仍以中國爲主要對象。 

　　（二）“牽制中國”是日本最重要對華戰略與策略 

　　日本人防範心態濃厚，憂患意識强烈。表現在對華關係與戰略上，就是日本以防範中國、牽制中國與遏制中國爲核心。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黄大慧教授出版《遏制中國》一書，認爲日本對華戰略的核心就是遏制中國。這與美國對華遏制戰略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筆者認爲用“牽制中國”更爲恰當與準確。因爲日本雖是世界大國，GDP總量排名世界第三，但人口規模與經濟總量等已落後於中國，要遏制中國是相當困難的，但“牽制中國”則相對容易，是可以做到的，通過牽制可以達到某種程度的遏制效果。吴懷忠教授對日本安倍政府對華戰略進行了較爲全面、準確的歸納，核心也是“牽制中國”。他撰文認爲，“安倍由此設定的主要對華戰略目標集中在以下三點：經濟上用足機遇，安全上防範‘威脅’，政治上競争影響力。尤其是防華三件套組合拳—整軍經武、强化日美同盟、廣拉‘朋友圈’，對中日關係發展屢屢造成干擾和破壞。最近的例子，就是日本竭力推動‘印太戰略’，對冲和牽制中國”，而“難以正視中國崛起，使日本政府想盡辦法制衡和防範中國”〔4〕。 

　　安倍提出“俯瞰地球外交”戰略，雖然主要目的是希望通過全方位的出訪、首腦會談與簽署各種協定等方式提高日本國際影響力，争奪更多利益，但同時還有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牽制中國”。多年來，中國領導人出訪相關國家並簽署相關協議之後，安倍或日本高層官員就會隨後訪問這些國家，並簽署相關協議，而且針對中國的意圖非常明顯甚至露骨，有“拆台”之意。特别是在地區安全上問題，安倍政府或明或暗地追隨美國，配合美國，牽制中國，壓制中國、遏制中國。亞洲通訊社社長徐静波盡管對2018年中日關係改善給予高度肯定，但同時也認爲“日本依然在積極推行印太中心戰略，對於中國海洋發展戰略實施牽制”〔5〕。“牽制中國”已成爲日本對華戰略的基本支柱。 

　　（三）日本在南海、南島及印太戰略中的“制華”角色 

　　南海本與日本没有多大關係，原本主要是直接涉及南海島嶼主權與領海權益争議的五國六方之争。爲遏制中國，美國强勢介入南海，將原本並不存在争議的所謂遵守聯合國海洋公約與航行自由視爲最高原則。在美國拉攏與縱容下，日本不斷附合美國南海主張，並加入所謂南海巡航及與美國在南海進行聯合軍演等活動，成爲南海地區新勢力。2018年8月，日本派遣準航母等三艘軍艦赴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演練；9月，日本海上自衛隊赴南海執行反潜訓練，並稱“逐漸形成定期的南海—印度洋長期艦艇派遣機制”，其實就是配合美國的南海與印太戰略，推動自衛隊的海外行動。另外，2018年10月，日本與湄公河五國聯合發表的《東京戰略2018》，在日本主導下寫入了各國共同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聲明，明確基於法治維持和促進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等内容，同樣是要牽制中國。 

　　最初由日本提出的“印太戰略”，却逐步轉變爲美國主導的全球新戰略。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是企圖建立以美日澳印爲軸心，拉攏台灣、菲律賓、新西蘭等周邊國家或地區加入，共同圍堵中國。由於中印關係的改善，印度對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態度有所保留，表態變得謹慎。日本對美“印太戰略”采取既區隔又配合的雙重策略。2018年11月，美國副總統彭斯與安倍會談後發表的聯合聲明，美日重申加强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共同目標，但安倍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會談時將“印太戰略”調整爲“印太構想”，降低對抗性，則主要是爲配合他提出希望能開啓“化競争爲協調的日中關係新時代”的主張。但總體上，日本還是追隨與配合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並以遏制或牽制中國爲主要目標。 

　　另外，日本在東盟國家合作機制、新加坡香格裏拉論壇與南太平洋島國地區合作等方面，經常鼓動有關國家對抗中國、牽制中國。 

　　三、對中日經濟關係的認識與判斷 

　　總體上，中日經濟關係既競争又合作，合作大於競争。中日關係正常化40年來，中日經貿關係發展取得重要成就。到2017年底，日本累計在華設企業超過5萬家，實際投資金額達1080億美元；2017年，中日貿易額超過3000億美元，中國訪日人數達735.6萬人次，消費金額35.6億美元，約占外國在日消費總額的40%〔6〕。 

　　近兩年來，中日關係明顯改善，雙方經濟需要增强是重要誘因，而且雙方在經濟領域合作取得重要進展。2018年5月，李克强總理訪日，兩國政府及有關部門簽署了2個協議和8份備忘録，其内容主要涉及人文、醫療衛生、服務貿易、第三方市場合作以及建立海空聯絡機制等；同年10月，安倍訪問中國，兩國又簽署了12份協議或諒解備忘録，尤其是兩國政府部門、企業、經濟團體等之間簽署了基礎設施、物流、互聯網、健康養護與金融等52份諒解備忘録。不過，中日經濟合作新進展，却未能改變日本對華經濟合作的牽制與防範心態，在重大問題上依然牽制中國，中日經濟合作依然受到非經濟因素的干擾。 

　　（一）中日雙方經貿往來與合作並未形成堅固、可持續的合作機制，並未徹底改善中日安全與政治關係，呈現典型的“政冷經熱”格局。有學者認爲“中日正在形成新的、互補的、可持續的雙邊經濟合作模式，這將爲兩國關係的持續改善提供源源不斷的内生動力”。這是學者一厢情願的理想型期待，而不是客觀現實。歷史經驗證明，盡管中日經濟合作有了很大發展，但未搆成中日關係的“内生動力”，也不是有學者認爲的中日經貿關係是中日關係發展的基石。中日經濟合作與中日之間的安全、政治對抗脱鈎是並行的。有點類似海峽兩岸關係，兩岸經貿關係獲得重大發展，2018年兩岸貿易額突破2000億美元，台商對大陸實際投資接近2000億美元（1991-2018年，台灣統計），但兩岸政治關係未有實質性改變，對抗與對立依舊，而且形勢依舊“嚴峻復雜”。也就是外界講的中日關係與兩岸關係均長期呈現“政冷經熱”與“官冷民熱”態勢。 

　　（二）日本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從消極、排斥調整爲不排斥，但仍不積極，競争與防範態勢依然濃厚。日本人具有强烈的懷疑主義情緒，對中國更是如此。對於中國提出並大力宣導推動的“一帶一路”建設倡議，日本一開始就持懷疑、觀望甚至排斥態度，這可從日本主流媒體的報導中得到反映。不過，“一帶一路”建設發展及其所創造的潜在市場商機，又讓日本商界看到機會，希望參與的願意增强。隨着中日高層對改善中日關係態度的積極變化與雙方高層互動增多，尤其是中國釋放强烈善意，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的態度發生了小心謹慎的積極變化。2017年5月，在北京舉行首届“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日本政府雖未派官方代表團，但仍派由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率團參加，是一種正面姿態。同年6月，安倍在一次國際會議演講中首次表示日本願意參與“一帶一路”合作。此後，日本民間、媒體界的態度發生明顯變化，對“一帶一路”的正面報導與評價增多。同年11月，日本史上最大規模的日本經濟界訪華團訪問中國，並就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表達了積極意願。2018年10月，安倍訪華時明確表示“一帶一路”是“有潜力的構想”，並帶領500多名日本企業界人士參加“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簽署的52項協定大多集中在“一帶一路”沿綫地區。學者徐梅對中日“一帶一路”合作前景給予很高評價與期待〔7〕。 

　　有學者認爲中日兩國正式宣佈啓動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的合作機制，意味着中日兩國在開拓海外市場這一領域開始結束相互間的惡性競争，走向合作共贏的時代；另一方面，中日兩國也開始强化技術産業合作，實現産品與技術的合作輸出，中日兩國正式開啓了産業與市場大合作的時代。更大的意義在於，日本嘗試擺脱美國的束縛，通過與中國在第三方市場的合作，間接參與了中國宣導的“一帶一路”建設〔8〕。同時有學者認爲，“第三方市場合作是中日經貿關係深化昇級的新動力”，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打造了中國與發達國家共建‘一帶一路’的新模式”、“創造了區域互利共贏的新典範”〔9〕。然而，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的認知仍是謹慎的，對這一概念是排斥的，中日雙方使用“第三方市場合作”，其實就是不願意使用“一帶一路”合作概念，盡管第三方市場不完全集中在“一帶一路”沿綫。更令人遺憾的是，日本政府在海外市場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綫國家或地區針對中國的動作不斷，跟踪、惡意競争（尤其是在高鐵等領域）甚至有意製造中國企業與當地國家的矛盾，成爲中國在海外投資、經貿活動的最重要對手與制約因素。安倍於2015年提出以亞洲爲重點推進“高品質基礎設施伙伴關係”以來，强調要加强日本高品質基礎設施出口。日本主導、與湄公河五國聯合發表的《東京戰略2018》强調“開放性、透明性、經濟可行性，注重社會責任及環境保護，受益國財政健全性”等，並將其作爲國際（經濟）合作標準，無不是針對中國的，其實就是公開呼應西方勢力指責中國不公開、不透明、不環保，給當地國造成債務負擔。 

　　另外，日本與美國在印太地區加强基礎建設合作，也是針對“一帶一路”的。2018年11月，美國副總統彭斯訪問日本時，與日本達成在印太地區進行基礎建設援助合作，美、日將各自投入600億與100億美元，推進“顧及對方國家財政可持續性”的基礎建設合作，對抗與有意取代中國宣導的“一帶一路”建設意圖甚爲明顯。 

　　（三）日本在重大經濟問題上配合美國與西方，制衡中國。在中國遵守WTO規則並依入世承諾完成經濟改革的背景下，日本追隨美國與歐洲，不承認所謂的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繼續在經濟上遏制中國，就是以“替代國”價格評判辦法對中國提出反傾銷調查，讓中國在對外經濟發展中處於不利地位。 

　　特别是日本追隨美國打擊中國高科技企業，進行非法制裁。2017年，日本政府内部决定，在政府采購系統中排除華爲和中興公司的産品，並通知日本電子通訊、網絡營運商軟銀、NTT、KDDI等企業撤出華爲與中興公司4G産品。2018年，日本又加入美國主導的“五眼聯盟”，公開限制與禁止使用華爲5G通訊設備等産品，公然打擊與遏制中國高科技産業與企業的發展。 

　　可見，中日經貿關係雖然密切，雙方簽署了許多經濟合作協定，但在重大經濟問題上，日本依然采取對抗與遏制中國的政策，嚴重傷害中日關係。

　　（四）中日在區域經濟整合問題上的合作與競争。中、日同屬世界經濟大國，而且是第二、三大經濟大國，競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基於經濟全球化與各自經濟發展的需要，中日雙方需要經濟合作，並推動中日經濟關係的發展。在面對區域經濟整合問題上，中日既有需要合作並推進合作，同時也存在利益競争，均希望獲得對自己更有利的經濟合作安排。東亞10+3合作機制取得進展，但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與RCPE等却久拖不决，影響東亞經濟整合。日本主導美國退出TPP後組建CPTPP，並在短期内實現，同時日本與歐盟簽署的經濟伙伴關係協議（EPA）於2019年2月1日正式生效，均有牽制中國推進與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意味。 

　　在湄公河開發合作與圖門江合作開發等次區域經濟合作問題上，中日雖有合作意願，但受復雜政治因素與多方利益因素影響進展不大。特别是中日在湄公河地區合作上競争態勢明顯。中國是湄公河流域上游國家，早在1992年就參與了由亞開行主導的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2014年，中國提出了全方位、多角度打造大湄公合次區域合作昇級版的倡議；2015年，瀾湄合作機制建立，並取得一系列成果。日本對湄公河地區合作則更積極，針對性更强，與中國對抗味甚濃。1991年，日本在政府開發援助（OAD）中專設“湄公河次區域開發”項目。2003年12月，日本與東盟10國舉行首次特别首腦會議，承諾將在此後三年内爲湄公河五國的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援助15億美元；2007年，日本公佈《日本—湄公河地區伙伴關係計劃》，提出三個目標、三大新支柱和三項新舉措的新合作政策；2008年，日本與湄公河五國首次外長會議在東京舉行，確立了“信任、發展、穩定”爲核心的合作基調；2009年，“日湄峰會”在東京召開，從此走向了機制化合作軌道。2018年10月，第十届“日本與湄公河流域國家峰會”在東京舉行，并發表《東京戰略2018》，提出要將“開放性、透明性、經濟可行性、注重社會責任及環境保護、受益國財政健全性”等作爲國際標準，推進高質基礎設施建設，而且在日本要求下寫入各國共同推動實現“自由與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明確了基於法治維持和促進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等内容〔10〕。這些用詞概念與做法針對中國的意圖十分明顯，也是日本在區域經濟合作中牽制中國的典型案例。 

　　四、對中日關係現狀與前景的判斷 

　　（一）學界對中日關係發展現狀與發展前景的三種不同判斷與認識 

　　當前中日關係是一種什麽狀態？未來發展前景如何？中國學界認識與看法並不一致，存在明顯差异。 

　　一是樂觀主義者。對當前中日關係緩和與改善給予高度肯定，對未來中日關係發展前景樂觀期待。張曉磊、吴懷中等學者是樂觀派，他們撰文認爲，中日關係“重回正軌，積極向好”，有“更多樂觀的正面期待”，“再次回到最低谷狀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11〕。 

　　二是悲觀主義者。對當前中日關係改善持謹慎態度，對未來發展前景持保留態度。有學者認爲中日關係走不出“螺旋式沉降的歷史怪圈”，即當前表面改善，但實質對抗性不變。黄大惠教授在2018年12月23日接受香港中評社訪問時表示，日本與美國有同盟關係，使得日本在與中國合作時會受到美國因素牽制，而且日本國民對華好感度僅在10%左右，顯示日本對華政策的民意基礎相當脆弱，對中日關係改善不要抱有太高期待〔12〕。北京大學樑雲祥教授認爲“目前中日關係的改善確實有可能在數量和規模上持續向更高水平發展，但是在品質與性質上却很難提昇至更高水平”〔13〕。 

　　三是不確定派。認爲安倍對華政策調整還處於表層，並未真正改變“政經分離”戰略，只是處於日本戰略調整的需要，而不是中國戰略需求的調整，難以就日本對華政策前景做出明確預期〔14〕。 

　　那麽，如何客觀與準確觀察判斷當前中日關係與未來發展前景？確實有相當的難度，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因素甚多。如日本首相的國際觀與中國觀等執政路綫、中日結構性矛盾與歷史敏感議題、周邊與國際關係形勢變化等，均會産生重要影響，並不易準確判斷。不過，在國際關係中，没有永遠的敵人，也没有永遠的朋友，一切都是變化的，就表明中日關係一直是動態變化的，不可能直綫式地發展，一定是起伏波動的。當然，在敵友之間則有不同的層次，還有主要敵人與次要敵人的區别，還有真朋友與假朋友的區分。 

　　（二）中日能否建立戰略互信與戰略共識 

　　中日之間能否達成戰略共識？有學者認爲中日之間“已達成較全面的戰略共識”。不過，依目前復雜的中美關係、國際形勢與美日戰略同盟關係等因素觀察，我們可能還無法得出這樣樂觀的結論。 

　　在某些領域如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反恐等方面，中日可以實現戰略共識，但在最重要的涉及到國家主權、發展安全與國家利益等方面則不易實現戰略共識。首先，中日在日本侵華歷史立場、釣魚島争議、東海劃界與台灣等重大敏感問題上存在許多分歧或障礙，很難達成戰略共識。其次，日本争取成爲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與中國的謹慎態度存在衝突。中日在日本尋求正常化國家、聯合國改革及争取成爲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等問題上缺乏政治互信，存在巨大差异，影響與制約中日關係的實質性改變。日本對侵華戰争缺乏正確認識與真誠道謙，針對中國的美日安全同盟、日本修改和平憲法及强軍戰略等，無法獲得中國信任，中國當然不會輕意改變聯合國現行體制，不會輕意讓日本成爲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否則後果相當嚴重。同時，中國人民對日本不信任的强大壓力，中國政府也難以做出重大政治讓步。反過來，日本則認爲中國是日本成爲正常化國家及成爲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障礙，增一步增大中日之間的戰略猜忌，影響中日關係的根本性改變。再次，中日社會政治制度與價值差异巨大。中國是世界獨一無二的社會主義大國，尤其是以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協商政治體制，並形成自己一套價值體系，與日本等爲代表的西方民主政治體制與價值存在顯著差异。日本等西方民主制度國家制度大致相同，以領導人選舉爲基本標誌，存在着共同的社會價值，並形成“價值同盟”。在涉及許多重大政治、治理、民主、人權等重大問題時，日本自然與美歐國家站在同一陣綫，形成與中國差异化或對抗格局。這就是中日難以建立戰略互信的另一制度與價值原因。 

　　（三）日本軍事戰略由守勢向攻勢的轉變及大力發展軍力指向中國意圖明顯 

　　日本大力發展軍事，自然與日本歷史上的侵略戰争問題、日本軍國主義相聯繫，引起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高度關注。同時，安倍政府强勢推動修改和平憲法活動，更令中國等國家擔憂，當然會影響中日關係的實質性改善。 

　　2012年，安倍上台當政後，通過一系列解禁自衛權（2014年解禁集體自衛權、2015年《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出台等）、擴大自衛隊活動範圍的法律等，實際上已改變了《和平憲法》的實質規範，“和平憲法”的修改已只是名義問題。 

　　近年，日本更是加快强軍建設。2018年3月27日，日本正式成立“陸上自衛隊”，强調協調海空自衛隊與美軍的聯繫，並設立“水陸機動團”，負責離島作戰的兩栖登陸；同年7月，日本防衛省公佈鹿耳島東南方的馬毛島爲海空自衛隊新據點，並提供美國航母及軍機使用；8月，日本海上自衛隊以“推進自由和開放的印太戰略”爲名，派遣準航母等三艘軍艦赴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演練；9月，日本海上自衛隊赴南海執行反潜訓練，並稱“逐漸形成定期的‘南海—印度洋長期艦艇派遣機制’”。就是配合美國的南海與印太戰略推動自衛隊的海外行動。 

　　2018年，日本内閣會議接連通過《防衛白皮書》、新版《防衛計劃大綱》及與之配套的《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提出建造大型巡邏船、將艦艇航母化（其中“出雲”號已完成改建）、實現自衛隊“跨域”防衛體制、建立“戰略性海上保安體制”及建立包括成立太空部隊與網絡防衛隊在内的“多次元統合防衛力”等。結合安倍政府推動的“修憲”行動，日本防衛政策與戰略不斷突破“專守防衛”原則，給周邊安全帶來新的威脅。在這種背景下，日本顯然走向“右翼化”發展道路，會不會走向軍國主義也成爲關注與争議的重要動向。 

　　可見，盡管安倍提出“希望能開啓化競争爲協調的日中關係新時代”及“通過深化各領域各層級交流，我將把中日關係提昇到新的水平”，也做出一些積極姿態，采取一些措施，但依然以牽制中國爲主要對華戰略，尤其是在南海議題、“一帶一路”倡議、軍事防衛建設等方面更爲明顯，也就預示了在中日雙方戰略與經濟發展相互需要下會進一步改善關係，但由於中日之間復雜的領土主權與歷史問題及日本“牽制中國”的戰略選擇等，影響着中日關係的根本性改變。 

　　總之，對中日關係發展可以得出如下幾點較爲明確的結論：中日關係呈現螺旋式與起伏式發展的長週期。既不可能一直對立、對抗，也不可能長期穩定與友好，會隨着多種内外因素發展變化而變化。2017年以來，隨着中日兩國互釋善意與高層互訪，雙方關係有明顯改善。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將訪問日本，仍會延續這一積極發展態勢，呈現不少學者所稱的“向好發展態勢”。但中日關係這種改善與向好並不是穩定的，而是可變的。不論如何認知與判斷，擱置争議，加强合作，發展友好關係，創造相對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仍是追求與争取的主要目標。 

　　注釋： 

　　〔1〕金永明，“中日關係行穩致遠的關鍵性措施：加快東海問題實質性磋商進程”，香港《文匯報》，2019年1月19日。 

　　〔2〕金永明，“中日關係行穩致遠的關鍵性措施：加快東海問題實質性磋商進程”，香港《文匯報》，2019年1月19日。 

　　〔3〕樑雲祥，“中日關係有可能提昇至更高水平嗎？”，日本《新華僑報》，2019年2月9日。 

　　〔4〕吴懷中，“引導安倍‘真心’改善對華關係”，《環球時報》，2018年3月30日。 

　　〔5〕徐静波，“2018年中日關係的私房話”，香港中評社。 

　　〔6〕嚴深春，“日本在改革開放中的角色：已非援助者，仍可提供經驗借鑒”，澎湃新聞特稿。 

　　〔7〕徐梅，“一帶一路：中日互利合作新平台”，《世界知識》，2017年第6期。 

　　〔8〕徐静波，“2018年中日關係的私房話”，香港中評社。 

　　〔9〕張琳，“中日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的五大亮點”，《世界知識》，2018年第21期。 

　　〔10〕常思純，“日本爲何積極介入湄化河地區”，《世界知識》，2018年第21期。 

　　〔11〕張曉磊、吴懷中，“這一次中日關係改善能走多遠”，《世界知識》，2018年第22期。 

　　〔12〕http://www.crntt.com，2018-12-23。 

　　〔13〕樑雲祥，“中日關係有可能提昇至更高水平嗎”，日本《新華僑報》，2019年2月9日。 

　　〔14〕唐奇芳，“安倍訪華背後的日本戰略動因”，《世界知識》，2018年第22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4月號，總第2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