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您從事涉台、涉港研究多年，能否介紹一下您的研究經歷？

　　王建民：在大陸研究香港和台灣問題有很大的差别，研究台灣問題的學者比較多，比較熱，知名學者也比較多，相對的研究香港這一塊的學者相對比較少。我的學術背景是中山大學畢業，多個老師都是知名的香港經濟問題專家。我在上大學的時候，我們經濟係的學生就搞過關於香港經濟的展覽，所以我對香港是比較瞭解的。

　　我到社科院台灣所工作以後，第一份工作不是研究台灣，而是在香港研究室，其後的30年，我盡管以研究台灣爲主，但是對香港問題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斷。因爲長期研究台灣經濟、香港經濟，我也撰寫了不少關於香港的經濟文章，還給不少部門寫過關於香港的報告。

　　我研究台灣問題是從經濟開始的，後來涉及到台灣政治、社會、文化與兩岸關係等領域。在台灣研究領域，我認爲我應該是比較全面或者最全面的涉台學者之一了，這在涉台圈大家是比較認可的。我的研究興趣比較廣泛，對港澳、國際關係還有其他領域也有所涉獵。

　　因爲我是從農村出來的，其實我最初的理想不是研究台灣，而是研究中國農村問題，農業問題也是我關注的重點之一，對台灣農業與兩岸農業合作有較深入研究。

　　兩岸問題首先不是學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没有高度的政治意識不行。但它的確又是學術問題，看起來簡單，每個人似乎都可以談台灣問題，可以談“武統”“和統”等等，但是要深入瞭解並不簡單。它涉及到歷史、法律、政治、經濟、文化等知識。過去在單位，我長期通過剪報歸類收集資料，資料和數據是做研究的基礎。另外，還要刻苦努力，不然就不能有顯著的成果。不動筆就寫不出東西，就不會有成果，更不會有成就。

　　中評社：您在之前的采訪中提到，台灣經濟出現了“極化”現象，什麽是“極化”現象？會給台灣社會帶來什麽影響？

　　王建民：這涉及到我們對台灣經濟結構和産業結構的一個認識和判斷。經濟發展要區域均衡、地區均衡、産業均衡，這是比較健康的發展模式。但台灣經濟出現了一種極化的現象，就是個别行業支撑起台灣經濟，個别企業支撑起台灣某個行業，就有“極端化”和“兩極化”的問題。

　　就台灣産業結構來説，台灣經濟整體表現還是不錯的。主要優勢就是電子信息産業，這是台灣經濟的支柱性産業。如果没有電子産業，台灣經濟就可能嚴重落後，并且會在新冠疫情衝擊下就衰退得很厲害。而電子信息産業中最核心的又是半導體産業，台灣的半導體産業是台灣最重要的支柱産業，在全球是佔有重要地位的。

　　半導體産業有四大塊，設計方面美國是最厲害的，台灣在全球能排到大概第四位。在代工製造方面，台灣是世界第一，台積電一家的産量占到全球半導體的55%左右，台灣在全球芯片代工企業大約占到70%。在測試封裝方面，台灣也是全球第一。

　　半導體産業占了台灣GDP的15%左右，比例非常高，同時電子信息産業在台灣經濟中占比也非常高。“極化”還體現在台灣半導體産業在境外的銷售比例超過90%，高度集中。

　　這種産業結構一方面顯示台灣在半導體産業和電子産業有競争力，另一方面有極大的風險，産業、企業的變動對台灣經濟會産生很大的影響。所以現在台灣形容台積電爲“護台神山”，意味着台積電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力非常重要。這一家企業大概占到台灣電子股市25%。

　　台灣股市指數這幾年增長也很快，從蔡英文上台時大概8000多點，最高達到了19,000點，現在是17,000多點，增長了一倍。但很多傳統企業的股票都是零增長。台灣股市靠電子行業支撑，這也是台灣經濟“極化”、“分化”的顯著特徵。

　　另外，台灣外貿出口裏，電子産品海外生産比重很高，部分産品比重超過90%。大陸是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也是高度集中，這也是“極化”的體現。

　　中評社：美台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中斷5年後，在今年6月底重新復談，拜登政府選擇在此時復談TIFA的用意是什麽？會給台灣帶來實質性好處嗎？

　　王建民：TIFA是美台之間經濟合作協議談判的一個重要議題，持續了10多年，也没有實質性的進展。美國是個自私自利的國家，奉行美國優先，要價是比較高的。長期以來簽署TIFA障礙在於，美國要求台灣開放美猪美牛，但台灣因爲政治因素等等遲遲不開放，所以卡在這裏了，一直没有談。

　　蔡英文政府在拜登上台以後，爲了推動美台經貿合作，特别是能够簽署TIFA，她去年就開始推動開放美牛美猪，特别是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猪，引起了很大的争議。但蔡英文寧可冒食品安全風險與民衆反對的風險，也要争取美國跟台灣談FTA，是有政治目的的。

　　美國希望在對華經貿戰中打台灣牌，美國打台灣牌一方面跟台灣談判，同時也跟大陸討價還價，有雙重目的。TIFA能不能簽署不取决於經濟因素，而是取决於政治需要。美國跟台灣的經貿關係已經很密切了，特别是美國對華發起經貿科技戰以後，美台經貿關係有一個新的發展，台灣對美國的出口顯著增長，經貿關係更加密切，而且市場也開放了很多，未來如果解决了美牛美猪的問題，障礙就不多了。因此，是否簽署TIFA的經濟利益已經不是太重要了，但是政治意義非常重要。 

　　政治意義表現兩層：第一，如果簽了TIFA，意味着美台經貿合作制度化、區域化的重要平台建立了，民進黨政府認爲自己長期努力的政治目標實現了。而美國就會把它作爲一個政治手段，看大陸如何應對，給中國大陸提出新挑戰。

　　我不認爲TIFA簽訂以後，對台灣經濟有多大幫助，不但對台灣經濟幫助不大，可能還有傷害，因爲美國自始至終都是國家利益優先的，一定會讓台灣滿足其要求，台灣不會得到多少利益。

　　有學者認爲區域整合經濟非常重要，但是在我看來，區域經濟合作經濟協議是有幫助，但是没有那麽大，它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是有限的。WTO框架下大概有600多個FTA，但哪一個國家或地區靠一個FTA來帶動經濟發展？FTA涉及關税减免、貿易投資通便利化等許多方面，對經濟發展有一定幫助，但是經濟發展涉及到非常多因素，不是靠FTA實現的，况且美台的TIFA更多是個政治議題。

　　外交部和國台辦都表達了我們的立場，反對美國和台灣簽署具有官方性質的文件。大陸講得很嚴謹，就是官方性的文件，我們同意美台正常經貿往來，而且這麽多年美台的民間經貿往來没有斷過，但是如果要推動簽署FTA，問題的性質就變化了。

　　中評社：有緑營人士鼓吹美台簽署FTA，您認爲美台有可能簽署FTA、BTA嗎？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建議拜登政府應該加强美台貿易和技術合作，認爲台灣的經濟和技術能力可能在美國的戰略利益上産生最顯著的影響，而這恰是之前美國對台政策中關注最少的方面。您認爲未來美台經貿合作還會繼續深化嗎？大陸應該如何應對？

　　王建民：美台FTA是經濟意義不是很大，但是政治意義很大，這表明美台經貿關係進入了新的階段，有了機制化的平台，而且台灣以何種名義簽署是非常關鍵的。這才是中國大陸方面最關注的問題。

　　美台短期内很難簽署FTA，但未來不排除在中美關係的博弈過程中，美國會在需要的時候打這個牌。過去美台經貿關係就很密切，特朗普上台以後跟過去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用台灣來對抗大陸。中美經貿科技戰非常激烈，在中美交貿交鋒的過程中，美國就企圖把台灣拉入到美國主導的經濟體系下，希望把台灣拉入美國所主導的“排中去華”産業鏈中。台灣在電子信息産業有優勢，美國也非常看重這一點，所以特朗普時代已經出台了美台經貿科技合作的一系列舉措。

　　蔡英文當局本來就是要推動“親美抗中”戰略，所以就配合美國，希望台灣融入到美國主導經濟體系和美國主導的産業鏈體系中。蔡英文當局也采取了很多兩岸經濟對抗的舉措，阻礙兩岸經貿交流和合作。至少蔡英文上台五六年了，没有出台過一項推動兩岸經貿發展的政策措施，没有出台過一項促進兩岸經貿關係的措施，全部是管制、防範、封堵的。這兩年，美台經濟科技合作已經取得了重要的進展，美台的貿易增長是也最顯著的，有時比兩岸經貿增長還顯著。

　　美國占台灣出口的比例在這兩年是顯著上昇的，目前美國占到台灣的出口比例大概17%左右了，已經是第二位了，僅此於大陸，超過了東南亞。這幾年美國高科技産業在台灣投資布局也是非常多的，更不用説台灣兩大代表性企業都先後去美國投資。

　　這兩年美台經貿科技合作已經有重要進展，美國在公開、私下都在全方位推動美台經濟科技信息産業的合作，我們確實要給予高度的關注的。但問題是蔡英文當局“抗中親美”這種政策對台灣的風險還是非常大的。因爲台灣跟大陸的經貿關係非常密切，台灣的經濟增長也主要是靠大陸市場支撑。所以台灣工商界是非常擔憂的，蔡英文政府政治上親美，經濟上也要融美入美，這樣的路綫對台灣經濟發展的風險非常大。

　　中評社：在疫情龢民進黨政府打壓的雙重影響之下，兩岸經貿合作仍在持續推進和深化，例如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在打造RCEP對台經貿合作重要節點上已經邁出了步伐，擬建設一條農産品流通物流幹綫，把台灣優質農産品銷往大陸，也把大陸好的農産品銷往台灣及東南亞地區。您怎麽看兩岸經貿合作這一逆勢上揚的態勢？

　　王建民：對中美經貿戰、新冠疫情以後兩岸經貿關係的看法，你的這種判斷我可能不完全同意。

　　一方面，新冠疫情以後，兩岸貿易量没有下降，而且出現了顯著的增長。2020年到2021年兩岸貿易呈現的高增長在過去30年的歷史上都很少有，大概有30%的增長率。同時，台灣對大陸出口市場的依賴度，比馬英九時期還要高。陳水扁上台以後，台灣對大陸包括香港在内的依賴度一般是40%左右，僅大陸是26%-30%的水平。在新冠疫情以後，台灣對大陸及香港市場的依賴度顯著上昇，最高達到44%。

　　這一增長與大陸經濟和台灣産業結構有密切關係。第一，大陸是最早暴發新冠疫情的，但大陸治理能力很强，很快控制了疫情，首先復産，因此大陸經濟很快就恢復了。大陸市場需求很大，新冠疫情暴發之後，民衆最需要電腦等信息産品，這是台灣最有優勢的産業，所以台灣對大陸的出口增加，産生了帶動了兩岸貿易的顯著增長。

　　疫情之後，兩岸貿易不可能還有這麽高的增長，應該會回歸到正常、平穩的增長或者波動模式。但疫情期間兩岸貿易增長對台灣度過經濟危機是有幫助的，對就業等各方面也都有幫助。

　　但在投資領域就不一樣了。台灣對大陸的投資自從蔡英文上台以後連續出現4年下降，2015年是最高點，接近130-150多億美金，之後維持在100億左右。但是蔡英文上台以後，台商對大陸的投資出現了下降，這是多種因素造成的，一方面，蔡英文上台以後，她的政策就是要遏制阻礙台灣與大陸的經貿發展；另一方面，大陸的經濟環境發生新的變化，企業向外轉移成爲一種趨勢。民進黨當局又推動産業回歸、台商回流，尤其是中美貿易戰期間，台商回流比較多。但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後，台商對大陸的投資出現恢復性增長，2020年的數字是59.1億美金，增長41.5%，不過只有高峰期的一半左右 ，只占台灣對外總投資額的33.3%。這兩年，台商對大陸的投資是比較平緩的，和高峰時期還是不能比的，並没有出現顯著的增長。

　　再加上新冠疫情，兩岸經貿活動受到影響以後，台商在大陸大型投資並不是很多，另外，本來兩岸有經濟合作機制ECFA，蔡英文上台以後第一時間就取消了台灣的ECFA工作小組，所以兩岸經貿合作的正式平台就没了，也影響台商擴大在大陸投資。

　　中評社：北京證券交易所即將設立，早前大陸出台的惠台政策也給予了台資企業可以在大陸上市的優惠待遇，您認爲北交所會給台企帶來哪些機遇？台商台企應如何把握機遇？

　　王建民：大陸處在經濟大發展的時代，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全心全意把精力投入到經濟發展中，采取各種各樣的政策措施全力推動經濟發展。而台灣在民主化以後，台灣當局的執政重心不是推動經濟發展，而是維持執政地位，這和大陸完全不一樣。北京證券交易所就是大陸完善資本市場的一個重要舉措，受到海峽兩岸企業界的高度關注。

　　北京證券交易所的定位是創新服務型中小企業。“創新”“服務型”“中小企業”這三個核心點，對台商來説是有利的，因爲台企最典型的就是中小企業，也具有競争力和創新能力，所以我認爲北京證券交易所成立對台企是重大的利好。

　　台商在大陸發展長期面臨一個問題——融資難，大企業可以去銀行融資，中小企業融資就比較困難。北京證券交易所成立後就增加了台商融資的新渠道，爲台商的産業項目在大陸發展提供了新的融資市場。

　　至於大陸北京證券交易所會不會對台商有額外的特殊政策，我認爲現在還没有，北交所還是以大陸市場爲主，應該會有一套通用的規則和規範適用於台商、港商、外商。

　　但是大陸的地方政府對台資企業上市非常支持，提供奬勵支持，這對台商而言很重要，更是一個機會。

　　中評社：您見证了兩岸經貿合作四十年的發展，正如兩岸關係一樣，兩岸經貿交流也經歷了起起伏伏，這四十年中，您感觸最深的是什麽？您認爲未來兩岸經貿合作會走向何方？

　　王建民：在80年代初之前幾乎没有兩岸關係這個詞，特别在中央的相關文件裏是没有兩岸關係的概念，都是涉台問題、台灣問題。隨着大環境變化，在80年代中期以後，兩岸關係才成爲一個主要的概念。

　　改革開放以來，兩岸關係的發展是一個波動的、不穩定的發展進程，這與時代大環境有關。70年代末兩岸關係的緩和、解凍與冷戰逐步結束，中美關係緩和密切相關。此後兩岸關係的波動發展都與大的政治環境、國際環境和兩岸環境有密切的關係。

　　大陸對台政策對兩岸關係起着引領性、指導性的作用。如果没有《告台灣同胞書》這一劃時代的對台政策的重大調整，兩岸關係就不可能從冰封、對抗到緩和。多年來，大陸出台了一個又一個政策推進兩岸關係發展，特别兩岸經貿合作的政策措施，所以政策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非常重要。

　　在兩岸關係發展歷史進程中可以看出，政治家的遠見、决策、抱負對兩岸關係有非常重大的影響，不論台灣和大陸都是一樣的。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有對台重要論述。如果説台灣有一個政治家是用善意推動兩岸關係向好的方向發展，馬英九時期比較典型；如果台灣的政治家是個野心家、政客，或者謀求“台獨”分裂，兩岸關係就很難發展。

　　另一方面，社會思潮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進程也有重要影響。我們要關注大陸和台灣社會思潮的發展及其重要影響。

　　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一定是曲折的，不可能是平穩的。台灣問題是内政問題，但是受國際因素影響越來越大，最近的情况更爲顯著，除了傳統的美國日本介入，現在歐洲、澳洲都介入了台灣問題。影響兩岸關係的因素越來越多了，政治、經濟、科技、地緣等等，所以我們解决台灣問題會面臨更大的挑戰和困難。島内政治環境、政治結構的變化、政權輪替，都會影響兩岸關係。如果民進黨繼續執政，兩岸關係一定會緊張、對抗；如果國民黨執政，可能距和平統一依然遥遠，但是至少不會搞“去中反中”，兩岸是和平的、穩定的、健康的，是可以發展合作的。這是與民進黨執政很大的不同。

　　至於兩岸未來統一的前景，是和統還是武統，是更艱巨的挑戰。從理性龢民族利益來説，當然和平統一是最好的。但是“台獨”會走到哪一步，不是我們所能决定的，也是不易預測的。所以一旦出現《反分裂國家法》定義的三種情况，就不能排除非和平統一的可能性。以目前的形勢觀察，和平統一的大門越來越小。如果“台獨”勢力和外部勢力把台灣推到一個危險境地，確實迫使兩岸走上一個非和平統一的道路，武力統一就是不得不的選擇。這也表明統一没有時間表，也不可能有時間表。明天台獨勢力一旦碰撞底綫，明天統一戰争就會爆發，哪會有時間表。台灣當局必須有智慧地理性思考未來的台灣發展。

　　今天台灣一切問題的禍根都是“台獨”引起的。如果没有“台獨”，台灣經濟發展會更好，兩岸關係會更和諧，特别是台灣的資源可以放在推動台灣經濟發展上，不需要大量軍購，所以“台獨”已經成爲台灣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禍源。

　　“台獨”不解决，台灣是没有真正的發展前景的，因爲總是會擔心哪天會打仗，不知道哪天風險會來。可見，島内“台獨”分子並不是以台灣人民利益爲重的，都是野心家、政客，都是爲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從疫情的應對就可以看出，“台獨”政權考慮的都是當政者的利益，甚至是背後的經濟利益，民衆利益根本不在其考慮之中。這確實是台灣社會需要思考的。今天台灣走到這一步，被藍緑綁架，被“台獨”思維所綁架，台灣老百姓没有覺醒。如果台灣整個社會覺醒了，台灣才有可能走出“台獨”困局。

　　蔡英文當局的所作所爲，不是民主當權派，而是走上了民主獨裁的道路，她霸道，一意孤行，黨内民主都没有，她的决策没有人能够反對，没有人能够改變。我期待台灣人有一天能够覺醒，理性地來思考他們的未來，放棄“台獨”，走向兩岸和平統一大道。

　　（http://www.CRNTT.com   2021-10-22 00:13:07）

　　（ 2023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