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展開了“特别軍事行動”，俄烏衝突自2014年克裏米亞危機後再次昇級。這場“特别軍事行動”雖然是由俄羅斯發起，但是其發展進程以及最終走向却受到美國和其他北約國家的深度干預，後者雖然宣佈“不派兵”介入，但却通過向烏克蘭提供武器援助、軍事情報和其他必需物資以及對俄制裁等手段，借機消耗俄羅斯的實力。以上相關舉所導致措的結果對美國和歐洲的影響截然不同。俄烏衝突導致世界能源市場和糧食市場受到巨大衝擊，歐洲各國經濟深受其害，但美國却藉助此次衝突成功將之前曾被馬克龍稱之爲“腦死亡”的“北約”激活，並强化了對歐洲的控制。與此同時，美國也借俄羅斯受到牽制的時機，騰出更多精力來對付被其視爲“潜在競争對手”的中國。

　　與此同時，美國也加緊在亞太區域布局，企圖强化遏制中國崛起的力度。俄烏衝突之後美台互動持續昇温。美國借俄烏衝突宣揚中國大陸可能對台發動“武統”等“中國威脅論”，以刺激台灣當局持續進口美國軍火，進而激化兩岸軍事對抗。衆所周知，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内戰遺留問題，完全是中國内政，烏克蘭問題則是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個國家之間的争端。美國一些人故意拿台灣問題同烏克蘭問題相類比，刻意扭曲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内政的性質，企圖否定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以犧牲兩岸人民福祉和地區和平穩定爲代價，服務美國的地緣戰略和經濟利益，這充分暴露其“以台制華”的政治算計和險惡用心。兩岸中國人應當有足够的智慧，避免陷入外部勢力的圈套，共同確保海峽兩岸的和平穩定。

　　一、俄烏衝突以來美國加緊“圍堵中國”

　　作爲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在對外戰略的設計和實踐方面經驗豐富，不僅着眼全局從而顧及全球各個區域的聯動，而且歷任總統的對外戰略往往會有一定的延續性。從奥巴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美國對華戰略呈現出逐漸收緊的趨勢，美國的連續挑釁導致中美關係正在逐漸冷却。

　　（一）對華“圍堵”是美國印太戰略等一系列安排的本質

　　奥巴馬時期，美國就曾提出“重返亞太”和“2020年前將60%的軍事力量部署到亞太方向”等設想，但其進展相對緩慢。特朗普執政後，美國就加緊與中國進行“脱鈎”，大打貿易戰和科技戰，但在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TPP）以及中國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RCEP）後，美國對華的經濟圍堵並未達到企圖。

　　拜登上任後，延續了前任的對華政策，雖然在對華社會交往方面有所緩和，但在貿易戰、科技戰、地緣政治鬥争方面持續表現强硬。一是强化與歐洲及其他地區盟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團結”，借此圍堵中國。2021年3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佈《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方針》（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把應對中國的挑戰列爲八大戰略優先事項之一，並將中國定義爲“唯一有能力將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結合起來，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搆成持久挑戰的潜在競争對手”。二是着手明確圍堵中國的制度安排。拜登政府非常重視美日英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2021年2月18日，上述四國舉行綫上外長會談。3月12日，“四方安全對話”舉行首次在綫首腦會談。9月24日，“四方安全對話”又召開首次領袖綫下高峰會，相關對話的主題均是“如何防範崛起的中國”。此外，美國還推動成立了軍事色彩更爲濃厚的AU‐KUS同盟（澳英美軍事聯盟）。2021年9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英國首相約翰遜和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發佈聯合聲明，宣告AUKUS的成立，並提出將幫助澳大利亞構建一支核動力潜艇艦隊，這顯然也是在亞太地區防範中國的提前部署。三是進一步明確長期戰略安排。2022年2月11日，拜登政府發佈其首份區域戰略報告——《美國印太戰略報告》，其中明確指出，印太地區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尤其是來自中國的挑戰”。由此，拜登政府打算在未來12到24個月内展開“十大印太行動計劃”，内容包括主導印太的經濟框架、提昇威懾力、加强東盟的團結、支持印度的持續崛起與區域領導地位、夯實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擴大對日韓合作等。

　　（二）俄烏衝突以來美國針對中國的動作更爲頻密

　　俄烏衝突發生後，美國總統拜登發表聲明，譴責俄羅斯所發起的“特别軍事行動”，但是也表示“不會向烏克蘭派遣軍隊”。美國之所以在俄烏衝突爆發以來，雖然不斷地對烏克蘭提供各種軍事援助和戰術指導，却極力强調不會直接軍事介入衝突，其原因就是要抓緊時間布局“印太戰略”。

　　在經濟層面，拜登於2022年5月訪日期間宣佈啓動“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正如中國學者項昊宇所言，這一“框架”貫穿着明顯的政治考量，主要有三方面目的：一是補齊“印太戰略”的經濟短板，二是服務美國國内經濟，三是打造對華戰略競争的新工具。拜登政府從構建“框架”之初就刻意將中國排除在外，希望藉助“框架”，在地區經貿規則上制約中國，供應鏈上减少對中國的依賴，核心技術上强化對華競争力，以此來遏制中國的發展。

　　在政治層面，美國則大言不慚地要重塑中國周邊的戰略環境，實際上是在亞太地區繼續生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5月26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了45分鐘的對華戰略演講，强調美中關係是“最復雜和最有影響力”的關係，將此前的“競争、合作、對抗”原則改爲“投資、協同、競争”，稱中國對國際秩序搆成“最嚴重的緊迫性長期性挑戰”，宣佈要“塑造中國周邊新環境”。爲實現這一目標，美國在國務院内部成立跨部門的“中國小組”（美國五角大樓去年已經成立了“中國行動小組”）。

　　在外交層面，2022年6月的七國集團（G7）和北約峰會也成了美國“圍堵中國”的舞台。G7峰會上美國提出的“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伙伴關係”多邊框架正式啓動，其主要目的就是對抗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而北約在美國主導下於馬德裏峰會期間拼凑出2010年以來的首個戰略概念文件，將中國列爲“系統性挑戰”。這一舉措罔顧其大多數成員國距離中國十分遥遠的事實，“這本身就是極具挑釁性的，因爲這意味着北約與中國的關係可能發展成與當前同樣不可預測和混亂的中美關係。”北約此舉，實際上是以美國的對華戰略綁架其他29個成員國的政治决策。

　　在科技層面，拜登政府也繼續對華打壓。2022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該法案宣佈美國將注資本土半導體行業，其中527億美元用於芯片製造設施建設和擴建以及其他項目的直接補助，240億美元爲税收優惠及其他規定。法案還授權5年内撥款1700億美元用於促進美國的科學研究，借此與中國競争。法案還設有重要條款，獲得上述補貼的芯片企業，未來10年内不可在中國興建或擴大先進芯片生産綫。輿論普遍認爲，美國炮製這部“芯片法案”，逼迫芯片公司與中國這個大市場“切割”和“脱鈎”，是典型的“得病亂開藥”，不僅不會得到高科技企業的積極支持，也難以實現其打壓中國芯片的預定目標。

　　二、俄烏衝突背景下美方加緊實施“以台制華”戰略

　　正是在美國積極“圍堵中國”的大背景下，俄烏衝突發生後美國更加重視“台灣牌”的作用。美國不僅繼續强化對台軍售和與台灣當局的高層互動，甚至有國會議員提案將台灣列入“主要非北約盟友”（Major Non-NATO Ally,MNNA）。可見，“以台制華”戰略似乎已經成爲美國朝野各黨派的共識，2022年11月適逢美國中期選舉，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挺台”方面的表演只會愈演愈烈。

　　（一）掏空“一個中國”政策，極力爲台灣當局“壯膽”

　　當前美國對台政策的重大調整是盡可能地掏空“一個中國”政策，逐步賦予台灣“主權國家”待遇。一是不斷派遣高官赴台，强化雙方官方互動。俄烏衝突發生後，美方就立即派出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前主席邁克爾·馬倫率領跨黨派代表團訪台，向台灣當局解釋美國的俄烏政策，緩解台灣民衆“美國不會協防台灣”的疑慮。當然，最挑戰“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底綫的事件是8月2日美國衆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佩洛西不顧中方堅决反對和反復交涉，明目張膽竄訪台灣地區，給中美關係造成嚴重傷害，也招致中方一系列强硬回應。

　　二是藉口“失言”，向台灣當局釋放危險信號。在涉台相關話題上的“失言”不僅在美國高官中經常發生，更屢屢出現在身爲總統的拜登本人身上。到2022年5月，拜登已經有三次“失言”，其對中美關係的傷害也愈演愈烈。2022年5月23日，拜登在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針對“你願意軍事介入保衛台灣嗎”的提問給出肯定回答，並强調“這是我們給過的承諾”。這一言論與2021年8月拜登“把台灣放到北約盟友序列”和2021年10月拜登在接受CNN采訪時稱“將保衛台灣”的兩次“失言”相比更具挑釁性。盡管白宫幕僚立即澄清所謂“美國‘一中政策’並没有改變”，但美國的政府誠信已經大打折扣。

　　三是公然改變涉台政策書面論述。美國國務院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宣示和執行機構，其對台表述反映了美方政策動向。2022年5月5日，美國國務院在其官網删除了“美國不支持‘台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字句。這一舉動違背了美方的一貫立場，向台灣當局釋放錯誤信號，當然招致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不滿。於是5月28日的美國國務院網頁上再次修改爲：“我們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我們期待通過和平方式解决兩岸分歧”。

　　（二）通過一系列“挺台”法案，在國際場合爲台灣當局“撑腰”

　　俄烏衝突發生後，美國國會也推出多部“挺台”法案，以此來表達對台灣當局的“支持”。例如，2022年3月28日，美國參議院通過“美國競争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該法案囊括多項“友台”條文，包括明確台灣是美國“印太戰略”重要部分、强化“台灣關係法”下美國對台承諾、支持定期對台軍售、促進台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以及積極與台灣當局進行貿易對話，尋求簽署“自由貿易協議”（FTA）等。再如，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梅南德兹及參院預算委員會共和黨首席議員格雷厄姆於2022年6月17日聯名提出“2022年台灣政策法案”（參議院提案S.4428），該法案被稱爲1979年美國通過“台灣關係法”以來，美國對台政策最全面的修訂。其内容包括在4年内提供45億美元軍事外援資金，並賦予台灣當局“主要非北約盟友”（Major non-NATO ally,MNNA）地位；“優先考慮並加快”對台軍售，直到國會確定台灣所受的“威脅”已明顯降低，並指示美國國防部長制定訓練項目，提高美台軍隊的“相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將台灣當局“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爲“台灣代表處”，等同於將台灣地區“主權實體化”。該法案已於9月14日在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以17票支持、5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獲得通過，但在本届國會會期結束之前兩院能否協商出共同版本送交總統簽署確實存在一定變數。不可否認，“台灣政策法案”將嚴重挑戰台海現狀，美國正在成爲事實上的“台海現狀改變者”，中美關係也必將遭遇重大危機。

　　在國際舞台上，美國也加强了“挺台”的力度。除了在美國參與的絶大多數場合大談“中國威脅論”之外，美方主動提昇了在台海周邊軍事演習的力度。此外，美方還積極表態支持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2022年的第77届世界衛生大會（WHA）於5月22日至28日在瑞士日内瓦舉行。美台雙方爲此於3月31日召開“台灣‘國際參與’高階工作會議”，特别聚焦台灣參與WHA議題。美國副國務卿布賴恩·麥基恩4月8日與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會晤時，還向譚德塞呼吁應該讓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WHA。

　　當然，未來需要持續關注的議題還包括美台勾連推動“台灣入聯”。2021年10月適逢聯大第2758號决議通過50週年、中國與聯合國駐華系統分别舉辦慶祝活動之際，美國個别政客與智庫却勾結民進黨當局，公然歪曲第2758號决議内涵，妄稱“該决議僅僅解决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問題，未解决‘台灣的代表權’問題”。2021年10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還聲稱，“我們鼓勵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同我們一道支持台灣在整個聯合國系統以及國際社會中的‘强健的、有意義的參與’”。因此，2022年9月13日第77届聯合國大會召開時，台灣當局再次舉行“推動台灣參與聯合國”的相關活動，背後顯然離不開美國的默許與支持。

　　（三）强化對台軍售和其他軍事合作，給台灣當局擴軍備戰“打氣”

　　拜登政府上台以來，不顧中美“八一七公報”的承諾，持續向台灣當局出售武器，到2022年9月爲止對台軍售已經高達6次。雖然相比以往的對台軍售，這6次軍售的總金額並不很高，但其在强化美台軍事合作方面意義重大。例如，在第5次軍售中，美國不僅對台出售坦克和裝甲車輛的零部件與備件，還包含了美國政府與承包商提供的技術和後勤保障。五角大樓防務安全合作局在一份聲明中説：“擬議中的軍售將有助於接收方的車輛、小型武器、作戰武器系統以及後勤保障的持續運行，從而加强接收方應對當前與未來威脅的能力。”聲明還説，這還會加强台灣當局與美國及其盟友的軍事互操作性，這樣一來，台灣當局武裝部隊可以毫無障礙地吸收這些裝備與相關支持。再如，9月2日拜登政府宣佈的第6次對台軍售總價約11億600萬美元，軍售内容包括了60枚“魚叉”反艦導彈，這些武器屬於進攻性武器，其挑釁意味更爲明顯。

　　更有甚者，美國一些“挺台”議員認爲美國對台灣的軍事支持力度是遠遠不够的。2022年5月3日，美國聯邦參議員共和黨籍的盧比奥在其提出的“以實力促進台灣和平法案”（Taiwan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ct）中，進一步要求美方優先處理對台軍售案，不再限制售台武器須爲防衛性質。法案甚至呼吁建立美台“共同訓練計劃”，包括進行完整規模軍演等，法案還要求美國國防部長每年檢視美方“防衛台灣”作戰計劃，並擬定一份事先批準、優先售台的軍事平台、科技與裝備名單。該法案的部分條款已包含在6月份提出的“台灣政策法”中，其用意就是要爲美國更迅捷地介入對台軍售掃平道路。

　　美方還將台灣的軍事力量納入其“第一島鏈”戰略安排，不斷與台灣軍方協同訓練，並對台灣當局的軍事戰略進行直接干預。俄烏衝突爆發以來，美國特種部隊與台灣軍方進行協訓的報導開始公然見諸媒體。而美方也持續對台灣當局軍事戰略評頭論足，不但要求其在防務預算和兵役制度上繼續加碼，還“建議”台灣當局采用“不對稱作戰”戰略。2022年3月，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前主席邁克爾·馬倫率領跨黨派代表團訪台時明確表示：“繼續尋求對有效防禦戰略没有意義的武器系統，不符合台灣面臨的不斷演變的安全威脅……因此，美國强烈支持台灣實施不對稱防禦戰略的努力。”前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率領的大西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訪問團在7月19日舉行的記者會中也大談他對“不對稱作戰”的理解，他説，“台灣推動不對稱作戰的方向正確，但速度應該加快，如果都能做到提高預算、研發軍備、强化動員及延長義務役等重點，就是向外界傳達很好的訊號，代表台灣正在積極防衛，借此讓美國等盟友對台灣更有信心”。他還大膽建議：“台灣應强化征兵制度並延長義務役期，讓年輕的台灣男性、女性在軍隊中服役至少一年，並進一步加强後備軍人的動員能力，才能讓台灣與美國等‘盟友’的防衛同步化”。 埃斯珀的這一建議讓老齡化的台灣社會和崇尚“小確幸”的台灣年輕人大吃一驚。台灣退役將領出身的國民黨籍民意代表吴斯懷就指出，埃斯珀建議台灣“全民皆兵”、延長役期，這是不道德的，他認爲兵役制度不應由外人指指點點。

　　三、美台勾連加深導致台海局勢風險增大

　　俄烏衝突是大國争奪權力背景下烏克蘭人民的悲劇。台灣島内部分人由於盲目崇美的心態，對俄烏衝突的發生和發展缺乏客觀公正的認知，當然也很難反思自身“親美遠中”路綫的謬誤和危險。而民進黨當局錯誤的兩岸政策，更加速把台灣帶向危險邊緣。

　　（一）台灣當局盲目追隨美國，島内政界相互攀比“親美反俄”

　　台灣島内的政治生態雖然也分成了執政黨和在野黨，在選舉政治中進行激烈競争，但在對美關係議題上，台灣各主要政黨的態度均是“一邊倒”，相互“攀比”誰更親美。俄烏衝突發生後，民進黨當局迫不及待地表明“挺烏”立場，妄圖借此突顯台灣的“國際存在”。2022年2月25日，台灣當局外事部門宣佈，將因爲俄烏衝突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4月，台灣當局經濟部門又宣稱，將擴大對俄羅斯的出口管制，嚴格管理具有軍民兩用特性並可能用於大規模武器擴散的57個産品。不過令台灣當局尷尬的事實是，台灣與俄羅斯的貿易量整體並不大，就高科技部分而言，2021年半導體對俄羅斯出口僅0.25億美元，占整體出口比例爲0.015%。硬件行業對俄出口0.23億美元，占比0.31%，通信産品出口0.46億美元，占比0.38%，比例都非常低，台灣當局對俄制裁其實無關痛癢，只能説是表個態、凑個熱鬧而已。當然民進黨當局“求仁得仁”，3月7日，俄羅斯政府發表的“不友好的國家和地區名單”之中，除了美國和北約國家之外，台灣地區也赫然在列。6月，俄羅斯工業和貿易部明確宣佈，俄方將針對“不友好國家和地區”在氖氣、氪氣等惰性氣體的出口上進行限制，這很可能對台灣地區半導體産業形成一定負面影響。

　　與此同時，中國國民黨也正調整馬英九時期在中美之間的“平衡政策”，不斷向美國一側傾斜。俄烏衝突發生後，中國國民黨也極力表達其“譴責俄羅斯、聲援烏克蘭”的立場。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還在“親美”的表述上走得更遠。2022年6月朱立倫在訪美期間出席布魯金斯學會活動時明確表示：“我們要讓美國朋友知道，在台灣包括國民黨、民進黨都是親美路綫，只是處理兩岸問題上的態度立場不同。”

　　台灣主要政黨一邊倒的親美立場導致迄今島内始終未能形成針對俄烏衝突歷史原因的客觀討論。雖然也有少數理性學者和政客（例如蘇起、郭正亮等）提出“只要台灣發生戰事，就是台灣輸了”，但理性的聲音並未成爲台灣社會主流，更遑論影響台灣當局的兩岸政策。

　　（二）俄烏衝突微妙影響台灣民意，但緑媒强勢操控島内輿論

　　俄烏衝突發生在遥遠的歐洲，但其戰争相關信息，尤其是極具衝擊力的畫面圖片被廣泛傳遞，仍然微妙地塑造了島内民衆心理認知。加之美國總統拜登迅速表達了不派兵介入烏克蘭局勢的態度，這大大降低了台灣部分民衆對於美國派兵介入台海的預期。“台灣民意基金會”在2022年4月的民調中問及：“如果中國大陸采用武統的方式，您相不相信美國會派兵‘協防台灣’？”受訪者中有近三成六偏向於相信美國會派兵“協防台灣”，但有高達五成四不相信。不相信者比相信者多約18個百分點。相比之下，同樣的問題在2021年10月的民調中有六成五受訪者傾向於美國會派兵“協防”，只有兩成八傾向於不會。可見，俄烏衝突大大改變了台灣民衆對於美國是否“協防台灣”的認知。

　　盡管如此，民進黨當局爲了一黨之私，在俄烏衝突中仍堅持對美國亦步亦趨，在島内不斷塑造“挺烏反俄”的輿論。民進黨當局掌控的媒體也迅速“站隊”，猛批俄羅斯、力挺烏克蘭。在俄烏衝突第一階段俄羅斯未取得預想的速勝之後，島内唱衰俄羅斯的聲音更爲高亢。台灣當局外事部門負責人吴釗燮在社交平台上宣稱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的行動是“野蠻的戰争”，并且還自娱自樂地聲稱俄羅斯將台灣列入“不友好國家和地區的名單”，等於變相承認了“台灣的主權”。在俄烏衝突第二階段，緑營媒體又大肆吹捧烏克蘭的所謂“大反攻”。然而，緑營媒體却刻意低調處理烏克蘭已經滿目瘡痍的事實，對與台灣自身處境密切相關的“如何避戰和止戰”話題更是甚少提及。

　　（三）台灣軍方甘當“豪猪”，跟進“不對稱作戰”

　　美國一些專家學者近年來極力對台灣兜售“不對稱戰略”，而伴隨兩岸形勢的變化，這一理念正逐漸爲台灣軍方所接受。早在2017年，時任台灣“參謀總長”李喜明就曾依據“豪猪戰略”提出“整體防衛構想”，其核心思想是“承認台灣和大陸不再勢均力敵，因此台灣需要采取更靈活的方式來扺禦一個更强大的‘敵人’”。“豪猪戰略”將重點放在靈活且隱蔽的武器上（比如“標槍”反坦克導彈和“毒刺”地對空導彈），以取代購買價格昂貴的坦克、戰艦和潜艇等傳統裝備，因爲這些裝備很難隱蔽，且容易遭受導彈攻擊。俄烏衝突發生後，美國學者葛來儀於2022年3月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也表示，台灣目前需要采取“豪猪戰略”，讓自身必須難以被“奪取和控制”。而這樣的“不對稱防禦”意味着要取得大量的小型和廉價武器，使解放軍難以登陸。即使真的登陸，也很難在台灣“内陸”取得進展。

　　俄烏衝突以來，美國對重塑台灣當局軍事實力的要求更爲緊迫，而台灣當局雖然也對美方愈發粗暴的干涉有所不滿，但仍不得不接受其安排。例如，美國官員認爲，台灣當局過去試圖訂購的MH-60“海鷹”直昇機等武器並不適合與解放軍作戰，一些美國官員還要求台灣當局加購沿海防空導彈系統、武裝無人機和水雷等。而台灣的軍事專家們未必不知道“豪猪戰略”意味着台灣注定成爲中美博弈的“戰場”，台灣軍方在放棄制空權和制海權之後將不得不在激烈的巷戰中等待縹緲的外援，且台灣的經濟建設和基礎設施將在戰火中付之一炬。但目前台灣島内對於美國軍事建議的公開反駁聲音非常之少，對台灣當局甘當“豪猪”、推進“不對稱作戰”的阻力可以説微乎其微。

　　（四）台灣當局配合美國不斷挑戰中國大陸底綫，加劇台海局勢風險

　　當前美國國内“敵視中國、認爲中美注定一戰”的官員和學者並不在少數，這也是中美關係持續向壞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人認爲，以台灣“做局”激怒中國大陸，最終引發兩岸兵戎相見，或許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止中國崛起。而島内部分民衆不僅對自身中國人的認同不斷降低，而且對軍事衝突的破壞也缺乏概念，一些年輕人已經忘記金門砲戰的歷史教訓，甚至希望“以武謀獨”。加之民進黨當局對美國的竭力配合，也使島内反對“過度親美”的理性聲音被湮没在非理性的“反中”狂熱中。俄烏衝突爆發至今，島内充斥着台灣的軍事力量强過烏克蘭，甚至“將中國大陸類比俄羅斯，‘武統’面臨種種挑戰”等自大論調。美國的惡意推動與台灣部分人的“無知者無畏”正在産生叠加效應，使美台雙方在台海區域的挑釁不斷增强。2022年8月佩洛西竄訪台灣地區事件就可以看作是美方對於中國大陸軍事反應的一次壓力測試。未來美台互動還會不斷突破美方“一中政策”底綫，台海區域面臨的戰争風險正在不斷增大。

　　佩洛西竄台之後，中國國台辦、國新辦聯合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這是中國政府繼1993年和2000年之後，就台灣問題發表的第三份白皮書，當然也是特殊時間節點下出台的一份歷史性文件。白皮書中提道：“我們願繼續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統一。我們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絶非針對台灣同胞，非和平方式將是不得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後選擇。如果‘台獨’分裂勢力或外部干涉勢力挑釁逼迫，甚至突破紅綫，我們將不得不采取斷然措施。”這一振聾發聵的言論，是對美台雙方挑釁行動的有力回應，有效震懾了“台獨”勢力及其外國支持者。

　　四、避免戰争悲劇必須排除外力干涉

　　當前俄烏衝突仍未看到停戰迹象。美國非但不進行促和談判，反而向烏克蘭提供大量軍火，傳遞軍事情報，甚至在國際媒體上大打對俄認知戰，塑造有利於烏克蘭的國際氛圍，却又並不打算派出地面軍隊，甚至一再拒絶烏克蘭提出的“北約在烏克蘭上空設立禁飛區”的倡議。可見，美國介入烏克蘭事務的程度是依據其消耗俄羅斯的戰略目標而定的，與烏克蘭現實需求無關。烏克蘭要恢復和平，恐怕還是需要與俄羅斯坐下來談，盡管兩國很難回到2月24日之前的局面，但至少可以獲得發展所需的和平環境。

　　俄烏衝突的教訓説明，海峽兩岸不可低估外部勢力在塑造台海“敵意螺旋”中的關鍵作用。一旦台海局勢激化，美國同樣可能對台灣當局加大支持力度，爲其提供軍火甚至通過台灣版本的“租借法案”，向台灣方面傳遞軍事情報，在國際上對中國大陸大打認知戰、塑造有利於台灣方面的國際氛圍等。但幾乎可以肯定，美方不會派出地面部隊協防。這是因爲美國已經清楚認識到解放軍的實力，同時也絶對不會冒與中國這樣的核大國發生全面衝突的風險。台灣社會應該充分認清可能的台海衝突不過是美國消耗中國大陸力量的一個“局”，而台灣地區若不設法避險，將在衝突的進程和結束方式上完全喪失話語權。

　　“實現兩岸和平統一，不僅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之福，也是國際社會和世界人民之福。” 台灣社會只有不斷增强獨立思考能力，不再盲目聽從外來勢力的“指導棋”，促使台灣當局放棄“台獨”或“獨台”路綫，回到“一個中國”的正確立場，兩岸纔可以找到契合點，從而展開協商、共同維護和平。也唯有這一路徑，才能真正實現台灣民衆的長久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