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動盪變革期。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中美博弈日趨激烈，俄烏衝突加劇全球政經震盪，“台獨”勢力與外部反華勢力勾連昇高台海緊張局勢。在復雜嚴峻的政經環境中，兩岸經濟關係面臨嚴峻挑戰。從深層次看，全球化深度調整、地緣政治抬頭加速地緣經濟分裂趨勢，使兩岸經濟關係轉型和發展挑戰重重；從根源上看，台灣當局“倚美謀獨”全方位配合美國遏華戰略，借機操作兩岸産業鏈供應鏈“脱鈎斷鏈”是兩岸經濟關係發展面臨的最大風險。但從大勢和長遠看，兩岸經濟關係穩定向好的總體態勢没有改變，並將不斷迎來新機。

　　一、兩岸經濟關係面臨“四期叠加”風險挑戰

　　近年來，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的外部政經環境持續發生重大變化，面臨着“四期叠加”的風險挑戰。

　　（一）經濟全球化劇烈調整期

　　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隨着中國改革開放、海峽兩岸恢復交流，兩岸經濟合作蓬勃發展。台灣地區的代工型企業來大陸投資，將大量製造和組裝環節轉移到大陸，並帶動上下游産業鏈相關企業，推動了兩岸資金、商品、技術、人員和管理技能等生産要素的流動。兩岸産業鏈作爲全球産業鏈的重要組成部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工合作布局，也進一步帶動了兩岸貿易往來和社會交流。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2012年歐債危機等，導致全球經濟接連遭受深層打擊，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進入調整，兩岸經濟關係在此階段遭受衝擊，主要表現爲部分傳統勞力密集型企業出於成本上昇壓力開始向東南亞等地分散，成本效益驅動型的布局轉移引發了兩岸相關投資貿易的波動。

　　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昇級，加上之後的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等日益深刻地影響着經濟全球化的方向和節奏，兩岸經濟既有的合作模式持續遭受地緣政治博弈和供應鏈調整等多層面衝擊，局部領域出現“脱鈎斷鏈”風險。2018年起，美國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並不斷昇級，拜登政府改以“小院高墻”和“拉幫結派”策略對華進行高科技遏制，對兩岸經濟關係的衝擊從台商在大陸製造並出口美國市場的相關産品，擴散到半導體等高科技産業的合作。台商出於“安全”考慮，被迫進行産能調配和投資布局分散，兩岸投資和貿易占比較大的信息通信和半導體産業均受到嚴重影響。2020年初以來新冠疫情的反復衝擊，對全球供應鏈産生空前嚴重影響，促使21世紀以來的逆全球化風潮加速進入2.0階段。主要經濟體和企業開始重新審視出於效益優先的、高度專業化精細化的全球供應鏈所導致的長鏈問題，以及部分供應鏈過度集中於某一區域造成的産業脆弱性問題等，並轉向强調尋求産業鏈供應鏈的安全性和韌性，推動供應鏈自主以及將生産地靠近消費地的“近岸外包（Near-Shoring）”。全球産業鏈走向“分散化、短鏈化”的趨勢，加速了台企龍頭廠商供應鏈分散布局的步伐，對兩岸經濟交流合作造成直接影響。而2022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帶來的歐亞地緣政治變化對全球生産體系乃至世界經濟格局産生深遠影響，主要經濟體更加重視地緣經濟安全，美國基於地緣政治利益，加速打造和所謂價值觀一致同盟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供應鏈體系，構建“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經濟全球化進程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等非經濟因素的强力挑戰。台灣地區在半導體産業供應鏈的地位、在美國“遏華”戰略中的關鍵“棋子”角色，使其成爲美方極力拉攏和脅迫參與的主要對象，被納入“芯片四方聯盟（CHIP4）”（美、日、韓和台灣地區），同時美台加速推進“21世紀貿易倡議”等，對兩岸經濟關係特别是高科技産業合作帶來深遠影響。

　　（二）全球經濟加速震盪期

　　從全球經濟層面看，俄烏衝突及美西方對俄制裁嚴重擾亂全球貿易、結算體系、金融體系及供應鏈，造成能源、糧食等大宗物資價格上漲，疫情下的全球經濟復蘇雪上加霜。全球各大機構均對當前及未來的世界經濟增長持悲觀態度。2022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全球經濟增長率將從2021年的6%下降至2022年的3.2%（年内已連續三次下調後的數據）和2023年的2.7%（比7月預測低0.2個百分點），且存在25%的可能性會降到2%以下；强調“如果不包括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最嚴重階段，那麽這將是2001年以來最爲疲弱的增長表現”，“超過三分之一的全球經濟將在今年或明年出現萎縮”，“經濟前景持續面臨异常巨大的下行風險”，而“最糟糕的時候還没有到來”。總體來看，全球經濟將持續面臨异常巨大的下行風險甚至一場“風暴”。

　　從兩岸經濟層面看，兩岸各自的經濟發展均受到衝擊，對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産生一定影響。雖然大陸有效統籌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無論經濟增速還是防疫成效均保持全球領先，構建新發展格局也已經邁出了新步伐，但在新冠疫情的持續反復等多重超預期衝擊的不利影響下，經濟運行正處於爬坡過坎的重要關口，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的三重壓力持續增大。大陸經濟2022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長率僅0.4%，第三季度迅速恢復向好，同比增長3.9%，累計前三季度同比增長3%，但多家機構普遍預測大陸全年經濟增長率將低於年初設定的5.5%。而台灣地區作爲外向型經濟體，受外部環境影響很大，在全球終端需求下降、供應鏈庫存增大情况下，島内出口包括信息通信産品在内的優勢産品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2022年3月，台灣當局編制的“景氣對策信號、同時指標、領先指標”均亮出緑燈，終止了連續15個月的紅燈期（代表景氣熱絡），9月進一步由緑燈轉爲黄藍燈；9月對島内經濟貢獻度最高的出口結束連續26個月的增長，10月份延續跌勢。台灣當局一再調降全年經濟增速預期，從年初的4.42%一路下調至3.6%，力争“保3”。全球以及兩岸經濟預期的下調，對兩岸經濟關係帶來直接消極影響，2022年8月台灣地區對大陸（含香港）出口下跌9.9%，9月跌幅擴大到13.3%。

　　（三）台灣當局操作“兩岸脱鈎”擴張期

　　民進黨當局“台獨”意識形態掛帥，在“倚美離中”政策思維下推動經濟施政，强力干預和破壞兩岸經濟關係。其一，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即提出發展與大陸關聯性較低的“5+2産業創新”、力推“新南向政策”，旨在“告别過去以往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現象”。2018年以來，趁中美貿易摩擦和戰略博弈持續，全力引導台商“回流”島内和赴“新南向”地區投資。其中，自2019年元旦起實施“投資台灣三大方案”主要針對大陸台商、中小企業給予租税等優惠措施，截至2022年8月，共計吸引回台資金逾17270億元新台幣，成爲兩岸經濟關係恢復以來最大規模的回流。台灣當局持續推動的“新南向政策”，在2018—2020年成效不彰，但2021年隨部分高科技龍頭廠商的供應鏈分散，加之投資拉動貿易的效應有所顯現，台灣地區對“新南向”地區的出口金額達702.4億美元新高。其二，全面强化與美西方的經濟關係。試圖加快與美方建立經濟合作機制與平台：以開放含瘦肉精“美猪”（2021年元旦）换取恢復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TIFA），建立“台美經濟繁榮伙伴對話”（EPPD）、“台美科技貿易暨投資合作架構”（TTIC）、推動“21世紀貿易倡議”等；將優勢産業與地緣政治掛鈎，打造台積電等半導體優勢産業爲“護台神山”，企圖藉以獲取美西方安全庇護；以構建“民主價值供應鏈”爲名推進實質關係：在美抛“近岸外包”“友岸外包”背景下，借機推動與美歐、印太相關經濟體建立“可信賴”的“韌性供應鏈”。其三，極力配合美方，以各種方式干擾限制兩岸經貿交流合作。2019年以來，密集修訂和出台一系列政策規定，限制和管控兩岸經濟和人員往來，包括修訂“國安五法”、通過“反滲透法”、針對“關鍵技術轉移”訂定更嚴格規範、在“國安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增訂“經濟間諜罪”等，企圖製造寒蟬效應，對兩岸經濟合作特别是高科技産業合作造成嚴重干擾。

　　（四）兩岸經濟關係轉型昇級艱難期

　　2008年以來，隨着全球經濟形勢的轉變和大陸經濟的轉型昇級，兩岸經濟合作中以資源要素禀賦驅動的傳統動能下降、新動能不足的問題逐步顯現，兩岸經濟在局部領域的競争性加强。但由於兩岸經濟制度化合作水平有限，特别是2016年民進黨當局上台後否認“九二共識”，導致兩岸兩會協商停擺，已完成協商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至今無法生效，兩岸經濟無法通過制度化合作的途徑獲得更大的發展動能。

　　二、兩岸經濟關係“逆風”發展新特點

　　雖然外部環境復雜嚴峻，使兩岸經濟關係呈現階段性震盪和局部性承壓，但新時代以來的兩岸經濟關係仍在“逆風”中不斷發展，呈現出産業鏈供應鏈合作韌性强、動力逐步轉换、空間不斷擴大、機制平台不斷涌現的新特點，成爲持續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重要基礎。

　　（一）兩岸貿易保持良好增長態勢

　　新時代尤其是近年來在中美貿易摩擦和全球疫情蔓延的叠加衝擊下，兩岸貿易除2016年、2019年出現小幅衰退外，均呈增長趨勢。據海關總署統計，2011年兩岸貿易額（大陸及香港對台灣地區，下同）爲1600.3億美元，2021年增至3283.4億美元，10年間翻了一番。2022年以來，在兩岸形勢日趨嚴峻的情况下，1—10月兩岸貿易仍增長4%。據台灣方面統計，2011年兩岸貿易額爲1714.9億美元，占台灣地區對外貿易比重的28.6%，2021年增至2730.8億美元，占比33%，增長4.4個百分點。 

　　同時，大陸持續穩居台灣地區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不斷深化的兩岸融合發展爲台灣地區民生福祉注入源頭活水。台灣方面統計顯示，台灣地區對大陸貿易依存度不斷上昇，2016年起連續突破40%，新冠疫情嚴重衝擊下的2020年更創下43.9%的歷史新高。據海關總署統計，2011年台灣對大陸享有貿易順差890億美元，2021年增至1716億美元。台灣方面統計顯示，2011年台灣對大陸順差爲801.2億美元，2021年增至1047億美元，占台灣地區生産總值比重達13.5%。2022年1—9月，對大陸順差仍達767.5億美元，而台灣地區同期對外總順差360.7億美元。

　　此外，盡管民進黨當局不承認“九二共識”，但大陸方面秉承“兩岸一家親”理念，繼續執行有助於推動兩岸經濟關係、惠及兩岸同胞特别是台灣同胞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ECFA早收清單生效以來，截至2020年6月底，其執行情况顯示：貨物貿易中，ECFA項下累計享惠進口6602.2億元（約1004.1億美元），關税减讓426.1億元（約64.8億美元）；累計享惠出口5317.9億新台幣（約176.8億美元），關税减讓209.6億元新台幣（約6.7億美元）。服務貿易中，大陸方面，共有56家台灣金融企業和1474家台灣非金融企業，利用早期收穫優惠政策在大陸提供服務，並核准引進41部台灣電影片；台灣方面，截至2020年6月底，共有3家大陸金融企業和312家大陸非金融企業利用早期收穫優惠政策在台提供服務，並核准引進100部大陸電影片。

　　從兩岸貿易的産品結構上看，隨着大陸新經濟的蓬勃發展，台商高科技産業在大陸投資布局不斷完善，同時由於疫情對遠程經濟和“宅經濟”的催化，電子零部件産品持續佔據貿易最大比重，其中芯片占比最高，直接拉動兩岸貿易額不斷攀昇。尤其是2019—2021年，台灣方面統計顯示，電子零部件在對大陸的貿易中占比不斷增高，從673.87億美元增至1043.31億美元，占台灣對大陸出口比重由51%昇至55.2%。據海關總署統計，2013年以來，大陸自台灣進口芯片占比連續6年超過30%，其中2021年進口1552.9億美元（進口芯片總額4337.6億美元），占比35.8%。同時，台灣地區經濟統計部門的調查顯示，2021年島内批發業向島外采購占比57.7%，其中，中國大陸（含港澳）14.5%占比最高，東南亞12.9%次之，日本11.1%居第三，顯示了兩岸産業的互補性，以及供應鏈的内在緊密聯繫。

　　（二）台商對大陸投資量穩質增

　　由於兩次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深層次影響、中美貿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等諸多不利因素衝擊，近十年來台商投資大陸經歷跌宕起伏，項目數持續增加，金額相較前期有所趨緩。據商務部統計，2011年共批準台商投資大陸項目2639個，2021年爲6595個；截至2021年底，台商投資大陸項目共計123781個，實際投資額713.4億美元。據台灣方面統計，2011年核准台商赴大陸投資金額143.8億美元、核准項目887個，2021年核准金額58.6億美元、項目432個，截至2021年底，共核准台商赴大陸投資金額1982.8億美元、項目44823個，核准金額占台對外投資的54.3%。

　　值得注意的是，按商務部統計，2015年來台商對大陸的直接年投資額均未超過20億美元，2021年降至9.4億美元。但總體上看，大陸仍是台商對外投資的首選地。據台灣方面統計，2019—2021年，台灣當局核准台商對大陸地區投資金額由41.73億美元昇至58.63億美元，占比31.71%；而2022年1—9月核准金額30.47億美元，同期增加6%。同時，隨着大陸内需市場的不斷擴大、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兩岸融合發展的推進，近年來在大陸擴大再生産成爲台商投資新趨勢。許多長期在大陸經營與發展的台企，持續追加或擴大在地投資，這種通過擴大再生産方式的轉投資，未能完全反映在兩岸有關部門的統計中。此外，鑒於兩岸關係持續緊張、民進黨當局的管控昇級，台商通過第三地轉投資的比例也較前期有所上昇，而此類投資也難全面掌握進入統計。

　　（三）兩岸産業融合發展水平不斷提高

　　新時代以來，兩岸産業鏈供應鏈仍舊穩固，台商投資技術密集製造業的比例繼續增大，大項目增多、科技含量提高。據台灣方面統計，從投資行業來看，截至2021年底，核准台商對大陸投資行業占總金額比重排名依次爲：電子零部件製造業19.1%，電腦、電子産品及光學制品製造業占13.2%，批發零售業占7.8%，金融及保險業占7%，電力設備製造業占6.1%，化學材料製造業占4.9%，金屬製品製造業占3.8%，機械設備製造業占3.6%。其中，2020年的和碩收購KY-鎧勝案、國喬石化泉州投資案及2021年的台積電南京廠增資等均爲典型代表。同時，截至2021年底，在大陸A股上市台企增至46家，顯示了台企扎根大陸市場的信心，有助其募集資金和提高在大陸市場的品牌知名度，更好地融入大陸經濟發展進程。同時，大陸持續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各項政策措施的叠加效應，促使兩岸服務貿易克服重重障礙，在局部領域得到推進，服務業成爲台商投資熱點，投資比例不斷加大。

　　（四）兩岸經濟交流合作的新平台新渠道活躍

　　2016年民進黨上台以來，雖然兩岸兩會及其相關機制被迫停擺，但在兩岸經濟社會交流内生動力的驅動下，兩岸民間平台仍保持交流交往，同時還涌現出許多新的交流平台和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着穩定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的功能。從兩岸産業融合發展的角度看，2013年在原先由江蘇省主辦的“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基礎上成立的兩岸企業家峰會，由地方性對台交流平台昇級爲兩岸最高層級的經濟合作論壇，雲集了兩岸工商界領袖、知名企業家和財經學者，爲促進兩岸産業合作和構建兩岸共同市場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博鰲論壇、海峽論壇以及各地方性的經貿交流合作平台，也持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各地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園區和平台建設也如雨後春笋。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各省區市積極以綫下綫上結合方式舉辦涉台經貿交流活動，也有效促進了地方對台經貿合作。

　　三、新征程上兩岸經濟關係新機遇

　　中長期看，在後疫情時代全球政經格局深度調整情况下，中國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長期態勢不變，兩岸經濟關係互利合作基本格局仍然穩固。中國共産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了“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任務”，在新時代黨解决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指引下，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將不斷深化，兩岸經濟關係發展迎來新空間新機遇。

　　（一）兩岸産業鏈供應鏈難以脱鈎斷鏈

　　從全球層面看，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但其基本邏輯不變。2018年以來，國内外多個智庫的深度研究和全球經濟發展的實踐已經並將繼續表明，雖然全球供應鏈的“扁平化、多元化”已成爲主要經濟體提昇供應鏈安全的共識和新型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之一，但全球産業鏈供應鏈分工的效率成本導向、垂直與水平分工、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追趕和超越等内在基本邏輯没有改變，因此全球經濟都不可能“去中國化”。同時，地緣政治加速分裂地緣經濟不符合全球各經濟體利益，中國在新型全球化中的地位將越發重要。在新冠疫情叠加俄烏衝突引發全球經濟震盪下行情况下，以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等地緣政治因素强行地分裂原有的供應鏈關係，形成新的經濟集團，采取不同的技術標準、跨境支付和貿易體系乃至儲備貨幣等，將大幅增加各經濟體成本，全球經濟治理亟待凝聚共識。“在這種背景下，在更深層次發揮作用的經濟力量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尤其是中國”。

　　在此大背景下，深度嵌入全球經濟的兩岸經濟也不可能出現大規模脱鈎斷鏈。一方面，兩岸供應鏈長期磨合的韌性决定了發展的内生動力强，也充分體現了兩岸經濟關係互補和融合程度高。兩岸貿易投資和産業合作中占比最大的爲復雜工業品的中間品（主要包括手機電腦等電子信息産品、以半導體爲主的電子産品等），而從全球範圍看，復雜工業産品（如智能手機、汽車和飛機）供應鏈的調整難度最大。兩岸在復雜産品上的産業分工合作，其背後的供應鏈體系涵蓋全球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上千家廠商，是包括兩岸在内的諸多供應商通過市場競争的方式逐步磨合形成的體系，具有供應鏈構建時間較長、供應商技術門檻和準入條件較高的特點，在短期内大幅度改變這類産品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具有較大的難度。另一方面，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對台灣地區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台灣當局2022年5月的調查顯示，島内批發業者未來加强拓銷的境外市場，以中國大陸（含港澳）占30.5%最高，美國占20.5%次之，第三爲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合計占18.1%，此外日本占17.2%、越南占14.6%，分居第4、5名。總體上看，台灣地區經濟的增長在相當大程度上還將依靠兩岸供應鏈的緊密協作和大陸市場，這一基本利益格局决定了兩岸經濟合作的總體態勢將保持相對穩定。

　　更爲重要的是，大陸方面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角度出發，堅持在國家發展進程中解决台灣問題，堅定發展壯大中華民族經濟。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將“始終尊重、關愛、造福台灣同胞，繼續致力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完善增進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2018年以來，圍遶給予台企台胞同等待遇、共享大陸發展機遇，國台辦聯合多個部門出台“31條措施”“26條措施”“助力台企11條”“農林22條措施”等多項惠台利民措施。最高人民法院也於2019年3月出台《關於爲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提供司法服務的若干措施》給予法治保障。各地方因地制宜積極落實，依法保障和執行相關措施，取得良好成效，在相當程度上降低了非經濟因素對兩岸經濟關係的干擾。

　　（二）兩岸經濟未來合作發展迎來“五大新機”

　　黨的二十大報告完整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内涵特徵，並强調在未來5～10年乃至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强國的進程中，“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結合台商台企優勢，新時代新征程上，兩岸經濟合作將迎來新基建、新經濟、新能源、新農業、新市場等“五大新機”。

　　一是新基建。新基建正日益成爲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作爲有效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比消費和進出口的乘數效應更大，且受疫情因素制約更少，政策效果顯現更快，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更加明顯。“十四五”規劃確定了102項重大工程項目。2022年以來，國務院進一步明確“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台資企業在同等待遇下，可在其發展基礎好、競争力强的優勢産業，在“兩新一重”（新型基礎設施、新型城鎮化和交通水利等重大項目）領域、先進製造業和高技術産業、交通物流和網絡通信等方面深度參與，發揮在電子信息、半導體、機械等方面的産業優勢，獲得更大的發展機遇。

　　二是新經濟。當前，新經濟正在成爲大陸經濟增長的强大力量，其突出功能是數字賦能，通過數字的放大、叠加、倍增效應，能够有效地改變産業模式。黨的二十大報告强調“數字中國”的建設，“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了發展目標。2020年以來，新冠疫情在衝擊傳統産業的同時，由於“數字賦能”傳統經濟轉型昇級，催生並推動許多新産業新業態新模式成長壯大，而以新經濟爲突破口推動産業鏈與創新鏈的融合發展，成爲中國大陸經濟韌性所在。在2022年上半年工業生産有所放緩的大背景下，計算機、通信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仍保持較高增速，其中就有包含台資企業在内的諸多企業參與其中，獲得巨大的發展機遇。台資企業可發揮在信息技術和相關製造業方面的優勢，深度參與大陸智能製造、製造業加快數字化改造昇級、數字技術與製造業深度融合等方面的機遇，積極參與，彌補歐美市場需求下降的缺口。

　　三是新能源。在全球减碳、推動净零行動的大背景下，緑色低碳是大陸經濟長期發展的大方向，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雙碳”目標和“雙控”（能源消耗總量和强度雙控）有機銜接需要海量投資，很多相關研究測算的投資規模都在百萬億元以上，這也爲相關領域特别是新能源汽車方面具優勢的台企帶來巨大發展機遇。作爲最重要的緑色産品需求之一，大陸新能源汽車目前已呈現市場規模和發展質量“雙提昇”的良好態勢，而更重要的是大陸自主品牌在國際上佔有一席之地，既有比亞迪、吉利、上汽、奇瑞等傳統車企，也有以蔚來、理想、小鵬等爲代表的造車新勢力。在兩岸車聯網領域，台企具備半導體、集成芯片、光電等方面的技術優勢；在零部件領域，台企的發動機、電氣信號設備、自動變速箱控制系統、底盤系統等部分産品在國際市場上具競争力，可參與品牌車企合作；在技術創新合作方面，兩岸還可在關鍵技術聯合研發、聯合攻關，加快氫燃料電池、無人駕駛汽車智能系統和車載終端系統等新技術商用，提昇産業融合水平。此外，台商還可發揮石化産業優勢，在新能源消費的相關産品中着力，如EVA膠膜、鋰電池電解液、電池儲能、ECH及碳纖維等；在大陸傳統産業緑色化改造和轉型加速過程中，以台達電子爲代表的一批台資企業則可大顯身手。

　　四是新農業。隨着大陸加快實施農林業高質量發展及鄉村振興戰略，推動一二三産業融合，近年來的兩岸農業合作已從資金、技術逐步昇級到發展模式合作。在“農林22條措施”的引導下，各地積極落實政策不斷爲台胞帶來利好。如福建省台港澳辦、省農業農村廳等聯合印發了《福建省閩台鄉建鄉創合作管理規定》，明確省級每年支持100個閩台鄉建鄉創合作項目，創建若干個閩台鄉建鄉創合作樣板村和樣板縣，省級財政在支持台灣團隊設計費用（即每個項目補助50萬元）的同時，還安排建設資金予以支持。今後，更多的大陸台商台企能够參與拓展農業多種功能、挖掘鄉村多元價值。例如從事傳統農業種植的台商可更加主動利用電商平台拓展内需市場；可將農業産業鏈從生産端向體驗端轉移，推進農文旅融合發展；可通過更多元的方式，與當地大陸同胞共同深度參與美好鄉村建設。

　　五是新市場。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强調充分發揮國内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内需潜力，逐步形成“以國内大循環爲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對台企而言，應首要轉向布局和參與“内循環”。同文同種、持續昇級的龐大大陸内需市場具廣闊空間，台企可着力轉型拓展。台企多爲外銷，轉内需面臨困難，大陸近年來持續推動的一系列“内外貿一體化”政策可幫助破解，應當予以重點關注，並善用同等待遇融入參與。與此同時，台商也可充分發揮“强外貿”優勢參與“外循環”。“雙循環體系”的“外循環”强調打造新型國際大循環，深化多邊交流合作，並藉助打造多地區、多領域合作的國際交流平台，促進結構性動力精準釋放，使國際動力引擎真正用起來，與“内外貿一體化”相關聯。2022年元旦，《區域全面合作伙伴關係協定》（RCEP）生效後，1—10月中國大陸對區域内出口增加8.4%，亞太經濟一體化的脚步明顯加快，其中關税减免、原産地累積規則和自然人臨時移動等，以及部分臨近區域内的互聯互通新通道帶動效應大。而這些因素對台商相關産業的影響不小，可善用在大陸的投資和合作“借船出海”，一同分享外部市場；同時，台商還可積極參與大陸的自貿區，特别是海南自由貿易港、粤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等區域發展戰略，充分利用政策紅利發揮外貿優勢。

　　四、結語

　　當前，國際政經秩序和版圖正在發生劇烈變動，隨着中美戰略博弈的深化，國内國際兩個大局下的兩岸關係面臨不確定因素增多，兩岸經濟關係危與機并存。在開啓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上，大陸將更加主動有力地以“國家發展進步引領兩岸關係發展方向”，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從夯實兩岸統一基礎的角度出發，堅定不移推動兩岸經濟關係發展、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兩岸經濟關係將迎來更大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