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研究者們通過分子人類學、考古學等學科理論與實证研究有力地證明瞭包括我國台灣地區高山族（或所謂“台灣原住民”）在内的南島語人群起源於中國大陸華南地區的事實。如2020年中國科學院付巧妹團隊研究發現，距今8400年福建漳平地區“奇和洞人”不僅與包括台灣高山族在内的現存南島語人群有很强的遺傳關係，而且與距今7500-8300年福建沿海馬祖地區“亮島人”應同屬於一類人群。這是“千年閩台緣”最真實、最直接的歷史印证。另外，2021年厦門大學王傳超團隊對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800年台灣地區漢本和公館兩處遺址的46具人骨進行了古DNA提取和測序，其研究發現南島語人群與中國大陸華南壯侗語人群同源，進一步從學理上和法理上論证了“南島語族”起源於中國大陸地區。强有力地駁斥了“台獨”分子長期以來以所謂“原住民”南來論爲根基的理論基石。

　　此外，除了福建漳平的奇和洞遺址，位於福建沿海的平潭是閩台合作交流窗口，考古學者發現平潭殻丘頭遺址群與代表高山族先民的台灣大坌坑文化也有着相同類型特徵。這更是“閩台一家親”更爲直觀的面貌。考古學、民族學研究表明“壯侗-南島語”人群的先民在新石器時期便已居住在中國華南地區，他們共同組成以環南中國海爲中心的“亞洲地中海文化圈”，在其他异文化相繼移植之前，搆築了一個巨大的土著文化共同體體系。

　　既然“壯侗-南島語”人群先民作爲我國新石器時期包括閩台區域在内的華南地區的一大族群，那麽必然有着一些諸如蛇信仰等共同的民族性特徵與文化現象。由此，本文主要從前人及時賢的研究成果出發，對這一人群共同的民族文化特徵之一的蛇信仰研究進行評述，並在此基礎上結合語言學材料，提出對這一文化現象的新思考。目前，學者們依據不同的研究理論、方法以及材料，在關於華南族群蛇信仰的研究上取得了諸多成果，大扺可歸納爲以下兩類：一是華南族群以蛇爲崇拜對象；二是質疑華南地區的崇蛇現象。

　　一、共同族群認同的蛇圖騰信仰

　　（一） 認同閩台族群的蛇圖騰信仰

　　認爲華南族群以蛇爲圖騰崇拜對象的學者，幾乎均引用古書文獻的相關記載作爲依據，以《説文解字》注“南蠻，蛇種。從蟲，亦聲”及“閩，東南越，蛇種”爲多，以此認爲我國南方人民早期被稱爲“蛇種”，從而便具有悠久的蛇信仰歷史。

　　此後，隨着考古材料的增加，考古工作在南方區域文化中具有豐富且獨特的研究。其中，南島語族文化起源是包括閩台考古在内的東南考古的核心問題，可以從中探索兩岸考古遺存背後的土著民族關係、民族遷徙。而“反映南方土著早期崇拜蛇形式的材料主要是岩畫和幾何印紋陶片，這些材料分佈在古代百越族活動的大部分地區，如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台灣等”。通過考古發掘出的大量文物古迹發現，在印紋陶、青銅器、岩畫等確切地刻有衆多蛇紋飾、蛇圖案，這些蛇圖案與紋飾預示着我國南方土著民族確實與動物“蛇”存在某些文化上的聯繫。陳文華通過考察多種幾何印紋陶，將蛇圖騰崇拜與印紋陶的興衰聯繫在一起，認爲隨着民族變遷而帶來的文化融合使得土著民族的蛇信仰意識淡化，從而導致印紋陶的蛇紋刻畫藝術逐漸被冲淡。楊建芳根據考古發現，一些陶、石工具、漆木器、青銅器和玉器等文物刻有大量紋飾，如：兩湖地區出土的楚國陶敦、陶壺、陶盒、陶鼎中有盤踞狀或“S”形蛇圖像；良渚文化陶器上的雲雷紋、回字紋、重圈紋；江蘇金壇三星村M248新時器時代陶豆的爬行動物簡化造型……這些均是抽象蛇紋的産物，並按起源與傳播的演變指出南方流行的雲雷紋是當地先民對蛇崇敬的反映。鄭岩將諸多蛇文化題材在古代藝術品中所表現的蛇形象進行歸納，探索先人有關蛇的宗教與藝術的觀念，認爲人們在“敬、畏、懼”之間的不斷轉化中産生了對蛇的尊膜崇拜。

　　此外，高業榮等人利用周邊環境、考古資料進行考察，發現岩畫點之一的“孤巴察娥”（KTM1），蛇形象比人物形象更爲突出，圓渦紋、蛇形曲綫等抽象的幾何圖形在岩畫上輪廓分明。而在另一岩畫點“大扎拉烏”的TKM4-1、3、4、5、7岩刻處同樣出現了大量的蛇形象或抽象蛇紋的痕迹，他們認爲萬山岩雕的製作族群應該是與高山族魯凱人和排灣人具有同源性文化的族群，製作岩雕的目的則與農耕及宗教信仰有關。

　　另一方面是有關“蛇”的傳説故事。《山海經》作爲中華民族一部原始神話傳説豐富的上古奇書，“蛇”在書中大量出現，特别是對上古神形象的描述，諸如伏羲、女媧、共工、后土、九嬰均是人首蛇身的形象，可見先民們將“蛇”與創世繁衍的能力聯結起來。如今民間依舊存有的崇蛇傳説是這一聯結的延續，幾乎有蛇信仰的各地區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故事流傳至今，其中以始祖傳説爲多。如：陳維剛以民族學資料爲考察，描述了廣西侗族當地的崇蛇風俗、蛇始祖傳説，認爲侗族在原始母系氏族社會發展階段便産生圖騰崇拜，並把它當作自己民族的起源及保護者，而尊爲本民族的始祖加以崇拜。梅偉蘭通過對黎族的始祖傳説“勾花的傳説”“五妹與蝻蛇”等故事進行考察，表明黎族人認爲他們的祖先“黎母”是一蛇卵在山中所生而來，蛇圖騰崇拜在黎族所有支係中都普遍地存在，人們視其爲始祖或是祖先死後變生的靈魂。吉成名則通過對黎族、壯族、高山族、疍民等越族族群内部流傳的始祖傳説進行分析，認爲各地所崇拜的蛇分爲有毒蛇與無毒蛇，并且有的屬於圖騰崇拜，有的不屬於圖騰崇拜，各地越族崇蛇習俗的性質和内容並不相同。李海林在對高山族蛇圖騰的起源、現象、特點分析中發現，高山族蛇圖騰文化和大陸同根同源，是古越蛇圖騰文化的深化和發展。高山族的“蛇生説”“太陽卵生説”等神話傳説，揭示台灣土著雕刻與繪畫的各種圖騰紋飾的起源應與百步蛇有密切關係，並以百步蛇的三角形斑紋爲藍本進而演變爲各種花紋，如曲折綫紋、網紋、菱形紋等。

　　最後，一些學者基於現今還保留的“蛇節”“蛇廟”“蛇像”等民俗節慶對崇蛇文化進行探討。如：林蔚文是較早對福建地區的崇蛇現象展開討論的學者之一，他將視角置於閩地，在對福建民間動物神靈信仰的研究基礎上對南平樟湖坂“連公爺”、漳州平和等地的“侍者公”、閩東地區“九使蛇神”等各地崇蛇信仰進行更進一步的考察，探討閩越古地各類“蛇神”、“蛇妖”的文化内涵。另外，郭志超以閩台地區的“蛇”宗廟、“蛇”神像以及“蛇”節慶爲例，指出閩台崇蛇風俗從同一個角度顯示古代閩台兩地文化底層相似，皆屬百越文化系統，反映了自古以來海峽兩岸文化的一體性。吴春明則運用文化類型學描述華南地區“正面”蛇神、“反面”蛇妖或鎮蛇之神、“改造”蛇神三類現象，説明以“蛇”爲核心因素的宗教文化内涵與形態各不相同，認爲南方蛇神呈現多樣性與中原文化、土著文化相融合有關。

　　縱觀前人研究，大扺立足於地域、族群等視角，從史書文獻、蛇紋圖案、民族傳説、風俗節慶等方面，對崇蛇現象進行討論。

　　（二） 質疑華南地區的崇蛇現象

　　誠如支持華南地區的蛇信仰現象一樣，對其提出質疑的學者雖然比較少，但大扺也是從前文幾個方面出發進行反駁。如陳剩勇通過對《吴越春秋》《説文解字》等古書文獻進行文本解讀，認爲資料記載的古越人“殺蛇”“食蛇”的行爲與圖騰崇拜的意義産生了衝突，“蛇圖騰崇拜”説從根本上忽視了原始社會圖騰信仰的基本内涵及其本質特徵，而僅僅是依據東漢以後的一些野史傳説穿鑿附會而成。王聖寶認爲將幾何印紋陶紋飾籠統地歸爲蛇紋是錯誤的觀點，他以對陳文華《幾何印紋陶與古越族的蛇圖騰崇拜》一文的批駁爲基礎，提出古人對於蛇的厭惡以及對揚子鰐的青睞，並認爲幾何印紋陶的起源物不是單一物而是綜合物的反映與抽象，如果非要説是單一物，則不應是蛇，而是揚子鰐。還有，陳國威則通過對“圖騰”一詞進行概念闡釋，認爲圖騰所具有的功能迷惑了人們對“蛇”的情感體驗，産生錯誤的圖騰崇拜，並指出在巫術盛行的古代南方社會，蛇作爲一種神秘的媒介，充當了原始文化中賦予神性的象徵符號，因此才被人們尊崇，而長期以來的“崇蛇論”忽視了最重要的所述内容的時代背景，同時對百越民族發展的脈絡也欠缺考慮，造成無法對一個族群的信仰文化進行客觀考定的失誤。此外，更有甚者，如陳利華認爲將“閩”“蠻”“它種”與崇蛇聯繫起來缺乏合理性描述和完整證據鏈，對“閩人崇蛇”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福建是因爲崇蛇才簡稱爲‘閩’”的提法予以質疑，“閩人崇蛇”應該是人們對“閩巫操蛇”現象的曲解。

　　對於反對“崇蛇論”觀點的學者來説，蛇是一種兇猛惡毒的動物，《説文解字》（卷十三）它部：“它，蟲也。從蟲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凡它之屬皆從它。蛇，它或從蟲。”早期先民在社會水平不高的情况下飽受蛇害的苦惱，怎會對其産生信仰崇拜一説呢？質疑者認爲如果説因爲南方多蟲蛇便以蛇爲崇拜，那麽北方多事遊獵便以犬、豸爲崇拜；西方多牧羊爲生便以羊爲崇拜……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因此以往認爲華南族群具有蛇信仰均是後人摻雜自己的主觀臆想所産生的誤解。例如對“閩，東南越，蛇種”而言，“閩”這一稱呼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見於文獻了，那麽，爲什麽“閩”這個帶“蟲”字形體的簡單漢字，竟會長期以頑强的思維定勢讓人生發出其必定與崇蛇有關的望文生義的文化成見呢？“閩”“蠻”是古代漢族文人鄙視南方少數民族的貶稱，許慎釋“閩”爲“東南越”無疑是對的，但是後面的“蛇種”顯然是穿鑿附會，因爲目前爲止考古學的發現並没有爲“蛇圖騰説”提供可資證明的材料。於是質疑者們認爲，該地區之所以出現相關的“蛇”現象，是因爲古代南方社會好巫的風氣，蛇作爲一種巫術道具經常被使用。現如今可見的出土文物中，操蛇、飾蛇、踐蛇、戲蛇等圖案都是對古代巫術進行時的刻畫，具有神性與權力的象徵，象徵天與神授的政治權威與合法性、交通天人的靈力、對自然力與社群的有效控制。東周以後，不僅在中原銅器上有較多的蛇紋，而且在南方的吴越文化、楚文化、滇文化中，也出現了裝飾蛇紋的銅器、漆木器，其内容復雜多樣：有雙蛇組成的神只、有積蛇形象的蟠虺紋、有《山海經》中常見的操蛇之神與人首蛇身之神，以及蛇食蛙、蛇鳥組合等多種題材，盛極一時。另外，在民間故事中也有與巫術相關的制蛇、斬蛇、鎮蛇的例子。《搜神記》中“李寄斬蛇”發生於閩中地區，嶺西北山洞有一大蛇有時托夢於人，有時下告巫祝，説要食用十二三歲的少女，接連多年已斷送了九女之命，李寄聞此便在八月初祭那天帶上寶劍，利用糍粑引蛇出洞殺之，爲民除害，“越王聞之，聘寄女爲後......其歌謡至今存焉。”在江南水鄉蘇州，據《吴地記》記載：“西閶、胥二門，南盤、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吴越春秋·闔閭内傳》在説到此事時解析到“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越國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吴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屬於吴也”。蛇門是蘇州最早八座城門之一，當時的吴王在城西南的盤門城樓上掛着一條蟠龍，蛇門上還懸掛了一條木蛇，憑藉蛇這一巫術因子所具備的神秘功能對敵國進行制衡，具有征服越人之意。

　　可見，蛇被當做連結自然神力的巫術道具受到推崇，自然成爲一種世代沿襲的文化象徵，由此也容易被誤解爲是一種歷來的崇拜現象，這是反對“崇蛇論”者所認同的南方地區相關“蛇”現象普遍存在的原因所在，而非從古至今就有的原始信仰或者圖騰崇拜。

　　最後，通觀這些文章的論説，可見一個共同點就是一反“崇蛇論”中認爲的人們對蛇的尊崇敬畏心理，而是抓住古人對蛇這一不祥之物的厭惡進行推測，認爲現存的一些崇蛇習俗與物象是因爲巫術文化在土著民族精神信仰、宗教觀念等方面的反映，而並非是對成爲圖騰的蛇信仰進行傳承。

　　二、對現有蛇信仰現象的評述

　　學者們對於蛇信仰現象雖有不同意見，但是對其現象産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觀點：一是適宜的地理環境；二是認知水平的問題。

　　首先，南方温暖濕潤的氣候帶來了適宜的生存條件，這種環境十分適合動植物生長繁殖，我國蛇類基本分佈於南方地區，以雲南、廣西、福建等地的蛇分佈最多，人與蛇打交道的機會也相應較多。因此，可以推斷在長期人與蛇共處的生活環境中，人們對蛇這一動物逐漸瞭解並習以爲常。其次，早期社會生産力水平低下，人們的認知能力受限，對於兇殘惡毒的蛇所帶來的禍與福不能準確地認識並以科學有效的方法解决，於是便將這些現象描繪成大自然對人所施加的神力，將蛇視爲人與人、人與神、人與自然等互通的媒介，具有通靈的功能，由此形成了對蛇的信仰崇拜。例如，生活在海南島的黎族先民，這裏森林密佈，毒蛇猛獸成群，他們認爲蟒蛇性格温厚、體型巨大、力量驚人并且是一種無毒蛇，擁有掌管衆生的法力，便將其視爲蛇王，尊奉其爲自己的祖先。黎族人幻想着人、蛇同族，以期得到蛇王的保護，而免受蛇類和其它猛獸的傷害，從而使自己的氏族能够繁榮和興旺。再如，現在的江蘇宜興人的崇蛇習俗主要沿襲了古代土著越人的有關習俗，他們將蛇分爲家蛇和野蛇兩大類，分别稱爲“裏蠻”和“外蠻”，并且十分崇拜家蛇，民間流傳有“家蛇吃鼠”“家蛇運米”的説法，因爲家蛇是一種無毒蛇，又能够幫助人們滅鼠、運米。由此，先民們不禁對自然神力充滿聯想，將家蛇視爲吉祥物，對家蛇産生了信仰崇拜，稱呼其爲“蠻家”，並形成祭祀習俗，稱爲“請蠻家”或“齋蠻家”。

　　目前，福建南平樟湖坂是漢語方言區内蛇信仰民俗保存最爲完整的地區。該地每逢農曆七月初七便舉行盛大的蛇節活動，村民們在這天游蛇神、放生蛇、拜蛇王廟。該地崇蛇傳説中，“蛇王”連公是一只蟒蛇精，不但從無害於鄉里，而且是本地的水上保護神，爲百姓消灾祛難，凡事有求必應，由此深受民衆崇祀。而這樣的民間傳説與習俗大量地成爲支持“崇蛇論”觀點的引证，尤其在華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如壯族的龍母傳説、侗族的“大花蛇始祖”、白族的“蛇日祭”習俗、高山族的百步蛇傳説等。

　　然而，雖説華南各地均擁有大量崇蛇傳説存在，但各地的崇蛇信仰並不完全一致，其中存在着些許差异，主要表現爲崇拜體系上的不同。在萬物有靈觀念基礎上，民間信仰主要有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神靈崇拜等崇拜體系，隨着早期中原漢人的南移，土著民族與其不斷融合，在漢族發達的佛、道教的宗教氛圍中，蛇的崇拜體系不斷發展演變，並帶有人格化的偶像形式。南方地區於唐末五代兩宋時期出現大量的造神運動，就是主要體現爲動物神崇拜的降格和人格神崇拜的興起，這是源於巫文化與佛道文化相融合的現象。正如福建閩北樟湖坂的崇蛇文化，中原漢人的南遷將該地原有的“蛇”自然崇拜融合了“儒釋道”漢文化，將動物“蛇”進行了神靈化、人格化處理，由此呈現出現今的“蛇神”、“蛇王”、“蛇妖”等形象。經過社會的發展與人們認知的進步，所崇拜的蛇形象從原始蛇圖騰到蛇神、蛇妖，有了一個轉型的時期，大致路徑爲史前上古到週末秦漢再到唐宋明以後。整個崇蛇文化史的轉變，可以説是南方土著民族的變遷史。相關的蛇神傳説可以窺探出在本地土著文化的發展過程中，由於漢文化的影響，土著蛇神經過“改造”變得多樣化，帶有更多“中原正統”的特色。正如《白蛇傳》降蛇的叙事模式便體現出正統觀念對蛇妖的鎮壓與改造，側面反映了六朝時期制度化的宗教文化開始試圖征服江南地區的民間崇拜，通過降蛇將蛇妖蜕變成廟宇正神。這是封建社會階級制度下所産生的神靈崇拜，在江浙、閩越地區民間所流傳的蛇神、蛇妖故事及蛇王廟、蛇神廟，甚至於蛇節習俗均屬於這一崇拜體系，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受中原漢文化的影響。在形成神靈崇拜之前，蛇信仰更多的是圖騰崇拜，并且圖騰崇拜大多與始祖、祖先崇拜連結在一起。“番人因拜蛇之故常雕蛇形，以表敬意，其後此種蛇形漸成爲藝術上之模樣，而應用於裝飾”。二十世紀以來，林惠祥、凌純聲、鈴木質等學者在對台灣高山族崇蛇文化進行研究後發現，他們基本將蛇作爲祖靈信仰爲主，蛇具有創生與庇護的神力，因此在他們的房屋、祭祀用品、木雕藝術、生活器物等方面均刻有大量蛇圖案符號。台灣高山族的崇蛇習俗以魯凱人和排灣人最爲重視，他們自認自己的祖先是百步蛇，族内流傳有“百步蛇、青花蛇孵卵繁衍先民”的傳説，由於高山族没有文字系統，這些傳説只能通過語言或圖案符號記録下來，蛇圖騰也由此形成。另外，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高山族生活在相對封閉的台灣東部山區，受外部影響程度較小，所以能够較好地保留住原始的圖騰崇拜。

　　往更早的時間推進，崇蛇現象表現爲一種自然崇拜，人們認爲自然界中的動物“蛇”會帶來某些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於是對蛇進行信仰崇拜，便是原始信仰的最初形式。前文所述宜興人對家蛇的崇拜也應是自然崇拜的一種，他們認爲看見了家蛇出現在自己家中就會有好運並做出相應的祭祀，如果對家蛇進行捕殺或是破壞某些禁令就會遭到懲罰。這種自然崇拜同樣在黎族、侗族等少數民族中有類似的尊崇與禁忌之俗。歸根到底，蛇信仰主要來自於地理環境因素的影響，正是因爲南方優越的生存條件，蛇類衆多，所以人們遇到蛇的機會大大增加，而認知水平有限的早期先民面對神秘莫測的蛇難免會産生相應的懼怕、敬畏、尊崇的心理，從而形成對動物“蛇”最初簡單的自然崇拜這一形態。

　　從上述可知，我國華南族群的崇蛇現象内涵並非一概相同。以蛇的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爲主的崇蛇現象，是一種單純的土著民族的蛇信仰，大多存在於諸如山區、山地等一些相對封閉、受外來文化影響較小的地區，幾乎没有遭到其他文化的消解或融合。而神靈崇拜究竟是否是一種單純的崇蛇現象需要依照具體的、内在的文化内涵所定，正如質疑者們所認定的相關“蛇”現象可能是一種巫術文化的反映，蛇被作爲巫術道具遺留下來，“閩人崇蛇”的説法應該是人們對“閩巫操蛇”現象的曲解。此外，將動物改造成神妖的信仰變异，其中夾雜了許多文化因素，民族志上南方各族大量存在的蛇神、蛇王等崇拜以及被漢人“文化改造”的諸多涉蛇神話傳説，操蛇、斬蛇、飾蛇、鎮蛇等行爲，充分反映土著蛇文化的傳承、積澱與變遷以及土、客文化之間强烈的對立、衝突與融合。人們因這種特定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對蛇産生復雜矛盾的心態，形成對蛇雙重特性的認知心理，即善與惡的二元對立，從而積澱厚重的文化藴涵與審美基礎。

　　總的來説，一分爲二客觀地對蛇信仰進行辨析顯得十分必要。盡管有些證據對於解釋華南族群是崇蛇一族來説缺少合理性，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確實存在有部分族群具有崇蛇現象，只是它們所表現的崇拜體系有所差异。將所有南方土著民族與“蛇”衍生文化一律割舍開來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認識。因此，在進行考察時需要因地制宜，立足於各地區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以歷史唯物的視野看待各族群的崇蛇習俗與物象。

　　三、餘論

　　“壯侗-南島語”人群的先民在新石器時期便已居住在我國華南地區，他們共同組成以環南中國海爲中心的“亞洲地中海文化圈”。“蛇信仰”現象作爲作爲我國古代南方“壯侗-南島語”人群先民的民族特徵，是華南族群在原始生産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種精神寄託，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由於受環境因素與生産力水平低下的影響，這些人群的早期先民對於“蛇”這一動物所帶有的敬畏、懼怕、禁忌等心理，經過不斷地創造與被加工從而呈現出各種各樣形式，進一步表現爲不同的蛇信仰體系，衍生出豐富多彩的崇蛇習俗與物象，最終成爲一種特色的原始崇拜，至今在各地還留有大量的崇蛇遺存。

　　此外，蛇信仰在語言材料上同樣有着另一番有趣的體現，如：原始南島語*SulaR“蛇”，原始魯凱語，萬山魯凱語’olra’a，卑南語unan，阿美語’oner；原始馬波語*hulaR，馬來語ular，伊班語ular，巽他語oray，巴厘語ula，莫肯語olan，占語群嘉萊語ala，回輝語la33；原始黎語*ilaB，黎語za2，壯語“（蟲子）爬”，布依語za:i6“（蟲子）爬”，臨高話“（蟲子）爬”，仫佬語la6“（蟲子）爬”，水語la5“（蟲子）爬”，毛南語la:i5“（蟲子）爬”；南平松溪ia2，南平建甌。李方桂爲上古漢語“蛇”構擬，白一平、沙加爾則構擬爲。兩者的構擬與南島語“蛇”第二個音節以及壯侗語較爲一致，南方漢語同樣保存了古南島語底層。從上述語言材料可知，蛇在華南族群（南方漢人、壯侗語族、高山族）的語言中體現出了明顯的同源關係，也顯示出蛇在這些人群生活中佔有極爲重要地位，這便反映出爲何華南地區普遍存在蛇信仰現象。這些語言材料填補了長久以來歐美等學者以“今”南島語重建的原始南島語所缺乏的華南地區的語言材料，同時也彌補了部分語言學者所認爲的今日之中國大陸上已無任何南島語言遺留的空白。

　　長久以來，國際學術界主流觀點認爲：南島語人群起源於台灣，並以台灣爲中心向東南亞、太平洋群島等地擴散。在包括我國高山族在内的南島語人群及其語言的演化歷史研究中，以歐美、澳洲等地區學者爲主導的國際南島語人群研究學界似乎有意或刻意忽視來自中國大陸華南地區（如南方漢語方言、壯侗語等）的語言學證據與材料，在相關論著中較少討論或甚至完全不提及。一些台灣地區學者也極力否認包括我國高山族在内的南島語人群及其語言與東亞大陸華南地區人群及其語言的早期密切關係。然而，從本文所闡釋的“蛇”崇拜文化現象以及蛇一詞在華南族群語言中的演化來看，南島語人群與華南地區人群（特别是壯侗語人群）的早期考古文化遺存之間的顯著一體性、彼此語言之間的晚近親緣關係、在遺傳學上的直接同源關係等，這些或可爲南島語人群（包括高山族）起源於亞洲大陸地區的過程提供一個清晰的解讀視角。

　　2021年8月，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回顧了在黨的百年曆程中，黨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那就是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解决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講中國特色民族故事就要有好的、通俗易懂的講述方式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呈現平台。以福建平潭國際南島語族考古研究基地爲起點，結合漳平奇和洞遺址，可爲兩岸乃至國際南島語族研究學術界搭建起一個接觸交流的學術平台。這一過程中需要我們進一步亦可更深入通過組織大型文物展覽、舉辦南島語族相關研究研討會、邀請境内外學術機構與專家學者參與文物發掘、整理工作等方式。持續不斷把閩台、乃至兩岸南島語族研究做得更高、更好，培養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搆築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