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伴隨着台灣地區“九合一”選舉的進行，台灣内部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呈現進一步上昇趨勢。民進黨敗選的結果呈現出島内民衆對蔡英文當局第二任内施政表現的總體負評。蔡英文當局在島内政治、經濟、社會和兩岸關係、對外關係等方面的失德失政，以及民進黨與國民黨、台灣民衆黨等主要在野黨進行的一系列鬥争和博弈，成爲貫穿這一年度台灣政局發展的重要脈絡。

　　一、“緑色執政”治理失靈導致台灣内部矛盾上昇

　　蔡英文當局施政荒腔走板，在疫情防控、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層面狀况頻出、失能失序，不斷激化島内既有的結構性矛盾並製造新問題，成爲過去一年台灣内部矛盾有所上昇的主因。

　　（一）“政治防疫”重創“緑色執政”合法性

　　在“政治防疫”思維主導下，蔡英文當局從“社會封控”大幅轉向“共存路綫”，讓台灣經濟社會付出極大代價，重挫島内民衆對民進黨當局“緑色執政”的信心和認同。

　　台灣淪爲全球疫情重灾區之一，根據Worldometer網站全球疫情實時統計數據，2022年台灣地區累計確診超870萬人，總死亡數超1.5萬。在美西方要求與台灣地區加强經貿合作和所謂“民主防疫模範生”的雙重壓力下，蔡英文當局於4月在新冠病毒變异株肆虐之際大幅放開管控措施，10月全面解除國際旅行限制，釀成了綿延半年的確診高峰和超額死亡的嚴重後果。台灣當局前“健康署長”邱淑媞指出，當局不斷誤判疫情、散播謊言，在醫療準備不足情况下倉促啓動“新台灣模式”，導致與病毒“失速共存”，春季的一波大流行導致超額死亡1.09萬人，死亡率日均上昇0.195%，大幅高於日、韓。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前院長詹長權統計，2022年台灣新冠確診總數居全球第16位，5—11月確診死亡1.2萬餘人，平均每分鐘25人感染，每2小時5人病亡，新冠極可能成爲2022年島内第三大死因。蔡英文當局雖對疫情數據另有解讀，但也意識到台灣社會因長期管控和超額死亡蒙受的物質和精神創傷需要追責，故藉口“防疫”接連出台相關規定限制、剥奪民衆投票權，包括禁止7萬名確診患者出門投票，暫停8萬名官兵按“選舉輪休機制”返鄉，拒開兩岸“小三通”阻擋在陸和海外台胞返台等。

　　同時，蔡英文當局犧牲台灣民衆健康和經濟利益，將防疫政策與産業政策和資本市場捆綁。爲扶持“政治正確”的台灣自産“高端”疫苗和“福又達”快篩試劑，民進黨當局以公權力開路跳過專業審核；設定畸高於國際行情的采購價格，却因民衆接種意願低致400多萬劑的到貨疫苗過期報廢；阻撓采購代工國際認证疫苗，特别是以“反中”旗號抗拒上海復星代理疫苗；並曝出從“高端”疫苗股票内綫交易和買空賣空中獲利的醜聞。台灣“菱傳媒”董事長施威全指出，“高端亂象是官方爲扶植疫苗産業釀成的金融遊戲”。不少民衆不但被迫接種高價、低防護力、高副作用的新冠疫苗，還要因美日等多國拒認“高端”疫苗負擔額外的旅行成本。

　　在台北市長選戰中，台灣當局“防疫指揮官”陳時中因防疫不力被批“踩着萬人屍體”脱職參選，加上無法解釋其任内采購復星疫苗破局和“高端”疫苗“采購合約封存30年”等黑箱、瀆職决策，成爲選民追責的對象。時任桃園市長鄭文燦也因桃園機場淪爲疫情“破口”背上政治包袱，從而埋下桃園市“易幟”的伏筆。可以説，“政治防疫”是“緑色執政”治理失靈、侵害民權的典型事例，也反過來在年底“九合一”選舉中成爲擊倒民進黨的“逥旋鏢”。

　　（二）産業和經濟發展失序銷蝕“緑色執政”根基

　　蔡英文當局大搞“政治防疫”弄巧成拙，也與當前台灣的經濟困境互爲表裏。

　　一方面，全年經濟指標“每况愈下”，分配不均達新高。根據台灣當局統計主管部門最新數據，與疫情“共存”後，2022年第四季度台灣經濟增長率跌至-0.86%，終結了26季正增長，爲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最大衰退；全年增長2.43%創6年來最低，連續兩年“保3”失敗；出口方面，第4季按美元計價商品出口衰退8.63%，12月外銷訂單同比降23.2%，頽勢預計將延至2023年。此外，台股指數龢民間消費、資本形成等内需指標也不斷下滑；通貨膨脹在6月飆昇到14年來最高的3.59%，利率“四連昇”冲高房價。年末指標性餐飲業者鼎泰豐漲價，台北市出租車公會也申請調漲起步價。

　　物價上漲和薪資停滯不斷推高民衆痛苦指數，收入分配兩極分化趨勢顯著。根據台灣當局統計主管部門最新數據，島内受雇人報酬占地區GDP比重由2019年的46.04%降至2022年初的43.03%，創歷史新低；依每户可支配收入做五等分，最高20%家庭是最低20%家庭的6.15倍，創10年新高。蔡英文當局鼓吹的所謂“台灣人均GDP超日韓”獨厚科技新貴，新竹科學園區周邊不動産漲幅大增，普通工薪階層收入則呈現負增長，台灣M型社會發展和貧富差距不斷加速。就連台灣當局官員也承認，所得分配不均擴大的主因是産業失衡叠加景氣起伏。

　　另一方面，産業和經濟深罹“荷蘭病”，“脱中附美”後遺症大。蔡英文當局將此歸因於全球通貨膨脹和昇息等外部因素，但無法掩飾其産業和經濟政策的失當。從宏觀上看，台灣産業畸形是蔡英文當局“脱中附美”路綫的産物。2022年，台灣産業和經濟的熱門詞是“荷蘭病”，它描述的是産業畸形發展與分配失衡導致的工資不良上漲、失業率上昇、政府財政赤字、貨幣大幅昇值的“現代化陷阱”。具體而言，在台灣，則表現爲對電子科技産業的過度依賴，忽略和遲滯其他製造工業龢民生經濟的發展，並伴隨嚴重的人才短缺。

　　蔡英文當局將半導體及信息通訊産業視爲“核心戰略産業”之首，將台積電等半導體企業稱爲“護台神山”，除了向全球産業鏈高附加值環節攀昇之外，也極力回應美西方對台灣“半導體産業鏈關鍵地位”的安全焦慮，配合所謂“國際供應鏈重組”，服務美國構建“排華”高科技供應鏈和吸引製造業回流的戰略需要。然而，蔡英文當局越依賴“甜口毒藥”追求短期經濟刺激，台灣就越深陷産業和分配失衡的陷阱。民衆普遍性收入降低、失業和困頓將進一步抑制需求投資並撕裂社會，成爲民進黨逐步流失經濟選民、中間選民和青年群體的直接原因。

　　（三）民生社會治理失能暴露“緑色執政”短板

　　在台灣“中央社”“中央廣播電台”“雅虎奇摩”等島内主流媒體所評選的2022年度“十大新聞”中，除了兩岸關係和“九合一”選舉外，其餘多爲疫情亂象、柬埔寨詐騙案、台南殺警案、303大停電和高通膨衝擊等負面新聞，顯示民進黨治下的台灣社會民生困境急劇昇高，“緑色執政”短板暴露無遺，或將重創其執政基礎。

　　首先，詐騙、黑道横行折射低薪和治安困局。2022年，大量台灣青年被詐騙集團以高薪誘騙至柬埔寨等地，失去自由甚至生命。島内各界人士在憤怒蔡英文當局執法和涉外單位應對不力之餘，也認識到大規模、集團化的詐騙和人口販運奴役的背後，有着深刻的經濟和社會因素。一方面，蔡英文當局爲與中國大陸脱鈎而不惜投資數百億元新台幣强推“新南向政策”，試圖將台商和青年從中國大陸這一同文同種的成熟市場，導向文化、制度各异和營商環境復雜的東南亞地區。另一方面，蔡英文當局苛政亂政對民衆生活方式和經濟收入造成嚴重衝擊，島内就業環境日益惡化，更多低薪、失業的群體易遭犯罪集團侵害。近年來，台灣失業率和犯罪率大幅上揚。截至2022年4月，15~29歲青年失業率8.3%，是總體失業率的兩倍多，其中20~23歲達12.3%。同時，青年普遍面臨低薪困境，25%大學畢業生僅有“24K”最低工資，實質經常性薪資6年來首次負增長。青年入不敷出則易受犯罪引誘。根據台灣當局警政部門統計數據，2022年上半年全台詐騙案件和損失再創新高；近8年12~25歲人口鋭减81萬，但犯罪率却增加47%；12~18歲少年近3年年均查獲約萬人犯罪。英媒BBC稱，大量社會底層的“廢墟少年”迫於生存鋌而走險，顯見經濟下行與犯罪率之間的相關性。

　　此外，台南殺警案及全台黑道作亂也基於同樣的土壤。2022年“九合一”選前，南部緑營票倉頻現重大涉黑犯罪事件，特别以“又老又窮”“槍支之都”聞名、治安爲所謂“六都”最差的高雄，以及經濟就業指標在所謂“六都”墊底的台南爲最。民調顯示，高雄市民最擔心的三大問題分别爲經濟就業（59.41%）、交通（41.88%）和治安（40.91%）；台南市勞動參與率連續3年下滑至97.9萬人，爲“六都”最低，表明台南已成爲老齡化嚴重的人口流出地。可見，經濟民生困境顯著衝擊中間選民及緑營基本盤的投票行爲，導致此次“九合一”選舉中民進黨的成績慘淡，在台南大本營更是僅以微弱優勢“險勝”。

　　其次，“全台大停電”凸顯蔡英文當局能源政策“空心化”。2022年3月3日9時，因台灣電力公司發電廠故障，島内各地發生大規模無預警停電事件，瞬間喪失全台電力1/3、約1050萬千瓦時，連帶引發火灾和停工停水，波及上千萬民衆生産生活秩序，尤其以南部更爲嚴重。夏季，島内多地頻發無預警停電，也引發重大民怨。

　　蔡英文當局任内連年爆發5次全島大停電，均歸咎於“人爲疏忽”，否認島内缺電現實。但民生漏洞及應急失能的背後，蔡英文當局自相矛盾的能源政策難辭其咎。蔡英文執政後延續民進黨“廢核”神主牌，在配套缺失情况下將能源政策轉向“廢核展緑，减煤增氣”，並從戰略和安全高度抛出“緑能産業計劃”，欲在2025年前除役多個火力和核電發電機組，改爲燃氣50%、燃煤30%、再生能源20%的“532”發電架構。但上述紙面計劃緩不濟急，近年來台灣的燃氣、再生能源發展不如預期，難以填補供電缺口。蔡英文當局也不得不承認無法實現2025年再生能源20%占比的目標，下修未來兩年（2023年和2024年）電力備用容量率至11.3%、12.2%，預測2023年台灣將陷“最大缺電危機”。

　　“缺電高碳”嚴重困擾産業發展，影響島内民衆生活。林伯豐、郭台銘等島内企業領袖均呼吁蔡英文當局檢討能源政策。學者林建山指出，蔡英文當局以意識形態設定的能源政策，使台灣不可避免地陷入“長期化結構性大缺電”，或將成爲截斷台灣經濟發展命脈的“奪命符”。但蔡英文當局加碼押寶半導體等高能耗産業，宣揚“台積電加碼投資台灣”利多，極力誘迫台商“回流”，致島内能源需求不斷走高；爲此更加依賴傳統燃煤發電和天然氣進口，加重全台空氣污染等環保灾難。民進黨在全台火電中心台中市（被稱爲選舉中的“摇擺區”）接連敗選，多次對抗主流民意不惜封堵“護藻礁公投”，包庇台南地方黑金勢力搶食千億（新台幣）光電利益，都在顯示蔡英文當局扭曲的能源政策釀成的惡果，在面對强調環保“進步價值”的國際輿論和島内主流民意時愈加被動，作繭自縛。

　　再次，“税收超征”難掩財政“爆雷”危機。能源緊缺也折射出蔡英文當局“税收超征”虚假繁榮背後的潜藏高額債務危機。在全球能源價格飆漲的背景下，台灣公營事業如中油、台電等早已入不敷出，各家虧損均超過2000億元（新台幣，下同），台電更負債超萬億元，均依賴公股行庫巨額貸款轉嫁債務至全體台灣民衆。2022年，台灣當局“勞動基金”前三季累計虧損超5100億元，人均超2.7萬元，勞保潜藏債務從10.8萬億元暴增至11.6萬億元。至2022年年底，台灣“勞動、‘國保’、退撫”三大基金合計累虧逾6100億元，均創史上最差紀録。“勞動基金”預計將在2028年之前提前破産，蔡英文當局還要設法擠出每年1500億元補助爲其續命四年。“勞保基金”虧空的背後，是勞保制度改革遲鈍、管理投資不善、内部貪腐缺乏監管，以及嚴重少子化老齡化導致的“食之者衆，生之者寡”。島内大規模勞權和人權受損狀况不容忽視，也暴露出民進黨“親資本、遠勞工”的屬性，以及不擅長解决問題却慣於製造問題的“阿喀琉斯之踵”。此外，民進黨當局還在“倚美抗中”路綫下不斷增加防務預算，或將面臨現實的財政“爆雷”風險。

　　二、民進黨“緑色獨裁”及其政黨异化

　　蔡英文上台後，“一黨獨大”的民進黨挾執政優勢大肆炒作“認同政治”，極力奉行“親美反中”路綫，台灣政治充斥“緑色民粹”。2022年，民進黨“緑色執政”日趨“獨裁化”“威權化”，政黨體制加速“腐化”“黑化”，大幅銷蝕其政治基礎。民進黨兩次執政，既有“緑色民粹”理念和路綫的延續，也有政治無能的翻版和進階，顯示該黨難以洗脱服務權貴、不擅治理的政治基因，也難以擺脱島内“治理失靈”“民主失能”“民選獨裁”的週期率。

　　（一）治理失靈實爲“民主失能”

　　2022年“九合一”選舉失利後蔡英文以黨政領導人之姿再度躬身謝罪，正如陳水扁在執政第6年的“5·20”和時任民進黨主席游錫堃一起向社會鞠躬致歉的翻版。兩次執政均陷入類似的治理失靈泥淖，不但证僞了民進黨標榜的“清廉、勤政、愛鄉土”，也再度表明該黨缺乏有效治理台灣的政治能力和政策、人才儲備。這既是民進黨與生俱來的“體制外”基因難以革除的後遺症，也是當前台灣空有其表的民選架構及其孱弱的治理體系和鬆垮的政治結搆結合後的必然結果。正如政治學者福山指出的，“没有優質治理，就没有優質民主”。台灣在美西方影響下引入代議制時，其内部政治機構和職能尚處於“發育不全”的前現代化狀態，最終未能步上良治坦途而陷入福山所稱的“政治衰敗（politicaldecay）”以及台灣學者朱雲漢描述的“惡質民主”和治理困境。民進黨再度執政後却迅速走向“政治黑化”“權力腐化”和“統治寡頭化”並加速向“民主獨裁”蜕變，正是“治理失靈”和“民主失能”的重要表現。

　　（二）“民選獨裁”威權化、制度化

　　民進黨再度執政的所作所爲再次證明，“獨裁”可以由民選産生，民選政府和代議制不等於真正的民主和良治；所謂的分權體制、政黨政治和選舉制度可能難以對“民選獨裁”政權形成有效制衡。在無有效外部監督制衡的情况下，蔡英文當局動輒以“817萬票”（蔡英文2020年連任時的得票數）爲其“全面執政”的“合法性”背書，並借此綁架台灣民意大肆進行擴權、濫權，大搞“緑色獨裁”。其最受島内詬病的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實質破壞台灣現有政黨政治和政治體制。蔡英文上任以來，台灣政治從“分權競争”走向“威權獨裁”，在第一任期清算在野黨、緑化“五權體系”基礎上，第二任期繼續策動“修憲”廢“考監二院”，持續拆解摇摇欲墜的“分權”體制；並在體制外叠床架屋地成立20餘個“委員會”“辦公室”等直接體現蔡意、黨意的“黑機關”“肥猫窟”來指揮“法定”單位，大肆擴權濫權、分封酬庸；試圖强行納編民間農會組織，不斷破壞台灣既有行政和文官體制，模糊權力分際，强化社會管控。蔡英文不斷去除台灣現行政治體制設計中的監管、制衡功能，將其异化爲壓制在野黨和管制普通民衆的“打手”，爲其“威權獨裁”建構了制度框架。

　　另一方面，嚴重侵害媒體獨立和言論自由。民進黨極其擅長輿論操控和認知作戰，對於媒體輿論的掌控可謂無所不用其極；除黨政軍全面滲透媒體、校園外，還通過形式上的“中立機關”，即“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鉗制輿論。“英係”主導下的“NCC”將反緑媒體中天電視關台移頻、没收執照，將頻道交給“獨媒”“鏡電視”；動用行政機器打造緑媒頻道集群，擴張“緑媒共生體系”，不斷製造寒蟬效應，導致大多數台灣主流電視台均向執政黨靠攏，島内輿論場充斥緑色聲音。2022年下半年，民進黨當局强推“數位中介服務法”欲全面收緊網絡輿論審查監管，賦予當局不經司法程序即可定義“假消息”和封禁言論的權力，最終因引發島内社會各界巨大反彈而暫時擱置。深緑名嘴彭文正認爲，蔡英文當局“不許人民説話，自己發假新聞擔心打臉；即使没有‘中介法’，照樣用盡各種手法鉗制言論自由，將人權、民主、自由踩在脚底下”，這顯示蔡英文當局的“獨裁”和專權做法已觸動民進黨基本盤利益。

　　此外，民進黨還以黨意凌駕、脅迫公共利益。例如，封存疫苗采購合約，拆下台灣采購的上海復星疫苗外包裝上的印有“復必泰”字樣的簡體字標籤，在直接關乎民衆生命健康安全的問題上選擇“意識形態治台”“派系分贜人血饅頭”。又如，民進黨政客接連曝出重大弊案，特别是林智堅“論文門”和“新竹棒球場弊案”，讓民進黨“清廉、勤政、愛鄉土”的招牌被譏諷爲“黑金、賄選、填廢土”，已招致中間、青年和都會區選民的厭惡。2022年底“九合一”選舉結果即充分證明瞭這一點。

　　（三）民進黨的政治腐化與官僚資本化

　　民進黨當局貪腐日趨系統化、常態化，先通過“資本—權力—政策—資本”的“内循環”，結成龐大復雜的緑色政商利益共生體，再基於派系、地域形成若干中小型利益集團，同時與國際資本和産業鏈緊密聯結，深度壟斷島内利益。

　　具體而言，民進黨宣稱從所謂“戰略”産業高度發展疫苗、新能源和武器裝備製造。一方面，放任國際遊資洗劫台灣資本市場，將離岸風電第二階段區域開發盡付外商，並推動與美國勾連，在台灣島内聯合生産武器。另一方面，高調“自産化”曝光其復雜政商利益勾連，“高端—基亞—福又達”等生技公司的“緑色基因”深度交織；快篩試劑許可采購出現“緑友友”群起搶標分肥，柯建銘、陳時中、吴秀梅、蔡煌琅等緑營人士均牽涉其中；風能布局則有台亞、力麗等“新潮流係”金主進駐；軍工采購則納入龍德造船等大量缺乏經驗資質的劣迹民企參與。

　　從本質上説，民進黨的政治内核除了分離主義，就是“以權力龢利益爲中心”要求最大化佔有並支配權力，黨内在相當程度上彌漫着“主義爲利益服務”“一切爲奪權服務”的功利主義思維。長期的“黨外”抗争經歷和在野黨心態，讓民進黨在有限的執政時期傾向於抱持“短綫”心態，即忽視台灣長遠發展而聚焦權力的快速變現和投資回報。被深緑“封神”的前“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與蔡英文論及環保，蔡英文竟稱“2024年以後不是我的事”，讓李也不得不感慨民進黨“二進宫”後加速腐化；民進黨創黨大佬蘇焕智、緑營民調專家游盈隆等也認爲，台灣近年的政治腐敗、治安敗壞和“民主倒退”是蔡英文縱容導致的。

　　更重要的是，全台範圍的政治版圖擴張，會給民進黨帶來新的“盟友伙伴”和“投資人”，讓民進黨階級屬性從更多代表中小企業、工農和地主階級，開始囊括大地主、大財團等大資産階級利益，蜕變爲政商利益複合體，或是徹底淪爲林濁水、羅文嘉等緑營“原教旨”人士口中的“世俗化政黨”。民進黨在政治光譜上快速向另一個極端移動，使蔡英文被諸多勞工、環保社會運動的參與者視爲背叛者、對立面，使其既有的支持群體大幅縮水。

　　（四）“黑金政治”向黨政核心圈滲透

　　民進黨對“黑金”失去抗體，政黨异化進一步加速。從2022年全年來看，民進黨涉黑醜聞在黨内自爆爛瘡後加速了年底“九合一”選舉崩盤，特别是蔡英文依託“涉黑三人幫”洪耀福、黄承國、陳明文與黑道結盟共治，選後遭黨内指控蔡“用黨紀挺黑金”“黑手介入警政高層人事”及提名涉黑候選人。新任黨主席賴清德直指蔡英文深度依賴黑道進行組織經營和權力運行，但賴清德曾任職的“本命區”台南市同樣是“黑金政治”重灾區，如學甲爐渣案、88槍槍擊案、民進黨前中執委郭再欽涉貪遭押和議長賄選案等一連串重大黑金事件和弊案“連環爆”。“府城變腐城”也讓賴清德抛出的“排黑條款”和“檢討黑金”訴求流於空談，反而讓“黑道借殻上市”“政黨護黑固樁”“黑金派系互杠”等緑黑互利共生的冰山黑幕不斷浮現。

　　在蔡英文龢民進黨蔭庇下，“緑黑掛鈎”已從地方生態擴散至民進黨和蔡英文當局的核心高層，涉黑勢力從在幕後培植“代理人”、安插“藏鏡人”走向台前，公開、全面分享最高權力，參與核心决策，使得“黑金政治”昇級爲“政黑共治”，意味着涉黑貪腐集團更深度滲透政治體制並向上躍遷，從“金主”變身“共主”。這也折射出台灣政治進一步“寡頭化”。按照米歇爾斯（RobertMichels）的理論，代議民主制極不穩定易退化成寡頭政治（即“寡頭鐵律”，Ironlawofoligarchy），包括隨着政治組織膨脹，權力核心越發脱離民衆，不民主、戀棧權力和保守頑固，這些現象都在近年的蔡英文及民進黨身上得到充分體現。民進黨全面、公開、系統地“黑化”，本質就是島内政治制度失敗和蜕化的重要表現。

　　三、“九合一”選舉與台灣政治結構變化

　　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和民意代表選舉因顯著外部因素引發的“反常”結果，讓2018年和2022年兩次“九合一”選舉更接近島内政治格局龢民意結構的常態，即“討厭”和“教訓”執政黨成爲最大動能。進一步分析此次“九合一”選舉數據，可以管窺島内政治結構的新變化。

　　（一）藍緑基本盤呈現“藍漲緑消”態勢

　　民進黨再度陷入低谷，但亦小有斬獲。民進黨連續兩次基層選舉大敗，此次選舉基層更是僅獲5席縣市長，也顯示2016年和2020年兩次台灣地區領導人的勝利並未實質性改變其治理狀况不佳的窘境。民進黨在2021年底“四項公投”、2022年初台中市民意代表補選和林昶佐罷免案等選戰中，以及抛出“竹竹合併”議題推動重修所謂“地方制度法”和農會改“官派”等一系列政治操作中，都明顯包含拆解國民黨基層組織體系、壯大該黨地方力量的意圖。但此次選舉結果表明，民進黨對原有基層政治勢力的破壞和搶奪並未迅速拓展其縣市執政版圖，其南部鐵票倉仍不及2014年，相反台中市和新北市則連續三届選舉得票率均呈現下降趨勢。

　　但民進黨在此次選舉中也小有斬獲：一是成功攪動傳統偏藍的外島政局並成功翻轉澎湖縣。二是在11個縣市得票率同比增長，其中高雄市長陳其邁、嘉義縣長翁章樑、台南市長黄偉哲連任得票率較2018年均增長超10%，總得票率從39.16%上昇爲41.57%。三是獲得縣市議員席次由238席增至277席，議長由1席增至4席，所謂“六都”議員從137席增至152席，維持在台南市、嘉義縣兩個執政縣市的多數黨和“完全執政”地位。這也表明民進黨敗選並非蔡英文所推脱的“地方耕耘不力”，而是“中央”政治氣候出了問題。事實上，民進黨在重點區域的組織經營成效不容忽視，仍有能力改變部分縣市的政治版圖，其基層政治實力正從最低點緩慢恢復，爲在快速變動的政治氣候龢民意氛圍中製造下一次“鐘擺效應”積蓄勢能。

　　國民黨固盤蓄勢，但缺“龍頭”領軍。2022年，國民黨低開高走，從“四項公投”、台中市民意代表補選和林昶佐罷免案連敗的陰影中逐漸走出低谷，在年底“九合一”選舉一舉拿下14席縣市長，贏得大勝。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自2021年9月上任來，面臨政黨支持度下滑、内部山頭林立和兩岸路綫摇擺不定等嚴峻挑戰，被外界認爲是“弱勢黨主席”。2022年1月，親緑的“台灣民意基金會”發佈民調稱國民黨支持度跌至15.6%，約等於民進黨的1/2，僅略多於民衆黨的12.5%。同一機構於2023年1月發佈的民調則顯示，“九合一”選舉獲勝後國民黨支持度已反彈至25.1%，超過民進黨的24.7%龢民衆黨的17.7%，昇至2019年11月後的最高點，也是2019年7月以來首次回到第一大黨寶座。

　　在此次“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觀察到島内社會出現“討厭民進黨”的氛圍，將選舉主軸確定爲找出最强候選人、凝聚基本盤並訴諸藍緑對决上，打出“團結牌”“本土牌”，提名布局與輔選策略較爲穩健扎實。一方面，尊重和動員執政縣市長的政治能量。朱立倫反復强調侯友宜、盧秀燕等都是藍營“最强母鷄”，希望其强勁聲勢能帶動議員選舉並向外輻射聯動；成立“中央選舉提名委員會”負責選舉提名，網羅侯友宜、盧秀燕等現職縣市長和韓國瑜、連勝文等黨内實力派人物。另一方面，倚重地方勢力和組織體系。新成立“中央選戰策略會報”，召集選戰經驗豐富、組織動員能力强、熟悉民進黨打法和基層生態的傅崐萁、黄健庭、周錫瑋、邱鏡淳、劉政鴻等地方政治精英參與選戰，擔綱具體提名和策略擬定，收效明顯。

　　事實上，這一布局是當前國民黨理念路綫與權力結構的折射。一方面，2018年以來國民黨形成了“弱中央，强諸侯”的格局，設立兩機構並將提名與中常會脱鈎，顯示朱立倫主動建構了一個分擔權力和責任的“長老會”。侯友宜、盧秀燕等婉拒進入“中央選舉提名委員會”，也表明縣市“諸侯龍頭”不願與黨中央深度綁定。另一方面，國民黨中央在選舉過程中更强調“本土化”和“中間路綫”。决策團隊僅有韓國瑜爲深藍，與“戰鬥藍”也作出區隔；以提名蔣萬安、張善政爲代表，更面向吸引中間選民和年輕選民，最終收效高於預期。

　　若縱向觀察2010年至今的歷次台灣縣市選舉，國民黨在全台範圍選舉中起起落落的同時仍然能扎根基層、穩住基本盤並連續在慘敗後從谷底翻身。在縣市長選舉中，國民黨在12個縣市得票率過半，高於2018年的10個，政黨得票率爲50.14%，高於2018年的48.79%。其得票率墊底的縣市爲候選人“三强鼎立”的新竹市和藍營分裂的苗栗縣，分别爲18.07%和10.96%，顯然是藍營分裂和“棄保效應”等因素所致。在縣市議員選舉中，國民黨在13個縣市保住議會多數，在所謂“六都”中除台南市外均取得多數議席，在台北、新北等11個縣市實現“完全執政”。

　　不過，雖然在縣市長層面延續“藍漲緑消”格局，但國民黨在一些深藍縣市的勝選幅度同比下滑。如花蓮縣徐榛蔚2018年的勝選幅度爲45.65%，2022年面對民進黨青壯派谷辣斯（KolasYotaka）的勝選優勢下滑至32.69%；2018年南投縣長林明溱以33.44%優勢連任，但許淑華此次選舉只贏民進黨候選人蔡培慧13.16個百分點。同樣的，國民黨在縣市議員選舉層面縱向對比亦有所退步，總席次由394席减至367席，縣市議長從19席减至15席。不少親緑人士如美國學者祁凱立（KharisTempleman）、日本學者野島剛和矢坂明夫等也認爲，此次選舉並非“藍勝”而是“緑敗給自己”，選舉只有“喜歡或討厭蔡英文”一個焦點，國民黨未如2018年掀起“藍潮”；民衆普遍反彈執政黨但未必更多認同國民黨，在中間選民衆多的縣市，“厭緑”者也不願投藍。

　　藍營内部也多有聲音認爲朱立倫缺乏整體戰略和資源，提名争議不斷，國民黨勝選不是黨中央擘畫輔選之功，而是靠縣市各自奮戰得勝，體現出“軍功諸侯”與“弱勢中央”的權力結構。在國民黨主席不再壟斷權威和資源後，勢必要建搆合適的權責分擔與治理體系。從長遠來看，國民黨的政黨轉型、路綫穩定、組織革新和拓寬票源均非坦途，當務之急是黨中央如何妥善處理2024年黨内出綫權問題，緊抓重返執政機遇，避免重蹈“内鬥内行”覆轍，争取在2024年“二合一”選舉中更上一層樓。

　　（二）基層選舉呈現“多元化”新態勢

　　“第三勢力”艱難開闢生存空間。在此次“九合一”選舉中，台灣民衆黨等“第三勢力”小黨在部分縣市有所斬獲但成績未達預期。從縣市議員數量上看，首次參選的民衆黨提名86席獲得14席，並在台北市議會取得4席，將可成立黨團。與2018年相比，“急獨”小黨則被邊緣化，“時代力量”所獲議員席次從16席减至6席，僅在新竹市拿下3席議員保住黨團；台聯黨獲得3席；“台灣基進”在台南、高雄各獲1席。合計除國民黨龢民進黨之外的其他政黨共贏得39席、無黨籍候選人贏得227席，皆减少7席次，顯示“第三勢力”的政治空間在一定程度上被壓縮。

　　從選區上看，“第三勢力”小黨多主打“價值空戰”，在都會區、新興發展區的復數選區（如台北市第一選區和第六選區）勝選機會更多。其中民衆黨勝選的新竹市議會搆成最多元，“第三勢力”當選議員席次占17.7%；台北市次之，占9.8%。無黨籍候選人則多依賴家族在地經營，因此可跳脱政黨框架，多在苗栗縣、南投縣、雲林縣、屏東縣、澎湖縣、金門縣等非都會區參選，甚至在金門縣和苗栗縣實現“完全執政”。台灣學者沈有忠認爲，越基層的選舉無黨籍越多，較大選區層級選舉則多由政黨“品牌”主導。

　　從影響來看，此次“九合一”選舉回歸藍緑對决，意味“第三勢力”生存空間减少。柯文哲選後重批藍緑如大樹“底下盤根錯節、上面遮天蔽日”，憂慮在藍緑政治生態主導下小黨面臨生存困境。從表面上看，此前民衆黨大幅吸引青年選民“由緑轉白”，聲勢一度超越國民黨；且成立兩年就插旗新竹市，穩居“第三勢力”的領頭羊地位，但其政治前景仍面臨嚴峻考驗。一方面，考慮到柯文哲卸任台北市長之後，“白色”版圖並未擴張反而“降格”到縣市層級。同時，高虹安勝選更多被外界認爲是個人特質、郭台銘加持和藍營操作棄保等因素的影響，柯文哲的光環並非主因。另一方面，民衆黨針對“缺乏核心理念”“柯氏元素排列組合”的“投機政黨”“一人政黨”等老問題並未給出新解方，政黨支持度和柯文哲個人聲望維持在15%至17%左右水平。再加上民衆黨在台北市長（柯文哲任内的原台北市副市長黄珊珊以無黨籍身份代表“白色力量”參選）和市議員選舉兩個戰場的表現均低於預期，柯文哲參選2024的能力與籌碼受到限縮，選後也要面對藍營定調“非緑陣營勝利”並希望“凑一色”促成“藍白合”的較大壓力，以及藍白陣營政治實力差距過大導致在選戰中可能“被棄保”的焦慮。

　　年輕世代和女性群體參政空間提昇。在2022年“九合一”選舉中積極參與的青年和女性群體成爲台灣基層政治活血，成爲各方拓展支持群體、推動世代交替和路綫更新的重要争取力量。

　　此次縣市議員選舉出現“世代分化”，縣市議員年齡差距增大。從過去兩届縣市議員選舉來看，40歲以下、60歲以上議員當選者是人數最少的兩個年齡族群。但近年來島内青年群體參政踴躍，在此次選舉中40歲以下議員當選172人（占比19%），同比增加13人；60歲以上259人（占比28.5%），同比增加45人。其中，最年輕議員當選人爲24歲（1998年生），爲南投縣林友友、彰化縣洪子超；最年長者80歲，爲新北市黄林玲玲；總體平均年齡爲51歲。當前，全台一半縣市青年議員比例達1/5，占比前五的依序爲嘉義市（35%）、新竹市（32%）、台北市（31%）、基隆市（29%）和新北市（24%）。澎湖、屏東和苗栗縣議會的60歲以上議員達40%，成爲高齡化議會。可見持續加劇的少子化、老齡化，以及各縣市人口流動帶來的選民結構變遷，對過去三届基層選舉結果的影響愈發顯著。

　　另一方面，參選縣市長、縣市議員的女性候選人數創造新紀録。近年來，受到全球女性參政發展的影響，台灣地區的女性參政狀况成爲“平權”重要指標，漸成“政治正確”。在此次縣市長選舉中，1/4的縣市長候選人是女性，是1990年以來新高。雖然黄珊珊希望成爲“台灣首個首府女市長”的目標未能兑現，但2018年國民黨勝選的7位女將全獲連任，再加上新勝選的許淑華（國民黨籍）、高虹安 （民衆黨籍）和周春米（民進黨籍），女性勝選占比已達47.6%。台灣學者黄長玲認爲，台灣縣市議會中女性比例能大幅“超車”日、韓，是因爲“長久以來在選舉中使用婦女保障名額”。此次選舉有4人受惠於該條款當選。此外，台灣地區相關規定還要求在不分區民意代表當選名單中女性不低於1/2；行政管理機構各“部會”1600多名“委員”中，有超過九成以上部門設置至少1/3的女性成員。

　　在此次縣市議員選舉中，女性參選率也超過1/3，是近13年來最高。2009年至2022年間，台灣女性縣市議員比例從29%逐步攀昇至38%。此次縣市議員選舉，女性候選人達541名，占總數的32%，當選率達63%，顯著高於男性的50%。其中，台北市當選議員49%爲女性，比例爲全台最高，其後爲花蓮縣45%，苗栗縣44%。從質量上看，各縣市“吸票機”中也多爲女性當選者，包括國民黨的李彦秀、顔莉敏、連斐璠、林燕祝，緑營的黄捷和陳乃瑜，以及首次參選的民衆黨黄瀞瑩等。她們或出身地方實力派，或借發言人、政論家、主播等身份大量曝光吸睛，折射出當前台灣政治生態的生存之道。

　　盡管女性參政比例上昇並不代表台灣已没有性别框架，針對女性的政治歧視在島内仍普遍存在。但在女性平權運動方興未艾的東亞地區，台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在同婚、女性參政等性别平權諸多議題上近乎激進的做法，尤其是在蔡英文以女性領導人之姿勝選並高票連任基礎上，將會被民進黨乃至台灣各界人士用來刻意凸顯台灣屬於西方意識形態陣營“進步先鋒”的叙事，强化其在價值觀上“脱亞入歐”的衝動和錯覺。同時，台灣主要政黨從供給側迎合選民需求側變化，青年群體、女性主義、“進步價值”等多元思潮、偏好龢利益不斷被納入政治體制，也將持續、深刻重塑政治體制的外部樣態和内在邏輯，並最終反映在其内外政策輸出上。

　　四、結語

　　2022年的台灣政治局勢復雜多變，圍遶年底“九合一”選舉，諸多内外部因素加速向島内集聚，各主要政治勢力均面臨不同程度的衝擊與挑戰。

　　首先，執政黨民進黨大搞“緑色獨裁”加劇其治理失靈和政黨异化。敗選後民進黨的黨政權力在派系内鬥中逐漸分離，内部路綫、權力分配和接班順位鬥争更趨尖鋭，在政治實力有所下滑的壓力下存在更趨極端激進的可能。主要在野黨國民黨的選舉“事實勝利”並未根本扭轉全台範圍“緑大於藍”的政治結構，也未能彌平黨内固有的政治矛盾和問題，反而更凸顯其“弱中央、强諸侯”的權力格局，且仍缺少能够統領全黨打贏選戰的政治領袖。台灣民衆黨等“第三勢力”小黨未能充分承接對藍緑失望的中間、青年選民，在政黨政治的回擺中面臨與國、民兩大黨競合博弈並争取生存空間的兩難。面對即將來臨的2024年“二合一”選舉，島内各主要政治勢力内部及相互之間的競争與纏鬥將在2023年趨於白熱化，或將昇高島内政局乃至兩岸關係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

　　其次，選後的台灣政治生態也出現了值得注意的新態勢和新變化。國民黨多次大起大落仍能迅速谷底翻身並在地方層面固盤勝選，充分展現出“百年大黨”的韌性。但也有輿論稱，民進黨“九合一”大敗不能被視爲是國民黨的政治勝利，選舉結果並不能準確體現兩黨政治力量對比或選戰備戰水平，更多是島内政黨政治的慣性使然，即兩大黨政治結構在選民潜意識中仍有刻痕，也更符合島内政治平衡的内在需要。但與“藍緑鐘擺效應”的静態描述不同，此次回擺更多是選舉政治對民進黨“緑色獨裁”引發的嚴重政治失衡的應急糾錯，更多表現爲基於新的矛盾運動的調試性做法，而非是出於政治板塊大幅位移帶來的革命性變化。故面臨未來的選舉（如2024年“大選”），上述政黨政治結構如何調試與擺蕩仍充滿不確定性，既不確定向着“藍漲緑消”的方向演進，也未必重復“鐘擺效應”，實踐所謂多數選民“‘地方’投在野黨，‘中央’投民進黨”的政治選擇。

　　再次，民進黨“抗中保台”牌失靈背後折射出台灣民意結構的新變化。在此次“九合一”選舉過程中，蔡英文當局難以再度藉助“兩岸牌”進行有效的“抗中保台”操作和基本盤動員。選舉結果顯示，民進黨“抗中保台”操作出現了明顯的邊際效用遞减的狀况。尤其是佩洛西竄台事件未能成爲民進黨再次炒作“亡國感”的“黑天鵝”，也難以遮掩林智堅“論文門”持續延燒的負面影響，這在民進黨自“反服貿學運”以來“靠兩岸救選舉”伎倆屢試不爽的政治慣例中，成爲一個非典型的反常。在大陸堅决有力的反制、維穩舉措，以及島内外聯動製造的“台海兵兇戰危”輿論戰中，蔡英文當局强推的“18歲公民權”和延長擴大兵役制度等“緑色政治議程”也遭選民反對，顯示民衆並未像美國軍工複合體與“台獨”勢力所鼓吹的那樣“親美抗中謀‘獨’好戰”，而是更多呈現出“疑美避戰謀和”的政治態度。

　　此外，經過一年的政局變動和社會發展，台灣民衆的“國族認同”和對台灣未來前途的看法（統“獨”立場）出現了微妙的變化。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公佈的最新民調數據顯示，過去3年，島内民衆的“台灣人”認同持續下降了3.6%，“中國人”認同和“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認同總體上昇至35.6%；主張“盡快獨立”的比例持續下降，主張“維持現狀”的比例明顯上昇。即使持“急獨”立場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發佈的最新民調也顯示，持單一“台灣認同”者從2021年的四成降至三成，寬泛的“中華民國”和“中國”認同者則總體上昇，達到六成多，似乎顯示蔡英文希望利用“中華民國台灣”將民衆認同拉到“台灣人”的做法出現反效果。台灣民衆重要政治態度出現的上述變化反映在島内政黨政治演變上，就是主要政黨的政策取向和政治人物的相關論述可能會持續向中間靠攏。其隱藏的邏輯是，雖然“九合一”選舉年會更聚焦台灣内部矛盾，但島内政治的“蝸角之争”仍是兩岸關係和台海地緣政治氣旋中包裹的“茶壺風暴”，外部因素對島内政治矛盾的框限和擠壓仍然不容忽視。

　　面臨2024年台灣地區“二合一”選舉新的政治週期，外部因素正加速向台海匯集，或將持續激化島内矛盾，催動島内新的政治生態和觀念結構演進出不同的運行邏輯和互構形態；而島内主要政治勢力有關利益、價值的競合、震盪也將反作用於外部環境，將使得未來一年的島内政局與台海形勢充滿復雜性和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