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位於福建省東南部海域泉州圍頭灣與厦門灣内,位於台灣海峽西部,西與厦門島遥望,北與泉州晋江市相望,距厦門市約10公里,與大陸最近點僅隔2300多米,包括大金門、小金門、烈嶼等12個島嶼,總人口13.93萬人,常住人口約6萬。馬祖列島位於福建省福州市連江縣東部海域,面臨閩江口、敖江口和羅源灣,距琅岐島27公里,離黄岐半島約9.25公里(距大陸最近點),主要由南竿島、北竿島等及其附屬小島共計三十六個島嶼、礁嶼組成,總人口1.3萬餘人,常住人口只有一半左右。由於國共内戰造成的兩岸隔絶與對立,原連江縣一分爲二,敗退到台灣的國民黨當局在馬祖列島成立台置“連江縣政府”,位於大陸的連江縣主體則隸屬於福建省福州市,從而形成今日兩岸兩個“連江縣”的特殊情况。爲了加以區分,口語上多把台置連江縣稱爲馬祖地區。金門和馬祖,地理上距大陸近離台灣主島遠,既是兩岸的“邊界”,亦是兩岸的聯結。金馬兩地在清末屈辱的《馬關條約》中並没有隨同台灣和澎湖一道被割讓出去,更在國共内戰延續的兩岸軍事對峙中位居前沿,由此形成了迥异於台灣本島的政治文化。
一、金馬兩地獨特的歷史文化
金門(舊稱浯州)自古爲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所轄。對金門的開發始於晋朝,據清代《金門志》記載,晋代有蘇、陳等六大家族因避戰禍移居金門。宋元時期,金門鹽業得到進一步發展,明洪武年間,金門設守御千户所,因固守福建東南海口,明兵部稱爲“金門所”,取其“固若金湯,雄鎮海門”之意,“金門”之名由此而得。因其爲台灣海峽上的要衝,歷來爲兵家必争之地,明末鄭成功於金門操練水師,後東渡海峽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台灣,留下一段歷史佳話。清朝末年金厦兩地一度成爲鄭芝龍父子和南明政權的抗清基地,後隨鄭氏政權歸清一起並入清朝版圖。金門本地居民多爲閩南人,通行閩南語,金門的民俗風情保持濃厚的閩南特徵,民間傳統節日與厦門、漳州、泉州基本相同,每年例行的祭祀賽會,以“迎城隍”的規模最大。島上鄉民視石獅爲保護神,各村落路口,隨處可見身穿盔甲或外圍披風的立姿石獅,獅子前多有香火,爲金門獨有的景觀。
馬祖地區實指以南竿塘島爲主的馬祖列島。馬祖列島的開發最早始於元朝,是大陸漁民出海捕漁時休憩避風之所,明末清初期間當地多爲倭寇所盤踞,到清初才有福州沿海漁民移居此地,並逐漸形成具血緣關係的村落,其中以陳、林、曹、王、劉爲大姓族群。馬祖得名於福建民間信仰中掌管海運的重要女神--媽祖林默。據《連江縣誌》記載,宋朝時期莆田孝女林默,投海尋父,身殉,漂至南竿,島民感其孝道,立廟厚葬,清朝册封“天後”,後世尊稱“媽祖”,島名由此稱“媽祖島”,後國民黨軍隊退踞此地,認爲“媽祖”過於柔弱,遂改爲馬祖。由於地緣接近,馬祖在經濟上與大陸閩東關係甚爲密切,以漁業爲生計來源的漁民在捕撈魚貨後,都會將魚貨載往福州販賣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因此,馬祖與大陸閩東地區無論在生態上或經濟上都爲不可分割的整體,島上居民通行福州話,風土民情方面呈現濃郁的閩東特色。
1894年,清政府因甲午戰争慘敗,被迫在1895年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被割讓給日本,從此經受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而金馬地區未在割讓之列,仍屬於福建省治下的中國領土,成爲當前台灣地區中没有遭受過50年日本殖民統治的外島地區。1949年,隨着國民黨軍隊敗退台灣,金馬兩地成爲兩岸軍事對峙的前沿陣地,此後國民黨當局在金馬地區實施戰“地政務”,兩地成爲戒備森嚴的軍事孤島。1991年,台灣當局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但金馬兩地仍屬於“戰地”,進入臨時“戒嚴”。直到1992年11月5日,隨着兩岸關係趨向緩和,加上各界力促金馬“解嚴”,台灣當局終於宣佈金馬兩地解除“戒嚴”,廢止“金門、馬祖地區戰地政務試驗辦法”,正式結束長達43年之久的“戒嚴”與實施36年之久的“戰地政務”。但取而代之的“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安全及輔導條例”於11月7日生效,出入及海域空域相關軍事管制仍然繼續,直到1998年6月24日該“條例”被廢止,對金馬兩地特殊限制的各種相關規定才徹底終結。隨後,台灣軍方陸續開放各種類型的軍事建築作爲旅遊資源供民衆觀賞,各種結構復雜的低下坑道及港口、據點、砲座、訓練場所、軍醫院等軍事設施,搆成了當前金馬兩地獨具特色的戰地風光旅遊資源。
二、金馬兩地選舉中的“外島”特色
相較於台灣本島各縣市早在1950年便實施“地方自治”及開放縣市長民選,金馬兩地直至1992年底金馬地區“戰地政務”終止後,才實施“地方自治”,於1993年正式開放金門縣、馬祖(台置連江縣)縣級公職人員“民選”。由於金馬兩地的地緣和特殊的歷史脈絡,與台灣本島長期呈現藍緑對决的政治態勢不同,金馬屬於藍營鐵票區,政治生態上呈現出“大中國意識”、反“台獨”、重宗親的鮮明“外島”特色。
(一)“大中國意識”是金馬民衆的主流
金馬兩地游離於台灣本島被殖民統治的歷史書寫之外,也没有經歷光復初期因國民黨接收當局施政不當造成的省籍衝突。在台灣和澎湖遭受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半個世紀裏,金馬兩地隨着祖國大陸各地一起見证了清朝覆滅,民國時期國人現代化道路的艱難求索龢民族危機中英勇抗日並最終取勝成爲金馬兩地民衆關於中國近代歷史記憶的主流。相比之下,台灣民衆深受殖民統治之苦。戰後台灣光復回歸祖國,但國民黨政府 “去殖民化”的文化重建工作剛開始不久就爆發“二二八事件”,殖民地傷痕尚未得到認真面對和妥善處理,台灣民衆還來不及通過與殖民地統治遺制的對决以實現身份上的自我認同,又在“二二八事件”中再次受到傷害,各種悲情叠加鬱積成爲台灣民衆的集體心理陰影。這些悲情意識更在台灣“民主化”轉型後的政治環境中被“台獨”分裂勢力所利用,部分异化爲今日島内大行其道的“媚日台獨”言論。“‘二二八’事件正是民進黨建構‘台獨意識’和‘台灣認同’的重要推動工具之一”。金馬民衆對於台灣本島内這些歷史遭際與心理積澱,很難感同身受,更無法與之呼應,“大中國意識”始終是金馬民衆堅持的主流。
絶大多數金馬民衆對於分裂“中華民國”的“台獨”行徑深惡痛絶,在選舉中歷來是泛藍陣營的“鐵票區”。作爲兩岸軍事對峙的最前沿,金馬兩地尤其是金門承受了1949年後兩岸砲戰的絶大部分硝烟,外島民衆對於捍衛“中華民國”有堅定的使命感,以“中華民國”爲榮。幾十年來金馬長期實施軍事管制的“戰地政務”,信息封閉,生活單調,民衆思想意識形態也相對單一,比較容易安於現狀,這也讓民進黨等“台獨”分裂勢力難以染指,滲透進展緩慢。島内行之多年的汹涌的“本土化”“民主化”浪潮對實施“戰地管制”的金馬外島影響極其有限。金馬民衆長期生活在嚴苛的軍事管制之下,但“戰地政務”却也一定程度促進當地基礎設施,推動外島建設,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得到民衆擁護。1992年底“戰地政務”即將結束之時,《馬祖日報》一篇特稿提到“在‘戰地政務’制度下,當地建設得到有計劃的推動,不論在交通、教育、水利、電力以及農漁業等方面,都有不錯的成果”。但在台灣經歷了“政治轉型”之後,面對經過七次“修憲”、本質已有所轉變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金馬人已經不易辨識。金馬民衆在“台獨史觀”所建構的一系列所謂本土話語體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再加上地屬外島,更與台灣本島分離傾向的“本土化”和“去中國化”意識格格不入,“去中”“反中”“抗中”等“台獨”話術在金馬難有市場。
(二)金馬地區歷來是藍營的“大票倉”
金馬人口較少,兩地合起來不過十多萬,加上不隨島内的“反中”選舉話術起舞,在歷次選舉中經常被忽略,媒體曝光度極低。但作爲台置“福建省”下的兩個縣,金馬兩地的民意代表和縣市長選舉直接關係藍緑版圖的消長,兩地選出的民意代表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的發聲更讓主張和平、要求兩岸交流交往的外島民意得以進入島内輿論聲量中,其重要性不可低估。金馬地區的“民主選舉”始於1993年,在歷次選舉中,兩地的重要公職都爲泛藍陣營人士所囊括,是泛藍陣營的鐵票區,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才開始刻意經營,並曾幾次提名參與金馬兩地重要公職競選,但始終難以撼動藍營的絶對優勢。
表1至表3呈現了2000年以來金馬地區歷次重要選舉中藍緑陣營的得票情形,從中可見泛藍陣營在歷年來的各項選舉中均以壓倒性優勢取勝。較能反映幾十年來金馬兩地政治生態及漸變趨勢的是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的得票率變化情况。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方面(見表1),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泛藍陣營長期維持九成以上的得票率。國民黨執政期間民進黨得票率仍有微幅成長出現在2012年,當時民進黨籍金門縣議員陳滄江承諾,若民進黨得票超過3000,將從服務處三步一跪至金門浯島城隍廟(距離約一公里)感謝鄉親,爾後蔡英文開出了3193票的歷史新高(8.21%),陳滄江如約兑現諾言。2016年蔡英文代表民進黨贏得“大選”,民進黨得票率首度創下18%的歷史新高。民進黨再度執政之後,利用執政優勢開始系統性地瓦解藍營傳統的組織網絡,在持續滲透和刻意經營之下,藍緑板塊開始此消彼長,身爲藍營鐵票區的金馬兩地也出現鬆動。在2020年“大選”中,民進黨利用香港“修例風波”大肆操作“芒果干”民粹意識,國民黨氣勢低迷,影響所及,國民黨在金馬兩地得票率持續下降,民進黨在金馬兩地得票率則首次達到兩成左右,這一趨勢對於藍營無疑是一大警訊。
民意代表選舉方面(見表2),各政黨得票情况受候選人人數影響,波動較大,“立委”層面,緑營難以撼動藍營優勢,但在縣議員層面緑營比較容易突破。如金門民意代表選舉,多年來民進黨只在2001年、2008年和2016年提名候選人,其中2001年和2016年都提名陳滄江,陳曾經在2011年遞補縣議員,後於2014年成功連任,成爲民進黨在金門的首位民意代表。2016年陳滄江參選民意代表失利,但其20多年的在地經營將民進黨在金門的得票率冲到23.07%的歷史新高。陳滄江於2018年退出民進黨,以無黨籍身份參選2020民意代表,再次失利,却也將藍營的得票率拉到五成以下的新低。馬祖的情况也類似,在當前的政治結構下,不論有無緑營人士參選,都不影響出身藍營的候選人當選“立委”。除了傳統的藍緑陣營外,近年來民意代表選舉其它政治勢力的候選人逐漸增多,2016年金門民意代表參選者多達8人,2020年參選人10個,馬祖人口基數太少,選情相對單純,但主打環保意識的“樹黨”在2016年的馬祖民意代表選舉中斬獲506票,相當讓人意外(該黨於2020年被台灣當局内政部門以未依“政黨法”補正資料爲由解散)。换言之,多元的政治勢力參與角逐金馬兩地的民意代表,表明藍營一統天下的局面不再,而以無黨籍登記參選者和其他小黨參選人,未必都認同泛藍陣營的理念,如2020金門民意代表兩大黨以外的角逐者中,既有統派的中華統一促進黨,也有“急獨”政黨“台灣基進”,還有環保組織的“樹黨”等其他黨派參與。這些迹象表明,金馬兩地的政治生態也出現參與多元化的迹象。
縣長選舉方面(見表3),縣長選舉最能説明金馬兩地的“藍色”屬性。較之於台灣地區領導人和民意代表選舉,金馬兩地的縣市長投票率遠高於前兩者,畢竟,對兩地民衆而言,這才是關乎民衆日常生活的重要選舉。自開啓選舉以來,金門縣的歷任縣長分别爲:國民黨陳水在(在任時間1993-2001)、新黨李柱峰(2001-2009)、國民黨李沃士(2009-2014)、陳福海(2014-2018)、國民黨楊鎮浯(2018-2022)、陳福海(2022- )。馬祖所在的台置連江縣的歷任縣長分别爲:國民黨曹常順(1993-1997)、國民黨劉立群(1997-2001)、親民黨(後轉無黨籍)陳雪生(2001-2009)、國民黨楊綏生(2009-2014)、國民黨劉增應(2014-2022)、國民黨王忠銘(2022- )。自1993年至2022年這30多年來,歷經8次民選縣長選舉,金馬兩地的縣長都爲藍營人士所囊括,緑營從無染指機會。迄今爲止民進黨唯一一次在縣長選舉中提名人選是2001年提名陳昭南參選金門縣長,其餘歷次縣長選舉都是藍營“茶壺裏的風暴”。與民意代表選舉一樣,由於候選人幾乎都出身藍營的國、親、新三黨,且無黨籍得票采取合併計算,在本表的統計中有時候當選人的得票率會低於無黨籍一欄其他候選人得票率總和。如2009年金門縣長選舉,共有七名候選人,最後國民黨提名的李沃士勝出,前民意代表吴成典以無黨籍身份參選,得票30.04%,合併其它如陳水在等以無黨籍身份登記參選者,無黨籍人士共計得票占62.72%,遠超國民黨當選人李沃士的37.28%。這是民意代表選舉和縣市長選舉的共性,即選票在藍營候選人之間分流,民進黨直接放棄提名。多年棄選之後,在2022年底的“九合一”選舉中,民進黨繼續缺席金門縣長選舉,在馬祖則提名在當地深耕多年的李問,但也只能是攪動選情,無關大局,李問最終得票586,得票率6.89%,其餘選票則在同屬國民黨的曹爾元和王忠銘之間分流,最終王忠銘勝出。金馬縣長選舉一如既往毫無懸念,依然是同出自藍營的幾個候選人之間的競争。
2001年初兩岸開啓“小三通”,金馬兩地與大陸的聯繫日益密切,2018年8月5日,大陸福建省正式向金門供水,徹底解决了進門長期乾旱缺水之苦。在大陸惠台政策指引下,“金厦共同生活圈”日漸成熟。有感於此,近期“我要新四通”標語陸續出現在馬祖街頭,成爲馬祖居民在2022年“九合一”選舉中的一大訴求。相較於政治口水戰,金馬民衆更在乎民生議題,兩岸商旅、經貿、文化交流的密切往來,才是現實生活的利好所在。毋庸諱言,支持兩岸交流合作與融合發展始終是金馬民衆壓倒性的主流民意。
三、“宗親政治”是金馬選舉的一大特色
選舉中的傳統“宗親政治”是金馬選舉的一大特色,也是解讀金馬選舉的主要路徑。金馬在行政區劃上屬於台灣當局設置的“福建省”不屬於“台灣省”,因此並不存在“本省人”、“外省人”的區分,本地居民多爲閩南人、閩東人,但却存在着涇渭分明的宗親族群隔閡。在金馬地區的選舉中,没有呈現島内常見的藍緑對决態勢,主導選情的主要因素是傳統的“宗親政治”。金門居民中陳、李兩大家族衝突由來已久,金門第一大姓氏的陳氏長期把持金門重要政治職位,人口也超過一萬的李氏則聯合其他宗族與陳氏抗衡,除去前任縣長楊鎮浯(2018-2022),金門縣長以及此前四位民選縣長呈現“陳李”輪流坐莊的局面,在2022年“九合一”選舉中,國民黨提名楊鎮浯追求連任,陳福海以無黨籍身份登記參選,“浯海大戰”再次上演。4年前追求連任以807票飲恨的陳福海背後是金門第一大姓陳氏宗親,楊鎮浯年輕形象好,擁有現任執政優勢,施政滿意度高,但4年前全力支持楊鎮浯年輕形象好,擁有現任執政優勢,施政滿意度較高,但4年前全力支持楊鎮浯的李氏宗親出現選票分流,國民黨金門縣議員李應文參選縣長獲得李氏宗親支持,導致楊的選票流失,最終連任失利,再次彰顯了金門選舉的宗親特色。
馬祖地理環境特殊,人口較少且相對團結,現居民中以陳、林、曹姓人口最多,目前歷任幾位縣長均出自以上幾大姓氏。金馬同爲藍營傳統票倉,地方重要選舉的競争多爲國民黨内派系糾紛和地方宗親利益之争的糾纏,不少以無黨籍身份參選者也都出身於新黨或親民黨等泛藍陣營。在地方政治的選舉動員中,“關係爲主,利益爲輔”,宗親、家族、宗教都是重要的關係網絡,地方政治精英通過平常的經營在選舉時將之轉换爲選票。與此同時,以利益彌補關係的不足,現實利益成爲政治精英與選民間的粘合劑或潤滑劑。换言之,當前的金馬地方選舉中,“血緣、人情、利益”等傳統元素仍然是首要且有效的政治動員方式,與台灣本島内重視候選人理念、政見、議題及候選人形象等有所不同。但也要看到,隨着年輕世代到台灣本島、福建讀書、工作,對公共政治參與感較强的年輕世代將會帶來新的風氣。而民進黨當局依靠執政權力進行資源挹注的持續滲透,也將逐漸瓦解原有的利益網絡。未來,民進黨的持續布局、年輕族群的增長和其它多元勢力的進入將給金馬傳統的“外島”宗親派系政治帶來漸多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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