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3月更换台灣領導人的選舉中民進黨的候選人陳水扁擊敗了國民黨的候選人連戰和獨立參選人宋楚瑜，當選爲台灣新的領導人,在台灣執政50年的國民黨交出了政權、淪爲在野黨，民進黨上台成爲執政黨。這一結果不僅使島内政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給兩岸關係發展與和平統一投下了巨大變數。一個“台獨”色彩鮮明的人、一個以“台獨”爲黨綱的政黨上台執政究竟會采取什麽樣的兩岸政策?到底會把台灣引向何方?舉世矚目。而要把握民進黨執政後的兩岸政策走向，首先必須對其過去的政策有所瞭解，爲此本文擬對民進黨成立以來的兩岸政策發展演變作一初淺的探討。

　　追溯民進黨兩岸政策的發展演變過程，大致上可以分爲從成立初期主張“住民自决”到完全演變成主張“台獨”、從“激進台獨”向“務實台獨”方向調整、從主張“台獨公投”到主張“統一公投”三個階段。

　　一、從“住民自决”到“台獨黨”的演變階段(1986年9月—1991年底)

　　民進黨從1986年9月成立提出“住民自决”的主張，到1991年10月將“台獨”列人黨綱爲時僅5年,這一快速的轉變過程是伴隨着李登輝上台執政、島内政局發生劇變而完成的。其間又歷經了五個發展步驟：

　　(一)建黨之初主張台灣前途“住民自决”帶有分離意識的因素，兩岸具體政策主張開放交流。

　　民進黨的成立，集中了台灣島内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的各種政治勢力，既有本省籍的、外省籍的、統派人士，又有帶有“台獨”意識的勢力。這些不同的政治派别匯集在一起，冲破國民黨的“黨禁”成立第一個在野黨，其共同目標是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争民主，争自由，争參政權。由於當時台灣還處在“戒嚴”時期，没有“台獨”的生存空間，故没有人敢公開鼓吹“台獨”。民進黨作爲一個違法成立的政黨，隨時面臨被取締的命運，更不敢公開主張“台獨”。這些長期受國民黨壓迫或政治迫害的黨外在野人士,出於叛逆心態,不甘心接受國民黨對台灣未來前途的安排,故提出了“住民自决”的主張,以有别於國民黨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民進黨當時提出的“住民自决”没有明確標示未來的發展結果,比較模糊，帶有鮮明的反抗國民黨獨裁專制統治，争取民主權力的色彩,因此能爲黨内各派政治力量和台灣社會一定程度上所接受和同情。民進黨自身也將“住民自决”解釋爲是冲破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民主手段”,主要是欲以此來達到“參與政治的目的”。民進黨的“住民自决”演變成赤裸裸的“台獨”是在李登輝主政後縱容“台獨”的結果。

　　民進黨爲了冲破國民黨的政治禁忌，反對國民黨的大陸政策，民進黨公開主張放棄“反攻大陸”，終止兩岸對抗，以和平方式解决兩岸問題，要求開放兩岸人民返鄉、探親、尋親、掃墓、旅遊，開展兩岸學術、文化、體育和科技交流，“乃至通商、通航、通郵的溝通”。1987年3月，民進黨發起了“反鄉省親運動”，並組織了“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民進黨的公職人員還爲此四處奔走呼號，這對促使台灣當局早日開放探親，打破兩岸隔絶的僵局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黨内“台獨”勢力開始抬頭，“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列入黨代會决議文，民進黨開始突破“台獨”禁忌。

　　1987年7月15日，國民黨當局下令全台灣解除“戒嚴”，從而結束了在台灣實施長達38年的軍法統治，台灣人民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及權力,隨着“黨禁”、“報禁”的解除，民進黨也由非法變爲合法，這一重大政治環境的改變使民進黨内的“台獨”勢力開始蠢蠢欲動，他們欲借剛剛獲得的某種自由和權利，來突破國民黨當局爲取代“戒嚴令”而頒佈的“國家安全法”所明定的“不得主張共産主義,不得主張分裂國土”的禁忌。1987年7月間,民進黨黨員江蓋世等“台獨”分子發起“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之自由”的運動。8月底，“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成立，並明確提出“台灣應該獨立”。同年10月,台灣高等法院檢察處以“叛亂罪”收押“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骨幹蔡有全和許曹德,民進黨内的“泛新潮流係”發起聲援“蔡許案”活動。在黨内外“台獨”力量的鼓噪下，民進黨中常會發表聲明稱:“本黨一貫的主張是台灣前途應由台灣全體住民共同决定。……如果自决的選項應該是完全開放的，在邏輯上台獨自然是無法排除的選項之一。”在此前後，黨内以江蓋世爲首的“台獨”分子借機積極運作，企圖將“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列入黨綱。11月,民進黨召開第二届全體黨代會，正式就“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之自由”列入黨綱一案進行討論，但因反“台獨”勢力及“温和台獨派”在民進黨權力機構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中執會並没有通過此一議案，最後在黨内各派系相互妥協之下决定以大會决議文方式處理，並由民進黨時任政策協調會主委姚嘉文(“泛新潮流係”)提出正式聲明。這份聲明的重心是“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在這次全代會上，黨内的統派和“温和台獨派”與“激進台獨派”之間進行了激烈的路綫鬥争，其結果雖没有將“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列入黨綱，但最終將其列人了大會决議文，這標誌着黨内“台獨”勢力開始上昇，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從剛成立時的以“住民自决”爲主開始向“台獨”方向發展。

　　(三)黨内“台獨”勢力迅速膨脹，鼓吹“台灣國際主權獨立”的“四一七决議文”通過，民進黨向“台獨”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正式上台，由於李登輝的省籍背景,特别是他與黨外某些“台獨”色彩濃厚人士的密切關係，他的上台使島内外“台獨”勢力認爲鼓吹“台獨”的時機更爲成熟,民進黨内以泛“新潮流係”爲首的激進“台獨”勢力亦更爲囂張。1988年4月16、17日，民進黨召開第二次全代會第一次臨時大會，民進黨内以“新潮流係”爲首的激進“台獨”派又提案要將“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之自由”列人黨綱。該派系重要人物、剛任黨主席不久的姚嘉文以“將台灣還給台灣人民”爲題發表演講稱，“舊金山和約”與“中(台)日和約”已確定台灣的“自主獨立”地位,無論台灣將來前途如何决定,皆需建立在“台灣獨立”於中共之事實上，並聲稱，民進黨要爲台灣人民指明建立“台灣之國”的前途，赤裸裸地鼓吹“台獨”。當時,身爲台灣地方派系“餘家班”掌門的餘登發(在民進黨内屬“泛美麗島係”),首先反對將“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列人黨綱,引起黨内激烈争論。雖在黨内統派人士和“温和台獨派”的堅持下，大會同意暫不將“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列入黨綱,但大會决議文却聲稱:“台灣國際主權獨立，不屬於以北京爲首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台灣國際地位之變更,必須經台灣全體住民自决同意”；還提出了所謂“台獨”“四條件”，即“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行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民進黨主張台灣應該獨立”。由於這個决議文是在4月17日通過的，因此被稱爲“四一七决議文”。該决議文首次公開提出“台灣國際主權獨立”，將台灣的未來前途排除在統一之外，標誌着民進黨又向“台獨”的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民進黨内已没有主張統一的自由，鼓吹“台灣事實主權獨立”的“一○○七决議文”通過，民進黨進一步滑向“台獨”。

　　1990年3月李登輝運用權謀，化解了不滿其搞分裂的國民黨内的“非主流派”，當選爲台灣第八任”總統”。李當選後公開勾結民進黨，支持縱容“台獨”勢力，邀請海外“台獨”頭目回台參加“國是會議”。在李登輝庇護下，“台獨”勢力有恃無恐，氣焰十分囂張，在民進黨内更無半點主張統一的自由，一些統派人士都被迫離開了民進黨。正是在這種情况下，1990年10月6、7日,民進黨第四届二次全代會召開，準備討論通過由姚嘉文提出的“我國(台灣)主權不及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的提案。此案不僅要國民黨當局公開宣示“台灣的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和蒙古”，而且要大陸承認“台灣的主權獨立”。這個提案得到了民進黨内各主要派系頭頭的聯署，準備提交會議審議，後因國民黨當局郝柏村等公開表示該决議文“違憲”，如果民進黨在會上通過，將依法嚴辦。在台灣當局的壓力下，民進黨不得不將“主權”改爲“事實主權”後交大會通過。由於該决議文是10月7日通過的，因而被稱爲“一○○七决議文”的通過爲民進黨淪爲“台獨”黨奠定了基礎。

　　(五)“台獨”列人“黨綱”,民進黨完全淪爲“台獨”黨。

　　隨着國民黨當局將“憲政改革”提上議事日程之後，民進黨加緊在島内推動所謂的“制憲”運動。加之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相繼解體，民進黨視之爲推動“台獨”的良機。1991年8月,民進黨聯絡其他在野勢力召開“人民制憲會議”,最後抛出了由林義雄起草的“台灣憲法草案”，將“國名”定爲“台灣共和國”,聲稱台灣“領土”包括台灣本島、澎湖群島、金門、馬祖、附屬島嶼及“國家權力所及之其他地區”。其間民進黨内以黨主席黄信介爲代表的“泛美麗島係”與“泛新潮流係”之間還發生“民主”與“台獨”孰爲優先的争論，不過，最終還是“泛新潮流係”佔上風，而一些反對“台獨”，傾向統一的人士則因“黨内已經没有主張統一的自由”而早已離開民進黨。同年10月,民進黨召開第五届全代會，13日，大會以無异議的方式通過由“泛美麗島係”陳水扁所提出的基本綱領修正案，在黨綱中列人“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憲法的主張,應交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方式選擇决定”，並將黨綱中提到的“中共”全部替换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標示台灣與大陸是主權國與主權國之間的關係。這就是現行的“台獨黨綱”大會并發表了《民主制憲、執政建國》的宣言，至此，民進黨已蜕變成爲地地道道的“台獨黨”。

　　二、“轉型期”的兩岸政策(1992年—1998年)

　　國際大格局的變化及祖國大陸反分裂反“台獨”鬥争形勢的發展，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敗選打擊，“台獨”已成爲民進黨發展乃至取得執政權的瓶頸。特别是1992年因將“台獨”列人黨綱而造成年底“國代”選舉慘敗之後，民進黨内一些“温和台獨派”被迫面對現實,開始思考如何淡化其强烈的“台獨”訴求，調整其兩岸政策，即主張民進黨進行其所謂的“轉型”。這種轉型,在許信良1996年再次當選黨主席後，進入最爲活躍的時期。其間民進黨内部的權力、路綫之争相互夾雜在一起，其兩岸政策處於不斷調整之中，但其追求“台灣主權獨立”、堅持“一中一台”的實質始終没有改變。民進黨轉型期對兩岸政策的調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淡化“台獨”，將政策訴求重點轉向公共政策。

　　民進黨在1991年10月召開的第五次全代會上,將“台獨”列入黨綱，由於此一激進的主張背離台灣的主流民意,所以在當年底的“國代”選舉之中便受到重大挫折。民進黨内有人開始思考過分突出“台獨”訴求對其選情的衝擊，提出盡量少打“台獨牌”,而將重點轉向公共政策。自此民進黨在公開場合便很少提“台灣共和國”,但是其對兩岸政策的基調仍是“一中一台”,對兩岸交流的主張則一直處在争論之中。1992年,民進黨爲配合年底的第二届“立委”選舉,開始對“台獨黨綱”進行淡化處理,抛出了包括兩岸政策、“國防”、“外交”等内容的“公共政策白皮書”，全面闡述其對當前台灣各項重大政策的的具體主張，以求改變只追求“急獨”而没有公共政策的形象。在這次選舉中，由於民進黨不再將統獨議題作爲重點，而是將文宣攻勢的重點轉向公共政策,提出“反軍權、反特權、反金權;要主權、要直選、要减税”等，因而選舉成績大大好於上一年的“國代”選舉，民進黨取得了“立法院”161個席位中的51席。1994年底的省市長選舉中,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再次以淡化“台獨”訴求的“走出悲情,快樂希望”爲文宣口號,因而贏得了選戰,當選台北市長。

　　不過，這一階段民進黨大陸政策的基調，仍是“一中一台”的“台獨”主張,並要求按國際關係原則處理兩岸關係。具體而言,在關於兩岸關係定位問題上,主張“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之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及外蒙古,中華人民共和國爲統治中國大陸之合法主權政府”。反對兩岸任何形式的黨對黨談判,反對國民黨片面制定“國統綱領”,要求裁撤“國統會”。以“一中一台”的策略謀求國際生存空間,争取加入聯合國及其周邊組織，以及其它國際組織；在兩岸交流方面,主張根據國際間的規定來處理兩岸經貿往來和文化、社會交流。反對推動“大中華經濟圈”和“亞洲華人共同市場”；要嚴查流向大陸的台灣資金，必要時切斷資金流通管道；尋求與大陸簽署“國家與國家間”的“投資保障協定”。

　　(二)積極要求參與大陸政策的决策過程、介入兩岸談判事務。

　　就在民進黨淡化“台獨”訴求的同時，國民黨當局的大陸政策也有很大的變化。1992年11月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達成了共識，並在此基礎上於1993年4月在新加坡舉行汪辜會談，這使民進黨在兩岸問題上處境被動。在這種形勢下，民進黨開始重視對兩岸關係的研究與規劃，準備提出完整的兩岸政策，與國民黨争奪選票。與此同時，開始加强與大陸的接觸瞭解，並積極要求介入國民黨兩岸政策的决策過程和兩岸談判事務。1993年,民進黨“國大”黨團提出其兩岸政策的四項原則:“一中一台”的台灣“主權獨立”原則；“台灣安全”優先原則；“平等互惠”的實質原則:“和平共存”的“善意”原則。并且要求廢除“國統會”；避免過分倚重大陸市場；防止大陸勞工入台；在“確保台灣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考慮加速兩岸體育文化交流。時任中央黨部秘書長的張俊宏向黨中央建議組團在第三地與中共舉行兩黨會談。1993年7月,謝長廷訪問大陸之後，呼吁“降低兩岸的猜疑與敵意”、加强兩岸交流、爲台商在大陸提供“應有的奥援與保護”等等。當然,這些都没有成爲民進黨的具體政策。

　　而與此同時，民進黨仍然在繼續推動其“台獨”路綫，並對兩岸交流采取阻擾的做法。1994年,兩岸關係發展有起有伏，兩岸商談進人具體事務性談判階段。民進黨在此時除重彈“一中一台”的老調外，還極力牽制破壞兩岸兩會的正常接觸與交往。1994年2月與8月,兩次“唐焦會談”分别在北京、台北舉行，2月民進黨中國事務部”專門召開會議商討對策，要求焦唐會延期舉行”，8月，民進黨還接連組織了兩次極具挑釁性的“示威活動”。這一年3月所發生的千島湖事件,李登輝肆意將其政治化,借機惡毒攻擊祖國大陸,民進黨緊密配合，利用此一單純的刑事犯罪案件大做文章,甚至堅請李登輝“毅然宣佈台灣獨立”。此外，民進黨還積極充當李登輝推動台灣“重返聯合國”、在國際上大搞分裂活動的急先鋒。而一些激進的“台獨”分子，則在島内發起一股“新台灣運動”，妄圖將“台獨”意識根植於基層，爲“公民投票”决定台灣前途作準備。在1994年底舉行的首次民選台灣省長過程中,民進黨的省長候選人陳定南喊出了台灣“四百年來第一戰”“台灣人出頭天”等口號,激化島内的統獨對立與族群矛盾。

　　(三)推動策略轉型,强化“實質獨立”内涵。

　　1995年,爲了在年底的第三届“立委”選舉與次年“總統選舉”中有所表現，民進黨内“温和台獨派”開始積極推動“策略轉型”。1至3月，一批“務實台獨派”公開提出要修改“台獨黨綱”；3月，陳水扁在日本表示，“在明年的‘總統’選舉中，‘台獨’是票房毒藥,民進黨一定要揚棄炒作意識形態的做法，更不能談‘台獨’議題”。7至9月，民進黨舉辦“總統”候選人黨内初選,許信良堅持“台灣的國家定位已經完成”。目前的兩岸政策應採“政經分離”，政治上“堅持獨立”,經濟上則“大膽西進”。時任黨主席施明德在1995年9月15日訪美時，首次公開提出：民進黨即使上台執政，也不會宣佈“台獨”。這一系列推動轉型的動作,都爲民進黨内“基本教義派”所不容，因而引來了他們的强烈反對與抨擊。正是由於以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彭明敏爲首的“基本教義派”在“總統”選舉期大打“台獨”牌,因而導致了民進黨在1996年3月的“總統”選舉中慘敗，彭明敏只獲得了21%的選票，創下民進黨成立以來最低得票率。這一結果使民進黨内“務實台獨派”更加堅定地認識到民進黨的發展只有堅定地走轉型這一條路，同時黨内新生代主張轉型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在這種情况下,部分激進的“基本教義派”感覺到其激進主張在民進黨内没有市場，最後終於選擇了從民進黨中分裂出去，另立門户,於1996年4月成立了“建國黨”。

　　缺乏掣肘之後的民進黨，以新生代爲代表的“務實台獨派”或謂“新興台獨派”，其“台獨”主張，基本上與李登輝的分裂路綫接近。因此，在台灣定位問題、推動“務實外交”、參與聯合國等活動上，出現了國、民兩黨“合流”、“協作”的情况。但是,在民進黨内部,却針對兩岸交流發生了激烈的争論。許信良在1996年再次當選爲黨主席後，多次提出台灣是“危機社會”，民進黨應順應主流民意，不應再挑起島内的統獨矛盾；繼續鼓吹“大膽西進”,要求兩岸盡早舉行“三通談判”;稱“台獨黨綱”是歷史文獻，“公投台獨”會使台灣受到傷害。但是，時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却一改其選舉時要求淡化“台獨”的主張，一再公開批評許信良，稱目前兩岸談判的時機不對，應先通過“交流接觸”，再“對話”纔可談判;“三通”是台灣的唯一籌碼，不到最後時刻不能接受;“公民投票决定台灣前途”是民進黨黨綱的明文規定，“至今没有廢除”。陳水扁此舉,明顯有與許信良争奪黨内基層“台獨鐵票”的意味。由於陳水扁的言論既迎合了民進黨内的保守勢力，又符合李登輝的分裂意圖，因而提高了他在民進黨中的地位，爲他將許信良擠出民進黨,獨攬民進黨資源,最終登上權力頂峰打下了基礎。

　　爲了尋求黨内共識，也爲了獲取更多選民認同,在許信良主導下，民進黨於1998年初舉辦了中國政策大辯論，經過黨内激烈争論，辯論會最後形成四點共識:兩岸應該談判，但不能將台灣“主權”作爲談判前提;采取“全方位談判”策略；實行“政府對政府”談判，反對“黨對黨”談判;兩岸經貿交流采取“强本西進”政策。在某種程度上，這四點共識可以説是民進黨當時的兩岸政策基調。

　　總之，此段時間内，民進黨兩岸政策的主要特點是淡化“台獨”、積極謀求參與兩岸事務,但也决不放棄“台獨”主張。由於在尋求政策過程中内部的矛盾鬥争十分激烈，最終也没有形成統一的兩岸政策。而促使民進黨進行政黨轉型的主要因素是:其一,國民黨在李登輝的主導下,在國家統一問題上推行一條不斷走向“隱性獨台”的路綫，遠較民進黨赤裸裸地搞“台獨”有欺騙性，容易贏得民衆的選票，爲了選票民進黨不得不面對現實；其二,是國際形勢所迫；其三,最爲關鍵的還是祖國大陸的綜合國力不斷上昇，並堅决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進行了一系列的反分裂反台獨鬥争,壓縮了“台獨”的生存空間，民進黨不得不尋求“務實台獨”的策略，以求突破發展瓶頸。

　　三、從主張“台獨公投”到“台灣前途决議文”追求“事實獨立”(1999年5月至今)

　　自1996年以來祖國大陸進行了一系列反分裂反“台獨”鬥争,1997年中美建立戰略伙伴關係,1998年克林頓訪華明確宣佈對台“三不”政策,對島内“台獨”分裂勢力産生重大衝擊，民進黨在1998年底“三合一”選舉中失利。爲了突破困境,也爲了在即將來臨的2000年“總統”大選中争取選票，民進黨不得不進一步淡化“台獨”,並在兩岸政策上做出實質性調整。1999年5月,民進黨抛出了“台灣前途决議文”，成爲民進黨現階段大陸政策的綱領文件。2000年取得政權之後,面臨執政危機的陳水扁當局,在兩岸關係上一方面不斷做出緩和兩岸關係的種種姿態,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種手段拒絶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同民進黨内的基本教義派站在同一立場,堅持其既有的“台獨”主張及分裂立場。與此同時，民進黨内“務實派”基於鞏固執政地位的考慮,主張繼續推動民進黨兩岸政策的轉型,修改“台獨黨綱”,但這股聲音在黨内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再受到强力打壓,民進黨的轉型之路困難重重。

　　(一)“台灣前途决議文”的出台和“總統”選戰中的策略性調整。

　　1998年6月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在上海明確宣示對台“三不”政策,在香港正面肯定“一國兩制”,對民進黨及“台獨”勢力産生了强烈衝擊。針對此，民進黨中常會發表“七點聲明”提出“台灣爲一已經獨立的國家，任何改變台灣獨立現狀的要求，都必須由全體台灣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加以認可”。其中與過去民進黨兩岸政策的表述最爲明顯的不同有兩點：一是强調“台灣現在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不是需要去追求的目標；二是將公民投票的目的由原來的“建立台灣共和國”轉變爲“任何改變台灣主權獨立現狀的要求”。1998年底“三合一”選舉中民進黨受挫，再次突顯了台灣主流民意對“台獨”的排拒。爲了突破發展瓶頸,迎接2000年的“總統”選舉,1999年初,陳水扁提出了所謂“新中間路綫”，聲稱要以“國家安全爲主軸”，“跳脱傳統的思維看統獨”,走第三條路，並以“兩個華人國家定位兩岸關係”。

　　與此同時，民進黨内部再次就是否修改“台獨黨綱”展開激辯。最終達成了“不動黨綱本文,另提决議文對黨綱進行解釋”的共識。1999年5月8日,民進黨八届二次“全代會”以233票贊成、21票反對的壓倒優勢，通過了由“新潮流係”林濁水和前政策會執行長郭正亮起草中執會討論修改的“台灣前途决議文”。該决議文的出爐是民進黨1991年將“台獨”列入黨綱以來,對兩岸政策作出的一次重大調整,成爲民進黨兩岸政策由“激進台獨”向“追求事實獨立”轉型的綱領性文件。與此之前民進黨的兩岸政策相比，“台灣前途决議文”出現了三個新的變化：

　　一是從原來拒絶接受“中華民國國號”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變爲階段性地承認“中華民國國號”。决議文稱，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爲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台灣的主權領域僅及於台澎金馬與其附屬島嶼”;“對外不再堅持使用‘中華民國’,並以各種不同名稱,廣泛參與各類官方及非官方國際組織”;

　　二是對“公民投票”的功能與取向重新進行瞭解釋。稱，“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台灣應盡速完成公民投票的法制化工程，以落實直接民權，並於必要時藉以凝聚國民共識，表達全民意志。”

　　三是主張與大陸進行全方位對話。提出“台灣與中國應透過全方位對話，尋求深切互相瞭解與經貿互惠合作建立和平架構，以期達成雙方長期的穩定與和平。”

　　此外,在1999年下半年就開始的“總統”競選活動中，民進黨進一步提出了具體的兩岸政策主張。11月15日，民進黨推舉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發表《跨世紀中國政策白皮書》，再次重申了“台灣前途决議文”的主張，並提出四項具體建議:1、兩岸積極展開對話與協商;2、兩岸對話議題開放,經貿事務、建立軍事互信措施、簽訂和平條約等都可納入談判範疇;3、溝通管道多元化;4“鼓勵中國政治民主化”。

　　但無論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綫”，還是《中國政策白皮書》，基本上都是爲選舉而進行的策略性調整,並非實質性的變化，其“台獨”的基本理念和最終目標、以及圖謀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對外政策並没有根本的改變。其中不僅没有觸及“台獨”黨綱，并且由於黨内仍存有争議，這段時期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主張摇擺不定，反復無常。一方面，爲了化解國民黨打兩岸關係及安定牌,竭力淡化“台獨”色彩以争取中間選民，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顧及黨内頑固勢力及民進黨基本支持力量的態度，因而導致陳水扁面對“獨派”一再表態“追求台灣主權獨立的目標不變”，並在競選過程中高喊“台獨萬萬歲”。

　　(二)陳水扁執政後兩岸政策的基本框架。

　　陳水扁的上台使兩岸關係發展的不確定性和變數進一步增大，和平統一面臨嚴峻的挑戰。陳水扁龢民進黨一方面堅持其的“台獨”立場，沿續李登輝“分裂”路綫，另一方面在兩岸關係上又采取緩兵之計，作出一些所謂緩和兩岸關係的姿態,企圖“以拖待獨”；堅持“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以所謂維護台灣“安全、對等、尊嚴及民衆福祉”爲前提抗拒統一，其“台獨”本質並未改變。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陳水扁當局兩岸政策的基本框架是:以拖待變,全面投靠美國,維持現狀,謀求兩岸分裂的永久化、合法化,在“中華民國”招牌下搞“實質獨立”，走所謂的“務實台獨路綫”。其具體做法：

　　一是以模糊、逥避、拖延等手段拒絶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以拖拒統,以拖待獨。爲了穩定政局，陳上台以後在兩岸關係上，雖不敢也不願公開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甚至在其就職演説中還提出所謂的“四不一没有”的承諾。但實際行動上，却采取蓄意模糊、逥避的態度，混淆視聽，否認兩岸“九二共識”，拒絶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二是大打“民主人權牌”，争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欺騙島内民衆。陳上台後，迎合西方“民主、人權”價值觀,在島内外昇高所謂“民主、人權”的宣傳調門，大肆鼓吹台“民主成就”，聲稱要將台“重新納人國際人權體系”，設立所謂“國家人權委員會”。並不斷鼓吹“島内民衆對台灣前途有最終的選擇權和决定權”、“公民自决”。竭力將兩岸間的主要矛盾從“統獨之争”轉移到所謂“民主”和“人權”的對抗上，借“民主人權”的招牌搞分裂活動。

　　三是全力配合美國的對華戰略，推行比李登輝更爲親美的路綫。與兩蔣時期對美國“又投靠又扺制”、李登輝時期“親日大於親美”的政策相比,陳水扁推行的是一條全面投靠美國、配合其“以台制華”、兩岸“不統不獨”戰略的路綫政策。當選之後，陳水扁積極加强與美國的溝通,向美國顯示其與李登輝的區别，力圖改變“麻煩製造者”的印象。2000年5月20日前陳水扁將其就職演説稿送交美方徵求意見，並公開説他“520”講話的一個重要目標是“讓美國滿意”。陳水扁在政見發表和人事布局等問題上都主動與美國政府通氣，充分“尊重”美方意見，要求美國在兩岸關係中“扮演更爲積極的角色”。同年8月17日，陳水扁關於“統一不是唯一選項”的講話,明顯是迎合了美國當局多次講的“台灣問題的解决方式必須經過台灣人民同意”的論調，爲其推行“台獨”路綫尋找靠山。小布什上台後擺出一幅對華强硬的姿態,在大幅度增加對台軍售的同時，還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陳水扁受寵若驚,甘當美國牽制中國大陸的棋子,使得本已處於僵持狀態的兩岸關係更加雪上加霜。

　　(三)民進黨内部在兩岸政策上存在重大争議。

　　2000年3月18日以來，以“台獨”爲基本理念的民進黨一夜之間成爲執政黨，兩岸關係的走向不僅是島内外各方關注的焦點，同時也成爲民進黨必須面對和處理的問題。民進黨的兩岸政策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壓力:一是祖國大陸堅守“一中原則”以及堅决的反“台獨”立場;二是包括美國在内的國際社會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三是島内國、親、新在野三黨不斷以兩岸議題對當局施壓，敦促其接受“九二共識”，並積極推動兩岸交流活動，民進黨十分被動;四是島内民衆對民進黨的“台獨”心存疑慮，尤其工商界更是强烈要求民進黨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開啓兩岸談判，盡早實現“三通”。以上種種使民進黨的兩岸政策面臨嚴峻的挑戰。在此種情况下,黨内務實派基於鞏固執政地位的考慮，面對島内的政治現實,意識到島内主流民意與民進黨“台獨”立場之間的巨大落差，主張進一步推動民進黨兩岸政策的轉型，但遇到來自黨内的種種阻力。

　　民進黨執政後，如何處理“台獨黨綱”的問題再度浮上台面。黨内對此主要有三派意見:務實派認爲民進黨必須轉型,甩掉“台獨黨綱’的包袱,新世紀辦公室係“立委”陳昭南向中央提案修改“台獨黨綱”,一些新世代“立委”也要求“擴大黨綱意涵、修改台獨主張”;保守派認爲，現在還不能輕言修改“台獨黨綱”，但基於政治現實的考慮，可以少提“台獨”黨綱，避開來自各方的尖鋭批評;激進派則堅决反對修改“台獨黨綱”,公然聲稱“民進黨對台灣前途的主張並不因爲執政上台而改變”,甚至提出將“台獨黨綱”作爲對抗祖國大陸的“縱深”籌碼。黨内激進勢力的影響力依然很大，而對“台獨黨綱”存廢具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陳水扁却一直不表示態度,黨主席謝長廷只好采取含糊的變通説法。以陳水扁的“五不已經對台獨黨綱做出新的詮譯”“目前修改台獨黨綱没有急迫性”來解套。面對黨内基本教義派的巨大壓力，陳昭南被迫撤回修改黨綱的提案，在2000年7月中旬召開的九届一次全代會通過的宣言中，依然堅持“台灣主權獨立的立場絶不改變”，長期困擾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包袱仍然無法扔掉,民進黨依然突破不了執政的困境。

　　另外,民進黨内部在如何處理“一個中國’問題上也存在着嚴重分歧，基本教義派與務實派的衝突不斷,黨主席謝長廷關於金門厦門“是同屬於一個國家的兩個城市”講話引來黨内中一片反對之聲,謝的厦門之行宣告流産。此後，謝長廷談及台灣前途時表示“不排除統一爲未來選項”,以及“回歸憲法談一個中國”的講話，甚至招來基本教義派要“罷免黨主席”之灾。基本教義派明確表示，民進黨没有可能接受一個中國,務實派推動兩岸政策的轉型努力嚴重受阻。最後，爲整合黨内意見，更爲了搪塞來自各個方面要求陳水扁回應一個中國緩和兩岸關係的呼聲,在民進黨的主導下,推出“跨黨派小組”的所謂“三個認知、四個建議”的共識，要以“依中華民國憲法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繼續逥避拒絶一個中國原則，力圖從困境中解套。但其“共識”不僅没有能化解困境，反而引起在野黨的强烈質疑與批評。

　　今年元旦,陳水扁又抛出一個變相的“兩國論”，即所謂的“政治統合論”，企圖借此欺騙世人，達到緩解内外壓力的目的。然而，正是由於陳水扁與民進黨在兩岸政策上逥避實質問題，大玩文字遊戲,導致兩岸關係混沌不清，使得島内廣大民衆對台灣前途缺乏信心，直接影響了台灣政局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在陳水扁上台一週年之際,島内各種民調均顯示，陳水扁一年來的各項執政成績均爲“不及格”，民衆對其兩岸政策的不滿意度僅次於財經政策，排名第二。對此,島内媒體一針見血地指出“兩岸關係始終是民進黨的燙手山芋,選前如此,選後如此，執政滿一年後還是如此。”

　　結語

　　應該説，目前民進黨的兩岸政策仍處於變化與轉型的過程之中，但其基本格局仍是“台灣前途决議文”的基本框架。而在未來的執政過程中,尤其是面對今年的“立委”及縣市長選舉，民進黨的兩岸政策的走向將繼續成爲其争取選票的關鍵，同時也將面對在野勢力的挑戰。從目前島内政治現實分析，民進黨兩岸政策能否朝着務實的方向轉型，不僅關係到兩岸關係的走向,在某種程度上説，也是民進黨執政基礎能否得以鞏固在關鍵之所在。民進黨在未來三年的執政期間采取什麽樣的兩岸政策，人們正拭目以待。

　　（作者與餘克禮、黨朝勝合著,發表於《台灣研究》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