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涉台事務研究中心主任謝鬱近日接受中評社專訪時表示,拜登政府上台後,美國的台海政策基本上維持戰略模糊:既重申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另一方面又大力提昇美台關係,加强在軍事安全上協防台灣,不斷强化台灣作爲遏制中國的砝碼和棋子作用。目前中美博弈進入深層次的、全方位的、長期化的戰略相持,但拜登政府現在尚未準備好台灣問題上與中國攤牌,不打算在台海與中國發生直接衝突,希望拉長戰綫深度牽制中國,這是其維持一定程度戰略模糊的重要原因。
謝鬱對中評社説,維持一定程度的戰略模糊是拜登政府與特朗普政府的重要區别,特朗普政府把長期以來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模糊逐漸推向戰略清晰,而戰略清晰導致的結果,必然是中美之間爆發激烈的對抗、危機與衝突。而拜登政策上台後,基於多種判斷,其台海政策有所回調,維持基本面的戰略模糊。
謝鬱認爲,台灣問題對中國大陸來説是核心利益,事關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中國政府和人民在維護主權方面没有退讓妥協的餘地。可是對於美國來説,台灣問題不是其核心利益,是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重要的相關戰略利益,而這個重要的相關戰略利益的目標是“以台制華”,不是實現“台灣獨立”。這張牌對美國來説是要長期打下去,以求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而長期打下去的前提就是是不破局,不攤牌。所以島内某些“急獨”勢力見獵心喜,認爲中美對抗是推進“台獨”的最佳機遇期,可以火中取栗,這是誤判,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目標利用台灣問題遏制中國,不是幫助台灣“獨立”,這才是美國對華戰略的目標任務,要清楚這一點,否則就很危險,會將台灣推向危險的境地。
謝鬱對中評社表示,從拜登政府上台半年多的觀察來看,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主體脈絡還是集中精力遏制打壓中國,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戰略判斷和戰略定位。在這個大前提下,在台灣問題上,拜登政府打“台灣牌”的動能和力度都不會减弱。但從總體上看,在中國一再明確宣示台灣問題事涉領土主權完整不容侵犯的堅定立場之下,可以看齣目前美國並不打算在台灣問題上與中國攤牌,拜登政府打“台灣牌”會以切香腸的方式推進,不會輕易越過臨界點,以免中美全面攤牌引發台海戰争。
以下是訪問全文:
中評社: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一百週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到台灣問題時説“解决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産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您怎麽解讀“歷史任務”這一提法?您認爲中國共産黨在實現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時會如何處理統一的問題?
謝鬱:習總書記在建黨一百週年大會上關於台灣問題的論述,贏得了非常强烈的反應,有一個重要的點是重申了“歷史任務”這個詞。中國共産黨從上世紀的90年代開始提“三大任務”,21世紀上半葉,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有三大曆史性的任務: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全面建成小康、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
這三大曆史任務是中國共産黨歷史性的選擇,也是人民的選擇。伴隨着中國改革開放,中國富强起來以後,國家統一的問題就提上了歷史任務的日程。
十九大以後,中國明確了兩個百年的新目標,第一個百年目標是脱貧建成小康,現在已經完成了。第二個百年開啓的時候,三大曆史任務的進程、歷史的方向、目標、路徑都越來越清晰了。這次建黨百年是在完成第一個百年完成、第二個百年開啓的關鍵點,重申了國家統一的歷史任務,具有十分重要的時代意義。
2019年1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説過,“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是70載兩岸關係發展歷程的歷史定論,也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國家統一這一歷史性任務,已經納入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體歷史任務目標裏。也就是説,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和第二個百年目標——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一體的。統一的目標是既定的,統一的方向是不可逆的,統一的進程是持續在推動的,統一的路徑是有多種方式的。
“1.2講話”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論述“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産生,必將隨着民族復興而終結,”也就是説,當我們最終實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候,國家統一的任務就已經完成了,换言之,只有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是圓滿的,也才是完整的。因此在建黨百年大會上提“歷史任務”,與第二個百年“民族復興”的目標任務相輔相成的。
建黨一百週年大會的講話,在台灣問題上對外界傳達了三點重要的信息:
第一,講話中强調,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强决心、堅定意志、强大能力!對於解决台灣問題,中國政府有意志、有决心,關鍵還有强大的能力。這一點是向“台獨”勢力及外部反華勢力發出嚴正的警告,再度傳送明確信號,不要誤判形勢,更不要幻想中國政府和人民會在國家核心利益問題上退讓妥協,這是退無可退的。
第二,講話中還提到,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這一表態透露出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盡管面臨着嚴峻的形勢,但在國家統一問題上,仍然會盡最大努力,争取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因爲這是符合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最佳方式。
第三,大陸對台灣同胞仍寄予厚望。講話中還提到,解决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中國共産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他呼吁包括兩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華兒女,要和衷共濟、團結向前,堅决粉碎任何“台獨”圖謀,共創民族復興美好未來。這表明,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實現國家的統一,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最高利益所在。這是對台灣同胞,對所有炎黄兒女寄予了厚望,也展示了强大的戰略信心和戰略定力。
中評社:台灣本輪疫情暴發後,民進黨當局多次拒絶大陸願提供疫苗的善意,反而高調感謝美國、日本提供疫苗,您如何評價民進黨當局的這一系列做法?民進黨當局不願意接受大陸疫苗的主要原因是什麽呢?
謝鬱:台灣五、六月的疫情蔓延,是執政當局在防疫方面的疏失所導致的。因爲在之前蔡英文當局一直以“抗疫優等生”的姿態,、非常驕傲地到處去推廣台灣經驗。而此次疫情蔓延是由於民進黨當局過於自信,之後變成了自滿,進而放鬆了抗疫的防綫,導致“千裏之堤,潰於蟻穴。”
這一波台灣疫情昇高以來,大陸方面給予瞭高度的關注,在第一時間表示可以爲台灣提供疫苗以及其他的抗疫物資。可是台灣當局從2020年大陸疫情暴發開始,就一直在借着疫情對抗大陸:第一,在台灣參與世衛組織的問題上。民進黨當局借疫情與美國聯手,與大陸對抗,不斷地抹黑、污衊和攻擊大陸;第二,台灣本輪疫情暴發時,防控無方,疫苗短缺,而目前全球範圍内,防疫措施除了隔離,最有效的就是疫苗。大陸國台辦、民間團體、台商協會等各方面都積極地表示願意向台灣提供疫苗,包括大陸生産的疫苗、上海復星代理的德國BNT疫苗,但台灣當局全部拒絶,並將大陸的善意污衊爲“假好心”。
在台當局看來,只要是有中國大陸元素的疫苗,全都拒絶使用。從疫情暴發之初,就借疫情昇高與大陸的敵對情緒,兩岸一直處於對立與對抗中才符合現在美台聯手反中的戰略需求,也符合民進黨不斷地向美國争取表現的定位與價值——在美國印太安全戰略裏,台灣是重要的一環。
在疫苗問題上,民進黨當局一再説是因爲大陸的干擾和破壞,台灣拿不到疫苗,疫情得不到控制,這是台當局在島内進行動員時的一貫説法,目的就是甩鍋給大陸,推卸防疫不力的責任。民進黨當局延續2019年以來轉移矛盾焦點的做法,將民衆對其執政的憤怒引向對抗大陸,引向兩岸關係緊張。在這樣的邏輯下,如果民進黨當局接受了大陸的疫苗,或者經由大陸企業代理使台灣得到疫苗,之前的邏輯就不成立了,就會不攻自破。
正是基於此,民進黨當局當然不願也不會接受大陸在疫苗方面的幫助。這其中顯示出台灣當局的心態:政治高於疫情。疫情如火,人命關天,可是在這個時候,民進黨當局把政治上的思考和操作高於疫情的防控,這是罔顧民生。
新冠病毒是人類共同的敵人,兩岸如能携手抗疫,共護民生,疫情本應可能成爲緩解兩岸對立緊張氣氛、拉近兩岸民衆感情的契機,但台當局的一系列逆向操作,使得本已處於低迷惡化的兩岸關係,又是一次雪上加霜。
中評社:拜登政府上台後,仍然在通過各種方式打“台灣牌”,美國學者也頻頻警告若美國放棄一個中國政策恐引發戰争,您認爲拜登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整體戰略是怎樣的?是繼續“切香腸”還是可能會有比較極端的做法?大陸應該如何應對?
謝鬱:拜登政府對中美關係的戰略定位,與特朗普時期是一致的,就是把中國列爲美國最强有力的競争對手和遏制對象,這在美國是有共識的,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包括行政部門、國會、五角大樓和戰略界,所以這是美國全政府的認知。
在這樣的認知下,從拜登上台以後對華遏制戰略總體未變,但做法上從特朗普時期的全面對抗+極限施壓+危機頻發,調整爲競争遏制+有限對話+危機管控。在台灣問題上,拜登政府打台灣牌的動能和力度都不會减弱。在某種程度上,台灣這張牌對美國來説,是遏制中國時成本代價相對較小、收益較大、打起來較順手的一張牌。因爲台灣對中國而言是核心利益,美國推出涉台法案、或美台官員互訪層級提昇、美國戰機軍艦到台灣停泊,都會觸及中國主權利益,因此美國不斷在台灣問題上出招,意在持續增加中國戰略成本的投入。
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有變與不變的部分,不變的部分:出於美國對華遏制戰略的需要,未來拜登政府打“台灣牌”的意願與動能不會降低,總體會延續過去幾年的方向和政策軌迹,包括:不斷通過在台海地區展示軍事力量表達在安全與軍事領域協防台灣的承諾,繼續推出對台軍售項目、維持一定層級的美台官員互動與交流、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的活動、幫助台灣維持“邦交國”數量,加强美台經濟關係,將台灣納入美澳日歐産業供應鏈,提昇台灣在美印太戰略中的功能定位等等。
改變的部分:未來拜登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政策思維與做法會有所修正與調整。一是美國台海政策會從特朗普時期的戰略清晰局部回調到維持戰略模糊,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會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與台灣關係法》、“對台六項保证”之間維持模糊的、動態的戰略平衡。近期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以及拜登核心幕僚艾利森等人在多個場合表示,拜登政府仍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一個中國的首都在北京,並不存在台灣這個獨立國家,美國不會承認獨立的台灣”。另一方面,又多次宣示對台灣安全的承諾。二是與特朗普時期近乎失去理性的極限施壓相比,拜登龢民主黨打“台灣牌”時或會相對謹慎、穩健、精算,在具體做法上具可預測性、持續性。三是美國新政府在對待大陸和台灣時,會更加突顯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對立,更多地打“民主人權牌”。四是在拜登政府外交政策重回多邊主義的情况下,會更注重修復、整合與西方傳統盟友的關係,對華遏制形成更緊密的同盟關係,在台灣問題上西方陣營或會更趨立場、行動一致。
從總體上看,在中國一再明確表達台灣問題是涉領土主權完整的核心利益面前,美國尚未作好在台灣問題上與中國最終攤牌的準備,拜登政府打“台灣牌”會以切香腸的方式推進,不會輕易越過臨界點,以免中美全面攤牌爆發直接軍事衝突。
中評社:美國白宫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近日稱“美國不支持‘台獨’”。您怎麽解讀這一表態?爲何在此時提出?
謝鬱:坎貝爾是拜登政府主管印太安全事務的重要官員。在兩岸關係比較緊張的時候,他明確表達美國不支持“台獨”,但同時又表示,拜登政府會全力加强美台非官方的關係。坎貝爾在這時作上述表態,有幾點需要注意:
第一,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别,特朗普政府把長期以來美國在台灣海峽兩岸的雙軌平衡戰略模糊逐漸變成了戰略清晰,而戰略清晰導致的結果,必然是中美之間爆發激烈的對抗、危機與衝突。特朗普以極限施壓,野蠻衝撞的方式,所以危機突發、擦槍走火的風險性急劇昇高。
到了拜登時期,美國的台海政策有所回調,維護戰略模糊。我們看到,拜登上來以後到現在,在半年多的時間裏,拜登政府的一些重要官員,包括拜登本人、國務卿布林肯、坎貝爾等人的表態,一方面既强調美國有協防台灣的義務,繼續批準涉台法案,兩度派出軍機降落台灣,最近又批準了7.5億的對台軍售案,實際上是在不斷提昇美台之間的實質關係,不斷在衝撞“一中”紅綫。但同時美國官員也不斷在表態,美國没有改變一個中國的政策——當然這是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在中美“三公報和《與台灣關係法》以及“對台六項保证”之間的動態平衡。拜登政府不斷在多個場合上表示台灣不是一個國家,這次坎貝爾更明確地講不支持台灣“獨立”,但是美國會積極提昇美台之間非官方關係,所以這顯示拜登政府在台海問題基本維護戰略模糊:既重申一個中國政策,又不斷加重協防台灣、提昇美台關係的力度,昇高台灣作爲遏華的棋子作用。
美國這樣做的目的有幾個:一是當中美這場博弈進入現階段深層次的、更全方位、長期化的對抗和較量的時候,或可稱爲戰略相持階段,美國現在並不想因台灣問題破局,並不認爲目前是與中國攤牌的好時機,所以依然維持戰略模糊。當兩岸關係對抗和緊張上到一定程度時,美國就往回調一下,相對放緩一下,這要看美國對戰略節點的判斷。
第二,美國的戰略界有很多瞭解中國大陸和台灣問題的智庫和專家,他們其實是清楚的,在美國和日本打台灣牌的鼓勵下,近幾年“台獨”勢力有恃無恐一直在往前冲,不斷挑釁並衝擊主權紅綫和大陸的忍耐底綫。美國亦非常清楚,如“台獨”一再往前冲,最終只會逼中國大陸動武,就是通常所説的“急獨”必然導致“急統”,這個邏輯美國是很清楚的。所以在這個時候,既然美國判斷現在不是在台灣問題上跟中國大陸攤牌的時機,“台獨”走到一定的時候,美國就會踩一下刹車。所以坎貝爾的講話,其實也是對台灣島内民進黨當局的告誡:美國不願意看到“台獨”冒進突破大陸的底綫導致台海“破局”。
第三,台灣當局現在不斷吹嘘美台關係上昇到歷史最高,被很多急“獨”勢力視爲是尋求“台獨”和推進“台獨”戰略的重要機遇期,一些島内的深緑急“獨”分子認爲現在有美國的支持,要把台“獨”做到實。美國發出警告以後,他們應該很清晰地看到,台灣問題對中國大陸來説是核心利益,“台獨”傷害了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就等於損害了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大陸是没有妥協餘地的,一定會采取必要手段來維護領土主權完整。
可是對於美國來説,台灣問題不是核心利益,只是美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重要安全戰略利益,而這個重要的相關戰略利益的目標就是“以台制華”,不是實現台灣“獨立”,也就是説“台獨”不是美國的戰略目標和任務,打“台灣牌”只是手段,要繼續打下去的前提是不破局、不攤牌。如果現在破局,這張牌怎麽往下打?所以“台獨”勢力誤判了美國的真正意圖,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戰略目標是遏制中國,而不是幫助台灣實現“獨立”。
坎貝爾的上述講話,台灣島内的“台獨”勢力應該清楚看到,特别是台灣的民衆應該清楚,美國在台灣問題上要獲得的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並不是“台獨”的夢想、更不是台灣民衆最關心的和平與發展利益,這一點很清楚。
雖然坎貝爾講了不支持“台獨”,但是大陸也應有非常清楚認知,美國打台灣牌的動能和企圖是不會减弱的,會以“切香腸”的方式,一步一步提昇美台互動與交往的層級,在軍事和安全上强化對台灣的支持,批準新的對台軍售,出台更多涉台法案、密切美台軍事合作、幫助台灣拓展國際空間等等,但是美國會掌控住方向與節奏,不會放任台灣把節奏帶偏,讓局勢失控。在這一方面,台灣是没有主動選擇權及决定權的,完全是被動的一方。
中評社:台灣疫情暴發後,民進黨民調好感度下跌,但國民黨的好感度却未能上昇。在推動大陸疫苗入台問題上,國民黨中央也是畏首畏尾,無所作爲。您如何評價國民黨現在在台灣政治生態中的位置?國民黨應該如何走出困境?未來國民黨是否堪當大任?
謝鬱:國民黨再次敗選後,進入一種内部缺乏凝聚力、没有方向感的涣散狀態,在政策檢討、核心論述、人才培養、内部整合、監督制衡民進黨等方方面面,没有給外界一種强力革新、重振旗鼓的感受,没有讓民衆看到士氣回昇、重新上路再出發的國民黨。
台灣疫情發生以後,民進黨防疫不力民怨沸騰時,民進黨的民調支持度下跌,然而國民黨的民調支持度也在跌,民進黨在疫情後不滿意度高達80%、82%?,從政黨支持度來看,5月到6月,民進黨的支持度從23%跌到了21%、22%,但國民黨的支持度也從21%跌到了18%,反而是柯文哲個人政治聲望龢民衆黨支持度上昇了。按常理,執政黨做得不好就是給在野黨提供上昇機會,應該是此消彼長,然而並没有。從民進黨那裏流失的民心,也没有流向國民黨,這應該是國民黨無所作爲的結果。
首先,作爲在野黨,國民黨的職責就是監督、批評、制衡,當執政黨做得不好的時候,要站出來爲民衆發聲,把自己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起,這樣才是在野黨重新獲得人民信任的關鍵點。本來這次的疫情完全是執政黨的失誤,是民進黨執政不力、防疫不力,特别是政治抗疫、罔顧民生,民進黨當局“用愛發電”、“校正回歸”、“認知作戰”等等一系列荒腔走板的作爲,完全可以成爲國民黨發力的機會,但國民黨未能把握好時機。
第二,國民黨没有提出解决當下台灣防疫困境的辦法。國民黨在兩岸關係上是有優勢的,積極與大陸溝通解决台灣疫苗短缺,或者通過其他方式,國民黨都可以有所作爲。我們看到反而是一些個人比如張亞中、郭台銘,還有一些民間社團、地方縣市首長都積極想辦法來做這些事,而國民黨作爲第一大在野黨,没有出來發揮作用解决台灣的疫苗困難。
國民黨面臨的困難很多,但最突出的問題:
一是内部團結的問題。這是個老問題,是國民黨的沉疴,江啓臣任黨主席後同樣没有解决這個問題。黨主席選舉因爲疫情推遲了,在黨主席選舉中,黨内還會有一場競争,最近朱立倫已明確表態要選,選後新任黨主席是否有能力形成强有力的領導核心,有效整合、團結黨内各派勢力,彌合裂痕,凝聚人心士氣,决定國民黨能否重新再起,迎戰明年“九合一”及2024的再次對决。
二是價值理念與主體論述缺失。一個政黨即便是執政的時候,如果没有理念也是走不遠的,何况國民黨現在還是處於在野的困境和逆境中,不樹立起全黨共同的理念和論述,如何能凝聚士氣、唤回民衆的信心,靠什麽再上路?這是國民黨要思考的問題。
三是兩岸政策立場方向混亂。國民黨敗選後内部的檢討和反思並没有找準方向,反而把兩岸關係、“九二共識”當成負面資産而棄守,把兩岸優勢話語權拱手讓人。特别是2020年10月國民黨黨團在“立法院”提“台美復交”、“促美軍協防台灣”兩項决議案。無論出於何種意圖,這兩項提案都是非常錯誤的。首先,提案内容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觸碰到“台獨”這一兩岸高壓綫。盡管不可能有什麽實際效用,但其由島内最大在野黨正式提出並得以通過,令本已危機重重的兩岸關係更雪上加霜、愈發兇險。其次,這兩項决議案未能如某此國民黨人士所言“逼民進黨打假球現形”,反而落入民進黨的話語邏輯中,增加了民進黨“倚美謀獨”的正當性。其三,國民黨跟民進黨比誰更本土、誰更親美,這就是拿香跟拜。無論是在“親美”還是“本土”方面,國民黨跟民進黨比都不會有優勢,反而會落入對方的叙事邏輯,從而喪失兩岸和平的話語優先權,無异於自廢武功,自棄立足之本。
無論政黨還是政治人物,想要站得穩、走得遠、有前途,一是要順應曆史大勢,二是要守住民族大義。作爲一個百年老黨,國民黨經歷過歷史沉浮,在事關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大是大非問題上,黨内很多有識之士都會有清醒的認識,關鍵時刻應承擔起導正方向、堅守“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責任與擔當。
國民黨應該好好審視,兩岸關係未來方向是什麽?台灣真正的利益需求是什麽?如何選擇纔可以走出自己的新路?國民黨只有在兩岸關係上走出不同於民進黨的路來,才會有地位和空間。在即將開始的黨主席選舉期間,黨内各方關於兩岸關係政策的討論,選後國民黨新的領導核心路綫方向的選擇,都值得關注,這對未來國民黨的發展至關重要。敢問路在何方?其實路在脚下。
中評社:受疫情影響,兩岸交流中斷已久。2021年3月,邱太三剛剛上任陸委會主委時説希望兩岸能“春暖花開”,現在春天已經過去了,“花”也没有開。您認爲兩岸交流未來應該如何恢復?
謝鬱:春暖花開需要有陽光和雨露,陽光雨露就是兩岸共同的政治基礎——“九二共識”。有了春風雨露自然就春暖花開了,但是很可惜,民進黨當局在“九二共識”上並没有表示出調整和接受的意向,反而在疫情疫苗問題上一系列的“反大陸”、“仇共”反向操作,更進一步加劇了兩岸關係的冰封與對立,這只會令兩岸關係更加惡化。
兩岸關係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兩岸對話,另外一個是兩岸交流。兩岸交流是民間的,要與政治面的兩岸對話區分開來。無論兩岸政治關係怎麽樣,兩岸的民間交流是不應該中斷的。大陸一向主張不應以政治力量干擾兩岸民間交流,更不以政治力量阻擋兩岸人民的往來與人文交流。在兩岸交流上,現在兩岸是采取兩種完全不同的操作方向。
大陸從2018年以來,就持續不斷推出促進兩岸融合發展的政策,推動落實兩岸同等待遇的系列政策,從惠台31條、26條措施,到支持台企復工復産的11條措施、農林22條措施等等,這些都是爲了促進兩岸人民的交流與交往,希望台灣同胞從交流中能够享受到兩岸同胞同等待遇,共同分享發展紅利。大陸努力推動兩岸同胞享受社會服務同等化、普惠化和便捷化,是希望兩岸的民間交流朝向兩岸一體化、兩岸命運共同體方向來發展。
反觀民進黨當局,從2019年開始,就不斷逆向修法,包括“國安法”、“反滲透法”、修改”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等,實際上通過“修法”在爲兩岸交流設置更多更嚴的障礙,阻擋兩岸交流,恐嚇壓制台灣民衆龢民間團體與大陸進行交流。因爲兩岸交流融合跟民進黨當局“反中謀獨”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民進黨當然不希望看到兩岸民間交流密切、兩岸融合加深。台灣當局采取一系列修法對抗、阻隔和管控兩岸交流,就是要對抗大陸的融合發展,扺消大陸一系列政策融合發展的效果。台灣方面的這些政策和作爲對兩岸交流必然是有傷害的。
在疫情之下,兩岸交流幾乎是中斷的,有雙重原因,一個是疫情的阻斷,還有一個就是政治力量的阻斷。疫情總會過去的,當疫情結束以後,兩岸交流的重啓勢在必行。
1987年兩岸開放交流以來,到今天30多年,交流已經是無法阻斷的。兩岸的民間從經濟、文化、科技、人員和教育等各種層面交流,已經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客觀需求與趨勢。疫情之後,兩岸交流勢必重啓,可以想見,重啓後的兩岸交流會有很多問題和困難,脆弱而不穩定,在這個過程中,大陸會積極努力出台各種政策措施幫助民衆和企業克服困難恢復交流,一如既往地落實兩岸同胞同等待遇,深化融合發展,落實兩岸一家親。
從台灣方面來説,第一,台灣當局“修法”對兩岸交流的危害依然存在,民進黨當局會如何用這些法律來阻擋、懲戒台灣民衆的交流活動,這是要觀察的,如果民進黨當局真這樣做的話,對兩岸交流的危害、阻擋民衆享受交流紅利的傷害就會很大;第二,兩岸交流中除了有積極的利多的方面,也會有一些偶發性的事件,或者一些突發性的個案,在這種情况下,台當局如果繼續“反中”思維,把技術性、個案性問題泛政治化,意識形態化,那就會對兩岸交流造成嚴重傷害。要把交流中出現的事務性問題簡單化、單純化的處理,出現什麽問題就解决什麽問題,一切爲了兩岸民衆。如果把所有問題都進行政治層面的操作,只會使得兩岸關係進一步的走向惡化。
第二,兩岸現在都有隔離措施,兩岸民衆大規模往來雖然不現實,但局部的人員往來還是可以進行的,大陸方面也會提供一些便利。在疫情還没有完全結束的時候,兩岸也是可以有一些交流方式的,比如在文化、學術、藝術、科技等領域,通過綫上進行交流。
第三,在防疫方面,如果台灣民衆、社會團體需要大陸方面提供幫助,大陸還是會積極施以援手,包括爲台灣民衆到大陸來打疫苗提供方便。在疫情之下和後疫情時代,大陸在推動兩岸交流方面的行動會一如既往,這是既定的。
中評社:本輪疫情重創台灣經濟,造成民生凋敝,旅遊業者、餐飲業者都苦不堪言,歇業的店鋪連成片,您認爲台灣應該如何走出疫後的經濟困境?
謝鬱:自從美國把中國作爲遏制對象,推動中美全方位的科技脱鈎、經濟脱鈎以來,某種程度上蔡英文當局也在配合美國搞兩岸脱鈎,包括讓台商回流、在兩岸經貿上設很多關卡。但兩岸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已經到了相當深入的層次,行政的力量是阻不斷的,台灣對大陸經濟的依存度還在繼續加深。
2020是疫情之年,當大部分國家的經濟都是負增長的時候,中國大陸及時復工復産,實現GDP由負轉正,並開啓雙循環經濟模式,展現了較强的經濟復蘇能力。2021年是疫情持續的第二年,兩岸交流受到較大影響,但從兩岸的貿易額來看,2021年1月到5月,台灣對外出口中大陸和香港占42.6%,所有東盟國家加起來占16%左右,美台之間的貿易占14.3%。大陸依然是台灣第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第一大對外投資地,第一大貿易伙伴,這就是現實,在這種情况下,台灣當局要强行把台灣從與大陸的經濟聯繫中剥離出來、加入歐美的産業鏈,這種强行剥離是做不到的,疫情之後台灣經濟的恢復依然離不開大陸,兩岸經濟上深度依存的既有格局不會改變。
(中評社北京2021年8月12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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