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曾經作爲東亞“四小龍”之首的我國台灣地區（以下簡稱台灣），在1990年代達到高收入經濟體之後，經濟增長進入波動加劇和緩慢提昇的階段，平均經濟增長率由1991-2000年的6.5%，下降至2011-2019年的2.6%。近年，受國際政治經濟情勢變化和新冠疫情等的影響，台灣經濟發展呈現新的變化和特徵。本文對近年來台灣經濟發展進行簡要分析，指出其特徵和潜在問題；同時，針對新形勢下兩岸經貿特點，本文也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台灣經濟發展的近况和特徵

　　（一）經濟持續增長

　　在人口增長緩慢（近年基本穩定在2300萬人）的背景下，台灣經濟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即進入波動加劇和緩慢提昇的階段：1991-2000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爲6.5%，2001-2010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爲4.6%，2011-2019年平均經濟增長率大約爲2.6%。近年，因美國對華貿易戰、科技戰造成的訂單轉移效應和核心産業空前繁榮的推動下，2020年台灣經濟增長率增加至3.36%，2021年更昇至6.57%，創近二十年新高。

　　在經濟總量方面，1991年的台灣地區生産毛額(GDP)爲1870億美元，到2001年增加到4840億美元，2021年增加至7749億美元(參見圖1)，約相當於同期大陸經濟總量的5%。

　　圖1台灣的經濟增長(1991-2021)

　　台灣的人均GDP由1990年代的一萬多美元（1992年突破一萬美元達到10768美元），增加到21世紀初的二萬多美元（2001年突破二萬美元達到20866美元），去年（2021年）更進一步突破三萬美元達到33011美元(參見圖2)。

　　圖2台灣地區的居民收入(1991-2021)

　　（二）對大陸依存度逐年昇高

　　作爲小型開放經濟體，出口對台灣經濟增長至關重要。自1990年代中後期始，大陸經濟快速增長和兩岸産業分工專業化體系建立，大陸即成爲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對祖國大陸出口的持續擴張成爲台灣經濟增長的主要推手。台灣對大陸的出口依存度（即對大陸出口占總出口的比例）在2001年爲26.7%，這一比例到2007即突破四成達到40.7%，此後除個别年份稍有下降（如2008年由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對大陸出口依存度都超過40%（2007-2019平均爲40.4%）。近年更進一步增加，2020年台灣對大陸及香港出口1513.8億美元、出口依存度攀昇至43.86%，2021年對大陸及香港出口1888.8億美元、出口依存度爲42.3%。

　　以貿易順差來看，大陸及香港是台灣最大的順差來源地。2021年，台灣對大陸貿易順差高達爲1047億美元（2021年全年台灣整體貿易順差爲652.8億美元）（參見圖3）。進入2022年兩岸貿易持續高增長，第一季台灣對大陸貿易順差也達到276.3億美元。

　　圖3台灣對大陸出口依存度(2001-2021)

　　（三）半導體産業在台灣經濟中一枝獨秀

　　台灣於1970年代即進入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適宜的制度安排、産官學界的密切合作和高效的垂直分工産業架構，孕育了台灣半導體産業强大的競争力，尤其在芯片製造（集成電路）方面。以當期匯率計算，2021年台灣半導體産值約1458億美元，占全球5559億美元總産值的26.2%，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若按工廠所在地的半導體産能衡量，2021年台灣以22%的份額高居世界第一。2021年全球前十大芯片代工製造企業中，台灣就占四家（台積電、聯電、力積電和世界先進）；台灣一地全球芯片代工産能占比即達63%。其中，全球最大芯片代工企業台積電的製造産能就占全球代工産能的一半以上（2021年其全球占比爲53%）；在最先進制程的5納米（1納米=1米的10億分之一）芯片生産上，台積電更是幾乎壟斷市場，占比高達92%。加上在其他半導體子産業如設計、材料等方面也極具競争力，使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如今，半導體産業已成爲台灣最重要的産業部門，也是帶動出口增長的核心部門。

　　1.集成電路（芯片）是台灣最重要單一出口産品

　　集成電路（芯片）已成爲台灣最重要單一出口産品，其出口占台灣總出口的比例2001年爲12%，這一比例於2012年突破二成(20.6%)，此後節節攀昇，2020年，集成電路出口1225.8億美元，占台灣總出口的38.4%，2021年台灣集成電路出口值增加到1557.01億美元，占總出口的37.8%（參見圖4）。單一産品出口占總出口近四成，是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非常特殊的現象。

　　圖4集成電路出口占台灣出口的比重(2001-2021)

　　集成電路也是台灣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2021年台灣集成電路順差741億美元，比整體貿易順差649億美元還要高。實際上，從2019年開始台灣集成電路出口順差即大於整體貿易順差，2019-2021年，集成電路順差爲467.78億美元、603.35億美元和744.4億美元，分别是同期台灣貿易總順差435.1億美元、589.8億美元和6648.9億美元的1.08、1.02和1.15倍（參見圖5）。

　　圖5  集成電路順差占台灣貿易順差的倍數(2001-2021)

　　2.台灣集成電路（芯片）出口主要集中於大陸市場

　　台灣出口産品集中於集成電路（芯片）這一單一産品，而集成電路的主要出口市場則集中於大陸。近十年來，集成電路占台灣對大陸出口的比例呈現持續攀昇趨勢：由2012年的16%提高至2015年的31.3%，近年更昇高至五成。例如，2020-2021年台灣對大陸的出口爲1513.8億美元和1888.8億美元，其中，集成電路出口高達749.8億美元和937億美元，占台灣對大陸出口的比例分别爲49.5%和49.6%（參見圖6）。

　　圖6  集成電路出口占台灣對大陸總出口的比例(2001-2021)

　　由貿易順差衡量，集成電路這一單一産品則是台灣對大陸貿易順差的最大來源。從2016年開始，集成電路對大陸貿易順差占台灣對大陸總貿易順差比例即超過五成（54.3%），近來更昇高至七成左右。例如，台灣集成電路對大陸貿易順差2020年595.2億美元，占當年台灣對大陸貿易順差865.7億美元的68.8%；2021年台灣集成電路對大陸貿易順差734.5億美元，約占台灣對大陸順差1047億美元的70%（參見圖7）。而且，這種集成電路單品巨額順差還是在美國對我半導體技術封鎖和貿易禁運下取得的。

　　綜上所述，出口是台灣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而台灣的出口市場主要依靠大陸。半導體産業則是台灣的核心出口産業，半導體出口（主要表現在芯片這一單品上）順差是台灣出口盈餘的最重要來源，這些順差幾乎全部來自於大陸市場(2021年占比99.05%)。

　　三、台灣經濟面臨的問題

　　除了既有的賦税不公平造成的收入差距擴大、財政紀律鬆弛引致的政府高負債、一般社會大衆實質薪資長期低增長等問題，台灣近年因半導體産業一家獨大也引起新的問題。兹簡述如下。

　　圖7集成電路順差占台灣對大陸總貿易順差的比例(2001-2021)

　　台灣半導體産業已成爲島内核心産業，對推動台灣經濟增長和出口擴張貢獻巨大。但是，半導體是高資本密集和高資源投入的産業，半導體産業的一枝獨秀，使台灣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患上了俗稱的“荷蘭病”，即經濟體單一産業的异常繁榮和出口主導，排擠了其他産業的發展，對整體經濟的均衡發展和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减十分不利。

　　首先，台灣半導體産業的繁榮使相關企業以遠高於其他行業的工資大量招募工人，服務業和其他工業部門則面臨工資待遇缺乏吸引力、企業競争力喪失等風險。台灣半導體及相關電子産業工資比一般製造業平均高出50%左右、比服務業高出約59%。同時，台灣半導體雖然産值高，但相關就業人口僅占總就業人口的7%。少數人的高收入且持續增加會進一步惡化收入分配差距。同時，個别部門的高收入高增長會導致總需求激增，推高食品價格，帶來潜在通貨膨脹，進而影響未享受到工資增長的行業工人的購買力。

　　其次，半導體産業消耗大量水、電資源，對資源匱乏的台灣島内能源供應造成極大壓力。例如，僅台積電一家企業，2021年在台灣北部、中部、南部工廠的日均耗水即高達15.6萬噸（整個新竹科學園區全部企業的日均耗水也才14萬噸），約占台灣全部科學園區的三分之一的用量。未來，台積電一座2納米制程工廠日均耗水即達12萬噸。隨着芯片制程等級的提高，對電力的消耗也倍增。以28納米爲基準，10納米制程電力消耗較28納米增加50%，5納米制程比28納米高出110%。台積電位於台南的5納米廠日耗電爲72萬千瓦，超過台灣東部區（56萬人口40-50萬千瓦）的日均用電量。台積電2023年投産的3納米最先進工廠，年耗電將達77億度，比台南市一年的民生和商業用電還高。如今，僅台積電一家公司用電即占到台灣全部電力消耗的7-10%。在電力短缺的台灣，半導體産業持續高投入已對台灣電力系統造成極大壓力。

　　四、對策建議

　　充分利用大陸市場和資源是台灣經濟可持發展的最佳策略。對台灣的主導産業半導體産業來説，最優戰略選擇則是深耕祖國大陸。立基於龐大市場、充足資源和强大的政府政策執行力，將成熟制程産能轉移至大陸，台灣本地工廠則專注高階制程和關建零部件，能維持台灣半導體産業的永續競争力。目前台灣當局嚴格限制半導體企業赴大陸投資、嚴厲管制兩岸半導體技術和人才交流的措施，其實不利於台灣經濟的均衡發展。面對台灣經濟和兩岸貿易呈現的新特徵，本文建議如下：

　　（一）建立東亞區的半導體供應鏈

　　雖然長期而言，我國有必要建立自主的半導體供應鏈，但是半導體産品如芯片體積小、價值高，單位運輸成本極低，製造因而不受地域限制，天然具有全球分工製造的特性，且半導體制造需要長期技術積累，中短期内可利用我國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應用市場的地位，推動建立東亞區域的半導體供應鏈。由於在半導體的許多生産區段上，日本、韓國和我國台灣地區擁有先進技術且其主要市場在我國大陸，因此，以台灣地區、日本、韓國甚至歐洲國家爲突破口，加上本地半導體企業的快速崛起，可逐步破解美國技術封鎖。從美國對華技術封鎖以來，日本、韓國、荷蘭等國及企業的消極反應，可看出相關國家依舊十分看重我國市場，不願爲美國而犧牲自己的利益。

　　（二）加强兩岸半導體企業的合作

　　美國企圖靠拉攏台灣半導體産業，構建排除大陸的新半導體供應鏈。可是，由於兩岸同文同種的天然親近性，加之台企已投資大陸三十餘年，主要外銷市場集中在大陸，美國龢民進黨當局欲切斷兩岸經濟聯結的企圖縱使不是不可能實現，也絶非易事。各種事實表明，台灣科技企業不但不會與大陸脱鈎，而且還加强與大陸的聯繫，在5G和電動汽車等新技術領域不斷深入合作。企業間一系列動向以及台企長期持續投資大陸的事實表明，兩岸企業已建立了深厚的關聯。在此基礎上，持續吸引台灣、日本、韓國等地的半導體人才和技術，對我半導體發展有重要推動作用。

　　（三）分散半導體布局，擴充IDM生産

　　我國目前的半導體産業（特别是芯片製造）集中於以上海爲中心的長三角地區，産能占比超過50%。今年四月上海因疫情防控導致國内芯片供應幾乎斷裂，對我國半導體供應有所警示。因此，有必要在國内其他地方，如成都、重慶、西安、長春、蘭州等地建立製造基地，分散布局。

　　垂直分工體系是台灣半導體産業的重要特徵並産生高效生産力，這一體系也爲大陸采用並成爲主流生産模式。所謂垂直分工體系，是將半導體生産過程（如設計、製造、封裝等）分離，不同企業專注於某一特定階段。例如，華爲海思是專業設計公司，中芯國際是專業製造企業，長電科技則專注於封裝測試。然而，作爲超大型經濟體，我國國内市場巨大、産業種類五花八門、面對的國際環境和國家戰略需求也與一般國家完全不同，因此在垂直分工體系外，也要建立垂直整合的半導體生産體系，即整合組件製造(Integrated Device Manufacturing, IDM)。國際上大型IDM企業有英特爾、三星、英飛凌、美光等等，國内目前只有少數IDM企業如華潤微、芯恩等，還需持續投入。

　　（四）采取積極措施，培育半導體技術人才和吸引海外人才回流

　　人才是半導體産業發展的關鍵要素之一，美國重建本土芯片製造的主要困難之一即是人才不足。近來，主要半導體生産者也强化人才培養。例如，台灣於2022年新成立四所半導體學院（分别設於成功大學、陽明交通大學、台灣大學、清華大學），爲半導體産業培育人才。韓國政府也基於長期觀點，提出了培養技術人員的方針，並於7月19日發佈在十年内培養15萬名半導體相關人才的計劃，包括在韓國全國的國立大學和私立大學新設半導體領域的學科，向職業教育高中投入預算等。

　　我國半導體産業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人才不足。例如，僅芯片專業2022年人才短缺即達20萬人。應對措施是，一方面，政府應采取積極措施，有效結合産業、學術機構和政府部門的資源，培育我國半導體産業鏈各個環節的後備人才。在大專院校設立專門的半導體研究學院（微電子學院），延攬海内外（如台灣）資深或退休半導體工程師授課。另一方面，創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吸引海外人才回國服務。半導體國際人才的利用是美國維持半導體産業競争力的主要因素之一；台灣地區、韓國、日本的半導體發展過程中，海外人才回流也扮演關鍵角色。在我國半導體産業技術追趕階段，也要充分利用海外人才的技術能力、生産與管理過程中的訣竅(know-how)及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

　　五、結論

　　本文簡要分析了台灣經濟近年來的發展情况、經濟增長背後的特殊現象、出口繁榮背後的潜在問題等，並針對單一産品主導兩岸貿易的特點提出政策建議。總括來看，台灣近年的經濟增長得益於對大陸持續的出口擴張，而集成電路（芯片）又主導了台灣對大陸的出口。這種集成電路主導兩岸經貿的獨特現象，既表明瞭台灣在半導體産業上具有强大競争優勢，亦突顯了大陸在該産業上的相對落後和廣闊的國産替代前景。

　　半導體是至少300種行業的關鍵投入品。就我國經濟情况而言，半導體支配兩岸貿易，在兩岸經貿往來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同時，半導體在我國技術進步和産業昇級過程中也極具戰略意義，也是美國阻撓我國崛起的主要切入點（即俗稱的卡脖子項目）。因此，政府應通過强有力的政策規劃和適宜的制度安排，長期、持續推動我國在半導體産業鏈各關鍵技術上的自主研發、引進調適和商業應用。如此，方能改變兩岸核心産業競争態勢、促進國家統一，並打破美國對我國的技術鉗制，進而推動我國經濟進入新的增長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