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關於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將人才振興作爲鄉村振興的核心舉措。黨的十八届三中全會提出“社會治理”的政策概念，黨的十九大以及黨的十八届三中全會就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的目標與内涵做了詳細的闡述。總的來説，社會治理的核心目標就是和諧穩定，根本内涵在於堅持黨的領導，主體是黨委、政府、社會和公衆通過合作形成社會治理共同體。位於偏遠山區、勞動力外流嚴重的貧困村面臨空心化的難題。古村修復後如果没有人能够長期居住則無法實現村莊真正意義上的活化。隨着城鎮化進程的推進，中國鄉村已經進入鄉村更新階段，面對城市市民下鄉帶來的新的居住需求，通過自下而上的參與式鄉村社區營造，促進鄉村振興和鄉村生態價值實現。如何能够讓年輕人留在鄉村重建鄉村社會秩序，是一個嚴峻的現實發展問題。隨着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和物流網絡的發展，鄉村突破原有的地理位置局限和發展瓶頸，使人才進入鄉村、留在鄉村成爲可能。與此同時，鄉村進入更新時代，新一代年輕人開始選擇新的鄉村生活方式，具有良好的生態環境、較低的生活成本、寧静的鄉村成了他們追求新生活方式的選擇。多媒體信息技術的興起，讓個體藉助新媒體傳播的工具打造個人價值，成爲新時代鄉村發展的重要驅動因素。鄉村也因多元人才的聚集成爲生態社區，形成復雜的社會生態系統。對此，想要活化村莊，關鍵在於爲這批人構建出讓其安心留在鄉村發展的制度環境。

　　一、理論分析及研究框架

　　鄉村是個復雜的社會生態系統。社會生態系統的研究是近年來衆多學者關注的領域，其内涵特徵和演進方式已經得到部分啓發性的結論，尤其是關於如何構建互爲生態的環境、中介作用及創新效應的研究，成爲不少學者研究的重點。鄉村是復雜的社會生態系統。村莊更新時期的鄉村需要新的治理機制，以匹配生態産品價值實現的新需求，即在追求純粹的“經濟效率”還需要考慮“社會性”，重點突出非市場的復雜作用關係。社會經濟回歸社區和人的發展需求，追求的是將經濟發展帶來的盈餘用於服務其成員，而非用於資本積累的主要途徑。現代西方公共治理理論家追求效率也追求公平，整合了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鄉村的公共池塘資源主要采取自治理模式共建共治共享地處理鄉村公共事務，是除了私有化和公有化的第三條道路，强調了合作性和公共性。奥斯特羅姆將其總結爲自主治理八項原則。組織生態學理論認爲，在特定的生態環境和稀缺的生態資源下，生態系統内的行動者之間形成競争和共生的關係。組織在生態系統從非平衡態向平衡態的演化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使得生態系統具有自修復、自分化和自適應能力。具體而言，組織的功能就是通過資源的配置將因生態位重叠形成競争關係的各要素實現生態位分離，使得生態系統内不同要素佔據不同的生態位，形成具有多樣性的生態系統，從而能够對復雜環境變化形成響應過程，增强生態系統韌性。鄉村自組織是多元主體的共同治理爲基礎的多中心治理規範。通過鄉村自治可以激發新老村民共同參與公共事務治理的熱情，從而促進鄉村資源的轉化龢利用。人才是組織的核心和根本。鄉村人才振興和組織振興是良好生態産品價值實現制度保障。

　　社區營造是指參與主體因相似的生活理念和價值觀聚集形成了小型的鄉村社區。這種鄉村社區是一種村落共同體，奠定村莊發展的社會基礎，塑造出獨特的社會經濟。社會經濟是指在社區範圍内形成社區自治以及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模式，除了經濟利潤以外，還將社區參與性、公平性和可持續發展作爲重要目標。社區發展對於經濟利潤的追求是作爲服務社區的手段，而非資本積累和膨脹的途徑。社會行爲理論指出，收益分配的差异産生不公平感將導致錦標賽理論中的激勵效果降低、激化團隊協作矛盾、降低合作意願，從而影響收益，這也是鄉村人才振興的核心問題所在。社區營造使得社區内村民集體行動能力增强，村民可以通過自組織來解决各類問題。進一步，社區營造對於保護和傳承鄉村社會文化、維係社會秩序發揮着重要作用。當農村的生産合作組織體系不健全時，集體行動能力下降，將導致鄉村社會生態系統的破壞。通過社區營造可以形成互爲生態機制，即在社區範圍内，不同主體之間緊密合作、整合資源、雙向賦能、協同創新，共同營造生態系統的機制邏輯。

　　社區營造形成的關係嵌入增强了生態産品價值實現的社會資本。波蘭尼最早提出將非經濟制度“嵌入”經濟活動中，形成嵌入理論。關係嵌入理論認爲，解構復雜的鄉村社會關係網絡有助於理解社會生態系統參與主體的行動邏輯。人力資本要素在社會生態系統中處於核心位置，通過關係嵌入形成多層次的社會關係網絡。參與主體遵循着關係信任原則嵌入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係網絡[15]，不同的網絡節點的本質是一種互爲生態的關係取向。

　　二、研究設計

　　本文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解構復雜鄉村社會生態系統因關係嵌入形成的穩定社會關係網絡，分析社會關係網絡結構中的新村民以關係取向爲基礎形成的互爲生態機制，誘致演化形成生態産品價值實現的相關制度安排。采用該方法的原因是：首先，回答如何實現生態産品價值實現這類問題，運用案例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呈現鄉村變遷以及參與主體行爲邏輯的過程。其次，運用案例研究方法可以具體剖析鄉村社會生態系統中存在的社會網絡關係和經濟利益關係。

　　（一）案例選擇

　　在案例選擇方面，按照典型性原則選擇屏南縣作爲案例，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

　　1.鄉村人才振興取得突破性進展

　　屏南縣位於偏遠的貧困山區，曾經是典型的貧困村、空心村。2017年前，大量村民外出務工，留在村内的大多數是老人和留守兒童，人口不足200人。2017年，屏南縣開始實施“文創興村”計劃，推行“人人都是藝術家”公益油畫項目，吸引了大批對藝術有興趣的新村民，認領古民居入駐屏南縣。截至2021年底，全村人口從原來的不足200人增加到現在的500多人，其中包括100多名“新村民”和300多名的老村民返鄉創業。新村民中有來自英國、香港、北京、上海、江西等地的藝術家、作家、音樂家、設計師、鋼琴家、律師、著名導演、建築師、文化媒體人、支教老師，認領和修繕古民居並定居在村莊，共同構建了一個豐富多彩的鄉村生態社區，形成了多業態協同繁榮發展的局面。

　　2.具備一定的知名度

　　該模式多次受到中央電視、地方電視台等媒體宣傳報導，在全國範圍内引起强烈反響，並吸引多個地方政府官員、學者、企業家前來考察。

　　3.發展過程的豐富性

　　該發展模式經過了一系列的演變過程，各方參與主體探索的舉措和模式已初步成熟，爲本研究提供了經驗資料。

　　（二）數據收集的過程

　　從2020年起，調研小組進駐村莊進行調查研究，除了集中調查以外，還派駐相關研究人員長期駐點跟踪觀察。本研究的資料收集以非正式訪談爲主，並查閲相關資料和報導，采用了半結構化訪談法對新村民、老村民、縣鄉村各級領導幹部等在屏南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主要推動者和實踐者進行深度訪談。運用“三角驗证”的方法，對兩委幹部、新老村民、消費者等進行分别訪談，盡可能多視角觀察事件的發生，從而保证數據和資料的可靠性。對於縣、鄉、村三級的相關幹部的半結構化訪談主要包括村莊的發展歷史、人口流動情况、新村民資料信息、村莊業態變遷、組織結構、政府支持和外部主體幫助情况等等。關於新村民的半結構化訪談主要側重個人經歷、與村莊成員的關係、存在的困難和對未來村莊發展的看法等。最終將録音資料和文字資料進行整理，爲開展探索性的案例研究奠定基礎。

　　三、社區營造降低生態産品價值實現的交易成本

　　屏南縣最初以“文化創意産業”爲着力點，吸引外來文化人才加入，帶動多位新村民定居在村莊，營造出獨特的生態社區，形成復雜的社會生態系統。新村民進入村莊進行資源開發，面臨着一系列不確定環境，思考如何通過突破資源約束形成關係嵌入，在復雜的鄉村社會關係網絡中形成獲取價值資源的能力，達到生態系統内外部的資源整合和協同配置的目的。良好的制度設計有利於將鬆散耦合的系統整合成價值共創的生態系統，其中不同價值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機制和互爲生態機制是構建穩定的、可持續的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部分。社區營造具有内生性、公共性和非契約型的典型特徵。

　　（一）以空間聚集降低社區居民的内部交易成本

　　在制度非均衡的情况下，鄉村社區内的新村民受到社會偏好結構的制約，爲獲得預期資源或利益通過社區營造締結成非正式組織，自發推進隱形制度創新。在生態文明建設的時代大背景下，社區營造通過互爲生態機制使村莊具備一定的集體行動能力，可有效推動鄉村發展。社區營造通過非正式組織的人際溝通促成村莊不同主體之間的合作，進了内部的溝通與互助，增强彼此之間的信任關係，降低了信息不對稱程度，有利於實現鄉村人才振興。社區營造還能解决生態産品價值實現的過程中資源分配利用不均以及利益共享機制不暢的問題，平衡村村民之間存在的經濟异質性。由此，社區營造使得原先因勞動力外流導致弱化的鄉村關係格局在村莊更新時期得以重建，並通過價值主體互爲生態、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最終實現新的治理形態。

　　在基礎設施方面，社區營造體現在教育、休閒、物業、藝術、文化等多個空間的建設，修建美術展覽館、公益教學中心、博物館、音樂室、文化服務中心、休閒廣場等，爲新老村民提供了“文創空間”，依託空間形成社區營造的氛圍體系。在環境改造方面，村莊的古民居風格在總策劃的統一規劃下保留和恢復土木結構建築風格，具備了“系統性”和“整體性”。地方政府在建造流程上改革創新，放棄造成“跑冒滴漏”的招標法，采取通過村集體來動員群衆參與建設的“工料法”，節約了古民居修復和改建過程中的時間和資金成本，爲村莊的發展奠定了制度基礎。村莊開展了整體環境的整治，修整了巷道、污水管網，新建了水車、雨廊等具有文創特色的景觀。

　　（二）以文化資本降低社區居民的内部交易成本

　　在文化藝術方面，屏南縣舉辦多場音樂會、戲劇節、美術展、紅酒詩歌會，定期舉辦公益晨練、環保徒步、瑜伽唱誦活動、藝術集市（包括手作、器物、農特産品的售賣、舊物裝置展、T台秀等）等等。2020年春節期間，20多位新村民留在村莊過年，舉辦了豐富多彩的“村晚”活動。在互動溝通方面，鄉村生態社區通過“朋友局”這一社區營造形式，就其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溝通，尋求解决對策，從而營造出高效率、高質量的溝通氛圍。

　　在生活服務方面，開展環境整治匹配村民需求。新村民的生活需求偏向於城市化，與村莊基礎服務體系不適配。值得一提的是，在教育醫療方面，屏南縣通過復辦小學，一方面滿足了新村民下一代的基本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支教老師留村發展成爲村莊發展的主力軍。恢復村醫，解决居民基本的就醫問題。在社區運營方面，新村民發揮創造力和能動性，借由新媒體工具宣揚個性和理念，進行創作和思想表達。這群年輕、有文藝氣息、富有創造力的新村民，通過自媒體宣傳讓更多的人認識和瞭解屏南縣，讓屏南縣具有典型的特色形象定位。社區營造通過導演課程、音樂會、集市活動等等提昇了鄉村社會資本。正是豐富多彩的社會營造活動搆成了鄉村生態社區的文化内涵，奠定了鄉村社會生態系統的基礎。

　　四、社區營造形成關係嵌入：生態産品價值實現的内生動力

　　（一）社區營造形成的關係嵌入增强了生態産品價值實現的社會資本

　　在城鎮化進程中，被弱化的鄉村秩序能否重塑取决於微觀機制主體的行動邏輯。屏南縣的發展不同於傳統的休閒旅遊發展路綫，它是一種對新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求，具有精神的、動態的、個性化的審美。新村民個人品牌所衍生出來的産品效應是無窮的，不只局限在某一地點、某一産品，而是廣泛的、具有延展力、可持續輸出的産品效應。新村民具有差异化，其資源變現能力也將是立體的、豐富的、延展的和可持續的，同時又因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結避免了過度庸俗的商業化。新村民在村莊這個熟人社會增强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在生産和生活的過程中逐步積累了社會資本，使其對於村莊公共事務的介入更深入，逐步成長爲重要工作和活動開展的中介力量。新村民運用抖音等新媒體平台進行直播帶貨，擁有一定的社群粉絲，形成了個人IP效應。多位新村民運營公衆號，傳播和推廣鄉村生活理念。

　　新村民對所在的社區擁有“身份認同”，並以“身份嵌入”方式嵌入社會生態系統。屏南縣在新一届村委會换届選舉中，創新性地在村“兩委”班子中設立專崗，讓新村民也能參與到村級基層治理中來。新村民逐步從“外地人”身份轉變爲“本地人”村民身份。在社會生態系統中，新村民積極參與到鄉村公共事務中，並做出一定的貢獻，會增强其對村莊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形成避免生態資源這一“公共池塘資源”被過度開發龢利用的重要約束力量。新村民在社區内開展生産和生活活動，培養了鄉土情結、關心村莊的公共事務、重視村莊生態環境的建設，并且逐步承擔着社區建設責任。社會生態系統的新村民利益關係和社會關係嵌入村莊，使得他們對於組織村莊公共事務有着强烈的服務動機。因此，新村民在社會生態系統中構建出社會關係網絡，實現了社會資本的累積。社會資本的積累能够促進鄉村集體行動能力的提昇，發揮資源編排能力，促進鄉村秩序的重建形成新的自治理模式。

　　（二）關係嵌入的支撑：政府、能人與村民

　　鄉村社區成員的异質性可以彌補個人資源要素稀缺的缺陷。人才流失造成的鄉村秩序弱化需要在鄉村資源的重新編排下得以重塑。社區營造使得鄉村社會生態系統實現關係嵌入，形成鄉村社區内外不同的“差序格局”社會網絡[27]，從而影響鄉村經濟組織制度安排和風險分擔安排。在這個鄉村社區内部的新村民行動邏輯的起點就是從自身向外擴散的關係取向。鄉村復雜社會生態系統具有三層關係取向的社會關係網絡。

　　第一層是縣、鄉、村三級地方政府嵌入鄉村社會關係網絡的關係取向。一是在縣級層面成立傳統古村落文創産業項目指揮部，相關負責人及時指揮和處理各類問題。二是各級幹部深入基層，高效、務實、肯干，勇於承擔風險，吸引各界人士進入村莊。三是村書記等幹部主動服務新村民，獲得新村民對於村莊的信任，增强新村民的歸屬感和集體認同感。屏南縣在最近的村級换届選舉中，首次設立專職副主委，由得票最高的新村民擔任，運用身份關係嵌入方式，促進鄉村人才振興。

　　第二層是合作社、公司等經營主體對於鄉土社會的關係嵌入。合作社與公司通過聯合分散的村民，解决“小農户與大市場”之間的匹配聯結問題。合作社、公司與村民之間的關係嵌入能够大幅度增强互相的熟悉程度，打破信息不對稱的剛性約束，基於信任機制對彼此的合作行爲起到規範作用，從而在此關係取向的基礎上衍生出多重利益紐帶關係。村民依靠自身的知識技能和掌握的資源渠道設立公司或者合作社，在鄉村生態社區的建設中發揮一定的影響力，在個人關係嵌入的基礎上增加了合作維度的關係取向，將行動邏輯嵌入到鄉村社會關係網絡中，從而重塑鄉村秩序。經營主體的合作緊密趨深化也意味着關係取向的復雜化，在更廣泛的鄉村社會關係網絡中形成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博弈，衍生出穩定結構的利益分配模式，完成誘致性制度變遷。

　　第三層是村民之間嵌入的關係網絡，包括了新村民與老村民之間的關係取向。互爲生態機制構建了内部信任網絡，使之成爲更爲緊密和穩固的社會生態組織。在社會生態系統中，鄉村生活、生産與城市的差异性進一步觸發了新村民的溝通和協商需求，新村民在鄉村構建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方式，並以非正式組織的形式搆成網絡結構，形成互爲生態機制。最爲典型的是，新村民自行發起的“朋友局”交流會，話題圍遶鄉村未來發展和組織化等問題，探索鄉村自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從而不僅能够創造經濟效應，更能爲鄉村良性和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最終促成鄉村人才的回流和安定化。通過非正式組織，村莊社會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得以有效溝通和協商，將與外部投資主體的交易費用前置化、内部化，從而有利於吸引外部投資主體進入村莊進行産品開發和投資。互爲生態機制有助於提昇村莊凝聚力，解决了村集體行動能力匱乏的問題，從而構建了穩定的鄉村社會生態系統。

　　五、生態産品價值實現

　　在生態領域，鄉村保持了生物多樣性、避免對資源和環境的破壞，鼓勵多業態發展。首先，新村民盤活閒置的生態資源。例如，利用植物拓印帆布包、利用瓦片等閒置資源進行廢物利用獲取高附加值收益等。其次，對農産品資源進行重新的編排與價值的挖掘。例如，柿子作爲一項“沉没”的農産品資源，没有適合的營銷方式和銷售渠道，柿子掛在樹上無人采摘。新村民對資源進行重新編排，運用自媒體宣傳，增加個性化包裝和文創故事營銷元素，將原來5元/斤的柿子干賣到了8-12元/斤，一年銷售量高達3萬多斤；原本無人問津的桃膠經過新村民的資源挖掘後價值得到顯化，價格達到30-50元/斤。

　　從經濟角度來看，首先，餐飲、住宿等多業態興起。由於遊客量的增加，餐飲的需求增加，短短三年時間餐館從原來1家增加到6家。除此之外，便利店從原先的1家增加到10家。新村民修繕古民居，老村民將自家的房子改造成民宿對外營業，累計有37家民宿。其次，傳統文化資源的價值挖掘。村莊内有兩個非物質文化遺産，四平戲和紅麯黄酒釀造技藝。這兩項文化資源在2017年前並未得到挖掘，新村民進入以後，通過資源融合將黄酒與四平戲相結合，開發黄酒的四平戲小瓶包裝，將原來5元/斤的黄酒，提高到10元/斤。通過“醉夢家山”的品牌運作，提高了黄酒的附加值，最高售價可達到100元/斤。“醉夢家山”品牌黄酒在2019年銷售了8000多斤黄酒，銷售額高達50-60萬。文化資源在新村民的資源整合下價值得到顯化和增值。

　　從社會角度來看，鄉村社會生態系統因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呈現獨特的制度邏輯，鄉村社區的關係嵌入將從某種程度上影響新村民的經濟行爲，從而推動形成鄉村社區範圍的經濟理性，進而增强新村民的社區黏性。自2017年5月以來，常住人口從不足200人增至500餘人，遊客達到年20萬/人次。隨着社會生態系統的形成，非正式組織逐漸增多，並依託非正式組織開展了形式多樣的生産和生活活動，吸納了本村的勞動力和周圍鄰近村莊的勞動力。同時，社會生態系統的品牌宣傳效應使得村莊的遊客量大幅增加，吸引外流勞動力回村就業，形成了逆向打工潮和創業潮。這不僅僅有利於鄉村的生産經營，也扭轉了鄉村的空心化局面。因此，社會生態系統中的非正式組織和活動吸引了勞動力回流村莊，從而提高了鄉村新格局的人力資本水平。

　　總之，新村民通過將人力資源和生態資源有機結合，重新編排現有資源，在生態系統内部和外部進行跨層次、跨組織的資源整合，獲得市場競争優勢，在經濟、社會、生態多維度實現價值共創。并且通過社區營造實現深層次的關係嵌入，以良好的生態産品價值實現形態促進鄉村的可持續發展。

　　六、研究結論與討論

　　社會生態系統綜合了多樣化的生産要素，促進了生産關係變革：自然生態要素（山水林田湖草）、社會文化要素（鄉規民約）、人力資本要素（文創）、固定資産要素（民宿）、資本要素（政府投資）等，體現的是新理念和新格局。這些空間資源的立體開發改變了以往工業化傳統要素（資本、勞動力、土地）的增值模式，重新締造了符合生態文明時代的新要素，符合鄉村人才振興戰略所内涵的市民下鄉擴大鄉村生態消費理念。新村民突破原有行動者的價值維度，運用自媒體和互聯網技術傳播個人價值，培育受衆群體和現實影響力，使自身具有一定的品牌價值。多個新村民聚集在社區空間場域内，通過緊密合作、資源整合形成互爲生態機制，共同打造鄉村社會生態系統。通過新村民的培育和互爲生態機制的構建，在統一的題材運作下搆成穩定而富有創造力的生態社區，使得高度復雜的生態社區擁有組織韌性，爲生態社區中行動者的集體行動創造條件。

　　價值共創是人力資源與生態資源之間的信息搜尋、資源配置和交互作用，最終實現創新發展的過程。新村民之間的價值共創是基於機制主體的屬性特徵，通過互動形成資源配置和整合作用，由此形成動態可持續發展機制。由價值共創内涵延伸出的需要是與新村民互爲生態機制息息相關的。因此，在新媒體、互聯網時代，新村民的效應得到凸顯，由新村民形成互爲生態的社區組織，形成“鄉村社區營造－互爲生態機制－價值共創”演化路徑並構建復雜的社會生態系統，最終實現鄉村人才振興和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