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强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然而，當前鄉村治理的實際情况過度依賴自治和法治，德治未得到足够重視；同時，德治作爲一種柔性管理手段，主要依靠精神力量和習俗傳統來約束村民，由於不具備實體組織架構和制度權威，所以經常被隨意破壞，屢屢出現失德現象。本文以餘姚市邵家丘村“道德銀行”實踐爲例探索社會變革大背景下鄉村德治實踐，探尋如何解决上述問題，從而在鄉村治理中牢牢把握德治定位，充分發揮德治作用，從而進一步促進鄉村振興。

　　一、如何裂變：鄉村德治之衰落表現

　　費孝通先生在剖析鄉土社會的結構特點時，提出了“熟人社會”的概念。賀雪峰在借鑒“熟人社會”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半熟人社會”的概念。當前我國鄉村正從“熟人社會”走向“半熟人社會”甚至“陌生人社會”。同時，鄉村德治正面臨一個雙重消解的尷尬局面，即：一方面内生性的、鄉土社會的治理體系没有了，另一方面嵌入式的、依靠高度組織化和集體化的鄉村治理也没有了，鄉村治理出現大量的真空。

　　（一）德治内容失範

　　農村傳統熟人社會全體村民累世聚居，産生了對道德情感、是非標準、行爲方式、理想追求等方面的一致認同，形成了村落共同文化並固化爲共同遵守的各種程式。然而，鄉村誠信道德觀念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蝕，傳統的農村道德規範以及社會準則遭受衝擊，“利字當頭”引發了農村的禮崩樂壞、道德崩塌，鄉村從文化共同體轉向純粹的地理共同體。比如，農村天價彩禮、薄養厚葬、人情攀比等不良風氣興起，打牌賭博和封建迷信等落後於時代的文化活動滋生，甚至還萌生了低級文化、庸俗文化和色情文化等不健康的文化因素。

　　（二）德治載體萎縮

　　隨着城鎮化建設和城鄉一體化發展，農村人口大規模流動。一方面，衆多農民外出打工，老人和孩子留守村中，農村“空心化”現象嚴重，農民缺乏組織帶動和聯結，没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缺少利益紐帶和情感紐帶。打工二代之間則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群體，彼此收入、財産和社會關係等知之甚少。另一方面，大量外來人口涌入，尤其是我國東部地區，農村出現“人口倒掛”現象。這些外來人口不再顧忌熟人社會的倫理道德，不受當地傳統鄉村德治約束，激勵措施與輿論壓力難以形成，村規民約開始失效。

　　（三）德治橋樑减少

　　村民喪失了共同參與、相互幫助的舞台，村民之間不再相互依賴，聯繫日益鬆散。傳統鄉村文化的解構使得各種習俗、習慣和儀式不再神聖，村民共同參與祭祀、節日等活動大幅减少，缺少村落自我認同、村民相互交流的平台。同時，隨着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市場因素不斷滲入農村社會，農業現代化具有市場化、工業化、社會化、城鄉一體化的内涵，農業發展方式轉向機械化和雇工化。村民的交往方式隨之改變，社戲、廟會、雜耍、串門聊天等往昔的休閒方式逐漸淡出了農村社會，逐漸被電子智能設備替代，村民之間往來頻度大幅降低，日漸成爲最陌生的鄰居，關係生疏，村落共同體解構。

　　（四）德治抓手難覓

　　德治的本質是以道德規範來實現對村民行爲的約束，但道德看不見、握不牢，“缺抓手、少參與、難抓實”是鄉村德治面臨的一大難題。此外，德治只具有軟約束力並能起到引導作用，在實施手段和效力上很難與法治相比較。部分農民還存在隨地吐痰、亂倒垃圾、不遵守交通規則等不文明行爲習慣，若只依靠教育勸説而没有强制的約束機制以及科學的激勵機制，很難有效改善不良風氣。

　　（五）德治動力不足

　　鄉村德治運行的激勵懲罰機制是主要利用鄉村社會中的輿論監督、信用激勵、面子處罰等非正式約束，使得鄉村德治的運行具備激勵性與懲戒性。但是在鄉村德治的實踐中，由於自身素質水平與認知能力有限，部分村民對“鄉村德治”實施的目的與意義缺乏深刻的理解，以至於鄉村德治中的激勵與懲罰措施流於形式，難以持續有效地發揮作用。此外，由於鄉村熟人社會的消解，村民個體間的信用網絡隨之消解，“面子”和“信用”作爲激勵手段發揮效果有限，使得鄉村德治的激勵懲罰機制驅動力不足。

　　二、爲何裂變：鄉村德治之衰落原因

　　（一）村莊撤併

　　根據數據顯示，2022年第一季度我國有48.9萬個村委會，2012年第一季度我國有59萬個村委會，十年間全國村委會縮减17.12%。村莊結構改革是鄉村德治衰落的客觀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村民之間的距離，加深了村民之間的隔膜。行政村是國家按照法律規定而設立的農村基層管理單位，區别於自然村下的熟人社會，行政村是半熟人社會。一是村際空間及地緣距離較遠，在物理空間上造成了交流阻礙。二是在行政村内部，原自然村各自爲陣，村民缺乏公共生活，關係較爲陌生。

　　（二）人口流動

　　一方面，本地人口大量流出。大量青壯年農民外出務工後，村民分爲留守和在外兩大群體。首先，對於留守者，由於年老死亡、居住分散、社會組織發育不充分，老年活動輻射有限，他們習慣的串門聊天等社交方式日漸縮减，尤其是偏遠地區的農村獨居老年人，來往越來越少，逐漸成爲“留守在屋”者。其次，對於在外者，即使是兒時親密無間的伙伴，由於務工區域不同及家庭、工作、生活等投入大量精力，同村人的感情交流大大限制。而且不同區域不同文化習俗的影響使彼此的關注、愛好等開始改變，關係開始生疏，逐漸成爲陌生人。最後，對於留守群體與在外群體之間，由於無法保持長期緊密的聯繫，兩大群體間生疏感日漸明顯。

　　此外，由於務工時間長期化，受打工地生活習俗等的潜移默化，大量農民對外出打工生活逐漸適應並有了比較穩定的預期，産生了對打工地的認同，而對家鄉開始淡漠。這種淡漠在打工二代的身上更爲明顯，他們隨着父母生活在城市，或是在留守祖父母與外出打工父母之間流動，幾乎從未參加過農村勞動，没有鄉土情懷，也不認同農村生活。他們雖是父母所在鄉村的村民，但對父母所在村的大多數村民來説，他們却又是一個相當陌生的群體。

　　另一方面，外來人口大量流入。“外來”二字本身就帶有地域歧視的屬性，外來人口天然地與本地居民存在者隔閡。加之文化習俗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本地居民認爲外來人口文化素質和文明程度低下，是造成村莊髒亂差的主要原因，因此産生排斥和鄙視心理，加劇了隔閡，甚至出現衝突矛盾。這也導致了外來人口的鄉村認同感與歸屬感低下，兩大群體關係陷入惡行循環。

　　（三）思潮衝擊

　　隨着社會發展，村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與文化素質不斷提高，接受外來思想的機會也隨之變大。加之現代社會信息和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特别是電視手機等智能設備等强力滲入，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村落共同文化。一方面，隨着市場經濟下沉到農村，鄉村社會階層龢利益格局重新配置，物質利益的誘惑對村民原有的道德觀念産生猛烈衝擊。村民爲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展開利益博弈，衝突和摩擦時有發生。另一方面，現代傳媒過多强調休閒娱樂，以致享樂主義、金錢至上等充斥着村民生活，庸俗的價值觀日益滲透着鄉村的傳統道德文化，失序與失範、錯位與越位交替出現。

　　三、如何焕新：“道德銀行”之制度構建

　　餘姚市邵家丘村“道德銀行”使鄉村德治的内生秩序重焕新生，通過道德與信貸精準“聯姻”，把無形的“道德資産”變成有形的信貸資本，推動全村農民共創富裕富足、和諧美好的幸福家園。“道德銀行”的信用評價體系把村民内心對公序良俗的信念外化，并且給村民的社會參與借力，幫助村民進行尚善崇德的主動表達。這一信用評價體系也是溝通村民誠信與公共信任的橋樑，既可以反映公民誠信狀况，又爲公共信任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道德積分制度：鄉村德治有章可循

　　只有明晰定位，抓住虚無縹緲、消失殆盡的鄉村道德，牢牢把握着力點，才能有的放矢。“道德銀行”創新性地提出道德積分制度，將基本行爲規範和公序良俗納入評價内容，制定科學的評議標準，確保道德評議有據可循、有章可依。並依據村民自評、他評使道德轉化爲具體分值，使無形道德有形化。道德評議標準以“遵紀守法”“崇德向善”“誠實守信”“志願奉獻”4大方面以及3條一票否决項目爲評分依據産生道德積分，其中一票否决項目2條爲法治否决項。這樣一套評定標準體現了以法治爲底綫、以德治爲主要内容的精神内核，既是現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體現，又可以追溯到傳統村落共同文化對現代農民是非觀的深刻影響。

　　（二）激勵懲罰機制：鄉村德治長效運行

　　除瞭解决了鄉村德治如何運行外，“道德銀行”還解决了當前鄉村德治所面臨的内生力缺失等最大的痛點。從激勵約束方面看，其最大限度地遵從村民的社會心理並進行改造創新，從而實現其新時代的使命，這一點非常適應於當下村民具有充分自主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承前啓後，生生不已

　　“道德銀行”首先作爲一項鄉村德治實踐，有效利用了輿論監督、信用激勵、面子處罰等非正式約束手段。也由於鄉村社會半封閉的特徵，村莊裏的消息傳播十分迅速，加之現代輿論傳播工具的日益發達，如鄉村微信群等的運用，更加使得“鄉村輿論”自發地具備了日常監督的作用。“道德銀行”除了展開道德評議，還依託三級評議開展各級好人評選活動，聚焦並迸發了“面子”和“信用”的激勵作用。

　　2.需求導向，獨樹一幟

　　構建道德授信類别並分類授信是鄉村德治的新型激勵懲罰機制。數字普惠金融嵌入鄉村德治找到了人們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切合點，把無形的道德資産變成有形的信貸資本，使過去只是無形的、在精神層面上得到認可的道德問題，如今能獲得有形的物質回報，順應了村民的經濟理性。

　　“道德銀行”發揮金融活水作用，以户爲單位，設立道德檔案並依據評定的道德積分開設道德賬户，解决了農村扺押難、擔保難的融資難題，滿足了村民貸款需求。道德積分在80分以上村民在滿足完全民事行爲能力等基礎條件上，根據“三有三無”原則——具有固定住所、有確定職業、有穩定收入，無不良記録、無過度融資、無負面評價——施行分類授信。道德積分除影響準入外，還影響貸款利率和貸款額度。

　　此新型奬懲機制不是單調的正負反饋也消除了主觀因素的决定作用，而是多元化、客觀化、精細化的結果反饋。村民的道德行爲無需達到高標準就能得到道德貸款，促使村民從小事行善施德，積小善爲大善，積小德爲大德，讓群衆形成道德建設的自我推動力。

　　3.遠近兼顧，精益求精

　　“道德銀行”金融貸款滿足部分村民迫切需求，其提供的社會服務則滿足了全部村民的長遠需求。村民道德積分高於80分且未發生過刑事案件、信用不良等情况，就會賦予“德碼”，可在餘姚内享受各類禮遇。“道德緑卡”作爲“道德銀行”關愛禮遇的身份憑证，對三級好人分别授予三級“道德緑卡”，持卡者除了享受銀行優惠貸款外，還享受300多項社會關愛禮遇，爲好人提供實實在在的優惠服務，激發廣大群衆“崇尚道德、踐行道德”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弘揚了“好人好報、德者有得”的社會氛圍。

　　四、何以焕新：“道德銀行”之嵌入路徑

　　如何確保道德評價體系的公平公正？中國社會的文化傳統和組織原則遵從“差序格局”，社會關係的圈層如同投石入水所形成的漣漪，是逐漸一個人一個人推出去的，而人與人之間相對圈層的所在是由血緣、地緣、社會地位和勢力而决定的。道德評議在傳統“差序格局”的框架下難免會受到人情因素的影響，使得評議缺乏客觀性、公正性。同時，從熟人社會走向半熟人社會甚至陌生人社會，人際關係疏離和村莊非親密化使道德互評依據不足，道德評議存在盲目性與隨意性。

　　“差序格局”任然是中國社會人際關係的根本模式，“道德銀行”没有摒棄傳統的微觀治理方式，而是選擇嵌入，順勢而爲是其成功的關鍵。通過搭建科學的道德評議組織體系和道德評議機制，“道德銀行”使新型“差序格局”得以實現。

　　（一）“差序格局”的揚棄

　　“道德銀行”嵌入傳統微觀治理單元，在行政村層面組建“道德銀行”網點,並成立由行政村負責人、黨員代表、村民代表、先進人物、德高望重者等組成的道德評議小組。行政村層面充分發揮“微網格”作用，將全村劃分成30個“微網格”，動員“微網格”内的黨員骨幹或村民代表自願擔任“微網格長”，利用他們“距離近、人頭熟、情况明”等優勢，每季度同村幹部一道，義務進行道德積分評定工作。數字化時代的産物如網格長交流群和村民交流群能及時精確反應情况，爲村莊重搭了關係網絡，使得村民的溝通更加明瞭、密切，拉進了村民間的關係。由於交流的頻繁化使村民間相互熟悉，出現的嫌隙也會變少，社會信任也將更加牢固。“微網格”作爲“道德銀行”體系的基本單位正是對“差序格局”的傳承與創新，這一微觀自治單位主要利用了地緣差序結構，而弱化了血緣差序與勢力差序，順應了傳統“差序格局”仍然隱存的現實。更可貴的是，依托大數據改革，“道德銀行”有效緩解了綫下評議礙於面子而不好意思打低分而使真實評價難以表達，綫上移動服務平台給予評議人一個隱秘的不被他人干涉的空間，表達真實的道德判斷，實現道德評議的真正價值。

　　（二）“差序格局”的擴張

　　“微網格”及行政村作爲微觀治理單元只是自治與監督的基本單元，並非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村民道德同樣受到來自外在之力的評議與監督，需要通過多領域、多層次的個人信息分析研究，確保産生的道德積分更加公平公正。這就擴大了傳統“差序格局”所搆成的人情社會，因此要構建鄉鎮層面及市級層面的道德評議組織。鄉鎮層面組建“道德銀行”支行，並成立由鄉鎮相關負責人、各行政村負責人、相關部門派駐機構負責人組成的“道德銀行”支行工作小組。市級層面組建“道德銀行”總行，並成立由市紀委、市委宣傳部市金融辦、市發展和改革局、市大數據發展管理局、市公安局、市財政局、市税務局、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人民銀行餘姚支行等相關部門爲成員單位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由市委書記、市長兼任組長。依靠市大數據局的信息資源，“道德銀行”建立以法治爲底綫的準入模型，主要體現在對村民違法違規行爲的考察。通過大數據調查村民是否存在犯罪記録，是否有行政處罰，是否誠信納税，是否有法院被執行人信息等等，無負面信息即可準入。此舉措在傳統村民道德自評互評、上級部門評議的基礎上通過大數據調入政務數據共享介入道德評議環節，相當加入了政府、公安、工商、財税等部門對村民道德積分的審議環節，將“差序格局”擴張至國家，並將道德評議立於法治基礎之上。

　　（三）“差序格局”的突破

　　“道德銀行”打破了傳統“行政網格”的限制，將道德評議單元分爲“行政網格”和“單位網格”。不同於行政網格是根據基層社會治理“一張網”進行劃分，單位網格主要由城鄉機關事業單位和規上企業搆成。這一體系不僅使道德評議多元化進而科學化，還鼓勵村民除了在小群體内相互幫助、遵守秩序，還要有更寬廣的胸懷、進行更廣泛的社會參與。

　　（四）“差序格局”的融合

　　道德評議是“道德銀行”貸款的主要影響因素，但網格化評議模式不能完全取代銀行客户經理入户調查，三級評議仍然需要客户經理進行實地評議，這是“道德銀行”的基礎。銀行評議模式融合了“差序格局”的不同圈層，使貸款操作更加便捷、貸款標準更加科學，與鄉鎮街道、村社老百姓更加接近，真正體現金融爲民、普惠金融的理念。

　　銀行評議采取“背靠背”模式，評議期間實行“四眼原則”，即網格長評議、村幹部評議時，需要由客户經理、風險經理等共同參與；客户經理評議時，需要與“關鍵人”共同參與評議。“關鍵人”可以是村兩委成員、企事業單位領導、人品正氣的貸款客户、有威望的個人等。對於不同的客户采取不同的具體評議模式：一是對於批量入住的客户，采取“1+1+1+N”的“一格多員”網格管理模式，“N”由網格民風確定。客户經理作爲最後評議人，通過找到“關鍵人”，即：每個網格要有一個網格長、1個村幹部（村幹部人數可以設多個，但只要有一個人完成評議即村幹部評議結束）、一個客户經理、N個其他評議人員（人選可以參照關鍵人，支行根據網格村風、民風確定人數）。二是對於零星入住的客户，采取零星評議的模式，客户在完成自評後，客户經理找到“關鍵人”完成對客户的道德評議。

　　銀行的評議模式詮釋了内外聯動相結合的評議：“關鍵人”代表着“差序格局”的内圈層，充分發揮鄉其代表客觀公正、在鄉村富有威望和人緣的優勢，并且掌握評議對象的“軟信息”發揮銀行與客户的橋樑作用。客户經理和風險經理代表着“差序格局”的外圈層，掌握評議對象的“硬信息”，其共同參與增添了評議的科學性與金融貸款的風險把控，注入現代化、市場化的因素。

　　（五）“差序格局”的連接

　　數字化改革是“道德銀行”一大亮點，實現了從“人工評議”到“數據跑腿”，提高效率與信息共享。村民可以通過移動服務平台隨時隨地自主完成道德自評、村社評議，社保、工税務、公安等政務數據通過大數據調取介入道德評議環節，改變原先綫下逐級評議、人工審核、紙質傳閲等帶來的繁瑣手續，節省了許多不必要的時間、人力成本。此外，“道德銀行”從綫下搬到綫上後，也擴大了原先受惠群體數量，提高了受惠程度。以往由於數據的不共享性或者不便捷性導致地區間不太承認對方地區群衆的道德積分，群衆所能享受的優惠只能在本地區範圍内，而這個地區往往是極其狹窄的。但如今，依靠大數據實現了數據共連，個人實現多地區優惠共享。

　　五、結論：鄉村德治之經驗推廣

　　基於鄉村社會逐漸從“傳統”走向“現代”、從“熟人社會”走向“半熟人社會”這一基本鄉情，傳統禮俗秩序讓位於現代平等交往，村民的契約意識增强，經濟理性成爲村民處理相互關係的最主要準則，治理方式要向現代法治方式轉變。餘姚“道德銀行”的德治實踐，既承接傳統治理資源又開拓新的治理模式，可總結出以下可推廣經驗：

　　第一，餘姚市“道德銀行”作爲一項由市委市政府牽頭的鄉村德治實踐模式，堅持“黨委領導、政府主導、農民主體”，堅持以人爲本的普惠金融理念，抓住了農村切身利益的需求，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同時，政府介入爲鄉村德治增添了法治保障，改善了德治只具有軟約束力的作用。

　　第二，“道德銀行”運行過程中的奬懲制度、評分細則以及資金人才分配方法均有嚴格的制度規定，做到了資金合理調配、奬懲公開透明，形成了全面的制度供給，是規範和約束村民行爲的一種依據，不僅使國家制度規範在鄉村基層貫徹落實，還將“隱性”的村規民約顯性化、規範化。

　　第三，“道德銀行”以實現“道德理想國”爲目標，搭建了一個新型多元協同治理模式，治理主體包括政府、鄉鎮街道、村委會、銀行、村民，多元主體構形成利益共同體，實現“風險共擔，收益共享”，凝聚社會多元力量。第四，順勢而爲是“道德銀行”得以嵌入的關鍵，既尊重並改造傳統鄉村德治模式，又增添瞭如市場化、智慧化的現代化因素，爲鄉村德治注入源源不斷的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