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等值”既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目標，將成爲中國縮小城鄉差距的必然結果，其核心内涵是在城鄉生産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不同類，但在居民勞動强度、工作條件、就業機會、收入水平、居住環境、社會保障和生活便利程度等方面是等值的。黨和政府適時啓動鄉村振興戰略之後，國家又出台了支持革命老區振興的“1+N+X”政策體系，在此背景下，閩西革命老區如何創新路徑實現鄉村振興值得深入研究。從城鄉等值視角來看，閩西革命老區鄉村要能够振興，要先瞭解其城鄉非等值的表現及原因，同時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一是鄉村如何有效增加投入産出、二是鄉村如何留住更多收益、三是城鄉如何等值化。

　　一、閩西革命老區城鄉非等值的表現

　　閩西這個概念，自從1962年寧化、清流、明溪三個縣劃歸三明市管轄之後，就成爲龍岩市管轄地域的專指。閩西革命老區城鄉非等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城鎮與農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差距大

　　從2005年至2019年的統計數據來看（注：農村居民2005－2012年爲人均純收入，2013-2019年爲人均可支配收入），絶對差距方面，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在2005年多了6471元，而2012年多了14369元，差距逐年拉大，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3年多了12946元。二2019年多了19956元，差距也是逐年拉大；相對差距方面，2008年差距最大，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2.72倍，2019年最低，但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還是超過2倍，達2.06倍（詳見表1）。

　　（二）城鎮與農村居民的恩格爾係數差距明顯

　　根據聯合國劃分的標準：恩格爾係數大於60%爲貧窮，50%～60%爲温飽，40%～50%爲小康，30%～40%屬於相對富裕，20%～30%爲富足，20%以下爲極其富裕。總體上來説，閩西城鎮居民1999年已進入小康階段，而農村居民還處於温飽階段；2004年閩西城鎮居民開始長期保持相對富裕階段，而農村居民一直到2015年還處於小康階段，2016年才進入相對富裕階段，比城鎮居民遲了十多年才進入相對富裕階段；到2019年，農村居民恩格爾係數還比城鎮居民高4.8%（詳見表2）。

　　（三）不少村民生活還很不便利

　　福建省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閩西革命老區在就學、就醫、購物等日常生活的許多方面還很不便利，達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福建省有幼兒園或托兒所的村占38.5%，而閩西才30.4%，相差8.1%；有衛生室的村占83.6%，閩西才75.7%，相差7.9%；有執業（助理）醫師的村占44.4%，閩西才39.2%，相差5.2%；有50平方米以上的綜合商店或超市的村占34.6%，閩西才23.3%，相差11.3%（詳見表3）。由此可見，閩西革命老區絶大多數村的入託、購物非常不方便，雖然村衛生室普及率較高，却嚴重受執業（助理）醫師欠缺的制約。

　　（四）部分村莊還遠離現代文明

　　我省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共調查了927個鄉鎮，其中鄉287個，鎮640個；15363個村，其中14337個行政村，1026個涉農居委會；6.93萬個自然村；3562個2006年以後新建的農村居民定居點。全省有9.2%的自然村或居民定居點距離村委會超過5公里，也就是有1400多個自然村或居民定居點距離村委會超過5公里；有10.1%的村未安裝有綫電視、39%的村没有體育健身場所、61.1%的村没有農民業餘文化組織，也就是説有1550多個村未安裝有綫電視、5990多個村没有體育健身場所、近9400村没有農民業餘文化組織（見表4）。可見，我省還有相當一部分的村缺乏文化娱樂設施和文化組織，更不用説自然村了，况且部分自然村距離村委會路程遠，享受現代文明的機會就更少了。就閩西革命老區而言，龍岩的自然村或居民定居點距離村委會在5公里以内的低於90%，跟全省平均水平相比低2.4%，自然村或居民定居點距離村委會超過11公里的占比明顯高於全省平均水平；安裝了有綫電視的村比全省平均水平低4.7%；有體育健身場所的村比比全省平均水平低13.3%；有農民業餘文化組織的村比全省平均水平低5.1%。普查數據顯示，閩西相當一部分的村缺乏文化娱樂設施和文化組織，不少村莊遠離文化消費場所。

　　二、閩西革命老區城鄉不等值的影響因素分析

　　區位因素、組織因素和成本因素導致閩西革命老區城鄉不等值、城鄉差距難以縮小。

　　（一）地理區位劣勢造成閩西老區鄉村難以留住優質要素

　　龍岩地處閩粤贛邊區，境内山多地少，山高路陡，鄉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不足且歷史欠賬多，交通可達性差，生活不便，難以留住人才，人口流失嚴重，更難以吸引優質要素投資鄉村。筆者曾做過龍岩市傳統村落可持續發展的問卷調查，“您家庭成員常住本村的比例”的問卷選項，36.6%選擇“很低，基本外出”、28.1%選擇“20-50%”，説明近65%的家庭超過一半的成員不在本村常住。優質要素的缺乏造成生産效率低下，加之遠離市場，農民收入難以提高，鄉村發展受限制。

　　（二）缺乏組織的閩西鄉村居民難以有效對接市場和政府

　　從博弈視角來看，缺乏組織的農民一方面難以對接市場，在市場博弈中缺乏競争力；另一方面難以對接政府，在規則制定或政策實施時利益難以訴求或獲取。閩西老區農民作爲一個社會群體一直處於高度“碎片化”的狀態下，而未能充分地“組織化”。在對接市場過程中，缺乏組織的農民一方面是獲取市場信息的渠道與能力都受到限制，信息的不足使其跟市場主體博弈時處於劣勢地位，加之個體與群體的博弈就更多顯示出劣勢，另一方面，由於農民生産的産品大多爲生活必需品，缺乏需求彈性，處於博弈劣勢的農民往往要承擔“谷賤傷農”、“增産不增收”的代價。在對接政府過程中，一方面是農民的訴求因缺乏組織而難以統一且難以進入决策層，切實符合農民訴求的政策可能占比不高，另一方面即使好政策已出台，農民獲取政策的渠道不够暢通，可能遲遲都無法瞭解政策内容，或者因爲政策多，存在對政策理解不到位却難以獲得政策諮詢的機會，好政策的作用對農民來説可能也難以得到充分發揮。

　　（三）“雙重依賴”導致閩西鄉村居民要承擔更多交易成本

　　從交易成本視角來看，因爲閩西農民的貨幣化收入依賴城市市場體系、農民人力資本提昇依賴城市組織體系的“雙重依賴”，導致農民多承擔“雙重成本”，即由於依賴城市市場體系，下鄉的城貨（工業品、服務）比在城市成本高，進城的鄉貨（農産品）需要更高的物流成本，并且農民的收益受到“雙重擠壓”，即鄉村到城市需要跨越空間與社會關係的中間地帶，鄉村的産品轉化爲城市的消費品的過程中，利潤受到中介組織的擠壓，也受到城市市場組織的擠壓。有資料顯示，農用生産資料市場價格上漲8~20%，小麥、稻穀等糧食主産品市場價却下降17%，禽蛋、猪肉市場價下降22%和34%，僅農資上漲與糧價下跌人均减收就達到9321元；就業及轉移之所以流向城市，主要因爲農業收益低，投入同樣的勞動收益不一樣。

　　三、閩西革命老區鄉村振興的路徑創新

　　推動閩西革命老區鄉村振興，必須設法讓鄉村增産增收並留住更多收益，縮小城鄉差距，使城鄉等值化。

　　（一）促使鄉村增加投入並更有效地産出

　　閩西革命老區的很多鄉村要素過度流失，要促使鄉村振興，流入鄉村的要素要大於流出鄉村的要素。要素主要包括可轉移的非區域性要素和難以轉移的區域性要素，鄉村投入既涉及外部的非區域性要素也涉及本地的區域性要素，外部進入鄉村的要素遵循市場化邏輯和行政化邏輯，外部的非區域性要素與本地的區域性要素如果不匹配，則産出效果差，匹配度越高，則産出效果好，要素的匹配性還要隨着發展條件的變化而變化。

　　1.更好地利用市場化邏輯和行政化邏輯，推動更多要素進入鄉村。鄉村發展是鄉村禀賦與市場結合中實現的，必須遵循鄉村禀賦的市場化邏輯，在投入鄉村的要素中，如果無利可圖，逐利的市場主體就没有積極性，這就需要政府助力。但地方政府往往“點”上采取易於見成效的鄉村作爲示範典型，“面”上通過遴選出優先批次和後續批次作爲鄉村振興的優先次序。那些偏遠鄉村，無論是遵循市場邏輯還是行政邏輯，都是備受忽視的對象，必須分析鄉村禀賦如何從發展的潜力轉變爲現實的發展，探討如何把市場邏輯和行政邏輯結合起來，推動更多要素進入鄉村。

　　2.提高非區域要素與區域要素的適宜程度，推動鄉村要素禀賦類型與其發展模式相匹配。區域經濟增長是區域性要素和非區域性要素共同作用的過程與結果。區域性要素與非區域性要素的適宜度水平對區域經濟增長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閩西鄉村擁有紅色、客家、生態等豐富的區域性要素，但資本、技術等非區域性要素不足。要藉助“互聯網+”等現代科技手段，促使區域性要素與非區域性要素得到更優配置、區域性要素或非區域性要素各自以及它們之間的效率得到不斷提昇，從而提高閩西鄉村要素禀賦類型與其發展模式相匹配程度，增加有效産出。

　　（二）促使鄉村留住更多收益

　　閩西農民行動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在於滯後的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使農民缺乏獲得信息和進行合作的能力和途徑。鄉村振興不僅要消除要素在城鄉間流動的阻礙，還要從根本上消除城鄉要素在權利上的差异和分配上的不公平，建立起包括權利平等、交换過程平等以及交换結果平等三個維度在内的城鄉要素平等交换系統。在城鄉要素平等交换體制機制構建的過程中，政府的作用在於：一是培育要素交换主體。通過集體産權制度改革、發展合作經濟等方式提高農户的組織化程度，培育具備市場競争能力的要素交换主體。二是爲制度變遷提供激勵。三是做好微觀主體行爲引導和改革風險防控工作。四是做好制度配套、協調和頂層制度設計工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缺乏組織的閩西農民與市場對接，面臨極大的交易成本和違約風險。因此要圍遶小農户如何與大市場連接來尋找路徑創新。一是尋找提高農户組織化程度的途徑。二是尋找消除要素在城鄉間流動阻力的途徑。三是尋找城鄉組織互相嵌入與利益共享的途徑。四是推動建立起包括權利平等、交换過程平等以及交换結果平等三個維度在内的城鄉要素平等交换系統。

　　（三）促使城鄉等值化

　　基於區位視角，根據空間場力的大小，可以把鄉村劃分爲三類：第一類是内源空間場力大於外源空間場力的鄉村（簡稱：N>W），屬於内源吸引型鄉村；第二類是内源空間場力等於外源空間場力的鄉村（簡稱：N=W），屬於通道型鄉村；第三類是内源空間場力小於外源空間場力的鄉村（簡稱：N<W），屬於外源吸引型鄉村。第一類鄉村的經濟將發展壯大、易於振興，第二類鄉村的經濟將維持動態平衡、需要增加内部吸引力才能振興，第三類鄉村的經濟將會萎縮、没有外源大力支持的情况下會趨於衰敗。

　　1.鞏固内源吸引型鄉村（N>W）的發展成效。内源吸引型鄉村主要有兩種情况，一種情况是能够吸引外來人口常住的城郊融合型鄉村，另一種情况是能够吸引外來人口觀光休閒度假的特色保護類鄉村。城郊融合型鄉村的勞動、資本等生産要素較充足，而土地（自然資源）較稀缺，鞏固此類鄉村振興發展，要加强管理，爲外來人口融入城鎮提供便利；統籌規劃，完善土地開發利用功能；加强污染設施的配套建設，防止中心城區外遷工業污染轉嫁；抓農業産業化生産、加工、流通載體建設，完善農業産業化的利益調節、政策調控機制；引導農業與旅遊、教育、研學、文化、康養等産業深度融合，打造觀光農業帶、緑色産業帶，讓常規農業向休閒農業、生態農業、創匯農業領域延伸拓展。針對特色保護類的鄉村振興，要發揮政府、農民、市場、社會多元主體的合力作用，通過鄉土教材編撰、研學基地建設、主體活動開展等形式使特色資源與歷史遺存得以活化；要保護傳統格局，營造鄉村氛圍；完善基礎設施，提高接待能力；塑造文化形象，凸顯特色優勢；重視差异服務，避免同質競争；培育鄉土人才，開發人力資本；動員社會力量，形成支持網絡；拓展農業功能，提昇旅遊效應；協調主體利益，注入發展活力。

　　2.提昇通道型鄉村（N=W）的集聚能力。通道便利型鄉村需要提昇集聚能力才有望實現振興。一要改善鄉村生産生活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要完善醫療衛生、文化教育、文體活動等公共服務基礎設施，以及道路、安全飲水、垃圾分類治理、污水處理、電力電信、畜禽糞污處理工程、厠所改造、清潔能源、公共空間緑化建設等重大基礎設施，使村莊各區域間功能相互銜接，空間發展互通互補，各項基礎設施配套；風貌文化層面，要從建築院落空間格局、街巷肌理空間、節點標識空間的角度，美化居民點生活環境空間；生態環境層面，要統籌考慮山、水、林、田、路布局，構建一個對既有山水環境的保育、農林用地的管控、村落形態的營建的生態格局，美化道路景觀環境，進行居民點間道路空間的緑化整治提昇，通過不同形式不同材質的路面鋪裝，營造出多樣化的出行體驗，同時將文化元素融入道路兩側空間，形成喬灌草的立體化道路景觀，使得自然人文融爲一體，優化鄉村宜居的生態環境空間。二要提高鄉村的就業與發展機會。一方面要深挖産業核心競争力。推動現有鄉村核心産業結構優化昇級，系統化管理各類農産品、信息、人才等資源，形成三産聯動融合發展，延伸産業勢能，推動經濟結構轉型昇級。依託於人口的聚集，實現多業態發展導入，激發各個産業鏈整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核心市場競争力的産業集群，使得鄉村産業成爲自身發展的一個新的經濟中心點，輻射帶動周圍鄉村發展。另一方面要激發鄉村資源禀賦。從區域資源禀賦、經濟基礎和農業生産能力出發，科學制定産業發展方向、發展模式、發展領域。按照“扶優、扶强、扶大”的原則，培育比較優勢的大型農業龍頭企業，形成“龍頭企業+合作社+基地+農户+市場”一體化的經營模式，打造農企利益共同體。三要增强鄉村組織活力和文化吸引力。構建鄉村自治管理平台，完善鄉村内部自治管理平台機制，引導村民參與到鄉村建設發展當中，並協助監督民主管理、鄉村事務管理。組織新型鄉賢服務鄉村振興，構建良好的鄉村治理體系的組織基礎、經濟基礎和人文基礎，通過各種措施增强各類鄉村組織的活力和鄉村文化的吸引力。以鄉村組織活力和鄉村文化吸引力建設來增强鄉村振興的動力。

　　3.助推外源吸引型鄉村（N<W）“居業分離”。外源吸引型鄉村的勞動、資本等生産要素較稀缺，而土地（自然資源）較豐富，要防止要素過量流失并發揮自然資源豐富的優勢，采取“居業分離”的模式發展壯大生態産業。首先要充分利用大數據技術，確定鄉村哪些地方的人最好搬出，哪些地方適宜作爲遷入地，一方面通過制度創新設法讓遷出者在遷入地有屋可居，生活有保障，另一方面助力遷出地必要的交通改善，同時扶持農民互助社等組織建設，方便遷出者回原地開展林下經濟、生態農業等工作。其次要進一步完善生態補償機制與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機制。一方面要加强生態補償標準體系以及生態補償的資金來源、補償渠道、補償方式和保障體系的建設，進一步優化生態補償標準結構體系並完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結構性補償制度；另一方面要建立生態資産産權制度，加快生態産品標準體系和生態産品價值核算體系建設，創新生態價值産業實現路徑和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支撑體系，利用生態監管數字化平台推動生態信用體系完善，促進生態産品品質提昇及其價值更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