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走出去”政策的實施，中國在非洲、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斯裏蘭卡等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行爲越來越被上昇爲政治化問題。中國作爲崛起國，其投資行爲被政治化的背後除大國博弈因素外，還有投資目標國的國内政治鬥争、非政府組織介入等因素的相互交織。解釋中國海外投資面臨的問題及原因不僅要借用國際地緣政治理論，對投資目標國國内因素這一變量的考察也必不可少。本章試圖以新古典現實主義模型爲基礎，跨越國際和國内兩個層次，構建跨層次分析框架，探討中國投資卷入國際體系及目標國國内政治鬥争這雙層博弈中的原因、路徑，以及雙層博弈對中國投資的影響。

　　第一節　國際體系壓力及對國内政治的影響

　　一、跨層次分析理論框架

　　當前，學術界對中國海外投資的研究主要從三個維度進行。一是國際體系對中國海外投資影響的視角。例如，王玉主等認爲中美不斷加劇的結構性矛盾，以及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面臨的重重困境都增加了我國對外投資面臨的適應性風險。黄河等認爲目前在歐亞大陸上由東向西正在逐漸形成一個“社會政治動盪風險弧”，推昇了我國海外投資面臨的地緣政治風險。孫南翔認爲地緣政治競争導致美國濫用域外法引發的制裁風險等搆成我國高新技術企業海外投資面臨挑戰。僅把國際體系結構作爲决定性因素的話，就忽略了國家内部的一些重要變量，雖然這些變量不一定和國際體系結構具有同等的决定性意義。此外，國際、國家和地方各級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爲者在這些問題中具有利益，並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内促進其思想龢利益。二是投資目標國國内政治局勢維度。範若蘭等認爲中國投資項目本屬於經濟領域問題，但被目標國的各行爲體通過各種方式上昇到政治、安全等領域，從而産生負面影響。趙洪和王昭暉認爲中國對馬來西亞投資項目遭受挫折與馬國内復雜的選舉政治、政黨利益及較爲特殊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制度安排有關。世界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政治體制、環境、人權龢民主等全球性問題已經變得更加復雜。因此，僅用一國的國内因素這一變量來解釋中國投資也是不全面的。三是中國投資本身的維度。廖佳等認爲中國在中東歐地區貿易投資分佈極不均衡，投資潜力有待充分釋放，雙邊貿易投資便利化程度亟需提昇。劉禄寧等認爲中國對外投資面臨着貿易保護壁壘限制、投資産業分佈不合理、國内過剩産能産業對外投資與出口不足、對外投資的中小企業創新能力不足等問題。從文獻梳理情况看，國内學者對中國投資本身存在的問題鮮少涉及。

　　總體來看，現有研究分别從國際體系、國内政治局勢及投資本身三個維度對中國海外投資的現狀、問題及影響等方面進行分析，但缺乏對這三個維度之間的跨層次互動進行研究。因此，要解釋中國投資與大國博弈及目標國國内政治鬥争的互動過程，需要一個新穎的理論框架。該框架不僅要考慮參與者的多元化(國家、國際機構及非政府組織)，還要解釋國際體系與國家、投資目標國與中國投資的互動。如圖1-1所示，本文試圖以新古典現實主義模型爲基礎，跨越國際和國内兩個層次，闡明國際體系的壓力如何通過影響機制（西式民主和人權推廣、援助或貿易優惠、非政府組織等）對中介變量——國家（國内政治）發揮作用。在所有的現實主義假定中，國際體系層次的壓力促成了外交政策、大戰略和國際政治，而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國内中介變量，將限制國家是否對體系層次壓力作出應答，同樣也會限制國家如何應答體系層次壓力。在諾林·裏普斯曼等人研究的新古典現實主義中，將國家領導人的意象和認知、戰略文化、國家-社會關係和國内制度安排這四種類型作爲國内層次的中介變量。而本文則側重考察執政黨、反對黨及非政府組織等因素如何交織互動並對一國的國内進程産生影響，進而分析國際體系壓力如何通過中介變量（國家）將壓力傳導至因變量（中國投資），從而分析其如何影響中國投資的效用。簡而言之，該理論框架是爲了分析中國投資卷入國際體系及目標國國内政治鬥争這一雙層博弈中的原因、路徑及影響，進而分析國家行爲者、非國家行爲者、國際組織等如何以動態方式相互作用、從而爲分析雙層博弈對中國投資的影響提供理論依據。

　　國際體系是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的起點。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對外交决策産生的影響是不斷變化的，身處無政府國際體系中的國家很難判斷安全是充足的還是短缺的，只能根據自己的主觀經驗去分析判斷充滿着不確定性的國際政治現實，即系統壓力必須通過單位層次的干預變量加以轉化。如圖1-1所示，在第一層次中，國際體系的系統壓力是通過A（國際非政府組織）、B（援助/貿易優惠）及C（西式民主/人權）對目標國國内政治（第二層次）進行干預。目標國國内政治鬥争又是通過a（執政黨）、b（反對黨）及c（非政府組織）傳導，作用於第三層次的中國投資。下文將對各層次間的互動作詳細闡述。

　　二、民主推廣及西方跨國網絡的生成

　　第一層次中，國際體系通過3個影響機制對目標國進行干預，即霸權國利用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援助和貿易優惠進行西式民主和人權推廣。這也是霸權國爲維護世界主導權的重要手段。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了以所謂“自由市場”和“民主”爲核心原則，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一系列多邊機構爲基礎的國際秩序。1991年，一度强大的蘇聯解體，計劃經濟體制隨之逐漸走向終點。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因此提出著名的“歷史的終結”論斷，他認爲共産主義的崩潰將爲全世界邁向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最終命運掃清最後的障礙。美國基於新自由主義構想宣告“新的世界秩序”之後的幾十年中，幾乎將全世界都納入其勢力範圍。依靠强勢影響力，美國提出“華盛頓共識”作爲發展中國家經濟改革的方案和對策，並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推動實施，並把其倡導西式自由、民主等價值觀在學界和政界成功塑造成一種新的全球趨勢。

　　民主具有工具價值屬性。當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擁有絶對的世界話語權時，西方國家掌控世界的方法是對外輸出價值觀，即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西方的人權標準。美國政府認爲“美國要覆行世界領袖責任，首要的就是要把美國的價值觀變爲人類共同的價值觀”，把價值觀輸出作爲實現其國家利益的工具。西方國家認爲擁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之間不會産生軍事衝突，這有利於保護其自身安全從而維護世界主導權。從本質上説，美國輸出價值觀是爲了服務於美國特殊利益集團的政治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根植於美國資本主義體系，又巧妙地服務美國的霸權，是美當局一種得心應手的工具。因此，西方國家將其作爲一種影響和掌控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工具，並將自身真實目的完美地嵌入西式民主推廣項目之中。冷戰結束後，世界立即遵循了辯護主義（vindicationism）的理論，見证了美國和其他西方大國從非洲到亞洲，從拉丁美洲到歐洲的西式民主推廣進程。美國等西方國家將民主推廣龢民主援助放在其國際援助議程的首位。戈爾姆·奥爾森（Gorm Olsen）援引歐盟12個成員國在1991年通過的决議，寫道：“模棱兩可地表示民主和尊重人權將成爲歐洲將來不斷提供援助的條件。”《馬斯特裏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進一步闡明瞭歐盟在對東歐和其他地方的援助中對推廣民主和人權的條件，條約規定：“民主的發展與鞏固，法治以及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遵守……是歐洲聯盟發展政策的最重要目標。”可以説，西方國家把西式民主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推行與其對外援助掛鈎，使受援國在接受援助的同時，也要接受其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附加條件，美其名曰幫助受援國走上民主化道路。

　　爲在全世界進行西式民主和人權的推廣，國家非政府組織（NNGOs）和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在後冷戰時代發展成爲一種國際現象。在此期間，西方政府增加了對全球範圍内公民社會建設的資金投入。“西方認爲支持後蘇聯國家的公民社會發展的主要舉措之一是向當地註册的非政府組織提供財政和技術支持，以使其活躍於國家中。”西方國家得到政府資助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推廣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國際非政府組織通常有“自由主義和改革主義章程”，例如人權、民主、工會和環境等議題。這些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國家非政府組織組成了瑪格麗特·凱克（Margaret Kecck）和凱瑟琳·西金克（Kathryn Sikkink）所説的“跨國活動家的跨國網絡”。其中包括“在國際上就某個問題開展工作的相關參與者，這些參與者被共同的價值觀、共同的話語以及信息和服務的密集交换所連接在一起”。這些跨國網絡的組成部分對使自由主義和改革主義章程“成爲國際外交和話語議程上的一支生機勃勃的主要力量”方面具有影響力。

　　信息通信技術的普及使跨國網絡的積極性和影響力得以實現。這種技術産生了一種稱爲“技術景觀”(technoscapes)的新現象，其中包括一系列技術的革新，也包括“在各種先前不可滲透的邊界之間高速運轉的信息”。“技術景觀”使跨國網絡的成員在全球範圍内組織和招募新成員更爲便利，並在全球範圍内打着傳播人權、民主和人民主權等自由思想的旗號宣揚西方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通過這些跨國網絡，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多種方式資助了發展中國家的國家非政府組織，進一步推動西方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推廣。

　　三、“逥旋鏢”模式的生成

　　跨國網絡的生成，有利於第一層國際體系的系統壓力向第二層的目標國國内政治進行傳導，這種壓力傳導又進一步促進西式民主和人權的推廣。跨國網絡利用了目標國對外國發展援助的依賴，以及西方國家和具有經濟和金融實力進行干預的機構對目標國貿易優惠的影響。通過利用這些更强大的實體，“弱小群體（發展中國家影響力較小的非政府組織）獲得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他們直接影響國家實踐的能力。”這種影響力源於西方國家把人權或民主作爲軍事援助、財政援助和市場準入的附加條件。例如，柬埔寨的人權與民主方面的非政府組織與美國的國際共和研究所（IRI）、國家民主研究所（NDI）、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和康拉德·阿登納爾基金會(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合作，遊説歐盟和美國政府，將市場準入與發展援助聯繫起來給柬埔寨政府施壓，要求柬政府制定人權與民主政策。

　　目標國的反對黨在與執政黨競争時，也選擇與跨國網絡合作。借外部力量支持，反對黨在促進其議程和進行政治競選中能進行更有效地運作。反對黨可以遊説捐助國、多邊機構和公司向其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執政黨爲民主競選開放政治空間。當然，開放政治空間是藉口，背後的真實目的是爲競選增加籌碼。當反對勢力的政治力量過於强大之時，執政黨會設置障礙，壓縮反對勢力的政治活動空間，但這又反過來促進反對勢力向國際社會尋求幫助，因此形成“逥旋鏢”模式。

　　凱克（Keck）和錫金克（Sikkink）將“逥旋鏢”效應解釋爲：當國家與其國内國家行爲者之間的渠道被封鎖時，跨國網絡影響力特徵的“逥旋鏢”模式就會出現——國内的非政府組織繞過他們的國家，直接尋找國際盟友，試圖從外部對他們的國家施加壓力。圖1-2詳細闡述了“逥旋鏢”模式生成的原因及路徑。

　　“逥旋鏢”模式生成的路徑如下：

　　1.西方大國（步驟A）利用其建立起來的完善跨國網絡，直接或通過國際非政府組織和其他國際機構（步驟B）對目標國（國家X）進行援助或提供貿易優惠政策。這些援助或貿易優惠通常帶有推廣西式民主和人權的附加條件。當目標國認爲西式民主並不適合國情而拒絶時，西方國家會轉向支持目標國的反對黨。

　　2.西方國家直接或間接地通過其支持下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向目標國的反對黨和國内組織提供政治、資金和技術支持（步驟C），幫助反對黨在目標國獲得更多的政治空間和資源，甚至是贏得選舉。反對黨和其他國内組織則能爲西方國家提供信息、服務等（步驟D）。

　　3.目標國執政黨爲維護政權穩定而設置障礙，壓縮民間組織和反對黨的政治空間（步驟E）。後兩者利用西方大國或國際機搆通過减少援助或暫停貿易優惠政策向目標國的執政黨施加壓力。施壓的目的是爲提昇反對勢力在國内的政治待遇。

　　從“逥旋鏢”的路徑中可以清晰看到第一層次和第二層次中6個影響機制之間的關係。在國際體系層面，霸權國爲維持其在全世界範圍内的主導權，利用援助/貿易優惠、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西式民主/人權作爲影響機制，對目標國産生壓力。在國家層面，由於受到來自國際體系的壓力，這一單元内的執政黨、反對黨、國家非政府組織等三組影響機制與國際體系層面的三組影響機制産生互動。國際非政府組織在這個跨層次理論模型中扮演了極爲重要的角色。首先，國際非政府組織將他們從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公司那裏獲得的資金向目標國的非政府組織輸送。其次，國際非政府組織向目標國的非政府組織提供基層動員、抗議和遊説方面的培訓。第三，國際非政府組織將目標國的非政府組織與西方國家的政府、跨國機構和公司聯繫起來。這種聯繫使目標國的非政府組織能在國際舞台上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反過來又使這些實力薄弱的發展中國家的非政府組織有能力影響其政府。這種跨越國界連接的意義在於：對於實力較弱的第三世界行動者來説，跨國網絡爲他們提供了難得的機會、杠杆力量、信息和金錢；對於西方國家而言，他們堅信自己不僅在與發展中國家作鬥争中苦苦挣扎，而且也在建立更有利於自己的國際環境。因此，可以説“逥旋鏢”模式是國際體系與國家跨層次互動的結果。

　　第二節　雙層博弈對中國投資的影響

　　一、中國投資卷入雙層博弈的原因及路徑

　　國際體系層面來看，霸權國和崛起國的較量常常悄無聲息又無處不在。摩根索認爲，在一個主權國家争奪權力的世界裏，生存是每個國家對外政策的最低目標和國家利益的核心，每個國家都被迫“保護自己自然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身份，使之不受其他國家的侵犯”。只要世界是由各國在無政府狀態下搆成的，“國家利益就是世界政治的核心”。蘇聯解體後形成了美國獨一無二霸權國的國際格局。在這種絶對優勢下，霸權國全球性地輸出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試圖通過硬實力和軟實力來掌控世界，從而維護其霸權地位。崛起國的國家利益是在世界範圍内盡可能地多“交朋友”，主要以政治經濟合作爲主，幾乎不涉及意識形態領域。隨着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國對美國世界主導權的衝擊力度越來越大。美國爲維護霸權地位而采取扼制措施，包括針鋒相對地進行經濟對抗，特朗普政府挑起的對華貿易戰就是例子。美國還通過打壓中國的海外投資和援助等手段，企圖减弱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這是中國投資卷入大國博弈的主要原因。

　　此外，國際體系層面的博弈將通過影響機制傳導至目標國的國家層面，從而對目標國的國内政治産生影響。從上文的分析可知，國際體系與國家單元層次之間的互動産生了“逥旋鏢”效應。美國爲在目標國進行西式民主和人權推廣，包括要求爲反對黨開放更多政治空間。當這些要求可能危及執政黨的政權合法性時，執政黨將采取扺制的態度。這種扺制將使目標國失去美國及以其爲首的西方國家的援助和貿易優惠政策。因此，目標國傾向於通過接納更多的中國投資和援助來扺抗壓力。從客觀上來説，中國投資和援助不僅幫助目標國扺抗了來自西方的壓力，還對目標國經濟社會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爲執政黨提供了績效合法性。當中國的投資和援助進一步鞏固了執政黨的政權合法性時，也進一步增加了執政黨給反對黨設置障礙的能力。反對黨則通過抨擊和污名化中國投資進行反擊。此外，由於“逥旋鏢”模式的生成，反對黨將藉助西方跨國網絡的力量，削弱中國在目標國的影響力。這是中國投資卷入國際體系及國家雙層博弈的原因。

　　從圖1-3可見中國的投資/援助卷入國際體系和國内政治雙重博弈的路徑。與圖1-2的對比可見，這是“逥旋鏢”路徑的延伸。由於上文已對步驟A-E進行詳細解釋，此處重點解釋步驟F和G。

　　當目標國面對來自西方國家及國内反對勢力的壓力過大時，會利用崛起國的力量來扺制西方的壓力（步驟F）。與霸權國關注在發展中國家植入西式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中國則通過投資與援助等政治經濟合作來提昇國際影響力。不同於西方國家帶有附加條件的援助和投資，中國的援助和投資不帶任何民主制度方面的强加條件。亟需資金發展經濟的國家樂於接受這類投資和援助。隨着中國對外援助和投資越來越多，這也越來越吸引目標國向崛起國靠近。此時，霸權國就會利用其跨國網絡聯合目標國的反對勢力對中國的投資或援助進行抨擊或污名化（步驟G）。西方國家對中國投資的批評和抨擊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中國模式輸出論、債務陷阱論、掠奪資源論、助長腐敗論及破壞環境論等。西方國家創建的跨國網絡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跨國網絡不僅污名化中國的投資和援助，還利用投資或援助造成的負面影響攻擊執政黨。國際非政府組織及其支持的當地非政府組織龢民間團體成爲西方國家最好的抓手和宣傳工具。其主要目的是在當地百姓心目中和國際社會中污名化中國的投資和援助，甚至煽動讎視、敵對的心理。

　　二、目標國的外交政策及其對中國投資的影響

　　在一個無政府體系中，國家的政策基礎是以權力爲後盾的國家利益。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爲“國家對外政策的範圍和雄心首先而且主要取决於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尤其取决於國家的相對物質實力”。一國的權力來自它的軍事、經濟和技術力量，而它的威望則來自“其他國家對該國的實力以及該國運用其權力的能力和意願的認識”。從圖1-2的步驟F可知，在國際上，依靠西方强國提供財政援助並與之進行貿易的國家面臨來自西方的壓力，被要求采納和維護西式的自由民主。西方民主網絡的壓力也來自跨國網絡，其中包括國際組織和國家非政府組織。當非政府組織在國内的渠道被該國政府封鎖時，他們需要努力遊説争取國際上的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反對黨也采取這種“逥旋鏢”策略。被西方强制實施西式民主和選舉的國家認爲自由民主與他們的歷史、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背道而馳。在這種情况下，這些國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來避免國内和國際上的政治變革壓力。國家行爲者可以使用的三個選項是：制衡策略（Balancing Strategy）、對冲策略(Hedging Strategy)及追隨策略(Bandwagoning Strategy)。

　　制衡策略從理論上的定義是，采用一種局面或狀態、一種國家行爲的普遍傾向或規律、一種國家領導人的行動指南、一種包含不同類型國際體系的來達到自我維持的方式。亨利·基辛格認爲保持平衡狀態可以制約國家主導他國能力，限制衝突的範圍。制衡的目標不是追求和平，而是在國家間進行適度調節，從而實現穩定。當崛起國權力上昇不會對其他國家搆成威脅，那麽這些國家就不必采取制衡崛起國策略。但是，如果崛起國權力上昇到對其他國家搆成安全或其他威脅時，這些國家將采取制衡策略，利用現有的霸權國來制衡崛起國權力上昇帶來的威脅。相反，當霸權國對其他國家搆成威脅時，這些國家將利用崛起國的力量來制衡霸權國的壓力。

　　對冲（hedging）長期以來被用作一個描述性的術語，指的是一種介於制衡策略與追隨策略這樣極端選擇之間的外交政策選擇。吴萃玲（Evelyn Goh）將“對冲”定義爲：“一組旨在避免或爲之制定應急計劃的策略，在這種情况下，國家無法采取平衡、追隨或中立等更直接的替代方案。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建立了一個中間地帶，可以阻止或避免不得不選擇一方，而明顯犧牲另一方。通常的做法是通過押注多個替代選項。”國家采取對冲策略是因爲它不確定崛起國和霸權國的力量對比和目標。在這種情况下，采取對冲策略可以最大程度地與多個强大的合作伙伴合作。更具體地説，在對冲狀態中，“培養一個中間立場，以防止或避免不得不選擇一方而明顯犧牲另一方。”更重要的是，這種對冲策略取决於一個國家的統治精英對其國家的經濟和安全需要進行的計算，以幫助他們維持在國内和國際上政權的合法性並鞏固其統治地位。根據經驗，一些國家一開始不會采用制衡或直接追隨的策略。相反，當面對不斷崛起的力量時，他們會采取對冲策略。安·瑪麗·墨菲（Ann Marie Murphy）認爲，盡管東南亞國家愈加面臨中美競争局面加劇的態勢，但是近幾十年來，東南亞國家采取對冲戰略，從不同的合作伙伴處獲取經濟和安全利益，力求保持其戰略自主權。

　　由於崛起國的意識形態吸引力，有些國家將外交政策從對冲崛起國的策略轉變爲追隨策略。在聯盟形成的新現實主義模型中，當某些國家没有能力制衡新興大國崛起時，大多會選擇追隨策略。這種情况要麽是没有意願合作要麽是没有可用的强大國家來制衡。在這種情况下，小國會屈服於大國的意願，目的是將其自身利益與大國的利益保持一致，以此獲得安全保護和經濟發展方面的利益。從理論上講，追隨有兩種形式：完全追隨（Pure Bandwagoing,PB）和有限追隨（Limited Bandwagoning,LB）。應該注意的是，完全追隨並不一定意味着較小的國家服從於崛起大國的意願和力量。各國在采用制衡、對冲或追隨策略時會先計算潜在的成本和收益。國家從對冲策略轉向追隨策略，是因爲它可以從崛起國獲得許多經濟或政治方面的好處，並避免因霸權國給予的壓力而造成的損害。追隨策略是一種保護自己免受霸權國懲罰的有效策略。采取追隨策略的國家肯定期望其行動能獲得高額回報。這種回報不僅包括大國對目標國觀念上的吸引力（ideational appeal），還包括物質和安全承諾等。

　　選擇的策略取决於國際體系中其他强大國家的可用性。對於大多數國家而言，處於西方壓力下的最好的替代行動是對冲策略。這是一種與霸權國和崛起國保持不太接近和不太遠的關係，以獲取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但是，對冲策略不是獨立國家的永久策略。因爲只要這種策略會危害獨立主權國家領導人的權力時，他們就會采取其他的策略進行防禦。當這種情况發生時，這些領導者將選擇一種新的策略——追隨崛起國策略。采取追隨策略的國家根據對崛起國的戰略目標、意識形態和對促進共同發展的承諾的評估來做出戰略選擇。當一個國家與崛起國之間構建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係時，這個國家就會采取追隨策略。2013年，顔色革命爆發之前，柬埔寨可以對冲的國家是美國、歐盟和中國。但是，顔色革命後，洪森政府深刻意識到西方國家通過支持反對黨推翻人民黨執政地位的意圖和决心。此時，洪森政府不得不采取追隨中國的策略，目的是將其自身利益與崛起國的利益保持一致，以此獲得安全保護和經濟發展方面的利益。

　　國際關係的實踐表明，當目標國對中國采取的外交政策從制衡策略到對冲策略，再到追隨策略時，目標國與中國的關係越來越近。由於大國博弈和目標國國内政治鬥争愈加激烈，這導致中國的投資和援助受到的關注和争議也越來越大。西方國家利用其跨國網絡聯合目標國的反對勢力對中國投資的批評和抨擊力度也越來越大。西方國家抨擊中國投資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中國與目標國通過經濟合作産生密切的雙邊關係，從而削弱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來維護自身的世界主導地位。反對黨抨擊中國投資的主要原因是崛起國的投資幫助執政黨提昇績效合法性，鞏固了執政黨政權，壓縮了反對黨的政治生存空間。因此，這兩者聯合起來對崛起國投資的批評愈加激烈。以柬埔寨爲例，1979-1997年，柬埔寨政府利用美國制衡中國在柬埔寨的影響力。這一階段的中國對柬埔寨人民共和國的投資和援助幾乎没有，因此對中國投資的批評和抨擊也不存在。1997-2013年，受“七月事件”影響，柬埔寨政府對華采取對冲策略，利用中國的力量扺禦西方的制裁壓力。這一時期中國對柬埔寨的投資和援助逐漸增多，對中國投資和援助的批評聲音也開始出現，但極少，批評主要集中在援助項目的質量問題上。2013年至今，受2013年“顔色革命”影響，柬埔寨政府意識到美國支持救國黨推翻其政權的决心，因此對華采取追隨策略（有限追隨）。加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中國對柬埔寨的投資和援助也大幅增漲。這一階段的中國投資和援助所面臨的抨擊空前嚴峻，特别是西港問題成爲世界關注的焦點。

　　當國際體系和國家層面的壓力同時對中國投資起作用時，中國投資將面臨嚴峻挑戰。由於國際體系激烈的博弈使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充滿擔憂，再加上先入爲主的偏見，使得中國投資的貢獻被西方國家及其支持的目標國的反對黨無視。他們還故意夸大中國投資的負面影響，甚至污名化中國投資來抨擊執政黨，故意煽動民衆對執政黨和中國的不滿及讎恨。在這樣的情况下，中國投資形象被破壞，這將阻礙投資項目的進程和效益，甚至破壞中國與投資國的關係。

　　綜上所述，國際體系無政府性質導致各國追求自助戰略，並由此引發各國最大化其能力來達到自助的目的。冷戰後，霸權國爲維護其世界主導權，將西式民主和人權作爲援助和貿易優惠的附加條件在全世界進行推廣。這是因爲西方堅定認爲擁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之間不會産生軍事衝突，可確保其安全。民主推廣進程中，西方國家通過非政府組織、國際機構等建立起完善跨國網絡。跨國網絡的建立也爲“逥旋鏢”模式的生成奠定了基礎。當西方國家通過跨國網絡支持目標國的反對黨，從而給執政黨施壓。當這種壓力過大時，目標國將借用中國的力量制衡西方壓力。當前，中國影響世界的方式主要是通過政治經濟合作，主要以投資、貿易和援助爲主。當目標國與中國的關係從制衡轉向對冲或追隨時，西方霸權國及其支持的反對黨對中國投資的抨擊將越來越激烈，從而影響中國投資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