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經濟的概念最早見於英國人類學家基思·哈特（Keith Hart）針對加納首都阿克拉城市人口中農村移民的研究報告，當時他使用了“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一詞，用以歸納城市經濟中未被“正式”部門吸納的收入機會與工作形式，尤其是小規模的“自我雇傭”行爲，哈特（Hart）還指出“非正式”並不意味着絶對的“不合法”。亞瑟·劉易斯（ArthurLewis）在其提出的經濟發展模型中把非正式經濟用於描述發展中國家一種不屬於現代工業部門的就業類型。聯合國勞工組織（2004）認爲非正式經濟是因現代化或資本密集化而被邊緣化的經濟活動，並强調這種經濟活動爲窮人提供了收入或安全保障，但這一概論並不包括犯罪經濟。“非正式經濟”中的生産或就業安排可能並非完全合法，但該部門生産和分銷合法商品和服務。埃米爾·埃斯特拉達（Emir Estrada）認爲盡管“非正式經濟”常帶有負面污名化，但是對於大多數個體而言“非正式經濟”不是理想選擇，只是生存所必需的行動。

　　基於以上觀點，可知非正式經濟指納入正規管理的、主流經濟部門之外的經濟活動，而學界並未對非正式經濟定義形成完全的共識，特别是在這種經濟活動是否非法這一點上。爲了便於開展對柬埔寨相關情况的論述，筆者主張以“是否搆成犯罪”和“是否爲邊緣化的經濟活動”作爲界定非正式經濟的標準。需要指出，所謂邊緣化是相對於所在地的主體經濟、正統道德觀念而言的。相反，游走在法律邊界甚至違法的“灰色經濟”或“黑色經濟”應界定爲地下經濟。地下經濟的概念是埃德加·費格（Edgar L. Feige）提出的，他認爲區分“地下經濟”與“非正式經濟”的一個重要指標是“經濟活動是否遵守已制定出來的遊戲規則”。

　　以此爲標準，中國人在柬埔寨從事的小商小販行爲没有納税但遵守着合法買賣原則，當屬非正式經濟之列；酒吧、歌廳等行業遠離主流人群，亦屬非正式經濟。販毒、色情、洗錢等犯罪行爲明顯是黑色的“地下經濟”。博彩業的情况比較復雜，有的公司没有合法註册，大部分公司則已通過柬埔寨政府審批且依法納税。但是這一行業以綫上經營爲主，“8·18禁網賭令”頒佈之前，有政府執照網絡博彩的當屬非正式經濟範疇。但是，中國人在柬埔寨經營的網絡博彩以在中國的中國人爲主要對象，伴隨着大量的坑蒙騙行爲，因此該行業在經營過程中兼有地下經濟的特點。中國人在柬埔寨“非正式經濟”方面的投資主要以博彩業爲主，該行業很大程度上引發了其他非正式經濟行業的發展。本章重點討論中國在柬博彩業的投資，以及由博彩業帶動的其他“地下經濟”的發展及影響。

　　第一節　柬埔寨博彩業的歷史及現行管理政策

　　一、發展歷史

　　柬埔寨和許多東南亞國家及中國一樣，民間有賭博文化存在。1295年，周達觀在《真臘風土記》中記載過吴哥民衆的日常賭博習慣。吴哥窟古建築修復專家戴斯（Daith）告訴筆者：“吴哥窟巴戎寺的壁畫上也記録了吴哥時期民衆鬥鷄賭博的場景。”有學者認爲這是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影響，薩弗羅斯·鮑（Saveros Pou）和菲利普·詹納（Philip Jenner）稱中國文化對印度化的吴哥文化的貢獻包括美食、貿易、金融以及賭博等。米爾頓·奥斯本（Milton Osborne）在其著作中寫道：16世紀末金邊大約有3000户中國家庭，中國商人在沿港口商業區提供賭博、鴉片和其他娱樂方式。1870年左右，美國旅行者弗蘭克·文森特（Frank Vincent）將金邊的“大街商業區”描述爲到處都是用竹子建成的商店，這些商店主要由中國人所有，有些是賭場。也有學者認爲柬埔寨的賭博文化受泰國影響。19世紀三四十年代，賭博在泰國曼谷極其盛行，引起西方傳教士深深的擔憂。泰國開放賭博的原因是希望增加税收以支持國家官僚體系的建設。諾拉·庫克（Nola Cooke）認爲諾羅敦國王在泰國的成長經歷使其深刻領悟到税收的重要性，因此借鑒泰國方法的柬埔寨實行一系列“税收農場”（tax farms）制度，增加收入用以支持皇室家族的開支，其中包括了賭博活動。和泰國不同的是此時柬埔寨並没有爲了增加税收而開設國營賭場。

　　博彩業作爲一種經濟行業在柬埔寨的出現，始於西哈努克國王統治時期。1949年，西哈努克國王支持葉姆·桑巴爾（Yem Sambaur）任總理並授意在金邊開設一家賭場。這次成功的嘗試成爲西哈努克後來開建賭場爲國家創收的原因。柬埔寨脱離法國殖民後，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現代税收制度，政府財政收入嚴重不足。1962年，柬埔寨政府在度假避暑勝地波哥山（Bokor Hill Settlement）上開設高檔賭場。1969年初，又在洞裏薩河沿岸水上運動綜合體中開設賭場，由於是國家行爲，該賭場得名“國家賭場”(State Casino)。在首都區域範圍内設賭場，足見這一行業對政府的重要性。此舉目的不僅在於推廣旅遊休閒項目，還起到緩解日益嚴重的國家財政危機的作用。但是，賭博往往造成傾家盪産、家破人亡，那個時期的金邊常有傳言稱賭博負債導致許多自殺事件。1970年朗諾時期以及此後的紅色高棉時期，賭場在柬埔寨不復存在。

　　内戰後，隨着柬埔寨社會秩序逐漸恢復正常，民間賭博風氣重現。八十年代中後期，柬埔寨政府鼓勵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放寬對賭博的限制。金邊出現許多大大小小的賭場。金邊的金界娱樂城（NagaWorld）帶領着柬埔寨的博彩業邁入正規化和國際化的道路。1993年聯合國監督選舉後，柬埔寨政府開放了賭場牌照登記。金界娱樂城的老闆馬來西亞華人曾立强獲得了第一塊賭牌，於1995年開始在皇宫附近的金邊洞裏薩河上租用一艘游輪運營金界賭場。金界賭船是現在金邊著名的賭場度假酒店“金界娱樂城”的前身。這張賭牌的頒發拉開了柬埔寨博彩業合法化的序幕。此後，柬埔寨政府開始實行賭場牌照登記制度，規定申請人向柬埔寨財經部申請並繳納足額經費即可獲得賭場合法牌照。這一時期頒發的賭場牌照數量已無從考證，但估計九十年代後期，金邊有上百家有证或無证的大大小小的賭場。

　　曾立强購買碼頭附近土地，於2003年建成金界娱樂城第一期賭場(NagaWorld 1)。該賭場持有爲期達70年至2065年的賭場牌照，並享有金邊市方圓200公里範圍内至2045年届滿的獨家賭場經營權。在收穫瞭高投資回報率後，曾立强又投資3.69億美元創造了金界娱樂城第二期賭場(NagaWorld 2)。兩期娱樂城通過3800平方米的地下購物中心相連。2006年，金界娱樂城以集團公司“金界控股”爲名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成爲首家於聯交所公開招股上市的博彩類公司。金界娱樂城引領了柬埔寨博彩業的發展方向，也將柬埔寨的博彩業推向國際化舞台。金界娱樂城在短時間内能在柬埔寨取得如此大的成功，除了擁有獨家賭牌外，還離不開其獲得了業務上幾乎絶對的自由。柬埔寨政府1995年與該公司簽訂合同允許公司將賭場設於指定範圍内任何場所，無須政府批準即可决定經營博彩類型、賭桌及電子博彩機的數量、博彩空間、博彩中介人的傭金及回扣。2014年，柬政府再次確認賭場的牌照期限爲70年。在巨大經濟利益的驅使下，柬埔寨幾個邊境城市也逐漸開放了賭場，旨在利用周邊國家禁止賭博的政策，在邊境城鎮建立賭場度假勝地吸引鄰國賭客。泰國前國王普密蓬·阿杜德明令禁止在泰境内一切賭博行爲，越南作爲社會主義國家也嚴格禁止賭博（2012年後，越南爲刺激經濟也向外國遊客開放賭場）。柬埔寨於是在波貝、巴域、柴通等邊境檢查站之間設立“賭場地帶”，允許泰國、越南民衆免簽证自由進出，賭場提供接送服務。柬泰邊境的賭場甚至允許使用泰銖作爲賭資。當金邊的博彩業向壟斷發展時，邊境賭場也發展得如火如荼。

　　賭博帶來大量社會問題，1996年柬埔寨政府迫於壓力出台《禁止賭博法》，規定在柬埔寨未經授權的賭博形式爲非法，禁止柬埔寨公民參與賭博。此後，柬埔寨公民的合法博彩行爲只有購買國家彩票和玩老虎機兩種。老虎機遊戲因爲引發了數起暴力事件，於2009年被全面禁止。但禁止本地人進入賭場的政策在當前並没有得到嚴格執行，柬埔寨賭場對賭客身份幾乎没有限制，這與澳門、新加坡的賭場規範管理有很大差距。無論是在金邊還是邊境地帶没有任何安保人員檢查進入者的資格。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爲本地賭客流量大，柬埔寨本地人對賭博機非常着迷，本地賭客可能貢獻了金界娱樂城遊戲機七成利潤。再者，違法成本低，柬政府没有對違法賭場嚴格執行懲罰措施。

　　二、現行管理規制

　　全球通用的博彩立法模式有非限制性司法管轄和限制性司法管轄兩種。前者是指博彩得到明確的授權，對運營者或博彩者的國籍和地域没有限制，或者説，博彩經過明確授權是被允許的。限制性司法管轄是指博彩投注活動被禁止或受到嚴格的限制。在限制性司法管轄的國家和地區裏，博彩因其特殊的社會影響而被視爲是非之地，立法者盡可能限制博彩活動，包括傳統的博彩活動和網絡博彩。限制性司法管制又分爲兩類：一類是“全面禁止”司法管轄；另一類是“保護性禁止”，允許博彩的存在，但博彩經營必須在國内並獲得經營許可。

　　柬埔寨對博彩業實行限制性司法管轄，相關法律規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從地域上進行限制博彩活動。柬埔寨王國政府規定，金邊市只允許金界娱樂城掛牌營業，並享有在金邊市方圓200公里範圍内至2045年的獨家賭場經營權。其他的賭場因此遠離金邊市。在柬埔寨並不是每一個城市都可以從事博彩業。政府明確規定只能在西港、柬越、柬泰等邊境省份開放博彩業，且堅决杜絶在暹粒等這樣有影響力的城市開放博彩業。换而言之，除了以度假酒店模式經營的金界娱樂城在金邊市以外，其他的博彩業只能遠離社會經濟發達的城市。

　　2.從博彩類型入手限制博彩活動。柬埔寨博彩類型分爲賭場和網絡博彩兩種。賭場可以經營桌面遊戲（table games）、博彩機（slot machines）和撲克（Poker）等其他紙牌遊戲。桌面遊戲主要有二十一點（blackjack）、骰寶（craps）和輪盤（roulette）等對賭遊戲。而網絡博彩一度可以通過獲得牌照合法經營，主要包括真人荷官遊戲、電子遊戲、體育投注和彩票遊戲等。2019年8月18日柬政府禁止網絡博彩，規定現持有牌照的公民可以合法經營至牌照期滿，過期後不再續簽新牌照。因此，這一博彩類型正在逐漸被取締。

　　3.通過牌照限制博彩活動。柬埔寨授權財經部管理博彩行業和頒發博彩牌照。現在，牌照發放區域主要集中在西港和邊境城市，規定一張牌照只能開一家賭場。賭場牌照價格不統一，根據賭場所在的地區、賭場規模定價，約35萬美元至300萬美元不等。柬埔寨財經部規定，賭場申請牌照登記時必須有合法的經營場所，只能在所申請場所經營，申請人不得擅自變更經營場所。除金界娱樂城外，賭場不得隨意增加賭桌數量及規模。賭場和網絡博彩兩種牌照不能互通使用，即賭場牌照只能經營綫下賭場，“8·18禁網賭令”之前網絡博彩牌照只可用於經營電子遊戲。

　　4.通過規定玩家資格來限制博彩活動。柬埔寨政府在1996年頒發《禁止賭博法》，明令禁止本國公民參與賭博，但是允許外國遊客在柬埔寨合法參加博彩娱樂活動。這是柬埔寨博彩業發展的基礎。柬埔寨允許外資投資博彩業，外資的進入加快了柬埔寨博彩業的發展速度，並促進了其規範化進程。

　　第二節　中資進入柬埔寨博彩業的動因

　　一、柬埔寨博彩業管理規制及運營成本因素

　　1.柬埔寨博彩業合法化且發展潜力大

　　博彩業是一個政策壟斷的行業。在絶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博彩運營商需要持有執照才能運營賭場。博彩業是規模巨大的暴利行業，英國H2博彩資本公司估計全球博彩業市場規模高達4400億美元。興業證券研究所認爲這只是對合法博彩市場的估算，如果加上地下非法博彩市場，規模估計達萬億美元以上。巨大的税收吸引力使得柬政府放開在大西港圈和柬越、柬泰邊境的城鎮建設賭場。柬財經部官員羅斯·菲倫(Ros Phearun)認爲：“盡管賭博有負面影響，但政府有明確的政策管理博彩行業，以確保增加國家預算並保護國家安全。”同時，博彩業還能帶動旅遊業和其他産業的發展。以西港爲例，房地産、建築業、餐飲和娱樂在網絡博彩業的牽引下欣欣向榮。而賭場及其配套産業對解决就業問題作出的貢獻不能低估。柬埔寨政府允許博彩業存在，同時明令禁止本國公民參賭，試圖把賭博造成的負面影響最小化。再者除金界娱樂城因歷史原因開設在金邊外，其他所有的賭場都遠離政治、經濟中心，因賭博出現的種種社會亂象不會影響柬埔寨社會經濟發展大局。

　　柬埔寨政府寬鬆的博彩業政策，與正在尋找商機的部分中國資本可謂一拍即合。一些中國投資者認定“中國人天性好賭”，把這一行業的多數客户定位爲國内和在柬的中國人。高峰時期在柬中國人約60-70萬，再加上每年約200萬的中國遊客，博彩業的商機不可限量。柬方寄望於博彩業的税收，因此發放賭場執照的效率極高，有些賭場還可以通過合法的渠道獲得政府頒發的網絡博彩牌照。這幾重因素叠加，讓柬埔寨博彩業發展的商機和潜力凸現。2015年後，大量中國人涌進了西港、貢布、柴通、巴域和波貝等地投資和從事博彩業。

　　2.非法網絡博彩業有生存空間

　　除金界娱樂城擁有金邊200公里範圍内的壟斷經營權，能實現高額盈利外，大部分在西港的實體賭場並没有賺到大錢。西港某賭場CEO稱：“柬埔寨賭場並不像拉斯維加斯或澳門的賭客流量那麽大，有實力的賭客不會選擇來這裏。由於賭場管理不規範，大部分柬埔寨賭場只提供現金提取不提供‘支票’，即使提供了也無法像澳門或拉斯維加斯賭場提供的‘支票’一樣得到全世界的認可，無法成功將錢‘洗’乾净。”柬埔寨的博彩業能在東南亞國家“脱穎”而出，最主要的原因是網絡博彩的存在。

　　以行賄受賄爲基本特徵的“政商關係”，是非法博彩公司得以存在的基礎。中國人在柬埔寨的網絡博彩不僅需要通過權力尋租的方式獲得執照，還需要依靠當地“保護傘”來維持經營。腐敗是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得不面臨的問題。根據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的資料顯示，2019年，柬埔寨的腐敗指數在180個國家中排名162，腐敗情况較爲嚴重。有學者將此問題歸咎於柬埔寨的體制，如索邦（Sorpong）認爲從柬埔寨人民黨動用司法體系解散救國黨並禁止救國黨參加選舉可以看出柬埔寨在司法獨立、透明及問責制並没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對於柬埔寨的司法腐敗問題，聯合國柬埔寨人權事務官員羅納·史密斯（Rhona Smith）也曾呼吁“司法機構在業務運作方面需更加透明，采取更多措施打擊腐敗並加强司法獨立和公正”。官員利用職務之便向企業進行“權力尋租”事件時有發生，中國投資者對此深有感受。一位從事建築行業的商人表示，其工地曾發生一起糾紛，在柬埔寨連警察出警都索要錢財。在柬埔寨投資工廠近20年的一位中國商人表示，工廠着火時消防人員先談滅火費用，價錢不到位則袖手旁觀，坐觀火灾蔓延。當然柬埔寨公職人員索賄受賄的對象並非只針對中國人。柬埔寨人日常生活中也常遭受腐敗的行爲，例如在獲得醫療服務、處理違反交通法規的行爲，辦理相關政府許可证以及法院判决時都可能會遇到腐敗的事情。

　　柬埔寨某高級官員認爲要探討中國投資者與柬埔寨腐敗問題的關係時，必須從行賄者和受賄者兩個層面討論。柬埔寨存在腐敗土壤，部分中國投資者是在這種特殊的營商環境中，迅速適應並找到生存之道。當柬埔寨存在合法的網絡博彩運營空間時，博彩業及其帶動的相關娱樂産業都屬於賺快錢的行業，這導致行賄金額越來越大，加劇了柬埔寨的腐敗程度。腐敗程度加劇，反過來又使中國投資者受累。

　　柬埔寨政府不能説不重視反腐，早在2010年《反腐敗法》便已出台，腐敗官員最高可獲刑15年。2019年3月1日，洪森首相罷免了西港兩位副省長孫順和派文萬那，並在其Facebook上直言：“今天，我决定要罷免西港副省長。我需要把鞋子裏的石頭和沙子取出來，才能更好地往前走。我没有太多時間與那些知錯不改的官員説太多，因爲我已經教育他們很多次了。現在，只要侵犯了人民的利益，老虎、蛇、老鼠、蒼蠅一起打。”由此可見，洪森政府對西港的腐敗問題是知曉的，並不斷加强反腐的决心和力度。2019年8月柬埔寨又啓動反腐工程，將受賄官員撤職、凍結財産及依法定罪。這些反腐措施的出台，有效地控制了赤裸裸地大腐敗案件頻發，但是柬埔寨的小腐敗形勢依舊没有發生根本扭轉。兩個因素影響了反腐成效，一是柬埔寨公務人員的薪資低，有依靠灰色收入改善生活的强烈動機。柬埔寨普通公務員的工資是200-300美元左右，金邊皇家大學教授的工資也不過300多美元，難以維持在首都金邊體面的生活。二是柬埔寨的政府體制内部已經形成了“買官賣官”的潜規則。例如，要當上某個級别官員需要用錢“買”，此後每個月還得向提携關照者“納貢”。此外，筆者田調期間發現柬埔寨的公務員系統和軍隊中存在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有些公務員或軍人，在企業謀另外一份差。平時基本在企業工作，偶爾才回原單位報到。據説這些人在原單位的工資需要和上級分享。這種制度的存在，不僅給權力尋租提供了空間，也制約了國家治理能力的發展。這種畸形的官場生態很難在短時間内被打破。這也是洪森首相三令五申加大反腐力度，却收效甚微的原因。滋生腐敗的土壤加速了網絡博彩公司在柬埔寨的崛起。

　　3.互聯網技術使博彩的網絡化成爲現實

　　互聯網的飛速發展給這個時代帶來了深刻變化，在互聯網大爆炸時代，很多事物被顛覆、革新。互聯網與生俱來的社交屬性與娱樂屬性給博彩業的擴張和轉型提供了條件。網絡賭博是利用現代通信網絡技術和金融支付手段進行的新型賭博活動，對傳統博彩業進行了顯著的重組和推動。寬帶和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一方面壯大了網絡賭博，另一方面因其隱蔽性賭客容易抛開傳統道德的束縛，抱着僥幸心理無視法律規定大膽參與。目前，在全球利用互聯網組織和參與賭博的案件已處於高發態勢，涉賭人員衆多，涉賭資金龐大。

　　柬埔寨的互聯網起步晚，但發展速度快。1997年5月，柬埔寨通過與新加坡的鏈接實現互聯網絡化。澳大利亞電信公司（Telstra）第一個在柬埔寨啓動商業ISP BigPond服務。這一時期柬埔寨的移動互聯網技術可謂是相當落後，2013年，柬埔寨采用中國信威公司的McWiLL技術，正式跨進4G電信網絡時代。信威公司針對柬埔寨的地理環境，在柬實現了宏基站加微基站的組合技術方案，這次技術革新在柬埔寨的互聯網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義。這不僅使4G移動數據信號能够實現柬埔寨大部分地區的覆蓋，還爲室内密集覆蓋提供巨大的數據容量，也大大降低了建網成本。柬埔寨4G移動互聯網技術爲網絡博彩業提供了穩定的技術支撑。因此，有些東南亞的博彩公司直接把技術運營總部建在柬埔寨。柬埔寨的互聯網技術應用是東盟國家的後起之秀。電信公司Smart Axiata在中國華爲公司的支持下完成了柬埔寨5G網絡現場測試，柬埔寨很可能成爲東盟最早推出5G服務的國家之一。互聯網技術不斷的更新换代，爲網絡博彩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4.柬埔寨網絡博彩業運營成本低

　　通過筆者實地調研發現，相對於發達國家或地區，柬埔寨博彩業運營成本相對低廉是必然的。實際上，即便是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相比，柬埔寨博彩業也有成本優勢。從與東南亞網絡博彩勝地菲律賓的對比中可以明顯看到這一點。網絡博彩業的運營成本主要包括人工成本、物業成本、政府税收及簽证、勞工证費用等方面。從人員薪資方面來説，柬埔寨網絡博彩公司大部分員工都是中國人，底薪平均八千至一萬元人民幣，加上食宿醫療等，公司平均在一個員工身上的開銷至少約1.5萬，這還不包括業績抽成。該項成本在柬埔寨和菲律賓没有太大差别。但是，菲律賓網絡博彩公司按照“行規”每月需爲外籍員工承擔25%的個人所得税，每月的税款就達到20億比索（4081萬美元）。據菲律賓某大型網絡博彩公司的内部人士透露，平均每人每月的税收高達2萬多人民幣。物業成本上，柬埔寨地價、房價近年有較大上漲，但總體仍比菲律賓便宜。菲律賓網絡博彩業只允許在政府指定的帕塞、馬卡蒂、阿拉棒等地區經營，這些地區房價、租金與上海、廣州等一綫城市不相上下。2016年菲律賓的馬卡蒂30平方米的公寓租金約4000-5000元人民幣，同一時期柬埔寨西港特區同樣面積的公寓租金只需500-600元人民幣。税收方面，菲律賓對網絡博彩公司征税不僅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執行，而且極其高昂。2019年底，菲律賓衆議院通過對博彩業征税法案，特許經營税從2%上昇至5%。還針對單個網絡博彩項目提出不同的收税要求，例如POGO實時遠程桌面遊戲税額爲10,000美元，RNG遊戲項目每月需繳税5000美元。柬埔寨没有針對網絡博彩行業出台過專門税收政策，此外偷税漏税的情况也非常嚴重。簽证和勞工证的費用對比同樣顯示出柬埔寨的相對優勢。菲律賓專門爲網絡博彩公司員工而設的9G簽证（包含勞工证以及一年内多次出入境）辦理費用約1500-2500美元；而柬埔寨辦理勞工证的費用200-300美元,一年内多次出入境的工作簽证費用是300-350美元。

　　二、國際博彩業資本向柬埔寨遷移的大勢推動

　　菲律賓政府整頓非法網絡博彩行業後，不少由中國人經營的公司於是看中了運營成本低廉的柬埔寨。網絡博彩行業曾經在菲律賓野蠻生長了20年，菲律賓政府試圖規範這一行業，並重組利益格局。從2016年7月開始，菲律賓政府陸續關閉菲網旗下286家以網吧形式存在、實際帶有賭博性質的網絡平台，“休閒和度假村世界”（Leisure & Resorts World）旗下53個電子遊戲也被封禁。2016年9月起，僅允許菲律賓娱樂和博彩公司（PAGCOR）合法發放賭牌。該公司爲隸屬菲律賓總統辦公室的國有企業，是菲繼海關、税務局之後的第三大財政收入來源。其發放的牌照截至目前不過60張，每一張都價格高昂。同年11月，菲律賓移民局、司法部和軍隊突襲“克拉克”度假村的非法網絡博彩公司，共逮捕1000多名員工，其中大部分是中國人。“克拉克”是一個高檔的私人度假村，曾經是美軍基地，後來非法網絡博彩公司扎堆，是“菜農”們心目中最安全的地方。緊接着，菲律賓突襲拉瓦格度假村和馬卡蒂市區的巴甘地大厦，逮捕2000多名中國人。這些舉措極大程度地壓縮菲律賓非法網絡博彩運營商的生存空間。中資在柬埔寨的網絡博彩公司是從2016年底、2017初開始繁盛的，與菲律賓的强力管治時間耦合。

　　澳門博彩業走向下坡，某種程度上助推着柬埔寨博彩業的興盛。澳門的入境旅客中來源地最多的大陸、香港、台灣三個地區佔據了澳門90%左右的客源。澳門賭場絶大部分收入來自内地遊客，有一種説法稱民營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占了其中很大比例。2013年開始，中國加大反腐和反洗錢力度，占賭場收入約七成的貴賓廳的營業收入急劇下降，從而影響澳門賭場整體利潤。澳門賭場還一直被外界視作洗錢的天堂。美國FTI諮詢公司認爲有中國官員通過“境内結算人民幣，境外結算外匯”的方式把資金通過澳門賭場中介人换成籌碼，之後再兑换成合法支票後用灰色市場網絡轉移到離岸銀行賬户。澳門和中國内地不斷加强合作，打擊利用澳門賭場洗錢的違法行爲，令澳門博彩業一些“高端客户”却步，影響賭場獲益。而柬埔寨博彩業剛剛興起，還不像澳門那樣受到政府管理部門的監管。此外，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的博彩税率較低，這使其賭場更具有市場競争力。澳門賭場的中介人傭金約40%;而在柬埔寨等國家中介人傭金可高達50-60%甚至80%。於是中介人紛紛把賭客往東南亞的賭場和網絡博彩上引。澳門貴賓業務面臨東南亞國家分流的壓力。雖然這些國家的硬件設施及治安環境與澳門仍有明顯的差距，但是由於其對博彩業的監管相對寬鬆，在澳門博彩業管制趨嚴的背景下，東南亞國家對於部分内地貴賓賭客的吸引力有所增强。

　　賭博在中國屬非法行爲，披着“網吧”外衣從事變相賭博的遊戲機廳也不斷被嚴打、取締，相關投資者於是往海外尋找空間。筆者訪談了福建連江專門從事遊戲廳機生意的某投資者，他認爲爲舉辦上海世博會，中國警方對遊戲廳等賭博性質的場所進行了爲期一年的整頓和嚴打使得這些行業在中國境内没有生存空間，只能向東南亞等法律法規不太健全的國家轉移。東南亞的網絡博彩業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壯大。這批人中許多並未受過高等教育，但在柬埔寨等地獲得巨大利潤，有的大鰐身家甚至高達數百億美元。“造富神話”的效應吸引了大量傚仿者，“一夜暴富”的夢想驅使着人們不斷地往柬埔寨涌進。

　　在柬埔寨非法從事博彩業人員一度難以受到法律制裁，其中原因復雜，例如針對涉及國内犯罪行爲的海外調查取证困難。柬埔寨網絡博彩公司的基地、員工都在柬埔寨，只有顧客是中國人。此外，從事這個行業的人深知網絡博彩在中國是非法行業，所以極其謹慎。他們早已形成自己的一套管理模式，管理上等級森嚴。公司管理上要用層層分解的模式，大部分人很難接觸到公司的核心管理層。取证後的執法同樣困難。網絡博彩在柬埔寨一度合法存在。但這些網絡博彩離岸公司，大部分賭客是中國人，這違反了中國法律。這裏存在着違法界定、執法裁量的問題。有些網絡博彩公司在柬埔寨當地找到“保護傘”，錯綜復雜的“政商關係”也加大了執法難度。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2019年8月18日中柬兩國聯合執法之時。

　　第三節　柬埔寨中資博彩公司現狀

　　柬埔寨博彩業主要分爲賭場和網絡博彩兩種類型。本文主要圍遶着賭場和網絡博彩兩個方面作具體分析。

　　一、賭場

　　1.數量

　　柬埔寨官方並没有關於賭場數量的權威數據。據媒體報導，2017年柬埔寨有營業執照的賭場98家，2018年上昇至150家，同比增長53%。2019年，柬埔寨財經部長Ros Phearun表示，柬埔寨有163家賭場，西港佔據了91個。2019年3月，筆者訪談了西港某大型賭場CEO，他介紹：“柬埔寨現約有240張綫下賭場的營業執照，其中約90張在西港。”當時官方公開的西港賭場數量和筆者獲取的信息基本一致，但全國數據與筆者調研有出入。按規定，1張營業執照只能合法開設1家賭場，因此240張賭牌中可能已有163張用於賭場營業，其餘的還没有投入市場。博彩業發展速度過快，一些手握營業執照的公司觀望市場走勢；還有些人趁着政策寬鬆申請博彩執照，意在日後高價出售。2020年12月，筆者在柬埔寨田調期間，相關人士透露柬埔寨已頒發的賭場營業執照數量超過了300張。柬埔寨的賭場除了金邊的金界賭場之外，主要分佈在西港、波貝、巴域、柴通、柴禎、菩薩、白馬和貢布等邊境城市或地區。

　　2017-2019年是柬埔寨博彩業最火爆的三年，金界娱樂城的營業收入漲幅可以作爲印证。金界娱樂城2017年的營業總收入較上年增長了69.2%，2018年、2019年的净利潤分别同比增長53.06%和33.46%（表4-1）。中國資本正是在這一時期涌入柬埔寨博彩業。西港是中資投資博彩業的重鎮。中資背景賭場數量不詳，但據筆者在西港訪談過的中國投資者反饋，大部分西港賭場是華人所有。

　　2.規模

　　與國際知名賭場相比，柬埔寨賭場規模相對較小（表4-2）。即使是金界娱樂城也無法與拉斯維加斯和澳門的賭場相提並論。金界娱樂城作爲柬埔寨最大的賭場，現擁有1700間客房，600張賭桌和500台遊戲機。金界控股2019年的收入分别是銀河娱樂、美高梅中國和金沙中國的0.08%，29%和0.08%。柬埔寨賭場的規模需要嚴格遵守財經部發佈的規章制度設立。賭場的賭廳、賭桌和老虎機數量都是根據申請執照時的數量而定的。因爲賭場規模不同，申請執照時的價格也不同。但是柬埔寨存在着利用賭場作爲掩護而從事網絡博彩的現象。這類賭場規模很小，有的只有一個賭廳。這種極端情况在柬埔寨並不少見。2019年“8·18禁網賭令”頒佈後，這類賭場要麽轉型專心經營實體賭場，要麽只能關閉。

　　不同規模的賭場提供的就業機會不同。金界娱樂城2019的員工是8652名，來自37個國家和地區，其中94%的員工爲柬埔寨人。除此之外，大型賭場的員工達上千人；中型賭場的員工平均約爲500－600人，這類賭場數量較多，大約有10-20家左右；小型賭場的員工上百人左右，這類賭場數量也較多，大約有70-80家左右；而爲網絡博彩作爲掩護的門面賭場數量最多，規模最小，員工約二三十人。以上這些賭場的員工85%-90%是柬埔寨人，中國員工只占極少數，多以中高管理層人員和技術人員爲主。從法規上説，這樣的人員配比大體符合柬埔寨勞工部提出的“1:10”的員工結構要求，即雇傭1位外籍員工，就要同時聘請10位柬籍員工。因此，推算賭場直接解决當地人就業人數約爲5-6萬人。相比於網絡博彩，賭場解决的當地就業數量是比較可觀的。

　　3．經營模式

　　賭場的經營模式本質上是一樣的。本文以金界娱樂城爲例，該公司爲上市公司，每年發佈公告和財務報表，數據來源相對真實可靠。金界控股的博彩經營模式和業界其他公司一樣。由貴賓業務、大衆業務組成，大衆業務又細分爲中場業務和角子機。貴賓廳業務面向投注額高的富有人士，中場業務是各種輪盤、桌面撲克遊戲及百家樂等。後兩者一般情况下以各種散客爲主，其收入主要來自於各種遊戲的概率差异以及抽成。此外，金界控股的收入還包括非博彩的酒店、餐飲及娱樂收入。從表4-3可以看出金界娱樂城各類業務的占比情况。盡管其他賭場的規模比金界娱樂城小，但業務收入占比大致與金界娱樂城相同。金界娱樂城大衆市場的收入與貴賓市場的收入相當，但是貴賓市場的毛利率却比大衆市場低。貴賓市場的勝出率爲2.7%,而大衆市場大廳賭桌的勝出率是19.4%,電子博彩機的勝出率是8.8%。因爲若貴賓廳輸錢概率過高，客户資源容易流失至其他國家的賭場。因此，貴賓廳的業務勝在投注金額高，留住客户，利潤自然可觀。

　　二、網絡博彩公司

　　1.類型

　　相較於賭場，柬埔寨的網絡博彩更加引人注目。柬埔寨網絡博彩數量和規模曾在東南亞首屈一指，當時的網絡博彩屬於“保護性禁止”類的限制性司法管轄。柬埔寨網絡博彩公司可以分爲三類：

　　第一類是獲合法網絡博彩牌照的公司。這類公司牌照難申請，爲數極少，但一般規模很大，員工可達2-3萬人。在管理上屬封閉式，外人很難進入。這類大公司一天的收入可能高達數千萬元人民幣，最高峰時據説日均收入上億。博綵帶來的巨大利潤給了當地官員權力尋租空間，因此合法網絡博彩牌照往往需要動用高層官員關係纔可能辦妥。

　　第二類是借用或共享賭場經營執照的公司。此類公司一般是設在正規賭場的樓上。一樓門店開設綫下賭場，二樓及以上分租給大大小小的網絡博彩公司。柬埔寨政府頒發的執照雖有綫上和綫下功能，但是政府明確規定一張執照只能開設一家賭場和經營一家網上賭場。這些網絡博彩公司“打插邊球”，本質是違法經營。這類博彩公司數量最多，難以統計。其規模也大小不一，較大的有幾百名員工，較小的也有幾十名員工。

　　第三類是租在寫字樓或民房裏的小作坊。這些所謂的公司常常由幾個人加幾台電腦搆成，自然没有合法的網絡賭牌，也没有借用綫下賭場做掩護。公司規模小，隱蔽性强，很難被執法部門發現。

　　2.數量及規模

　　持有合法牌照的公司數量容易統計；借用或共享營業牌照的公司數量，以及第三類租在寫字樓或民房裏的小作坊數量難知其詳。一般認爲，“8·18禁網賭令”前，除了金邊以外，在西港、巴域、波貝等地的中國人約80%都從事網絡博彩行業及相關延伸産業。通過估測在柬埔寨的中國人數量，可大致窺見柬埔寨網絡博彩業的規模。

　　目前在柬埔寨的中國人數量並没有確切的官方數據。一是因爲柬埔寨出入境管理部門存在管理漏洞。柬埔寨實行落地簽证政策，給有關工作人員小費，可以繞過排隊窗口直接出入境。這一部分人群是否録入出入境系統是存疑的。二是可以從柬泰、柬越和柬老邊境地區偷渡進出柬埔寨。柬政府官方數據認爲大約有50萬中國人在柬埔寨，但是不少接受筆者采訪的中資公司負責人推測中國人數量應有60-70萬之多。2019年12月31日，柬埔寨移民局發佈的數據顯示，“8·18禁網賭令”頒佈後有447676名中國人離開柬埔寨（包括遊客），主要從西港和金邊兩處口岸離境。按照除金邊外80%的中國人從事網絡博彩估計，最鼎盛時期大約有30-40萬中國人在柬埔寨從事網絡博彩，其中大西港圈約20多萬，巴域、波貝約各有5-6萬人，柴通、柴禎等地約有2-3萬人。

　　3.經營模式

　　網絡博彩從經營模式上可分爲代理模式和非代理模式兩類：

　　（1）代理模式。代理模式呈多級管理的金字塔結構。如圖4-1所示，境外博彩公司處在金字塔的最頂層，主要負責搭建博彩網站或APP。這些公司也稱爲IT基礎服務性公司，主要設立在菲律賓、柬埔寨、緬甸等管理較鬆散的國家。境外博彩公司通過每一級代理向下發展分級代理來擴大規模，操縱國内的博彩業務。代理商再通過各自的渠道做博彩推廣吸引賭客。常規的推廣渠道有貼吧、QQ群、短信、搜索引擎和社交平台等。賭客再通過微信、支付寶、銀行卡等方式往境外博彩網站/APP充值並參與賭博。境外博彩公司再使用各種手段將網站/APP中的賭資變現。

　　代理模式的每一級之間層級分明，組織嚴密，互不相識。代理商主要通過傭金的方式實現盈利。傭金主要是“占成”或“返水”兩種方式。“占成”是根據代理賬號盈利狀况核算，傭金爲盈利額的一定占比；“返水”是按代理賬號内投注總額核算。每一層代理商的傭金不同，且可享受一定比例的推廣奬金。

　　代理模式中，推廣是整個鏈條中最需要雇傭大量員工的環節，也是最“燒錢”的環節。大多數境外博彩公司都選擇這種模式，以通過代理公司分攤推廣成本。這等於把經營風險轉嫁給代理商。如果代理商無法成功運營，那麽前期投入的推廣費用便有去無回。這是很多人在柬埔寨從事網絡博彩却難以獲利，成爲所謂“砲灰”的原因。代理商承包一個盤口，前期的推廣費用、人員工資、房租等投入大約達100-200萬人民幣。一位福建籍商人表示：“虧兩三百萬人民幣卷鋪蓋回家者不在少數。”這種説法同時在其他幾位訪談者那裏得到了驗证。博彩業裏成功的標杆是少數，隨處可見的是失敗案例。

　　（2）非代理模式。非代理模式相對於代理模式，省却中間復雜的代理商環節，控制權更爲集中。如圖4-2所示境外博彩公司搭建博彩網站/APP，通過多渠道推廣吸引賭客進行註册充值，所有的業務都有博彩公司全權操作掌控。這種運營模式較適用於規模較大的博彩公司。這類公司起步較早，已形成自己特定的商業模式，擁有穩定的推廣渠道和顧客群體。因此，非代理模式可以説是博彩業的大鰐們使用的運營模式。因爲搭建博彩網站/APP和業務推廣是運營流程中投入最大的兩個部分。如果没有一定的經濟實力，無法同時支撑這兩個運營環節。曾在西港投資網絡博彩的重慶籍商人的説法印证了這一觀點，他説：“現在博彩行業的競争激烈，只有那些起步較早且已經做成功的博彩公司可以全程自己運營，不需要分一杯羹給别人。”因此，在網絡博彩行業真正賺到錢的是食物鏈頂端的軟件開發者和大的博彩公司，而處在食物鏈底端的代理商們成功的概率就小多了。若一旦成功，帶來的是巨額的回報。這也是人們趨之若鶩的原因。可以説，投資網絡博彩本身就是一場賭博。

　　4.公司的組織架構

　　網絡博彩公司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大部分博彩公司的基本架構是由人事部、推廣部、客服部和行政部組成。人事部負責員工招聘；客服部負責充值和解答客户疑問；行政部負責後勤、安保等工作；推廣部是公司的核心部門，主要負責賭客資源的開發和維護，吸引賭客充值下注。行話稱負責博彩推廣的人爲“狗推”。每一個部門都有一個主管（行話稱“狗主管”），主管直接對公司老闆（行話稱“狗莊”）負責。各個部門又下分若干小組，每個小組由組長單獨帶領由數人到十幾個普通“菜農”開展工作。在博彩公司，每一個人擁有編號或者“外號”，不能使用真實姓名。網絡博彩公司内部等級制度森嚴，部門之間相互獨立。此舉的目的應該是即便警方抓獲，“菜農”們能提供的信息很有限。此外，爲了防止被警方一網打盡，一些大的博彩公司會把公司的基地分散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這是中國警方打擊力度如此之大，而網絡博彩却無法被徹底根除的原因。

　　除了有嚴格的組織架構之外，博彩公司有嚴格的辦公場所的管理機制，外人難以進入。第一類大的博彩公司基本有專屬的封閉式管理的園區，在園區内辦公、食堂、宿舍一體化管理。有專業的安保人員把守，外人難以進入。這類博彩公司的員工有嚴格規定的外出時間。第二類共享牌照的博彩公司對辦公大樓的管理非常嚴格，但對員工工作時間以外的生活管理較爲鬆散。這類公司基本是租在獨棟的辦公大厦，這種辦公場所也有專業安保措施，嚴格的出入限制。保安會對要進入辦公大樓内的陌生面孔進行嚴格的排查、詢問。不過，在中柬加大聯合執法力度之前，這類博彩公司員工下班後是完全自由的狀態。這群鬆散管理的“菜農”，是帶動周邊餐館、娱樂業等興起的重要原因，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治安問題，例如酒後駕車逃逸事故、打架鬥毆等事件頻發。“8·18禁網賭令”後，第二類、第三類網絡博彩公司是打擊的重點，這些公司或解散或搬離至緬甸、帕勞、尼泊爾、蒙古國等管制較鬆散的國家。第一類公司由於受到良好關照，大部分繼續留在柬埔寨經營，但是對“菜農”們進行嚴格的封閉式管理。這類公司多位於配套設施齊全的工業園區或社區，裏面有餐館、酒店、KTV、會所等喫喝玩樂一條龍服務，與外界完全隔絶。員工須申請由人陪同纔可外出。這種封閉式管理杜絶了“菜農”與柬埔寨當地社會的密切接觸，减少了由社會治安問題帶來的批評和關注。

　　5.内部管理制度

　　博彩業爲勞動密集型産業，需要大批“菜農”在網上做推廣並招攬賭客。“菜農”的入職門檻非常低，熟悉電腦的基本操作、會打字、中文流利即可。在柬埔寨當“菜農”的絶大多數是中國人或是會説普通話的華人，這是由顧客群體的特徵决定的。博彩公司招聘的崗位主要有博彩推廣、技術維護以及客服等職位。招聘途徑多種多樣，主要可以分爲直接招聘和間接招聘。

　　直接招聘是指博彩公司人事部直接發佈招聘信息，並負責員工的篩選、面試和到崗培訓等。這一類招聘最主要的特徵是不産生中介費。間接招聘是指通過獵頭公司或中介機構招聘，這是較爲常見的招聘方式。獵頭公司在58同城、智聯招聘等網站發佈高薪招聘信息，進行社會招聘。當然還出現過中介機構直接將觸手伸向校園，披着“科技公司”的外衣與大中專院校簽訂校企合作協議，企圖以境外互聯網公司遊戲開發、推廣、測試等崗位進行招聘，高薪誘惑應届生出國進入博彩公司工作。間接招聘模式根據員工的崗位薪資而産生不同的中介費。這筆費用由博彩公司付給獵頭公司或中介機構，如果員工未工作滿6個月離職時需要賠付中介費、差旅費等。除此之外，招聘觸角還伸向了廣大的農村地區。初中、高中畢業的農村青年如果到大城市的工廠打工，平均工資大約是3000-4000元左右。而前往柬埔寨當“菜農”的待遇是包吃包住，底薪8000元至10000元起。這樣的誘惑讓很多人難以抗拒，一些“農二代”青年不願意像父輩們一樣到大城市打工挣錢，又幻想輕鬆的衣食無憂的生活，柬埔寨的高薪“菜農”工作因此具有極强吸引力。盡管大部分“菜農”知道這個工作非法，但仍前赴後繼，成爲網絡博彩得以存在的人力資源基石。

　　博彩公司關於員工跳槽或離職有嚴格的規定。“菜農”出國時，博彩公司會“周到”地協助辦理護照、購買機票，落地柬埔寨後有人接應辦入境手續。但是博彩公司隨後通常會扣押應聘者護照，强迫其簽署不合理的合同條款，規定若工作不滿6個月離職需要賠償中介費以及機票、簽证等差旅費。普通“菜農”的中介費大約在3000-13000元，加上機票及簽证等費用，價格大約是10000-20000元甚至更高。未達合同要求，若要跳槽至其他公司，則需要下一家受雇傭的公司帶着賠付金“贖人”。不厚道的博彩公司在“移交”員工時還會加一筆“中介費”。這些“中介費”都是在受雇者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産生的。若再離職，就得重新計算入職時間和賠付金額。若想離職回國，需要直接賠付給受雇傭的博彩公司。如果本人賠付不起，博彩公司會聯絡員工在中國的家人賠付。正是這種賠付制度，衍生出許多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

　　來自四川的吴某説：“大的博彩公司管理較爲規範，不會出現打人等違法行爲。但是他們會‘家訪’，直到收到賠付款爲止。”有些“菜農”會逃跑或以暴力方式回應不合理的賠付金要求及嚴格的管理體系，打架鬥毆、虐待、非法拘禁等違法事件因此頻發。現實是進入了博彩業，要離開却非常難。一方面博彩業高薪輕鬆的工作誘惑大，疫情期間直航中斷，依然有中國人試圖從老撾、越南等邊境偷渡前往柬埔寨。另一方面東南亞的博彩公司之間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所謂“通緝叛徒”的數據庫，系統内上傳了各公司“叛逃者”的户籍所在地、護照、身份证、電話、微信等詳細信息，備註欄標明當事人“違規”事項。假如有人從柬埔寨“叛逃”，可以在其他東南亞國家的網絡博彩圈對其進行“通緝”。

　　6.變現模式

　　網絡博彩公司把服務器設在柬埔寨、菲律賓等政策寬鬆的國家，建立主要面向中國人的博彩網站。博彩經營産生的利潤需要提現，否則前期博彩推廣和銷售的努力就付之東流。提現也是整條利益鏈中最重要、最難的一個環節。在警方的打擊下，網絡博彩公司不斷規避技術偵查手段尋找生存空間，“創新”形成非常系統、龐大的洗錢産業鏈條。資金先經非法結算平台“洗白”後，在中國境内外完成提現。

　　行内人稱爲“水房”的非法結算平台，專門負責收錢、洗錢，方式已從以前的綫下銀行卡交易轉移至網絡支付。微信、支付寶等第三方支付是較爲常見的提現手段。較爲流行的做法是大量購買個人的“四件套”和企業的“八件套”，用以申請銀行賬户，開通微信支付、支付寶、銀聯支付、百度錢包等。“四件套”是指身份证照（正反面）、實名制手機SIM卡、銀行卡和網銀U盾。“八件套”除了法人的“四件套”以外，還包括了企業資質材料。兩種較爲常規的做法，一種是在境外通過二維碼完成支付後，在境外提取現金。在柬埔寨的博彩圈催生了這樣專門的行業，利用二維碼轉賬匯款，賺取3%的手續費。這只是産業鏈最底層人員的收益。處在産業鏈頂端的手續費高達20%-25%。這些微信、支付寶的實際主人可能是被出售“四件套”的個人。此外，還有人用收購來的四件套資料在電商平台上開網店，發佈正常商品，假裝購買和發貨；再把付款鏈接换成二維碼放在博彩網站中；賭客充值賭資時直接掃碼購買，相當於在電商平台買了等價的商品。如此一來，賭資的充值行爲變成了電商的購買行爲。

　　第三方支付平台需要牌照，具有嚴格的風控和監管，這催生了第四方支付平台的興起。第四方支付是指未獲得國家支付結算許可，違反國家支付結算制度，聚合了支付寶、財付通等正規第三方支付平台，通過大量註册商户或個人賬户，非法搭建的支付通道。第四方支付平台的實質是介於商户和電子支付平台之間的“中介”。免去了商户與支付寶、微信等電子支付平台一家一家談判、簽協議等繁瑣的手續，統一形成一張通用的可支付的二維碼。目前，第四方支付屬於監管的空白地帶，成爲博彩網站的金融結算中心。網絡博彩等公司利用第四方支付平台提現主要有兩個關鍵的操作流程：一是利用“四件套”、“八件套”申請第三方支付的賬號。二是利用已申請的第三方支付賬號進行僞裝交易。通過上述建立的“第三方支付”賬號後，再搭建網絡平台收取客户資金，承擔相關黑灰利益鏈條的資金結算工作。僞裝交易的類型五花八門，手段紛繁複雜。可以説，第四方支付平台在賭客和博彩網站中間充當一個“中介”，把賭資層層漂白，最後統一歸集到“狗莊”的收款賬户中。這些變現模式也早已形成完整的洗錢産業鏈，但中國公安部實施的“斷卡2020”專項行動有效扼制了此類違法犯罪行爲，對防止中國資金大量外流起到積極作用。

　　第四節　博彩業的影響

　　一、税收、就業及産業帶動

　　1.競争機制和國際資本進入，加速柬埔寨博彩業發展

　　外國資本進入後推動了柬埔寨博彩業發展。2010年以後，柬埔寨政府加快了賭場牌照的發放，西港、波貝、木排等地的新建賭場數量猛增。由2012年的24家增長至2019年的163家，僅7年時間翻了5.79倍。增長速度最快的當屬2017-2019這三年。僅2018年西港就有37家在建賭場，波貝有10家在建賭場，巴域有2家在建賭場。現在，柬埔寨雲集了九大國際娱樂博彩集團，其中以星際娱樂博彩集團、皇冠集團娱樂博彩、雲頂集團、澳門何氏集團等規模較大。這些國際資本的進入，標誌着柬埔寨的博彩業走向競争與開放，走向國際舞台。爲了迎接競争，本土賭場只能進行企業革新以防被市場淘汰，主要的措施有改革内部管理制度、控制營運成本、强化員工培訓、擴建和新建賭場、完善硬件設施等。在競争機制的推動下，促進了柬埔寨博彩業服務水平、服務質量的提昇。柬埔寨博彩業在東南亞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有機會發展成爲區域内綜合性、多元化的博彩旅遊中心。

　　2.增加税收，帶動就業

　　賭權開放引入了競争的機制，激發了柬埔寨博彩業内在的活力，對增加税收和解决就業起到積極作用。柬埔寨政府的賭場税收政策是綫下賭桌1500美元/月，老虎機300美元/月；網絡博彩合法時，按電腦台數納税，一台電腦200美元/月。2018年，柬埔寨博彩業的税收總額是5000萬美元。2019年增加到約8000萬美元，占柬埔寨國家税收總額（28.19億美元）的2.8%。盡管柬埔寨博彩業納税占總税收的比例不高，但是這部分資金對當地政府的社會治理、民生投入起到較大補充作用。博彩業創造的大量工作崗位，爲解决當地就業問題發揮了積極作用。按上文的推算，賭場直接解决當地就業人數約爲5-6萬人。通過關聯行業産生的間接就業潜力更是巨大。

　　3.帶動其他行業發展

　　柬埔寨博彩業對經濟有帶動作用，不僅促進地産業、建築業興起，也刺激着旅遊業、娱樂業、餐飲業等第三産業的發展。西港是典型得益於賭場和網絡博彩的興盛而迅速發展起來的城市。2016年國際資本進入西港博彩業後當地住房需求迅速上昇，特别是不少中國投資者前往當地投資酒店、餐飲等服務性行業。截至2019年6月底西港有156家酒店和客棧，中資企業占150家；有436家餐廳，95%由中資企業投資。酒吧、夜總會等娱樂場所也在這三年之内快速發展，最高峰時期大約有2-3萬的娱樂業從業者。而此前西港不過是一座2-3萬人口規模的小城。“8·18禁網賭令”頒佈後，大量中國人撤離西港，當地房地産市場以及相關産業幾近崩潰。西港變成了“空城”，這從反面印证了博彩業對當地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

　　二、物價及社會治安方面

　　1.推高物價

　　中國資本爲主的外資進入柬埔寨，給當地經濟帶來活力的同時，也給社會生態帶來嚴重問題。柬埔寨開放賭場經營的城市，其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居民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物價高漲的原因一是因爲短時間内涌入大量中國人，必然打破原本的供求關係，拉高物價；二是博彩業者來錢太快，容易一擲千金。盡管西港一直存在着針對本地人和外國人兩個價格體系，即相同的物品對本地人的售價比外國人低1/2到1/3。但是隨着外國資本的涌入，本地物價水漲船高。這對於月平均工資200美元的當地人來説無力承受。西港的一位嘟嘟車司機告訴筆者：“（大量中國人到來）以前，在西港1餐花1美元就能吃飽；現在一餐要花3美元，有時還不一定吃飽。”再者，博彩業的發展，各種娱樂場所、大型基礎設施的建設，帶動了房地産價格大幅攀昇。部分西港本地人把房子或者土地出售或出租給中國人，搬到其他城市生活。在西港無房産者只能在偏遠郊區租房。高企的物價嚴重地擠壓了底層百姓的生存空間。

　　2018-2020年筆者在柬埔寨田野調查期間發現，新冠疫情爆發前，主要城市金邊、西港、暹粒以及邊境允許賭場合法存在的城鎮物價與中國一綫城市上海、廣州等地不相上下。西港的“沙縣小喫”1碗拌面或餛飩的價格是4-5美元，十幾平方米的小喫店租金達7000美元/月，且每隔一兩個月便上漲一次，菜品價格亦隨租金相應調整。西港當地普通民衆月平均工資不高，但承受的物價水平堪比中國一綫城市。柴通、柴偵、巴域等邊境地區的物價也因博彩業的存在而畸高，其物價與廣州、厦門的消費水平相當，甚至更高。

　　2.博彩業利益被小部分人群壟斷

　　博彩業形成的財富相對集中於投資者、有産階層（擁有土地和資源的人）以及政府官員群體，普通的民衆很難直接享受到相關福利。税收方面，盡管博彩業每年向政府納税，税收可用於教育、醫療等民生工程的建設。但相比於澳門、拉斯維加斯、新加坡等博彩業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柬埔寨博彩業的納税總額並不高。這除了柬埔寨税務系統不完善之外，還存在着“權力尋租”的腐敗問題。柬埔寨民衆抱怨：本該上交國家財政的税收换了一種形式進入了官員個人的口袋。博彩業帶動之下的關聯産業的興旺，也没有讓當地百姓直接受益。因爲部分中國人閉環式的商業模式難以直接惠及普通民衆。傳統觀念認爲，中國加大對柬埔寨的投資，改善柬埔寨的基礎設施，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保持GDP年平均7%的增長是惠及柬埔寨最有效的表現。然而，事實上很大一部分中國企業在柬埔寨只做中國人自己的生意，和柬埔寨當地的族群幾乎完全割裂開。以西港某著名房地産項目爲例（圖4-3），中國開發商在西港購買土地，使用中國的承建商、從中國人手中購買建材、租用中國人的機械設備，甚至大部分雇傭中國建築工人。大部分工人喜歡在中國人開的超市、酒店、餐館消費，而很少和本地人産生商業往來。這其中的原因是復雜的。一是語言不通，存在溝通障礙，影響溝通交流的效率。二是文化差异影響商業交流的順暢。三是在柬的中國人擁有敏鋭的商業嗅覺，能迅速捕捉到商機，搶佔市場先機。四是中國人喫苦耐勞，爲了賺錢可以犧牲假期時間提供各種商業服務，效率高競争力强。因此，中國投資者在柬埔寨形成相對封閉的商業圈子。普通民衆當下時刻無法直觀感受中國投資益處，甚至覺得權益受損，必然心生反感。

　　3.博彩業使柬埔寨洗錢行爲猖獗

　　網絡博彩洗錢的方式多，規模大，成本低、風險小，危害重。除了網絡博彩公司本身需要洗錢之外，還有很多“臟錢”通過網絡博彩這個渠道“洗白”。2002年美國法律執行委員會在年度報告中説：“網絡賭博絶對是洗錢的‘快車’，錢的數目大，流動快，具有國際性，并且地點多在偏遠地區，這些特點使網絡賭博極易成爲洗錢工具，並難以抓住證據。”利用網絡博彩進行洗錢，對全球反洗錢工作形成了嚴重挑戰。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等組織長期以來認爲柬埔寨極易受到有組織犯罪集團洗錢的影響。2018年，旨在打擊洗錢和資助恐怖主義行爲的全球反洗錢監督機構“金融行動特别工作組”（FATF）將柬埔寨列入“灰色名單”。柬埔寨能成爲洗錢犯罪團伙的目標，有以下幾重原因：一是如FATF在報告中所説的“柬埔寨的司法系統腐敗程度很高，柬埔寨也缺少調查金融犯罪的意願”，這給洗錢集團有了可趁之機；二是柬埔寨銀行業發展得較快，能實現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對接與合作。但是銀行業的各項制度不够健全，有管理漏洞可鑽；三是網絡博彩是依託互聯網進行的賭博活動，而互聯網的無國界性進一步增加了調查這些洗錢行爲的難度。柬埔寨被FATF列入洗錢的“灰色名單”後，不僅會阻礙良性資本進出柬埔寨投資，也將進一步影響柬埔寨正常的國際貿易合作。

　　4.衍生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

　　博彩業興盛之處必然有夜總會、酒吧等娱樂場所興起，並伴隨有毒品交易、人口走私、槍支販賣等犯罪行爲。柬埔寨媒體上常有關於博彩業所在地區的惡性治安事件的報導。有人把相關地區的犯罪行爲總結爲“飛車邊、爆頭港、跳樓貝、艾滋牌”，指金邊飛車黨横行，西港多發槍擊爆頭案，波貝頻發墜亡案件，木牌則艾滋病泛濫。這些社會治安問題在柬埔寨引起極大的反響，尤其是西港的犯罪事件頻頻見報。一位在中國留學過的柬埔寨華人告訴筆者：“部分民衆認爲是中國人將黄、賭、毒及色情業帶到了西港，趕走了歐美國家的遊客，破壞了西港昔日的安寧。”此外，中國“打黑除惡”專項行動使部分涉黑組織及人員潜逃至東南亞，柬埔寨也是他們的落脚點之一。這部分素質較低且帶有黑社會背景的人員涌入西港，惹事生非、街頭鬥毆事件頻發，嚴重激化了社會矛盾。“8·18禁網賭令”後，部分黑社會成員跟隨着網絡博彩公司及人員撤離至其他國家，但有一部分依然滯留西港、貢布、菩薩等地。2020年3月，新冠疫情在柬埔寨爆發之時，洪森政府下令關閉了賭場、KTV、夜總會等娱樂場所。涉黑背景人員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没有收入來源的這群人讓西港的入室盗竊、搶劫、黑吃黑等惡性事件頻發，産生極其惡劣的國際影響。

　　當然，當前西港等地的社會治安問題在中柬警方的聯合執法下已有所好轉。自2019年以來，中柬在取締網絡賭博、打擊犯罪、執法能力建設等方面成效顯著，雙方啓動聯合嚴打專項行動，聚焦重大案件，聯合打擊惡性暴力犯罪、電信網絡詐騙、跨國販毒和組織偷渡等，抓捕遣返各類在逃犯罪人員，加强出入境管控、執法能力建設合作，持續支持“平安西港”建設，切實維護兩國安全和社會穩定。

　　5.“社區賭博化”問題

　　所謂“社區賭博化”指居民所生活的社區被濃厚的娱樂場所氛圍包圍，從視覺感官上、心理上、日常的生活中，形成全新的三維立體博彩空間，社區的鄰里周邊乃至家庭親人等都處在賭博環境或是與賭博相關産業的包圍之中。盡管柬埔寨政府嚴禁本國公民參賭。但當地人很容易接觸博彩資訊，可暢通無阻地進入賭場。耳濡目染中，一些柬埔寨人改變了“萬惡賭爲先”的傳統觀念，賭博帶來的道德罪惡感下降，社區倫理約束與輿論譴責的效力弱化。社區賭博化不僅敗壞當地社會風氣，還衍生出病態賭徒的問題。病態賭徒是指容易産生賭癮，沉迷賭博無法自拔，參與賭博成爲强迫性行爲的群體。高棉語中有古諺稱“賭博總是摧毁（生命）”（lbaeng taeng vineah），然而病態賭徒却覺得“賭注要越來越大才覺得過癮、刺激，通過增加賭博次數來獲取快感”，後果可能包括家庭暴力、離婚、債台高築、破産以及危害社會的極端行爲等。

　　中國的金融和社會秩序受到境外博彩業衝擊。根據中國新聞網報導，中國公安部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每年由於賭博而流到境外的資金超過6000億元。網絡博彩公司通過軟件設計，操控賠付率，使許多賭徒傾家盪産，引發嚴峻的社會問題。獵網平台數據顯示，在2017年，中國境内“博彩詐騙”的涉案金額，共計已經達到5977.6萬元，人均損失36853元。此外，網絡博彩網站不僅提供賭博，還存在着淫穢色情和詐騙等互聯網犯罪行爲。這類犯罪行爲門檻低但危害大、蔓延快，存在“抓不到人，查不清錢，難以固定證據”的打擊難題。網絡博彩還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已發現有些非法網絡賭博網站利用賭徒心態開發的“作弊軟件”包含病毒或間諜軟件，竊取個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