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棒”制服仰光無賴

　　胡文虎在仰光一面讀書，一面幫忙料理店務，侍候顧客。可是，有些本地顧客欺侮他年紀小，經常用本地話駡他、侮辱他。有時火了，他就和那些人争吵起來。父親總是以笑臉向那些人賠不是，而板着臉孔教訓自己的兒子。胡文虎感到很委屈，説什麽都不願意再站櫃檯，心甘情願在厨房裏打雜。

　　一天，一個經常欺侮他的本地人，由兩個兒子扶着，又來“永安堂”看病檢藥。算藥費時，他無事生非，胡説什麽藥不足秤，藥價太貴，拒絶付款。父親説了許多好話，他還是執意胡攪蠻纏。這時，胡文虎從厨房裏冲了出來，扭住那無賴的衣領不放。本地人慌了，無賴兩個兒子拔出小刀，氣勢汹汹地向胡文虎撲過來。胡文虎毫不畏懼，把手一鬆，那無賴一個啷蹌跌倒在地。兩個兒子趕忙去扶父親，胡文虎趁機將厨房裏一根燒得通紅的鐵棒，丢在他們父子脚下。他們父子來不及細看，用手去撿鐵棒時被燙得嗷嗷直叫，連喊“神棒！神棒”。從此，再没有本地人敢來無理取鬧了。

　　“虎標”萬金油問世

　　1908年，父親去世，給胡文虎兄弟留下了慘淡經營的永安堂藥鋪。彌留之際囑咐胡文虎兄弟，要將永安堂發揚光大，並不忘家鄉故土。

　　當時永安堂還欠香港藥材行的貨款。父親去世没多久，胡文虎就將店裏現款换成港幣，只身去香港還債。此後，只要是永安堂下的訂單，香港藥材商無不盡快發貨。

　　20世紀初，西藥給傳統中草藥帶來强大衝擊，永安堂業務每况愈下，但胡文虎依然堅信。幾千年的中醫中藥自有其獨特的療效和優勢，關鍵在於如何把中藥材也製作成西藥一樣的丹、膏、丸、散。

　　於是，他有了一個大膽的的想法——自己辦藥廠，用西藥製作的科學工序，把祖傳的秘方、單方制成成藥，那樣就不愁没有銷路了。他要把永安堂藥鋪變成制藥廠。

　　母親傾盡家中所有的金銀現款和私蓄來支持兒子，只是囑咐了一句：“這是你父親留下的所有家當，切望你好好做人，好好做生意。”接過母親給的總值兩千多元的家産，胡文虎暗暗發誓：一定要振興永安堂。

　　他留下一半的錢給弟弟繼續經營藥鋪，自己帶着一千多塊錢去香港坐莊辦貨，打算挣了錢購置制藥設備。在香港，他一面辦貨，一面瞭解國内外藥業的最新情况，並周遊了日本、暹羅（今泰國）等地，考察中西藥業。爲了節約開支，他住最便宜的旅店，吃最廉價的便當。

　　胡文虎發現，在中國和東南亞各國以及印度地區，人口稠密，蚊蟲肆虐，暑熱病盛行，西藥雖然便於携帶服用，但價格過高。於是他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制新藥，專治暑熱頭疼蚊蟲叮咬，且要便於携帶、價格低廉。

　　回到緬甸，他即購回一套新式的制藥設備和各種的西藥説明書。弟弟文豹自小學英文，幫助哥哥把説明書翻譯爲中文，兄弟倆埋頭於西藥製作的奥秘中。

　　他們發現，中藥完全可以按西藥的製作方法，生産成系列性的簡便成藥。三個月後，“虎標良藥”——萬金油問世。

　　“只準華人入内游泳”，替中國人出一口氣

　　胡文虎對帝國主義壓榨與欺凌殖民地人民與華僑的有切膚之痛，在祖國家鄉四年讀書生活中又受到我國傳統文化的薰陶，“忠孝節義仁”、“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觀念深深刻印在腦中，形成了他讎視帝國主義、熱愛祖國、熱愛同胞、四海一家的思想觀念。

　　胡文虎憤於1920年代上海英國租界外灘公園及虹口游泳池掛着“華人與狗不得入内”的牌子，1930年代初期，他特地在新加坡自建游泳池，命名爲“華人池”，門口掛上牌子“只準華人入内游泳”，一律拒絶接待洋人，替中國人出一口氣。當地僑民拍手稱快。此外，胡文虎兄弟在新加坡、香港等地興建的虎豹别墅（又稱“萬金油花園”）， 都向華人免費開放，任同胞進入參觀遊覽。香港虎豹别墅占地寬廣，富麗堂皇，園内雕塑主題爲中國傳統文化，表現中華忠孝仁義思想。其中民族英雄林則徐塑像比真人略大，端坐太師椅上，神態剛毅、自信，以此弘揚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正氣。

　　作爲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一部分的客家文化對胡文虎一生的思想影響極大。他曾宣稱“天下客屬本一家”，要求家人説家鄉話。他念念不忘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甚至辦英文《虎報》也不忘炫耀祖國文明，希望通過該報讓洋人“看看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文化，從中教育他們”。

　　組織客屬團體，維護華人利益

　　1920年代後，客家鄉親紛紛從國内來海外，人數日衆，分佈日廣，人事交往日繁，原有的地緣性質的同鄉會已不適應時代的要求。爲此，胡文虎在香港以鄉音、鄉情、鄉思爲紐帶組織了第一個客屬團體——“崇正總會”，這是當地各省客家人的總會館。接着，他又與僑紳湯湘霖等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客屬總會”，並被公推爲會長，又在南洋各地組織成立了53個客屬分會。通過下屬星洲客屬總會，胡文虎和當地殖民政府的“華民政務司署”建立了較爲密切的聯繫，並成爲“華人參事局”的一名參事，積極維護華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利益。“崇正總會”、“南洋客屬總會”成爲團結南洋客家人的核心組織和聯繫東南亞各地客家同鄉的重要橋樑。

　　1939年8月，在南洋客屬總會成立10週年紀念大會上，胡文虎發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説，稱他“本諸‘以社會之財，還諸社會’之義，致力於救國、救灾、慈善、文化事業”，“忠於國家爲先”，“愛國觀念不敢人後”。當時舉行籌賑祖國難民遊藝大會，胡文虎當即以10萬元購買名譽劵一張，以示愛國熱情。

　　他也十分重視客家人歷史積澱的精神財富，極力扶助世界客屬事業的發展。1930年代，他悉力資助歷史學家羅香林從事客家研究，撰寫《客家源流考》等巨著，再現了客家先民五次大遷徙的悲壯史實，推動了全球“客家熱”不斷昇温，經久不衰，一直延至今日五洲四海，都在致力於客家歷史文化的研究。

　　熱愛國家，興辦醫院

　　胡文虎因發售“虎標良藥”致富，他興辦慈善事業，也以捐資於醫藥方面爲最多，以創建醫院、造福貧病爲急務。1931年，胡文虎獨資捐獻37.5萬元創辦南京中央醫院，4層大樓至今仍矗立於南京中山東路。1933年至1934年，他先後捐款60萬元興建汕頭醫院、厦門中山醫院、福州福建省立醫院（三院各20萬元），還捐建廣州民衆醫院、廣西梧州醫院、香港虎豹救傷處等12所醫院。其他在國内外獨資創辦或捐助的醫院、麻瘋醫院、接生院（婦産醫院）、安老院（養老院）、孤兒院有40多所。此外，還捐款辦了收容流浪兒童的上海兒童教養所、廣州兒童新村等等。

　　抗日戰争期間，胡文虎曾致函重慶國民政府，决定在抗戰勝利後修建縣級醫院100所，並匯款1000萬元，分别存入當時的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家銀行。由於抗戰勝利後又内戰，通貨膨脹，幣值一貶再貶，這筆建造百所醫院的巨款最後只剩下幾張“金圓券”，因而計劃告吹。

　　熱心海外華人及國内的文化教育事業

　　胡文虎很早就在海外興學。1928年，胡文虎任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總理，爲此校捐資數萬元。對其他學校，如南洋女校、崇正學校、養正學校、静方女校、南華女校以及美以美會女校、聖約瑟實業學校等，他或捐設備，或助經費。1935年，他獨資創辦新加坡民衆義務學校，是當時南洋唯一設備完善的義務學校，惠及廣大華僑貧寒子弟。1938年春，他大力支持新加坡中正中學的創辦，並出任該校董事長，爲新加坡華文教育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此外，如北馬檳榔嶼的鐘靈中學、馬六甲的培風學校以及霹靂、麻坡等地的學校，也得到他的捐助。他在海外創辦和捐助的華僑學校達40多所。總之，胡文虎對海外所辦的華文學校，采取“凡有請求，輒不悛拒”的態度，都酌情加以贊助。 

　　1934年，胡文虎向國民政府提出捐資350萬元港幣，準備10年内在全國興辦1000所小學，争取每縣辦一所，以實現在國内普及教育和掃除文盲的夙願。至抗戰爆發時已建成300所（其中福建70所，已基本上每縣建了一所，江西也建了一部分），700所未建成，餘款200萬元港幣存入香港中國銀行，指定爲戰後建校之款項，後來全部認購了“抗日救國公債”，計劃抗戰勝利後兑换成現款，繼續興辦小學。由於戰後幣值大貶，胡文虎建千所小學的宏願無法實現，但他熱心國内文化教育事業的赤誠之心不變。

　　胡文虎捐款給福建一些貧困、落後的山區辦學。順昌縣元坑小學自創辦20多年均無校舍，經縣政府、縣參議會、縣教育局三家議定，將胡文虎先生捐款3000元撥給元坑建起校舍。武夷山的星村、五夫也各建了一所中心小學校舍,至今這裏的人們仍然懷念着這位樂善好施的華僑企業家。窮鄉僻壤的貴州瑶族山村，也有胡氏捐建的一所小學。其牌坊門之左，刻“貴州省立荔波水慶鄉初級小學校”，其右則是“胡文虎胡文豹先生捐資建築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胡文虎在國内還捐助過上海大厦大學、厦門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廣州嶺南大學、福建學院、廣州仲凱農工學校、上海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汕頭私立回瀾中學、汕頭市立女子中學、海口海瓊中學、厦門雙十中學、厦門大同中學、厦門中華中學、厦門群惠中學等。在上述院校中，建有諸如“虎豹堂”、“虎豹樓”、“虎豹圖書館”、“虎豹體育館”、“文虎科學館”之類紀念性建築物。

　　胡文虎小時曾回永定下洋中川老家上學，因此特别眷戀祖居地的教育事業。他獨資創辦下洋中川小學。1938年，他首先倡議籌建永定僑育中學（地址在下洋）。籌募辦學經費，他又首先認捐20萬元，並任校董會董事長。

　　1940年1月，創辦半年的僑育中學被國民黨福建省黨部下令封閉。胡文虎即致電國民黨福建省黨部，力請收回成命。校長胡兆祥又到永安面見省黨部書記，嚴肅正告“僑育初級中學是胡文虎先生創辦的中學”。懾於胡文虎的崇高威望和永定廣大僑胞的壓力，省黨部不得不取消了禁令。永定私立僑育初級中學並於1941年11月在福建省教育廳成功立案，取得合法地位。

　　東南亞被日軍侵佔後，僑匯中斷，永定僑育中學經濟陷入困境。校長胡兆祥向胡文虎匯報募捐情况，胡文虎即慨捐國幣1000萬元，緩解了學校的經濟困難。

　　1948年9月，永定縣當局以保安團一個連包圍僑中，逮捕了近20名師生。胡文虎知悉後，立即函電交馳，要求省、縣當局釋放被捕師生。不久，在各方壓力下，被捕師生均獲釋放，學校也得以免遭解體的危險。

　　熱心華人體育事業

　　胡文虎主張“鍛煉國民體格，發揚民族精神”爲宗旨發展體育運動。早在1920年，胡文虎就以《星洲日報》的名義發起星洲男女排球競賽。他在新加坡多次倡議組織“新加坡中華體育會”、“星州華僑體育總會”。從1930年至1937年，新加坡共舉行了5次華僑運動會，馬來西亞舉行4次運動會，每次胡文虎都捐巨款贊助，贊助經費達4萬4千餘元。從1929年至1939年，胡文虎先後資助星馬華人派網球、游泳、籃球、田徑等選手赴香港、爪哇、檳城、上海、澳洲等地比賽。胡文虎曾撥款60萬元，支持星島足球隊遠征世界，載譽而歸，爲華人揚眉吐氣。此外，他還在海外爲華人建設了許多體育場所，如星洲虎豹游泳池、暹京虎豹兒童運動場等。如此熱心華人體育事業者，胡文虎實爲第一人。

　　胡文虎對國内體育運動會也熱心贊助，熱心提倡，如閩南運動大會、全瓊運動大會等，他都捐資鼓勵或報銷全部奬品。1935年秋，上海舉辦第六届全國運動大會，胡文虎除贊助2.3萬元外，還親自率領馬來亞華人選手回國參加競賽。

　　内地體育團體和各類球隊來新加坡參加比賽，他無不熱情招待，提供便利。如1928年至1929年，上海暨南大學足球隊和復旦大學足球隊先後遠征海外，他都安頓在其私人别墅下榻，並設宴招待。很多籃球賽、羽毛球公開賽，甚至武術競賽，他多親臨觀看，並贈奬杯、銀盾等，以資鼓勵。

　　他還獨資在内地修建體育設施，如1936年建海南島海口白沙游泳場、福州體育場等。

　　創辦“星系”報業，宣傳抗日救國

　　胡文虎一生，用了很大一部分財力與人力辦報紙。早在20世紀初，胡文虎便開始他的辦報活動。1908年，他在仰光集股合辦《仰光日報》。他獨資興辦的第一家報紙是1929年1月在新加坡發刊的《星洲日報》。兩年之後，他又在廣東汕頭創辦《星華日報》。1935年初，他的第三家報紙《星光日報》在厦門出版。同年底，他在新加坡辦的中文晚報《星中晚報》也正式發行。1938年8月1日，他在香港辦的《星島日報》正式出版，聘請名記者金仲華爲總編輯，報紙編排新穎，内容充實，是胡文虎星系報業中辦得最成功的一份。1941年底太平洋戰争爆發前夕，他在馬來亞檳榔嶼辦的《星檳日報》順利出版。1945年抗戰勝利後，胡文虎迅速恢復戰前已經出版的報紙，又在福州創刊《星閩日報》，在上海籌辦《星滬日報》。1949年3月，胡文虎在香港創辦英文《虎報》。第二年，又在泰國創辦《星暹日報》，在新加坡也增刊英文《虎報》，甚至購置了專爲運送報紙的私人飛機，這在當時的東方世界（包括日本在内）都是一個破天荒的創舉。星系報業成爲華僑界獨一無二的托拉斯。

　　胡文虎的星系報業除了爲萬金油做廣告，還帶有明確的宣傳抗日救國目的。在1938年《星島日報》創刊號上，胡氏提出其辦報宗旨首條便是“幫助政府從事於抗戰建國之偉業”。1940年接辦《總匯報》時，胡氏曾説：“不以營利爲目的，專以服務爲前提，宣傳抗日救國，竪民衆之信念。”據香港《文匯報》顧問、原《星華日報》總編張問强先生回憶，1931 年《星華日報》開辦以來就主張抗日。此報曾與國民黨反動派投降主義進行激烈鬥争，被譽爲“華南最優秀的報紙”。以後在厦門辦《星光日報》，在福州辦《星閩日報》，在抗日戰争中也發揮了很好的作用。當時，不少著名的文化人士，都曾經在星系報工作過，如鬱達夫、金仲華、胡守愚，分别在《星州日報》、《星島日報》、《星中日報》擔任過主筆，發表進步言論，支持抗日救亡運動，宣傳中華文化，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1938年8月創辦的《星島日報》，金仲華爲總編，邵宗漢爲主筆，該報以其鮮明的愛國傾向在海内外被譽爲“特别響亮的宣傳抗日號角”。

　　“九·一八”事變後，《星州日報》還爲廣大僑胞踴躍捐款支援抗日代收代匯各種匯款100多萬元。在太平洋戰争爆發前夕，星系報還通過胡氏的支持資助，組織了大批青年學生轉到内地奔赴抗日前綫，光香港大學生就有百餘人。

　　胡文虎的星系各報爲抗日救亡摇旗呐喊，對促進華僑團結，激發廣大僑胞的愛國熱情，開展抗日救國運動，起到了巨大的歷史作用。

　　出錢出力，支持抗戰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胡文虎即聲援馬占山將軍堅持抗日，並捐獻2萬元和藥品給予切實支持。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十九路軍浴血奮戰。胡文虎聞訊後，立即電匯國幣1萬元交《申報》社的史量才先生轉給中國紅十字會，作爲前綫救傷之用。2月下旬，胡文虎再匯1萬元委托永安堂上海分行的負責人範其務發給前綫傷兵每人5元，以資慰勞。胡文虎又及時將儲存在香港永安堂的一批價值8000多元的紗布急運上海，支援何香凝組織的抗戰救護隊。淞滬抗戰期間，胡文虎又以客屬總會爲據點，發動新加坡、馬來亞一帶僑胞賑濟抗日。胡文虎本人捐3萬元和大批藥品支援十九路軍，是南洋華僑界捐資最多者。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馳電讚揚説：“本軍在滬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難同仇，令人感奮。”

　　“七·七”事變後，抗戰全面爆發，胡文虎立即在他所辦的星系報上發表署名文章稱：“國家興亡，人各有責，際此全面抗戰之時，正吾人報國之日，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毁家紓難，亦份所宜。”同時號召和資助香港紅十字救護科畢業生500餘人回國服務。

　　同年冬，胡文虎以國民政府救國公債勸募委員會總會常委和南洋客屬總會會長的名義，積極號召僑胞以實際行動投入抗日募捐活動，他本人帶頭認購救國公債50萬元。在胡文虎的帶動下，東南亞有12個城市的華僑踴躍響應，至1938年底認購公債近1300萬元，捐義款近2000萬元，兩項合計近3300萬元，而胡文虎一人就達300萬元之巨，是其中捐款最多者。對自己認購的巨額公債，胡文虎表示：“他日還本與否，尚未計及。苟得歸還，即吾祖國復興之時，届時仍將一本初衷，將該款舉辦國家公益事業。” 

　　1941年春，胡文虎赴重慶參加參政會，捐獻200萬元戰傷救濟款，捐贈救護車4輛，紗布數萬筒，藥棉9000磅，絨布8萬大捆，金鷄納霜5萬大桶，虎標良藥上百萬包，作爲前綫救傷用。至此，胡文虎捐助抗戰和購買公債已超過550萬元。1941年2月6日的中共駐重慶辦事處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在頭版的位置報導胡文虎的生平，盛贊胡文虎的愛國熱情，積極肯定了他對抗戰大業和公益事業的重大貢獻。

　　爲支援祖國抗戰，胡文虎在捐款、贈藥和認購公債、慰勞傷兵、保育兒童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貢獻。國内外人士一致公認他是抗日戰争期間華僑中捐資獻物最多的一個。他的愛國義舉，受到全國各黨派各階層人民的熱烈讚揚和崇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致電嘉奬胡文虎“情殷愛國，迥异尋常”。國民政府財政部特授予他一等金質奬章，軍政部也頒發給他海陸空一等褒奬。

　　太平洋戰争爆發後，胡文虎不幸於1941年12月香港淪陷時被日寇拘審，軟禁於半島酒店，當問到是否就是“南洋華僑領袖胡文虎”和是否“大力出錢捐助”抗日時，胡文虎毫不遮掩，並理直氣壯説，作爲中國人支持抗日是本着愛國的天職。胡文虎敢於堅持正義，爲了民族尊嚴和華僑利益挺身而出巧妙周旋於虎狼間。在日寇佔領香港期間，胡文虎捐助過數以千計僑胞、同胞的生活費用和返回大陸路費，捐款數十萬元支持當地20多個民間慈善組織的救濟難民工作，還以虎標藥品换來粤産大米以平價售出，解决了香港的糧荒問題。

　　後來胡文虎的藥業受到威脅，星系報館被封，港澳同胞嚴重缺糧，陷於飢餓絶境時，他被逼與香港日方來往。又爲解决日占區華僑的民食恐慌問題敢闖虎穴，不避“媚敵”之嫌，於1943年6月赴日面見日本首相東條英機，要求解决港澳民食、恢復華僑組織等問題。他在港始終拒絶擔任“維持會”會長職務，拒絶事敵，充分表現了一個堂堂正正中國人的憂國憂民情懷和赤誠之心。

　　出奇招嘲諷國民黨元老吴稚輝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軍侵佔東北三省，全國人民抗日熱潮空前高漲。僑居新加坡的胡文虎，一天收到從上海寄來的報紙，打開一看，被“放屁，放屁，真是豈有此理”的大字標題吸引住了。報上説的是，當時國民黨當局，對日本侵略中國，采取不扺抗主義。上海各高校大學生，高舉抗日旗幟，舉行示威遊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響徹雲霄。吴稚暉這個國民黨元老居然跳出來大放獗詞，駡學生抗日示威遊行是越軌行爲。學生作了兩首打油詩送給他，其中一首是：“什麽靠左走，靠右也能走，日本打過來，有脚没路走。”吴看後暴跳如雷。大駡：“放屁，放屁，真是豈有此理。”

　　隨後，胡文虎拿起筆，寫了一封信寄給上海永安堂經理。不久，上海各報以半版的版面，登載了“永安堂”按照胡文虎意思寫的大幅文字廣告。廣告通欄標題是：“放屁，放屁，真是豈有此理。”廣大讀者都知道是批駁吴稚暉的。吴看了這幅廣告後要求警察局對“永安堂”興師問罪。警察局認爲師出無名，不敢下手，許多患者吃了“永安堂”的虎標成藥後，放了幾個大屁就完全好了，廣告名正言順。吴稚暉只好憋着一肚子氣，再不敢隨便到處“放屁”了。

　　熱愛家鄉，熱心家鄉建設

　　早在1930年代，胡文虎就出資8萬元修築閩西公路，並投資港幣20萬元興辦福州自來水公司。1933年蔣光鼐主閩時，致力於地方的改革與建設，組織“福建省建設委員會”，胡文虎應聘爲該委員會委員，在醫藥衛生方面積極提供意見，並在《星州日報》發行“新福建”專刊，藉以推動福建省建設計劃的實施。

　　1930年代中期，胡文虎已形成了全面開發八閩的戰略構想，但很快就被日寇侵華的砲火所粉碎。

　　新加坡永定會館會刊《永定月刊》於二戰後編輯、出版，兩年後停刊。胡文虎始終充當其經濟支柱，還授意在刊物發表由編委胡浪曼代筆以胡氏名義署名的文章多篇，有關家鄉建設的如《永定經濟建設議》、《號召建設福建》、《爲福建經建公司事告海外閩僑》，倡議僑胞建設家鄉。

　　抗戰勝利後，胡文虎在1946年8月18日的《星洲日報》上發出《建設福建之刍議》一文，發起了移閩僑財富回國建設故鄉的“經建運動”。胡文虎還奔走呼號於新加坡、香港、厦門、福州、上海、南京各大城市，爲籌建“福建經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胡文虎擔任“福建經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籌委會主任，後又任經建公司董事長，準備經營金融、交通、工業、礦産以及茶葉、水果等土特産。該公司總資本初步定爲國幣300億元（法幣），計劃在東南亞募股200億元，在國内募股100億元，他自己率先承擔10億元。胡文虎曾幾度飛往南京洽談成立“福建建設銀行”事宜，認爲是開發建設福建、吸收資金、吸引閩僑外匯回國的關鍵項目。由於當時國民黨政府無意支持“經建運動”，這一項目遭到了阻礙，行政院院長宋子文下令禁止開設福建建設銀行。這樣，僑胞的愛國熱情受到嚴重打擊，胡文虎發起建設福建的構想再度落空。但其念念不忘“故鄉興革”，竭誠謀慮“有惠桑梓”的拳拳赤子之心，却贏得海内外人士的一致敬仰。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胡文虎先後幾次致函中南軍政委員會領導，表示願意捐助祖國的公益事業。他表示：“本人除熱忱愛護國家，希望祖國富强、華僑地位提高。”以示對新中國人民政權的擁護。並電廣州永安堂響應人民政府號召，立即人購人民勝利折實公債2萬份。由於種種原因，胡氏的意見没有被大陸方面接納。但胡文虎的愛國痴心不改，1951年春，他特派胡夢洲回廣州購買建設公債5億元（舊人民幣）。

　　廣濟博施，致力華人公益事業

　　1924年，永定天大旱，鬧饑荒。胡氏聯合胡重益、胡興九出資買外國米，由汕頭運入，輾轉運到永定，以比市價低30％的價格出售，救濟飢餓村民。   

　　1926年，他資送200名貧病老華僑返回中國，每人發給現銀10元及虎標良藥一大包。次年春，又資助另300名回國。

　　1927年夏季漳州水灾，1928年春季漢口火灾，1935年夏季長江水灾，1937年春季西藏大旱灾等，他先後捐贈50萬元以及大批虎標良藥給灾區急用。

　　1935年捐資20多萬元，在福州、厦門、泉州、永春各建一所新式監獄，還設立技藝部，使犯人在監禁期間能學一技之長，出獄後得以謀生，不致重入歧途。同年，捐2萬2千元修理杭州六和塔及潮州湘子橋等名勝古迹。

　　1938年厦門淪陷，福建嚴重缺糧，胡氏立即集資組織公司在海外購大米10 萬多包，運往漳州、泉州，平價上市；同年冬捐款1萬元，作爲香港救濟難民委員會費。1941年香港淪陷後，胡氏捐款救濟粉嶺兒童救濟院，收容孤兒數千人。

　　胡文虎歷來樂善好施，叮囑各處永安堂，凡是舉目無親的外出同鄉，有特殊困難需要幫助的，都應酌情照顧。下洋月流曾昭生在西安解放前夕從西安逃難路經上海已身無片文，受上海永安堂資助才得以買車票回到家鄉，數十年來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