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郡望

　　郡望，是“郡”與“望”的合稱。郡，是古代的行政區劃；望，指的是名門望族。“郡望”一詞，表示某一地域範圍内的名門望族。姓氏族譜中常用的“郡望”，是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每郡顯貴的家族爲當地人所仰望，並以此區别於其他的同姓族人。秦代至西漢初年，還没有“郡望”之説。春秋時期，秦、晋、楚等國在邊地設縣，後逐漸在内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後，各國開始在邊地設郡，其面積大於縣。戰國時期，在郡下設縣，逐漸形成了縣統於郡的兩級行政區劃制。秦統一中國後，全國分爲三十六郡，後增加到四十多個郡，郡下設縣。漢至隋唐時期，沿用了秦代的郡縣制，但隋唐時期，州與郡能相互代用，大多數稱“州”不稱“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區域已經作廢。

　　“郡望”的産生，與中國古代門第閥閲等級制密切相關。中國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門外都立有兩根柱子用以題記功業，左邊的稱“閥”，右邊的叫“閲”。所謂門第閥閲，指的是封建社會世代顯貴的族姓家門。這種門第等級觀念，始於西漢，形成於東漢，盛於魏晋南北朝時期。這一時期，門第較低的家族被稱爲“寒門”、“庶族”。他們的社會地位與門閥士族相比，可謂天差地别。出身於名門望族的子弟，即便無才無德，也被列爲上品，優先入仕；而出身寒門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不凡，也都被列爲下品，以致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社會局面。這種現象直到隋唐時期才得到緩解。

　　門閥制度下，姓氏直接影響着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婚姻問題、前途命運，甚至連日常交往場合的座次，也有嚴格的差别。對此，西晋著名文學家左思在《咏史》詩中對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作了尖鋭的批評。詩中稱：“鬱鬱澗底鬆，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借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詩中的“金張”，指西漢宣帝時的權貴金日磾和張湯，他們的後代依仗祖先的世業，七代爲漢室的高官。“馮公”，即馮唐，博學多才却因出身寒門，即使才能出衆，直到老年仍屈居低微的郎署，頭發白了仍不被重用。宋代雖然廢除了“郡”的行政區域，但由於受長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標明出身門第貴賤的影響，宋人還時常以“郡望”標榜自己；明清兩朝，以郡望作標識的現象仍然十分盛行；時至今日，人們出於追根溯源的觀念意識，還很重視自己姓氏的來歷和郡望，以致至今還留存有以郡望標注姓氏的習俗。由於某一姓氏的發祥、聚集、變遷之地並非一處，因此一個姓往往不止一個郡望，但通常情况下以其中的一個郡望爲主，説明他們是同源衍生出來的分支，以區别主從及尊卑等次。

　　二、堂號

　　所謂“堂號”， 指同一姓氏之下不同宗派（支派）的代稱，是區分不同血親關係的重要標誌，也是追宗溯源的重要依據。堂號原本是廳堂或居室的名稱。漢許慎《説文解字》解釋：“堂，殿也。”一般認爲，堂或殿都是有特殊用途且相對比較高大的建築。比如，舊時的皇宫就被稱爲“宫殿”或“殿堂”，皇家的宗廟被稱爲“廟堂”。由於“堂”在人們心目中具有比較莊嚴神聖的地位，因此後來人們稱供奉先祖神位、祭祀先祖的宗祠稱爲“祠堂”。堂號與祠堂有密切的關聯，同姓的不同支派之間存在不同的血親關係，其所建祠堂的堂號也就不盡相同。堂號的命名都與本族的發展史有關，有的記載姓氏的來歷；有的記録先祖的業績；有的宣揚倫理綱常，等等。衆所周知，古代的同姓族人大多聚居於某一處。隨着家族人丁的不斷繁衍，家族自然會越來越大，一些族人爲了生存需要，不得已另擇他處開基創業，從而形成了新的支派。這些新形成的支派，往往又會在新的居住地建立起新的祠堂，用來供奉最親近的祖先。如此往復，一個總祠堂自然會派生出許多新的支祠堂來，即民間所説的所謂“大祠堂”和“小祠堂”。爲了避免與其他姓氏或本姓氏其他支派相混，就得在宗祠或家廟的匾額上冠以一定的標記以示區别，以此表明一個家族源流世系，區分族屬、支派，堂號就是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號。因此，每個姓氏、每個宗族乃至每個家族，都有自己的堂號，成爲每個炎黄子孫不可不熟知的概念。

　　堂號，有“總堂號”和“自立堂號”之分。總堂號與姓氏的郡望相關，有的以其姓氏的發祥祖地爲號，有的則以姓氏聲名顯赫的郡望爲號。由於同一姓氏的發祥祖地和郡望不同，因此又派生出若干個總堂號。這種總堂號，稱爲“郡望堂號”。如，陳氏郡望堂號有潁川、東海、廬江、汝南、河南、馮翊、下邳、武當、京兆、廣陵、新安等；李姓有隴西、趙郡、頓丘、渤海、中山、江夏、範陽、漢中、代北、鷄田、柳城等三十餘個；王氏有太原、琅琊、京兆、元城、汲郡等地三十八個；張姓有清河、太原、南陽、中山、範陽、河内、京兆等四十餘個。狹義的堂號，也稱“自立堂號”。它往往以先祖的德望、科第、功業、文字或祥瑞典故爲號，如陳姓自立堂號有建業、崇義、忠節、世德、延慶、餘慶、報、星聚、樹本、燕貽、官梅、光裕、崇本、衍慶、敦睦、叙倫、重華、仁耻、毓慶、世德、敦厚、奉先、聚原、傳義、培德、義門、雙桂、徽五、紹德、懷忠、聚星、四星等四十多個。                                                                

　　姓氏堂號的命名，主要有以下四大類型：

　　1．以血緣紐帶命名堂號

　　血緣關係是由婚姻或生育而産生的人際關係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其他親屬關係，是最早形成的一種社會關係。中國的姓氏文化表現出濃厚的血緣觀念，一個堂號下聚集的都是有血緣關係的同姓族人，有些有血緣關係的不同姓氏，也會使用同一堂號。如著名的“六桂堂”，是閩粤一帶江、洪、汪、方、龔、翁六個姓氏共同堂號。據歷史文獻記載，宋初福建泉州有個名叫翁干度的人，生有六子俱登進士，家族地位非常顯貴，時人稱之“六桂聯芳”。後來，翁干度的六個兒子分遷閩粤一帶開基而分姓：長子處厚，分姓洪；次子處恭，分姓江；三子處易，仍姓翁；四子處樸，分姓方；五子處廉，分姓龔；六子處休，分姓汪。追本溯源，這六姓都是翁姓的後裔。

　　2. 以地域命名堂號

　　追溯本源是中華姓氏文化的一大特色，因此用地域命名的堂號最爲普遍。這種命名方式，往往和各姓氏的郡望緊密相關，即以郡號或地名作爲堂號。如，“潁川堂”是陳、賴、鐘、郭、陸、方、韓姓人的堂號，潁川是秦代郡名，地轄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寶、汝州諸府，蓋指潁水流域；“隴西堂”是牛、辛、李、時、彭、董、邊、關、閔姓人的堂號，隴西是秦代郡名，地轄甘肅舊蘭州、鞏昌、秦州諸府；“太原堂”是王、羊、祁、易、武、祝、宫、温、霍、閻等姓人的堂號，秦莊襄王四年(前246年)置太原郡，秦始皇時太原郡轄晋陽、界休、鄔、兹氏、離石、榆次、霍人七縣。“清河堂”是房、傅、張姓人的堂號，清河是漢時郡名，地轄河北清河、故城、棗强、南宫諸縣及山東清平、恩縣、冠縣、高唐、臨清、武城一帶；等等。  

　　3. 以先世的歷史典故爲堂號

　　各個姓氏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涌現出一批名垂青史的先輩，足以後人引以爲榮。中國人素有慎終追遠的美德，各姓族人爲了讓宗功祖德留芳千古，勉勵後人，普遍以此命名堂號。此類堂號，多源自某姓祖上歷史名人的典故或佳話，充分展示了本家族的榮譽與驕傲。如，楊氏“四知堂”，即以東漢太尉楊震的美德作爲堂號。據文獻記載，東漢時期的楊震在荆州任刺史，爲官清廉，深得百姓信賴。有一天夜晚，有個人帶着黄金到楊震的家裏行賄。楊震堅决不受，並嚴厲予以斥責。那個人還是不死心，笑着對楊震説：“現在是深夜，又在您的府上，决不會有人知道的，請您收下吧！”楊震嚴肅地説：“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怎麽可以説没有人知道呢？”來人聽後羞愧而退。楊震做官一向清正廉明，並一再告誡家人，生活要儉檏，不能仰慕虚榮。楊姓人也因以“四知”爲堂號。而孫姓“映雪堂”，則出自西晋孫康“映雪夜讀”的典故。據傳，孫康自幼篤志好學，家境貧寒，無錢買油點燈夜讀，冬夜利用白雪反光刻苦研讀。由於勤奮攻讀，學富五車，官拜御史大夫。孫姓後人把“映雪”作爲堂號，旨在激勵子孫發奮讀書，立志成材。再如，趙氏“半部堂”，出自北宋王朝開國宰相趙普“半部《論語》安天下”的典故。據傳，趙普助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宋朝，宋太祖趙匡胤於是封趙普爲宰相。他提出了“杯酒釋兵權”的方法來削减地方武裝，鞏固了中央集權。並想方設法把天下治理得很好。宋太祖問：“愛卿！你怎樣把國家治得這麽好的？”趙普回答：“我不過是靠了半部《論語》罷了！”趙普逝世後，家人整理他的書箱，果真什麽財寶也没有，只有他活着的時候常讀的一部《論語》。

　　4.以傳統倫理規範爲堂號

　　民間常説：“先做人，後做事。”這句俗語，道明瞭加强個人修養的重要性，即一個人在成就事業之前，首先要端正自己的人生態度，懂得一些基本的道德理念。爲了讓後代子孫能更好地立身於世，很多家族通常以傳統的倫理道德規範爲堂號，旨在勸勉後人重視自身的品德修養。這種命名方式，在各氏自立堂號中尤爲普遍。如，張氏“積善堂”。“積善”出典《周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其意思是説，積累善德的人家，後世一定有享不盡的福禄；如果不積累善德，那麽後世必定遭殃。用“積善”作堂號，就是勸告族人要助人爲樂，多做善事，爲家族樹立起良好的口碑和形象。再如，李氏“敦倫堂”。敦倫，就是敦睦人倫。用在堂號上是以勸戒訓勉後代子孫，團結互助，睦鄰友親，期望家族具有較强的凝聚力，使家族根深葉茂。另含有“老少相宜，具有天倫之樂，幸福和諧的家族”之意。類似的還有朱氏的“格言堂”、劉氏的“重德堂”、鄭氏的“務本堂”、周氏的“忠信堂”、許氏的“居廉堂”等等，這些都體現了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

　　除此之外，有的姓氏以“良好祝願”爲家族堂號，如 “有餘堂”；有的以“福瑞吉兆”爲堂號，如“聚星堂”；有的以“先世名人的廳堂别墅”爲堂號，如“香山堂”、“緑野堂”；有的以“旌表褒奬”爲堂號，如“忠武堂”、“節孝堂”等等。

　　堂號是宗法制社會的産物，它的産生對於敦宗睦族，弘揚孝道，啓迪後人，維護家庭、宗族和整個社會的穩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促進作用。

　　三、宗祠與楹聯

　　宗祠，又稱祖祠、祖厝、家廟，習慣上稱“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進行祭祀的場所，被視爲宗族的象徵。早在原始社會後期，就存在崇拜祖先並立廟祭祀的現象，宗廟制度則産生於周代，爲天子專有。據《禮記·王制》載：“古代天子建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無廟，以此區分親疏貴賤。”其次序是：始祖居中，左昭右穆。父居左爲昭，子居右爲穆。一世爲昭，二世爲穆；三世爲昭，四世爲穆；五世爲昭，六世爲穆；單數世爲昭，雙數世爲穆；先世爲昭，後世爲穆；長爲昭，幼爲穆；嫡爲昭，庶爲穆。“祠堂”一詞最早出現於漢代，當時祠堂均建於墓所，稱爲“墓堂”。由於古代有嚴格的建廟標準，所以中國社會早期民間所建的祠堂家廟寥寥無幾，這種律令一直延續到宋朝。到了南宋，儒學大師朱熹《家禮·祠堂》立祠堂之制，有載：“君子將營宫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 即提倡建立家族祠堂，每個家族建立一個奉祀高、曾、祖、禰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龕。初立祠堂時，還要從現田中每龕取二十分之一作爲祭田。從此，稱家廟爲祠堂。當時，修建祠堂有等級的限制，民間不得立祠，因此極重宗法的百姓以《家禮》爲準，紛紛在居家之室設先祖神位，或立家廟家祠，以祭祀祖先。時至明嘉靖十五年（1536），禮部尚書夏言奏議《清定功臣配享及臣民得緝始祖立家廟》，稱“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廟制也爲有定則，天下之爲孝子賢孫者，尚有爲盡之情”；提出“定功臣配享”、“訖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訖詔天下臣民建立家廟”三條建議，得到明世宗朱厚驄的采納，“許民間皆得聯宗立廟”。從此，宗祠遍立。這些宗祠，一般建於宗族聚居地，歲時由族長率領族人共同祭祀，稱爲“祠室”，或稱“祠堂”。到了清代，祠堂已遍及全國城鄉各個家族，成爲族權與神權交織的中心。祠堂作爲宗法、禮儀、習俗、娱樂、教育等家族文化的載體，除了用來供奉祭祀祖先外，還具有重大的教化作用。通過對祖先的祭拜，讓後代瞭解祖先的創業艱辛和歷代賢能先祖的品德風範與功績，能起到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作用。此外，很多祠堂前還立有旗杆柱石，標示族人曾經擁有的功名，能增强族人的自豪感，從而達到激發後人的目的。

　　頌揚祖德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每個宗族都有自己獨特的發展歷程，表現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先祖的功德讓其後代子孫難以忘懷。爲了弘揚先輩的德澤，人們運用宗祠聯這一中華民族獨有的藝術形式，來昭揚先賢的思想境界及其歷史功績，傳遞宗族道德觀念及行爲準則，鞭策後人奮發有爲。如，九牧堂林氏宗祠聯 “九龍衍派家聲遠；十德傳芳世澤長”歷來爲林姓後人所應用。聯中“九龍”和“十德”用以紀念先祖林皋。據傳，戰國時林皋任趙國宰相，德高望重，受良好家風的浸染，九個兒子德才兼備，時人稱之爲“九龍”，連同林皋本人以才德著稱，稱爲“十德”。這副楹聯，表達出古代林姓人才濟濟和受人敬慕的歷史，身爲林姓人一直以此爲榮。再如，張姓宗祠聯“紫光劍燭；黄石授書”。上聯典指西晋大臣、文學家張華。據傳，當初吴國還未滅亡時，斗星與牛星之間常有紫氣。張華聽説豫章人雷焕精通讖緯之學，善於觀察天象，就邀請雷焕一同觀之。經過一番觀察，雷焕説：“寶劍的精氣，當在豫章豐城。”張華聽後，問道：“想委屈您到豐城做官，一起暗地尋找這把劍，可以嗎？”雷焕當即應允。張華大喜，立即補任雷焕爲豐城縣令。雷焕到豐城後，挖掘監獄屋基，下挖四丈多時，發現一個石匣，發出不一般的光彩，匣中有兩把劍，劍上都刻有字，一把名龍泉，一把名太阿。這天晚上，斗牛之間的紫氣消逝了。下聯典指漢初大臣張良。相傳，張良逃亡下邳，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書》，佐漢開國，封爲留侯。這些姓氏的專用聯，從先祖不同的事迹角度，追憶家族的聲望，歌頌先祖的文功武略、道德文章或門風規範等。還有部分頌揚祖德的通用宗祠聯。如，“祖功浩盪俎豆馨香同四海；宗德綿長蒸嘗裎祀及千秋”、“祖德衍家聲流芳百世；宗功垂福澤餘慶萬年”、“宗功丕著培麟趾；祖澤長綿起鳳毛”、“光前振起家聲遠；裕後留貽福澤長”等等。

　　宗祠聯作爲宗祠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除起裝飾宗祠作用外，更主要的是它的教化功能。幾乎所有的宗族祠堂都題刻書追本溯源、不忘故土祖根的尋根聯，這對於强化宗族意識，增强認同感和凝聚力，啓迪後代子孫思源報本、光大祖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