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發達的社會中，社會參與可能與個人的主觀幸福感更密切相關。社會融合理論認爲，在現代社會中，更廣泛的社會結構中的成員資格對個人福祉起着决定性作用，因爲與社區團體和機構的聯繫對於獲得信息、資源和機會至關重要與此同時，當人們和社會變得更加富裕和現代化時，人們的需求從低階需求（生物和安全相關需求）轉向高階需求（自尊和自我實現）。社會參與是滿足更高層次需求的重要途徑。通過加入社會組織和參與社會活動，個人獲得了價值感、歸屬感和依戀感。社會參與通過社會和心理過程影響主觀幸福感。參與社會組織可能會使人們的社會網絡多樣化和擴大，人們通過這些網絡共享信息、提供和接受支持，並共同努力實現任何個人都無法實現的集體目標。此外，參與各種社會團體可能會創造或强化有意義的社會角色，如職業和社區角色，這反過來會提供價值感和依戀感，並促進自尊和自我價值。這些心理資源可以通過提高人們適應有壓力的生活事件的容易程度、促進積極影響和預防抑鬱來改善主觀幸福感。在美國和歐洲國家，社會參與和老年人主觀幸福感之間的積極關係已經得到很好的確立。然而，在中國社會中很少觀察到社會參與的有益效果。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社會參與的含義與發達國家不同，部分原因是政治原因。中國政府對社會組織采取了限制性規定。因此，參與社會組織在産生改善主觀幸福感的社會資本方面可能效率較低。

　　CFPS是一項具有全國代表性的縱向調查。使用多階段抽樣方法，它收集了關於個人和家庭的人口統計、社會經濟和健康狀况的廣泛信息（詳情見謝和胡，2014）。TSCS是一項長期、重復的横截面調查項目，自1985年以來一直遵循五年週期。該項目旨在通過提供涵蓋家庭生活、經濟活動和社會行爲的各種主題的數據來跟踪台灣的社會變化（詳情見張和傅，2004）。

　　台灣的老年人似乎比香港和中國城市的老年人享受更好的心理健康，其中83%的人表示自己很幸福。香港是最發達的，但近40%的老年人表示感到不開心。總的來説，香港的老年人比中國城市和台灣的老年人更獨立地生活：香港14%的老年人獨居。這一比例是中國城市的兩倍，是台灣的三倍。獨居在台灣老年人中很少見（3.9%）。一種可能的解釋是，與香港和中國城市的同齡人相比，台灣人更重視傳統的家庭價值觀，更願意與年長的家庭成員生活在一起並照顧他們。我們發現，香港42%的老年人與成年子女住在一起。這一比例在三個社會中最高。

　　中國香港、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老人的描述性統計

　　注：1.自評社會階層是《香港社會保障標準》和《中國社會保障標準》（CFPS）中的昇序五分制（1=下層，5=上層）。這是台灣社會變遷調查中的一個十分制，其中1爲最低階層，10爲最高階層。SD：標準偏差。

　　資料來源：2011年香港特别行政區（2011年）、CFPS（2010年）和TSCS（2010年）調查

　　傳統的多代同堂家庭在台灣最爲普遍，四分之三的老人生活在兩代或三代同堂的家庭中。在中國城市和香港，多代同堂老人的年齡百分比幾乎相同。不同的是，在中國城市，不到一半的人生活在兩代人的家庭中，但在香港，超過四分之三的人生活於兩代人家庭中。研究結果表明，與香港的年輕人相比，中國城市的年輕人在結婚或找工作時更有可能搬出父母的房子。當他們有孩子時，他們也更傾向於再次與父母一起生活，以尋求生育方面的幫助（Chu等人，2011年）。

　　台灣的社會參與程度高於中國城市和香港：47%的台灣老年人參加了社會組織。這可能是由於宗教參與率高，特别是台灣民間宗教參與率較高（胡和楊，2014年）。在這項研究中，加入社會組織的台灣老年人中，近一半是宗教團體的成員。下圖顯示了參與和不參與社會活動的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差异。香港的社會參與似乎比中國城市和台灣的老年人受益更多。

　　中國香港、中國城市和中國台灣地區老年人的社會參與和主觀幸福感。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保障局（2011年）、CFPS（2010年）和TSCS（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