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社會是一個信息高度傳播的社會，這也意味着我們生活在一個貿易日益國際化的時代。隨着城市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海峽兩岸的人口流動頻率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兩岸人民在旅遊、務工、求學等方面的聯繫日益緊密。在這個時代，無處不在的互聯網促進了兩岸人民的信息互動，增進了兩岸人民的友好往來。因此，幸福感中的兩岸文化差异正在下降，也就是説，全球化、信息化的力量不僅有助於减少兩岸間的文化差异，對於增進兩岸人民福祉的政策和相關機構的標準化的進步也有重要影響，而文化信仰和價值觀對幸福感、主觀幸福感和積極心理健康的影響。

　　因此，本章將討論以下問題：某些價值觀體系（即個體價值觀、物質主義價值觀、文化價值觀、自我超越價值觀、宗教信仰）對幸福、主觀幸福感和積極心理健康有何影響？ 

　　一、個體價值觀對幸福感的影響

　　幸福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話題，從人類起源開始，先哲們就在不斷探尋幸福的本質。積極心理學的出現和發展，將心理學研究從以往的病理性研究帶入到了積極的領域，幸福感問題也成爲了近幾十年來人們研究的焦點之一。幸福感有多種，主要包括主觀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SWB)，和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ling)，其中，SWB側重於快樂的體驗，PWB 側重於人的潜能的實現。不同的個體對快樂的體驗、追求幸福途徑的看法和標準是不一樣的，這就涉及到一個幸福觀的問題。幸福觀是一個人價值觀在對待幸福問題上的具體觀點，是比較穩定的、深層次的、系統化的價值選擇體系，正確的幸福觀是個體幸福的重要源泉，也是個體心理健康的一項重要表現。國内也進行了主觀幸福感與價值觀的相關研究。王暉選取西安地區六所高級中學的549 名學生，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對他們的主觀幸福感及其與人格、價值觀和生活事件的關係進行了研究和探討，結果表明人格因素、價值觀、生活事件與高中生主觀幸福感之間有密切關係。不同價值觀的高中生主觀幸福感有明顯差异，踏實型價值取向的學生主觀幸福感最高，功利型和冷漠型價值觀對高中生主觀幸福感有消極影響。回歸分析結果可以看出，價值觀中的功利性因素對高中生的主觀幸福感起到了顯著的預測作用。劉勝江以青年軍人爲研究對象，探索了他們的生活目標價值觀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青年軍人生活目標價值觀的發展目標價值觀維度分别對生活滿意度和總體情感指數産生影響。

　　個體價值觀與幸福感有着密切的聯繫。它决定着個體目標的設立，並激勵着個體對目標的追求 ( Zhang，Hui，Lam ，Lau，Cheung，＆ Mok，2014)。因此，當價值觀與個體基本需要一致時，追求並達成相應目標的過程將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 反之，當某一價值觀與個體基本需要相悖時 ( 如僅僅以他人或社會評價爲導向)，將導致目標與需要的衝突，進而産生焦慮、抑鬱、精神障礙等心理問題 ( Mineka ＆Zinbarg，2006)。根據自我决定理論與目標内容理論(goal contents theory，GCT)，内部目標(自我接納、健康、社區貢獻)由於滿足了人類基本的心理需要(自主、勝任、親密關係)，從而增强了個體的幸福感；而外部目標(如財富、權力、社會地位、名望等)，忽略了基本心理需要的滿足，由此導致幸福感降低 ( Deci ＆ Rylan，2000)。再者，外部目標建立在向上的社會比較與不切實際的物質期望之上( Sirgy，1998)。根據Michalos(1985)提出的多元差异理論 (Multiple Discrepancies，MDT)，這種不合理的比較會導致幸福感降低。目前，個體價值觀與幸福感的關係存在兩種觀點: 一種認爲精神性價值觀有利於幸福感建立，而物質主義價值觀會破壞個體的幸福; 而另一種則認爲物質主義價值觀不一定會破壞幸福感，甚至可能會增强幸福感。

　　大量研究表明，精神性價值觀與幸福感有密切的聯繫，其中多數研究結果表明精神性價值觀與幸福感呈正相關。對内在價值目標的研究表明，主要關注内在價值目標(如自我成長、情感的親密關係、社區貢獻等)的個體比關注外在目標(如財産、美貌、社會名望和聲譽等) 的個體具有更高的生活滿意度、更高的自我實現水平、更有活力，具有更高的自尊水平和思維開放性，且表現出更少的抑鬱、焦慮等健康問題( Kasser ＆Ryan，1993; Sheldon ＆ Kasser，1995)。Zhang 等人(2014)以中國大學生爲樣本的縱向研究的結果表明，精神性價值觀(如:自我超越與保守)顯著正向預測主觀生活質量，不僅如此，另外一些研究還揭示出精神性價值觀與身體健康有關。

　　不同時代與文化背景中的哲學與宗教都認爲，對物質財富的追求是精神層面的快樂與智慧的對立面(Belk，1983)，早期的精神分析與人本主義理論學者也對物質主義持批判態度，如弗洛伊德 ( Freud) 、霍尼(Horney)、弗洛姆(Fromm)、馬斯洛(Maslow)與羅杰斯(Rogers) 。來自元分析的證據也表明，物質主義價值觀與幸福感呈顯著負相關 (Dittmar，Bond，Hurst，＆ Kasser，2014)。有研究表明，即使達成物質目標也不能帶來快樂(Niemiec，Ryan，＆ Deci，2009)。Zhang 等人(2014)的研究也發現即使收入增加也不能增加物質主義者的幸福感。

　　精神性價值觀往往引導人們對意義的追求，然而有意義並不等於快樂，追求意義的過程甚至還伴隨着痛苦、壓力與焦慮(靳宇倡，何明成，李俊一，2016)，這無疑降低了强調積極情緒的主觀幸福感。一些關於意義感與幸福感的實证研究表明，尋求意義與主觀幸福感呈負相關(靳宇倡，何明成，李俊一，2016)。然而精神性價值觀却更能滿足個體本質的需要，並由此提高强調自我實現的心理幸福感。

　　有學者指出，物質主義作爲一種旨在追求物質享樂的價值觀，可能並不會與主觀幸福感衝突，甚至可能增加個體的快樂體驗(Brdar, Majda，＆ Dubravka，2009)。近年來，國内學者郭永玉與李静等人也一直在强調物質主義對主觀幸福感的積極作用(李静，楊蕊蕊， 郭永玉，2017)。現有的實证研究的結果表明，物質主義與焦慮、抑鬱、精神障礙有着密切的關係 ( Schmuck, 2001； Chaplin ＆ John, 2007； Solberg, Diener, ＆ John, 2007)，與生活質量（Roberts, ＆ Clement, 2007)、主觀幸福（Gonez, Allemand ＆ Grob, 2012；Martos ＆ Kopp, 2012)、身心健康 (Kasser ＆ Ryan, 1996 )、心理幸福感 ( Brdar, Majda, ＆ Dubravka, 2009)呈負相關。然而, 也有與此相反的研究結果，一些研究表明物質主義與主觀幸福感 (Sagiv ＆ Schwartz 2000)、生活滿意度(Sirgy et al.,1998； Wong, Rindfleisch, ＆ Burroughs, 2003)呈正相關。此外，還有研究發現物質主義與幸福感呈零相關 (Malka ＆ Chatman, 2003)。還有學者指出，物質主義作爲一種旨在追求物質享樂的價值觀，可能並不會與主觀幸福感衝突，甚至可能增加個體的快樂體驗(Brdar, Majda, ＆ Dubravka, 2009)。 

　　個體價值觀與幸福感的關係較爲復雜，僅僅通過探討二者的相關關係仍然難以厘清二者關係的内在機制。因此，關於個體價值觀與幸福感的研究應更多地通過理論的建構與驗证來更加系統、深入地解釋二者的關係。

　　二、文化價值觀對幸福感的影響

　　文化是無所不在的，人類的任何心理和行爲都受到文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幸福感作爲一個心理變量，有其内在的文化根源，與文化的關係甚爲密切。近幾年，大陸學者對中國文化價值觀的研究也越來越多。張夢霞分别研究了佛家和儒家價值觀的内容和結構，及其對購買行爲的影響。高岩編制了《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念衝突問卷》並探討新舊中國文化價值觀與中國人幸福感的研究綜述。對中國人來説，幸福不是狹隘的感官上的享樂，而是通過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而獲得的心靈的安寧。樑世鐘的研究結果顯示越受傳統價值觀的大學生各種心理症狀越少，相對來説心理更健康。張静的研究結果證明儒家和道家傳統價值觀對大學生的幸福感有正向的預測作用。邢占軍結合我國的文化背景提出了體驗論主觀幸福感，並編制了《中國城市居民主觀幸福感量表》，驗证了我國城市居民幸福感由身心健康體驗和享有發展體驗兩種成分搆成。

　　三、宗教信仰對幸福感的影響

　　近20年來，學術界對同胞宗教信仰的關注和興趣同濃，但主宰研究過程的價值定位依舊難脱西方宗教理論與信仰模式的窠臼，居高臨下訴諸於感性色彩的批評和懷疑多於置身於特定情境之中的感受和理解，具體的研究過程則更多的是現象之泛泛描述，鮮有實地與實证的觀察和考量。國内的大部分研究集中於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宗教現狀的描述性研究；還有一部分描述大學生的宗教信仰現狀。對大學生宗教信仰的研究更多的是從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批判性的研究，很難做到價值中立。年輕學者梁麗萍教授所著的《中國人宗教心理——宗教認同的理論分析與實证研究》一書在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藉助於量化與質化相結合的多元方法，爲客觀解讀國人的宗教心理進行了探索性的努力。

　　侯阿冰以少數民族爲研究對象，分析了少數民族價值觀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結果表明，少數民族群衆的主觀幸福感屬於中上程度，總體上感到比較幸福。少數民族群衆的少數民族價值觀與主觀幸福感的結構模型擬合指數理想，少數民族價值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主觀幸福感作出預測。

　　四、自我超越價值觀對幸福感的影響

　　自我超越價值觀有益心理健康, 從而使個體獲得持久的幸福感。研究指出,關注他人幸福或集體利益對個體的心理健康有諸多好處(Crocker et al., 2016)。有研究者要求被試記録自己每天的情緒體驗，結果發現，具有自我超越取向的個體報告了更高的自尊水平，以及更多的諸如愛和人際聯結的積極情感體驗(Morelli et al., 2015; Canevello & Crocker, 2015)，甚至當生命健康受到威脅時也較少死亡焦慮(Abdollahi et al., 2019; Iosifyan et al., 2019)。

　　自我超越價值觀也有助於形成和諧的人際關係(Crocker et al., 2016), 給個體帶來更多的聯結和滿足, 獲得持久的幸福感。有研究發現, 對伴侣的關心和照料可以增加新婚夫婦的婚姻滿意度並提高夫妻關係的質量及穩定性(Reis et al., 2014; Fehr et al., 2014)。具有自我超越取向的個體對伴侣的個人成長、伴侣對環境的探索和目標的追求更爲敏感，可爲伴侣提供更多的鼓勵和支持(Feeney et al., 2013)。對自己的伴侣真誠相待, 表 現出與自己内心感受、態度和信仰相一致的行爲, 有助於個體形成親密的人際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