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以社會比較、社會比較傾向、向上社會比較、向下社會比較，幸福感、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正性情緒）、消極情緒（負性情緒）爲關鍵詞，在中國知網期刊全文數據庫、維普中文期刊數據庫、萬方數字化期刊數據庫、PubMed、SpringerLink、EBSCOhost、Web of Science中進行檢索，檢索主題詞、篇名、關鍵詞、摘要、全文包含上述檢索詞的文獻，文獻檢索時間截止2022年7月1日。文獻納入和排除標準爲：（1）研究對象爲中國大陸被試（2）研究必須考察社會比較和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且必須包含實证研究，不包含綜述類文章（3）文獻中所涉及的數據非重復使用，若已發表的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使用相同數據，則選擇期刊論文。具體研究結果如下：

　　白紅敏等學者，從社會比較傾向的角度探究大學生社會比較傾向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以便更全面地瞭解大學生，爲提高大學生的生活質量、促進其身心健康成長提供依據，進而提高大學生的幸福感(白紅敏, 許瑩, & 張榮華, 2009)。研究結果表明，不同年級的主觀幸福感水平有顯著差异，具體來説，大二年級的學生的幸福感水平顯著高於大三、大四年級學生的幸福感水平，另外三個年級的幸福感水平無顯著差异即大二的學生幸福感程度最高；此外，研究還發現，社會比較方向即向下比較、平行比較、向上比較對主觀幸福感無顯著影響，而社會比較傾向對大學生的幸福感産生顯著影響。具體來説，高社會比較傾向的大學生，因爲越傾向與他人進行比較，就越在意他人的評價，越擔憂可能的負面評價，焦慮水平越高，總體幸福感也就越低。總之，高社會比較傾向的人容易産生由於對比而帶來的一些不良信息，從而會影響自己的情緒以及自我評價，進而影響主觀幸福感。 

　　張興貴學者(2015)以社會比較的角度來解釋人格特質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具體考察了在社會比較的角度下，具有神經質和内外傾兩種人格特質的個體對主觀幸福感産生的具體影響，研究中采用實驗操縱的手段，分别設置向上和向下的比較目標作爲參照點，以瞭解不同的比較方向對神經質水平不同個體的自我評價和心境的影響，結果表明，社會比較充當了神經質人格影響主觀幸福感的中介變量。向下比較提昇了個體的主觀幸福感水平，而向上比較則會對個體的主觀幸福感産生威脅導致其水平的降低。但無論是向上社會比較還是向下的社會比較，高神經質組比低神經質組對社會比較更敏感，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也更大。就外傾性人格來説，能力和心境的自我評價即主觀幸福感均明顯受到比較方向的影響，向下比較提昇了對能力和心境的自我評價，向上比較降低了對能力和心境的自我評價。社會比較充當了人格影響心境的中介，並没有充當人格影響能力自我評價的中介。

　　在中國文化下，“面子文化”盛行，社會比較是自我幸福評價的基礎，是關於自我認知最普遍的信息來源。在中國這個特殊的文化和經濟發展背景以及消費者購買决策情境中，人與人之間的比較是必不可少的部分(Diener & Diener, 1995)，個人與他人的比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們的自我概念以及對未來的期望，消費者在擁有消費品過程中通過社會比較建立起幸福感。而消費者幸福感建立的本質是面子或者消費尊嚴的維護。因此王財玉學者在消費者幸福感的心理機制及市場細分這一研究中，立足於中國本土面子文化以社會比較作爲切入點，探究了影響消費者幸福感的心理機制及其市場營銷意義(王財玉, 2012)。結果表明，高自尊被試傾向於消費品的上行比較是出於自我提高、尋求社會認同的需求，因此，對於此類人群來説，滿足消費者的自我認同將提高此類消費者的幸福感水平，而低自尊被試則傾向於與過去的時間比較，時間比較對於低自尊的消費者顯得比較重要，這主要是由於社會比較堵住了自尊維護的途徑低自尊消費者通過低估時間距離比較遠的自我，提高時間距離近的自我來保持良好的自尊，通過這種自我鼓勵策略，消費者獲得一種滿足的感覺。

　　王嘉順學者(2012)在回顧主觀幸福感的社會比較理論和期望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自我比較和自我期望影響個人主觀幸福感的可能性。他將社會個體在對其自身有意義的方面給自己設定目標期望並努力將其實現的過程稱爲自我期望，而自我期望的後果與目標期望之間的差距會影響主觀幸福感，由此可見，社會比較的主體和對象都是社會成員自身，這擴展了社會比較理論中的參照對象。研究結果表明，社會比較是個體産生幸福感的重要途徑，當個人與自身狀况相似的重要他人進行比較，個體將從獲得心理優勢的比較過程中體會自我滿足感。而相似的重要他人就是社會學理論所指的參照群體，個人將其作爲對自我期望的標準。除此之外，研究表明個體不僅會以他人爲參照對象而且個體也會將自身不同階段的狀况作爲參照對象，不斷爲自我期望的實現進行調整和修正，而社會比較對幸福感的影響也會隨着自我比較結果的變動而變動，當現階段的條件優於被比較階段的條件時，個體會産生自我滿足的感覺。

　　物質主義價值觀是個體追求物質財富的個人主義價值觀，然而，擁有物質是否就擁有幸福？就中國而言，我國在2021年的國内生産總值爲16.86萬億美元，是世界排名第二的經濟體，但在過去的一二十年中，我國人民的幸福感却没有因此而提昇，而是呈現相對停滯的狀態，基於此林巧明學者提出了社會比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即個體擁有的物質資源不同，對應的社會地位和匹配的社會階層也就不同，附着在個體身上的社會地位系統通過比較給予了各自物質擁有和享用的意義，因此對物質主義價值觀與幸福感的關係的探討要加入社會比較這一研究變量，並以大學生爲研究對象，結果表明，物質主義價值觀與幸福感存在負相關關係即個體的物質主義價值觀越高其幸福感越低，但物質財富不是評價幸福的唯一標準，物質主義價值觀會通過社會比較間接影響個體的幸福感，即相對幸福的意義大於絶對幸福，社會比較傾向和幸福感存在顯著正相關關係，具體來看，觀念比較傾向、向下比較傾向、未來比較傾向和過去比較傾向４個維度和幸福感存在正相關關係，能力比較和向上比較這２個社會比較維度與幸福感有顯著的負相關關係。因此，林巧明學者提出社會物質富裕的同時還需要兼顧社會比較帶來的公平建設問題，創新物質評價體系，提昇不同階層間的相對幸福感(林巧明, 2020)。

　　在現代這個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社會，人們的生活也越來越信息化現代化，其中一個體現就是社交網站和社交媒體的使用，其已成爲人們自我表露和交流互動的重要工具，隨着社交網站的廣泛使用，許多研究開始探討社交網站使用對個體心理可能的影響。近年來的一些研究表明，被動性社交網站使用行爲對個體心理社會適應有着明顯的負面影響，導致個體産生更多的消極情緒，如妒忌，由此影響情緒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Verduyn et al., 2015)。然而，目前探討被動性社交網站使用行爲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的研究仍相對缺乏。劉慶奇等學者在2017年的一項研究中進一步探討了社交網站使用對個體幸福感的影響及其内部機制(劉慶奇等, 2017)。被動性使用行爲是一種信息瀏覽行爲，在這一行爲中個體會獲得有關他人的信息，而他人信息是引發社會比較的重要刺激，因此，社交網站成爲信息時代人們獲取他人信息並進行社會比較的重要平台，個體通過社交網站可以瀏覽讀者自我呈現的信息以及好友間交流互動的信息，進而可能引發社會比較。而根據社會比較的理論，向上的社會比較的對比效應會降低個體的自我評價水平，對個體産生負面的影響，進而産生負面情緒和降低生活的滿意度，這兩者是幸福感的重要組成成分。研究也表明，向上的社會比較在被動性社交網站使用對幸福感的影響中起着中介作用。

　　自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後，就正朝着深度老齡化社會快速邁進。在日益嚴峻的老齡化形勢下，老年人作爲一個特殊的大規模群體，將在我國社會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幸福作爲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是政府施政的重要方向，也是促進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關鍵途徑。而主觀幸福感是一個比較的概念，因此陳鑫等學者，基於2015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檢驗分析了社會比較（與同齡人的社會經濟地位進行比較）對和時間比較（與過去三年的社會經濟地位進行比較）老年人主觀幸福的影響(陳鑫 & 楊紅燕, 2020)，研究結果表明，社會比較和時間比較對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而對比效應是解釋老年人主觀幸福感的心理機制，在下行比較中社會比較、時間比較與老年人主觀幸福感呈顯著正相關，即與當與社會經濟地位比自己低的同齡人進行對比時，老年人的幸福感會得到提昇，而與過去相比經濟地位提昇的老年人的幸福感也會得到提昇。

　　綜上研究發現，在中國這個特殊的文化和經濟發展背景下，社會比較是比不可少的，人們的幸福或不幸的感受不僅依賴於個人自身的絶對情况，而且取决於周圍與之具有重要聯繫的他人的相關情况。俗語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人比人，活不成”就集中概括了社會比較對人們的深刻影響。而在大陸同胞中社會比較對幸福感的影響，却因人因境而异，不同的比較類型、比較方向會對幸福感産生不同的影響，而個體本身的比較動機以及人格特質等也會對個體的幸福感産生影響，此外，不同的比較情景也會影響社會比較對幸福感産生的影響。因此，在考慮社會比較對幸福感的影響時，我們要考慮多方面原因進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