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在以上的章節分别介紹了幸福感的概述，從不同角度對幸福感相關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本章將從斷代序列的角度對兩岸同胞的幸福感進行分析比較。其中斷代序列研究是一種結合横向研究與縱向研究的做法，就是同時對不同年齡組的研究對象進行追踪。結合具體情况，在本文中，“斷代”也即“横向”對不同地域同一年齡段的研究對向進行探討；“序列”也即“縱向”對同一區域不同年齡段的研究對象進行分析。

　　前文已對幸福感相關的概念進行了詳細的介紹，本小節不再贅述。本小節旨在探討大陸同胞幸福感斷代序列研究情况，將從學齡前、小學、中學、大學、中年、老年的縱向角度；從少數民族、特殊人群、城鄉人群的横向角度進行分析。

　　焦暉（2022）以150名大班幼兒與其家長爲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是幼兒與家長的配對問卷調查。研究工具有幼兒園主觀幸福感問卷、家長版家庭教養方式問卷、家長版親子溝通問卷等其它相關問卷。研究結果發現：大班幼兒的幼兒園整體生活滿意度、積極情緒體驗、主觀幸福感水平較高，主觀幸福感總體水平在性别、户籍地上存在顯著差异，在是否爲獨生子女、家庭結構、父母受教育程度上不存在顯著差异。其中大班女幼兒的幼兒園主觀幸福感顯著高於男孩；農村兒童的幼兒園主觀幸福感顯著高於城市兒童；家庭教養方式與大班幼兒幼兒園生活滿意度呈顯著相關，家庭教養方式中的專制權威維度與大班幼兒幼兒園生活滿意度顯著負相關；親子溝通中的主觀體驗維度與大班幼兒幼兒園生活滿意度産生顯著正相關，但親子溝通與大班幼兒幼兒園主觀幸福感不存在顯著相關關係。

　　姚一玲等人(2016)選取上海2149名3至5年級的小學生和2180名6至9年級初中學生進行調查，旨在對小學生與初中生主觀幸福感的差异進行分析和比較。研究工具是Opdenakker等人（2000）開發的 LOSO Well-being問卷。研究結果發現小學生的主觀幸福感水平總體顯著高於初中學生，小學3至5年級以及初中6至9年級學生在學段内部無顯著性差异，即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在學段之間有較大差异，而在同一學段内部各年級之間無顯著差异，初中生在學習興趣和對學校滿意度方面的均值顯著低於小學生。初中學校的課程設置增多、種類及難度與小學也有很大不同，從而容易帶來學業問題，而學業問題會進一步使得學生的學業壓力增大、焦慮感增强、學習興趣降低、缺乏信心和動機等，并且還會對學校的態度更加消極。因此，爲了减輕初中生的學業壓力，在小初銜接的課程設置方面是日後需考慮改進的一個着眼點。

　　孫琬琰(2022)以江蘇省蘇州市1725名10歲小學生和1894名15歲初中生的全球青少年社會與情感能力研究項目測試數據爲研究對象，其中男生1793名，女生1826名。研究結果顯示小學生幸福感顯著高於初中生（t =21.20，P <0.001），其中小學生的幸福感没有顯著性别差异，但初中生中男生幸福感顯著高於女生的幸福感（t =4.05，P <0.001），男生群體從小被灌輸理性，女生被從小灌輸要温柔，所以，在面對壓力或需要對情緒進行控制時男生能更理性對待，代入較少的情感因素，因此體驗到的幸福感也會更高。

　　謝妮(2021)以廣西河池市羅城仫佬族自治縣城鎮兩所小學的513名五、六年級學生爲研究對象，探討仫佬族地區小學高年級學生的自尊、父母教養方式和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研究工具參考了蔣奬等人（2010）的簡版父母教養方式問卷中文版（Short-Enga Minnen Barndoms Uppfostran Chinese Version, s-EMBU-C）、張興貴等人（2004）編寫的青少年學生生活滿意度量表以及Diener（2000）所編制的快樂感量表。研究結果表明仫佬族地區小學高年級學生的生活滿意度總分的得分率（69.02%）高於平均水平，小學高年級學生的積極情感得分率（56.62%）高於平均水平，消極情感得分率（44.02%）低於平均水平；不同家庭所在地的仫佬族地區小學高年級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不存顯著差异，而農村家庭學生的消極情感得分高於城鎮家庭的學生。父親積極教養方式、自尊、母親積極教養方式和父親消極教養方式能顯著正向預測積極情感，母親消極教養方式能顯著負向預測積極情感。

　　張國娣與紀忠華(2018)以浙江省桐鄉地區的隨機抽取的671高中生爲研究對象，探討當前的高中生主觀幸福感的水平，並分析主觀幸福感及各個維度的影響因素，以努力提昇高中生主觀幸福感。該研究參考了段建華（1996）修訂的總體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GWB）。研究結果表明，幸福感總分顯著高於均值 72分，高中生主觀幸福感處於中等水平；高中生中男生、女生在主觀幸福感與精力、生活的滿足與興趣、抑鬱或愉快心境、對情感和行爲的控制等 4 個維度上表現没有顯著差异；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學生比重點高中的學生主觀幸福感得分更高，精力更充沛，愉快心境更多，普通高中學生比職業高中學生對生活更加滿足，充滿更多的興趣。

　　張家喜等人(2022)以陝西省某兩所高校的245名大學生爲研究對象，探討氣質性樂觀、領悟社會支持和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以及檢驗是否領悟社會支持在氣質性樂觀對主觀幸福感影響中起到中介作用。該研究以Scheier等人（1987）生活取向測驗修訂版（LOT-R）、Zimet等人編制的領悟社會支持量表、Diner&Such等（2000）編制主觀幸福感量表爲參考的測驗工具。研究結果顯示，氣質性樂觀與主觀幸福感中的正性情緒、生活滿意度存在顯著正相關，與負性情緒存在顯著負相關，領悟社會支持在氣質性樂觀和主觀幸福感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從該研究結果可知，培塑個體樂觀的氣質、增加個體社會支持，有利於改善個體情緒體驗、提高其生活滿意度，從而提昇個體主觀幸福感。與此對應，如果人們的幸福感得到更好的滿足，就越有利於形成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實現個人的社會心態與社會支持的良性互動與發展。

　　陳霞與鄭愛明（2020）在216名職員工爲研究對象，探討兒童時期的父母心理控制，對成年後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工具有：Wang（2007）編制的父母心理控制問卷、總體幸福感量表（GWB）中文修訂版。研究結果父母心理控制的各維度與主觀幸福感呈現顯著負相關；本科學歷主觀幸福感最高，博士最低。家庭教養方式對孩子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是持久的，民主型的家庭教養方式能獲得家長的支持與理解，同時能得到家長的引導，對主觀幸福感是有益的。相對本科生，博士生學歷高，對社會和自己的期待也會更高，當期望没有達到預期，更容易産生壓力，所以主觀幸福感更低，説明，博士生等高學歷群體可適當調整自己的心態，提昇自身的主觀幸福感。

　　羅潔（2022）本文選取946份2017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的數據，探究社會支持對老年流動人口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老年流動人口總體比較幸福，但在城鄉户口、身體健康狀况、年齡、教育程度上存在差异。非農業户口比農業户口的老年流動人口幸福感越强；擁有良好身體健康狀態的老年流動人口幸福感得分更高；年齡越大的老年流動人口感覺更幸福感；教育程度也與幸福感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