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第一、二小節分别從“横向”和“縱向”介紹了大陸和台灣同胞的幸福感研究現狀，以及根據研究結果的啓示。本小節將繼續從“横向”和“縱向”對兩岸同胞的幸福感進行對比和討論。

　　埃裏克森在他的著作《童年與社會》（1992）中，系統提出了人格發展階段理論，據此爲劃分標準，幼兒期、小學期、青春期的個體主要以學業爲主，高中以後即成年早期的個體主要有從事工作和上大學爲主，此後會經歷成年中期的成家立業，以及成年晚期的退休生活。有關兩岸同胞幸福感對比的相關研究較少，本小節謹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進行探討。

　　馮惠敏等人（2014）使用問卷調查法，以《女大學生幸福感調查問卷》爲研究工具，以202名來自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東華大學、台灣中山大學和台灣清華大學的全日制的女大學生，497名來自大陸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及西部地區多所學校的女大學生爲研究對象，以調查兩岸女大學生的幸福感，以及對二者進行對比。研究結果發現，海峽兩岸女大學生的幸福感得分偏高，但台灣得分高於大陸。這一差异的原因主要源自兩岸社會環境不同、大陸高校幸福教育缺失、女性意識的差异。社會環境日新月异，是否對2022年當下的女大學生的幸福感提昇依舊有參考意義，這個有待確定。但高校的幸福教育缺失以及女性意識的差异這兩點依舊需要引起重視，在高校對幸福感教育的普及，對有關提昇幸福感的知識和技能的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以提供理論支撑。另外，提昇女性的社會地位可從客觀社會環境層面幫助女性提昇其主體意識，更要調動其主觀能動性，從主體個人層面對其幸福感進行提昇。

　　樑進龍等人（2021）以1401來自名大陸（n=701）與台灣（n=700）的大學生爲研究對象，以調查兩岸大學生在求意義的意志、心流與心理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以心流爲中介變量，分析其在求意義的意志與心理幸福感之間的中介作用，以兩岸大學（大陸與台灣）此一人口變量爲調節變量。求意義的意志是指個體在存在中尋找具體意義、尋找理想和價值觀以及超越現在的生活（Reker et al., 1987）。研究工具參考了《大學生生命意義感量表》（Wu et al.,2015a)、《大學生正向情緒量表》（侯亭妤，2012）、《台灣大學生心理幸福感量表》（Wu et al.,2015b)。研究結果顯示：兩岸大學生求意義的意志、心流與心理幸福感彼此之間顯著正相關，且心流在求意義的意志與心理幸福感之關係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此外，兩岸大學生（大陸與台灣）在求意義的意志與心流的徑路上具有調節效果，求意義的意志與心流的相關程度上，大陸顯著高於台灣，兩岸的經濟政治制度、文化意識、思想觀念、價值取向都有可能是調節的因素，具體原因有待將來探討。

　　楊中芳等人（2014）以307名大陸企業員工爲研究對象，以對比海峽兩岸企業員工的中庸思維在工作壓力源與員工幸福感之間所起的作用爲研究目的。對比Chou等人( 2014) 曾用台灣企業員工樣本 ( n=394) 探討的同樣研究議題。研究方法采用問卷調查法，研究工具參考了《工作壓力源量表》（Cavanaugh et al.,2000）等衆多量表。研究結果表明，在人口學變量中，性别及婚姻狀况對各因變量幾乎没有太大的影響，而年收入對因變量的影響較大，職級對因變量的影響次之；在三個主要變量中庸思維（拔高視野、自我收斂、多方慎思、沉着克制、事後反省、迷惘委曲）、工作壓力源（挑戰壓力、障礙壓力、人際壓力）、幸福感（工作滿意度、情緒耗竭、安適感與生活滿意度）中，在剔除社會贊許因素的影響後，工作壓力源與員工幸福感之净相關結果表明，挑戰壓力與情緒耗竭之間有顯著正相關，障礙壓力和人際壓力與工作滿意度、安適感之間呈顯著負相關，與情緒耗竭之間有顯著正相關；中庸思維、工作壓力源與員工幸福感之間的净相關結果表明，拔高視野與障礙壓力、人際壓力、情緒耗竭之間有顯著負相關，自我收斂與障礙壓力有顯著負相關，與工作滿意度之間有顯著正相關，多方慎思與人際壓力有顯著正相關，沉着克制與挑戰壓力、障礙壓力、人際壓力、情緒耗竭、生活滿意度之間有顯著負相關，事後反省與挑戰壓力、生活滿意度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迷惘委曲與挑戰壓力、障礙壓力、人際壓力、情緒耗竭之間呈現顯著正相關，與工作滿意度、安適感之間呈顯著正相關。另外，與Chou等人( 2014)的研究不同的點在於，其研究並未考慮社會贊許性的影響，而在楊中芳等人（2014）的研究中表明，社會贊許性會對研究結果本身造成顯著影響。但爲了方便與Chou等人( 2014)的研究對比，楊中芳等人（2014）的研究也主要報告了未剔除社會贊許效果的分析結果，結果進一步表明，企業工人的壓力源中的二者：“挑戰壓力”與“障礙壓力”之間的相關係數較小，係數爲0.06，與Chou等人( 2014)的相關係數結果0.64相差較遠，這説明大陸企業與台灣企業的發展階段是造成兩岸員工壓力源差别較大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