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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台北會談後兩岸需要強化互信

  中評社台北12月15日電(評論員 劉性仁)在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極力奔走下,在諸多單位之主辦、協辦及補助支持下,台北會談圓滿成功。 

  兩岸學者、專家及全體關心兩岸和平發展人士共襄盛舉下,圍繞著兩岸關係發展的機會與挑戰、認同互信與兩岸關係發展、深化兩岸各項交流發展、鞏固現有的和平機遇等主題進行論談,由兩岸重量級人士進行論文引言探討,這又是一次成功的二軌溝通,加強彼此的共識;雖然兩岸彼此的觀點不見得一致,但有交集、有矛盾,激出思想的火花,在精要的文字及幽默的語言中,使我們上了一堂有現實價值意義之兩岸關係課程,學習到不少的經驗,透過多思維、多面向來進行論辯,大家的目的無非是想共維發展、強化互信、深化交流、擴大共識基礎,在美中台大三角中,深化國民黨、民進黨及共產黨等小三角的互動及穩定,以確保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與兩岸民眾謀幸福求繁榮圖發展的願望。 
    
  任何一個溝通平台都不是天上無故掉下來的,都是經過相關人士及團體的奔走、協調、安排,不忮不求的無悔付出,憑藉著是堅定的信念與無限的熱誠,在此,要為此次台北會談所有的付出者及參與者,致上最深的敬意。 
    
  無論是主辦單位致詞及敦請貴賓致詞,都深具啟發意義。其中光是主辦單位的話便是寓意深長,滿是期許及一股兼具理想性的使命感;張亞中教授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尋思對於政治安排提出“一、分、離、合”四種論述,透過主權重疊及治權分治的狀態,尋找兩岸一中三憲的定位目標,藉此強化互信,以統合做為兩岸和平發展期的定位。

  張教授有系統的概括及分析,一中三憲的制度安排及以統合做為兩岸發展的努力目標,有和平發展的階段期,循序漸進,創造兩岸重疊式的認同,以對後代子孫交代;無論其政治立場為何,都無法否認張教授的理論性創造,確實可以強化互信與兩岸深化和平發展的目標,張教授的民族觀、“憲法”觀確實是從現實出發,而非淪於各自表述,既不失台灣立場,也能使大陸當局考量,這正是兩岸目前急需的共識基礎擴大,而非突顯歧見。 
    
  身為來自大陸的貴客孫亞夫主任,抱著善意來台北,帶著期許來參加此次研討會。他提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兩岸雙方要把握關於“一個中國主張”的共同點和連結點,包括從各自現行規定出發,確認中國領土和主權沒有分裂這一客觀事實,通過求同存異,求一個中國之同、存對一個中國政治涵義認知之異,兩岸關係就有往前發展的條件。 

  這段話當然是對十八大政治報告的闡述,與來自大陸四十多名學者專家從不同角度剖析十八大政治報告內涵,而不只於對台部分;所謂大陸對政治關係尋求“合情合理安排”,這“合情合理安排”究竟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體現?又該如何安排?從孫主任的談話中,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大陸當局瞭解兩岸現實。一個中國在台確實敏感,一國兩制確實不被台灣多數民眾所接受,但孫主任也認為,目前治權分裂,但主權卻未分裂,都在整個中國之內;這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其內涵大抵相同,所差異者只是國號的不同與制度、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差別。 

  一場會談下來,大陸學者對於政治溝通與對話基本上是肯定的,積極推動兩岸政治對話,為政治談判創造條件。當然政治對話與政治談判,如張五岳教授所言是兩碼事,政治談判時機尚未來到,但政治對話的必要性與價值性卻不容否認。政治對話也如蘇起教授所說可以加快進行,許多非官方管道的對話自然有助於雙方互信建立,這對台灣是有利的;多溝通總是好事;當然倘若能如高育仁董事長所言,兩岸能夠早日研議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商議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步驟與內容,建立制度化的兩岸和平機制,那麼兩岸和平發展的態勢,相信任何挑戰都無須畏懼。 
    
  大陸學者或是透過貴賓致詞,或是論文發表,來表達對於強化認同互信的方法,深化和平發展的方式,認同互信與和平發展本來就是一體兩面,相互影響、互相作用;誠如劉國深院長所言,和平發展的理論與知識基礎,必須要在包容對方、加強交流與對話的過程中拉近彼此的距離。兩岸關係或許現在的新鮮度及精彩度,亦如黃嘉樹教授所言,沒有前幾年的熱鬧,且目前確實已經進入了深水區,到了深化階段,靠的是紮紮實實的硬打底功夫。 
    
  無論兩岸學者,無論任何立場,都提供我們充分思考的空間;除了余克禮所長所提到的誠意外,趙春山教授提到本質性的問題“不迴避認同,觀念最重要,兩岸在民族認同上,不能產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這樣雙方就沒有互信基礎”;的確,我們應多從對方的角度來理解及思考問題,以謀對話空間。 
    
  周志懷秘書長的論述完整,他提出構建一個兩岸新共識、關於三個失真的關注與正視,以及確立兩個支撐點。構建一個兩岸新共識,一個中國框架的共識進而擴充為共識群;關於三個失真的關注與正視,一是先經後政的誤區,一是維持現狀的描述,一是認同異化包括政黨認同影響國家民族認同、感性認同優於理性認同,台灣地域性認同特徵突出;確立兩個支撐點,一是現實的以民為本,一是未來的中國發展夢。

  周秘書長更直指台灣對於大陸的認同與重大事件相互聯繫,認同是動態的,是可以被改變的。周秘書長系統性的理解台灣,從台灣島外看島內,其論點固然綠營人士無法接受,藍營也是有某些觀點上的差異,但周秘書長誠實地說出大陸的看法,一個中國框架的無法撼動,大陸不解台灣為何有三個失真,提出兩個支撐點,既兼顧現實又提出未來遠景,這足以彰顯台北會談的最大價值,達成蘇起教授一再強調的溝通重要性。 
    
  不論何種立場,兩岸不怕衝突,就怕逃避衝突;兩岸不怕意見不同,就怕不知意見不同;俞新天及徐博東教授指的文化認同為根本,嚴安林副院長、朱衛東副所長、倪永傑副所長、嚴峻主任等大陸學者專家提的是術;台灣諸位專家學者所提出的各項精闢見解,誠如邵宗海教授論及先發展政治關係,才能建立政治互信,最後走上政治議題談判的優先次序,確實使我們未來朝向這樣的目標努力邁進,指明政治關係、政治互信與政治談判的方向。 
    
  特別值得令人敬佩的是,中國評論月刊總編輯周建閩,建議兩岸儘快舉行高層經濟戰略對話,就台灣經濟轉型面臨的全局性、關鍵性、戰略性問題展開高層次對話、分析與對策探討,提出切實可行、雙贏的合作方案,幫助台灣建立和發展起新的支柱產業。周總編這種替台灣想的心,正是深化兩岸互信的具體實踐。他並論述兩岸官方應該將自己工作的主要任務,由維持兩岸和平向締造和平發展方向轉變,也顯示這個過程中,發揮兩岸融合的效果,釋放出相當的善意。 

  筆者認為,兩岸當局及民間都應該為和平發展繼續努力,就各式各樣兩岸交流議題進行探討,並且拋出自己的看法,傾聽對方的想法,再尋求雙方最大共識。此次台北會談,對於藍綠最大的價值,在於朝向“中華民國”趨同化;對於藍紅最大的價值在於求同存異;對於綠紅最大的價值,雖在許多看法上仍是兩條平行線,但包容與尊重卻展現出雙方高度的智慧。值得注意的是,民共論戰的主軸變成“中華民國”,是否顯示藍營在“中華民國”與中華民族論述的不足?受到低民調的影響而不敢大聲喊出自己的主張? 

  馬英九日前對於兩岸和平協議發表看法,認為大陸應先提出兩岸和平協議的實質內容,說明和平協議應扮演何種角色,可否讓兩岸關係比現在做得更好。馬英九說“1990-1991年“修憲”時,終止動員勘亂時期,廢止臨時條款,即不再將大陸視為叛亂集團,台灣對大陸早已作“合情合理的安排”。這段談話,或許除了希望大陸應先提出和平協議的構想及版本,以便使兩岸能有一個政治對話的焦點;更期待大陸能夠早日找出對台灣“合情合理的安排”。 

  總之,台北會談的價值性與功能性不言可喻,如果參加者能夠更多元,各種障礙能夠有效排除,更能突顯兩岸對話與交流的必要性。認同確實是從觀念形成開始,互信的建立是一種雙向和多次博弈的過程,決定互信是否達成的根本要素,在於合作各方對於利益的預期和利益實現程度之間的差距。 

  兩岸缺乏政治互信,是因為雙方心理秩序的失衡,安全需求無法得到滿足,也造成了一種困境。兩岸政治互信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現實,倘若兩岸社會在各項價值及思想上趨同,那麼政治互信自然才有發展的可能。 

  我們必須很清楚的知道,兩岸當局儘管對於雙方的表現及制度無法完全的認同,但同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是很清楚的,同根同源的歷史經驗需要彼此分享與包容,目前,無論是海峽哪一邊,對於對岸的制度及生活型態,都缺乏認同。台灣方面或許認為大陸不夠民主、自由、人權、法制、道德及生活習慣不佳、食品安全及公共道德缺乏;大陸方面或許認為台灣是假民主真民粹、自由而無秩序、做事無效率、海島夜郎心態、缺乏國家民族觀、不夠大器等,這些看法未必如此,但也就造成兩岸民間,對於對方當局缺乏制度及認同的基礎。 

  台灣民眾的情緒是很微妙的,民眾安全感受到威脅、尊榮感受到傷害、台灣認同感日漸深化、挫折感與日俱增、焦慮感台灣各處皆有、恐懼感持續存在、失望感伴隨而生、兩岸有形及無形的距離感並未消除等,都促使兩岸認同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而兩岸間的政治互信是發展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前提,互信必須全面建立,更需要時間來培養互信,雙方都應該盡量創造有利條件,唯有增進兩岸政治互信,才能持續與深化兩岸和平發展,開啟政治對話空間,創造政治談判的氛圍,但目前兩岸互信仍脆弱,其原因當然是兩岸民眾,尚無法全面了解兩岸究竟有哪些方面無法“求同存異”、“擱置爭議”之處,以致無法消除破壞兩岸政治互信的障礙。 

  另外,制度的差異及媒體的宣傳;再加上對於對岸當局的治理方式,缺乏信任,對於現行生活模式擔心受到破壞,因此缺乏信任是必然的;唯有透過正確充分的瞭解,彼此換位思考方能改善此情況。 

  因此,台北會談後,正等待彼此驗證,兩岸須共維發展,深化互信;兩岸互信基礎的建立非一朝一夕,對話與交流自然是增進互信的不二法門;當然改善互信不足,必須區別分開對待;只要有心,只要存有希望,增進互信仍大有可為;當然必須消除為反對而反對及偏見歧視心態,為下一代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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