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2月17日電／兩岸注目的“台北會談”已圓滿落幕。主辦單位、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在此對會議的來龍去脈作了詳盡的說明與交代，全文如下： 

　　背對背奔跑的認同  

　　今年（2012年）10月中旬，一個約七時左右的晚上，一份專門為馬英九做的民意調查送到了他的手上。  

　　這份民意調查報告的第一個問卷題目是：“有人說：‘原住民以外，大多數台灣人民來自中國大陸，是炎黃子孫，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也有人說，‘雖然很多台灣人民來自中國的移民，但一兩百年來已經發展出獨立的血統和文化，是台灣民族，而不是中華民族’。請問您比較贊成哪一種說法”？  

　　在三個不同的年齡層中，一群受過完整同心圓史觀教育，年紀在19-29歲的年青人，他們之中有27.78%贊同第一種說法，有66.67%贊同第二種說法。  

　　這個答案應該足以觸目驚心，在大多數青年人眼中，他們直覺地認為兩岸不僅已是“一邊一國”，而且已有過半數認同兩岸為“一邊一族”（一個中華民族、一個台灣民族）了。  

　　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台灣的青年，已經從曾經參加青年反共救國團時主張“一族一國”（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堅持統一”（完成國家統一）的信念者，變成了到了李登輝鼓吹的“一族兩國”（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支持者，現在朝“兩族兩國”（兩個民族、兩個國家）在走。  

　　年青人憑著大人教他們的東西思考，透過電視去認識他們所處的台灣，在和平環境中長大的他們不能了解政治的複雜，“一族兩國”或“兩族兩國”會為他們帶來甚麼樣害處。喪失對整個中華民族與整個中國的認同，不僅可能會讓他們自我設限在大陸的參與及機會，更可能讓他們在台灣的生活有著不安的陰影。原因很簡單，當與他們年齡相近的對岸年青人是在“一族一國”的教育下長大，當核心信仰發生衝突時，會讓他們彼此之間的情誼產生芥蒂，也有可能讓他們彼此否定。  

　　我不知道馬英九“總統”看到這項民調當天晚上是否能夠安眠？他應該知道，這樣的民調趨勢是對他長期信仰的國族認同極大的否定。他現在是“總統”，他如果不做，那麼要找誰來做？但是他的耳邊可能又出現另一個聲音：“沒有政權甚麼都是假的”，面對一個媚俗的社會，要扭轉乾坤談何容易，即使他可以不在乎選舉了，國民黨其它人還是要選。怎麼辦呢？  

　　或許也有人認為，台灣的民意如流水，民意調查不可信，但是他們應該不會否認，現在台灣民眾對於兩岸民族的認同、未來方向的認同與二十年前有了極大的不同了吧。
 
　　不願辨識的平安符式互信  

　　今年是“九二共識”二十週年的紀念。這個當時在1992年所達成的“共識”，實質上是一個“互信”的建立。在兩岸隔離四十年以後、在兩岸長期進行“仇匪”、“反蔣”四十年政治教育後的第一次互信。這個“互信”包括三個內涵：第一、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第二、兩岸均謀求國家統一。第三、有關“一個中國”的意涵，兩岸有不同看法；台北主張“一中各表”，北京認為由於是事務性協商，所以不涉及一個中國意涵，即“一中不表”。  

　　這個互信基礎在1994年既開始受到破壞。李登輝“總統”在其任內將“一中各表”異化為“一族兩國”（一個民族、兩個國家）。陳水扁“總統”八年任內，兩岸徹底拋棄“九二共識”，致使兩岸之間完全沒有互信。  

　　馬英九在2008年以後，雖然口頭上重拾“九二共識”，但是在表述上已經不再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也絕口不提“謀求國家統一”，而是改以“不統、不獨”的說法。馬英九也沒有恢復遭陳水扁所凍結，事實上廢除的國家統一委員會以及國統綱領。簡單地說，1992年兩岸基本互信所憑藉的一個機構“國統會”已經不在了，“九二共識”的內涵也變有些變質了。  

　　失去了鞏固基石，沙上所建的塔看似華麗卻充滿危機。塔是塔，基石是基石，塔再華麗也不能變成基石。在脆弱的“九二共識”下，兩會所簽署的十多項事務協議，幫助了兩岸的企業與人民獲利，增加了兩岸人民的交流，但是卻沒有累積兩岸人民與政府的互信。這也是即使馬政府開啟了兩岸的大交流、大發展，但是台灣民眾與大陸民眾的認同並不能拉近距離。  

　　有人說，2012年大選是台灣民眾對“九二共識”支持度的全面檢驗。這個看法是對的，但是也有不足。台灣民眾能夠真正認識“九二共識”內涵的大概不多，國民黨將其操作成為一個“平安符”，只要掛在家裡就可以保證平安，至於“平安符”內那些茅山道士所劃的文字是甚麼已經不重要。所以，真正幫助國民黨贏得選舉的並不是有1992年內涵的“九二共識”，而是一個象徵可以給台灣帶來安全與發展的“平安符”。這樣的“平安符”是能滿足對利益的需求，而沒有辦法增進兩岸彼此的互信。所以我們在台灣看到，“九二共識”幫國民黨贏了選舉，但是國民黨仍然不願意還原“九二共識”的真正內涵，他們擔心，如果把“九二共識的內涵說清楚，就會失去選民的支持。在這樣的思維下，兩岸怎麼可能會有互信？ 

　　不是我們，是誰？不是現在，何時？  

　　我們並不是在今天才發現兩岸認同與互信的分歧。我們都是在台灣長大、生活、工作，再不敏銳，也會感受到認同與互信變化的趨勢。怎麼辦？我們一群人經常這樣問自己，期望政黨？期待政治人物？期盼人民覺醒？  

　　終於有了答案，如果不是我們，是誰？如果不是現在，何時？  

　　首先我們想與大陸的菁英分享，認同與互信是兩岸關係是能否和平發展的核心問題，我們也想與他們討論兩岸的認同與互信出了甚麼樣的問題。  

　　除了在台灣內部舉辦多次的座談會與研討會外，2009年起，兩岸統合學會安排兩岸的學者專家展開對話。在清華大學法學院王振民院長與中美研究中心孫哲主任的安排下，2009年6月與清華大學法學院、中美關係研究中心合辦“兩岸高級論壇：兩岸和平協議”研討會。在余克禮所長的支持下，當年9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合辦“兩岸和平發展路徑”研討會。2010年4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在佛光山日本本栖寺合辦《本栖會談》。2011年1 月在澳大利亞雪梨的南天寺再舉辦《南天會談》，以“史觀、論述、政策與認同”為討論的主題。每一次的對話均愈來愈接近問題的答案，也讓我們培養了彼此的認同與互信。即使見解仍有歧異，但是共識愈來愈多，希望能夠找到答案的意圖與信心也愈來愈強。  

　　《南天會談》尚未結束，我們就開始《百年中國：迷悟之間》紀錄片的拍攝製作工作。我們希望在辛亥百年的時候，透過紀錄片幫助兩岸青年學子思考，從百年共和的歷程，我們得到了甚麼樣的啟發。兩岸從1949年以後雙方所建構的史觀，有的並不真實，有的甚而傷害了對方。我們應該站在兩岸都是命運共同體，現有的歧異不應該是民族認同或是否要獨立建國的歧異，而是相互為中華民族找到一條最好發展道路之爭。兩岸應該從彼此同為“命運共同體”的認識上找到核心的認同。
 
　　充滿崎嶇的會面  

　　兩岸之間有一道海峽，但是有時，兩岸互信與認同的距離卻比台灣海峽還要寬。  

　　《台北會談》能夠召開的過程是曲折的。今年3月底與馬英九一次餐敘時，親自報告此案並獲得支持。4月初特別邀請當時的“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女士在福華飯店一起午餐，並當面再告知此一會議事。在得到支持以後，即積極推動《台北會談》事。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的大力支持與以往曾經參與過會議的朋友協助下，我們順利地邀請到大陸知名重量級學者專家總共約五十人，準備在6月底舉行會議。  

　　5月底，政府決策單位以6月底的會議與當時預訂舉行的兩會“江陳會”時間衝突，為了擔心可能會影響到“江陳會”的進行，要求《台北會談》延期舉行。  

　　我們希望為兩岸做事，當然願意配合政府的考量，因此在與相關單位協調後，決定改為7月中旬舉行。令我們感動的是，大陸方面的學者專家幾乎都願意調整已經安排的行程，繼續給予支持。  

　　很不幸的，當我們將大陸方面參與者的名單資料送到移民署申請入境證時，“陸委會”方面有意見了。“陸委會”的高層與我通過幾次電話，表達兩項要求。第一、會議名稱不要出現“認同”與“互信”等文字；第二、請主動撤除凡是具有官方背景的與會者名單。  

　　在本會反覆向“陸委會”表示，請“陸委會”自行告知哪些人不適合。後來“陸委會”明確告知有王在希、辛旗等十一人。隔日，移民署官員正式行文本會，要求重新調整會議名稱；拒絕有關人士共十一人的入境。  

　　我們對於“陸委會”的決定感到遺憾。“陸委會”所否決的大陸參與者，其實均在近年內來過台灣。為何以前可以，現在不可以，這是我們不能理解的地方。但是真正讓我們不能接受的是，“陸委會”要求更改會議的名稱。這是一個民主社會不應該有的要求。為何不能以“認同”與“互信”做為會議的主題？“陸委會”的做法其實正反應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與需要深入討論。  

　　有些事情是可以妥協，但是有些原則是不能退讓的。我們告訴“陸委會”，決定暫停入境申請，也就是說，暫時停止會議的召開。我們深信，《台北會談》必然會在最短的時間內重新啟動。  

　　經過持續的努力，《台北會談》終於在今年底前舉行。不過，令我們很遺憾的是，“陸委會”仍然不容許有官方背景的人士來台。秉持“一個都不願意少”的原則，我在11月間再親自拜會“陸委會”新任主委王郁琦先生，希望能夠同意有關人士等參與會議，可是事後“陸委會”仍未同意。在此，容許我們向有關人士表達最深的歉意。  

　　另一件讓我們感到遺憾的是，原本參與規劃，也擔任《台北會談》某一場會議主持人的巨克毅教授在今年8月底往生，從此，他無法再參加推動任何兩岸和平發展的會議了。克毅兄是台中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的所長，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忠實信徒。他致力推動兩岸和平，中興大學為此已經連續多年舉辦兩岸和平論壇，為兩岸和平發展理論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為了表達對克毅兄的感謝與懷念，我們特別將兩岸統合學會所支持的某一家出版社的名稱定為“克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以出版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的書籍。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念轉  

　　兩岸和平發展的道路絕非一帆風順。在百餘年的歷史上，有長達五十年（1895-1945）的時間裡，兩岸人民在不同的國族認同教育下成長，從1949年迄今，兩岸又有長達逾六十年生活在同樣是中華民族，但不同的治權下生活。有太多大山橫擋在我們的面前。  

　　經歷1950年代與1960年代的軍事對峙，兩岸從1970年代起選擇了其它的道路。國共鬥爭所遺留的心結、誰是正統代表的爭執依然存在，外國勢力仍然左右著兩岸的互動，這些大山仍然無法移除，但是他們願意選擇不同的解決道路。“武力解放”變成了“和平解放”，“反攻大陸”變成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1987年開放探親，兩岸交流的時代來臨，1992年的“九二共識”為兩岸關係開了一線曙光。台北與北京的道路似乎有了接近的傾向。無奈，蔣經國的後任繼承者不但不願意跟著轉，反而是往相反的方向轉，北京看到台北轉而向反方向跑，也急了，1996年丟個飛彈，台北方面卻已經鐵了心往另一個方向跑，而且陳水扁是拼命跑。不過，兩岸交流的道路已經開了，就像河水的水閘已經打開，任何領導人都無法再封閉原有的道路。  

　　2008 年兩岸開啟了大交流時代，路也寬了，人也轉了，但是那一個經過數十年累積的“念頭”卻沒有轉變的跡象。嘴裡都說要和平發展，但是北京想的是如何“套”住台灣，最後走向“一國兩制”，國民黨想的是如何閃“避”以求“維持現狀”，民進黨想的如何“逃”離中國大陸，變成“一邊一國”。無論他們心裡怎麼想，也都需要和平發展。  

　　“套”、“逃”、“避”構成了目前兩岸關係的“念”。這三種念頭都沒有想到對方。沒有為對方考慮的方案是不可能為雙方所接受的。如果兩岸目前不能找到解決的方案，只會讓兩岸的“認同”與“互信”持續的斷裂，受害的是我們的下一代。  

　　與會者大多數已經是中年以後，我們期許所有與會者，不為我們自己，要站在為下一代著想的基礎上找尋可能的方案。這也是一種轉念。  

　　兩岸學者專家共聚一堂，討論的是如何強化認同、深化互信。簡單地說，就是在探討一個如何“轉念”的問題，從“套”、“逃”、“避”，如何轉變為“合”的念；從只想到“一”、盲目於“離”、滿足於“分”，如何轉化為“合”的念。只有“合”的念頭出現，我們才可發展出強化兩岸認同的政策、形成深化兩岸互信的方案。 
 
張亞中在“主辦單位的話”這樣介紹：“做為主辦單位，我們也準備了一份小禮物，即“禮運大同環保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中華文化的傳統智慧與理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不僅是國強民富，更多的是社會能否像“禮運大同”所主張的“祥和社會”與“天下為公”。 將“禮運大同”的文字放在環保袋上，是希望這個概念能夠生生不息。與會者能夠將此一環保袋隨身攜帶，也可以提醒自己與身邊的朋友，兩岸和平發展應該以此為最終目標”。
  
　　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  

　　兩岸和平發展是“十方之事”，非“一方”所能完成，需要“十方”的參與。兩岸統合學會是一群關心兩岸和平發展的學者與朋友所組成，我們只有知識與熱情，但是並沒有足夠的物質條件，因此，我們總是透過朋友的支持才能邀請天下英豪共聚一堂。  

　　以往在日本與澳大利亞舉行的會議，都得到星雲大師的協助，才能讓會議得以順利召開。這一次的《台北會談》也是得到多方的協助。張麟徵老師個人捐了十萬元，台灣民主基金會也補助了四十萬元，台灣大學的社會科學院與政治學系也總共支持了十萬元。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余克禮所長慷慨地出面邀請與會者共進晚宴，中國評論通訊社郭偉峰社長除了要求中評社詳盡報道會議以外，更提供與會者兩天的午餐與中場休息時間的茶點費用，又提供大陸與會者台灣高山茶。郭社長原本要致送全部台灣與會者大陸的普洱茶，不過，在我們考慮到難以全面評估參與者數目的考量下，建議郭社長致送與會的主持人、引言人和與談人即可。  

　　做為主辦單位，我們秉持著中國人“以客為尊”的原則。這次會議總共有10位主持人，20位引言人，20位與談人。在人員的分配上，兩岸學者專家各一半，大陸方面由何人參與，尊重協辦單位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的推薦。台灣方面的一半名額由亞太和平基金會負責安排，其它一半依次由台灣政治學會、二十一世紀基金會與兩岸統合學會自行負責決定。做為主辦單位的兩岸統合學會雖然在兩岸政治安排上早有“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主張，對於如何增進互信與認同已有構想並實際在推動，但是在這麼樣一個多元參與的場合，我們願意將所有的發言機會均多由其它單位來貢獻。我們為大家搭一個台、讓大家盡情的呈現。  

　　兩岸需要共識，共識需要對話。在各方的支持下，不同色彩與觀點者能夠共聚一堂、交換看法，是一件極為難得的事。也願意藉著這個機會感謝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余克禮所長、亞太和平基金會的趙春山董事長、台灣政治學會郭承天會長、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的高育仁董事長，由於他們所推薦參與的學者專家，使得《台北會談》得以深度與多元。  

　　當然，我們也要感謝“陸委會”王郁琦主委的支持，處理了一些可能不利於會議進行的雜音，讓這一場會議可以順利的進行。  

　　做為主辦單位，我們也準備了一份小禮物，即“禮運大同環保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中華文化的傳統智慧與理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不僅是國強民富，更多的是社會能否像“禮運大同”所主張的“祥和社會”與“天下為公”。 將“禮運大同”的文字放在環保袋上，是希望這個概念能夠生生不息。與會者能夠將此一環保袋隨身攜帶，也可以提醒自己與身邊的朋友，兩岸和平發展應該以此為最終目標。
 
張亞中在“主辦單位的話”這樣介紹：“做為主辦單位，我們也準備了一份小禮物，即“禮運大同環保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中華文化的傳統智慧與理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不僅是國強民富，更多的是社會能否像“禮運大同”所主張的“祥和社會”與“天下為公”。 將“禮運大同”的文字放在環保袋上，是希望這個概念能夠生生不息。與會者能夠將此一環保袋隨身攜帶，也可以提醒自己與身邊的朋友，兩岸和平發展應該以此為最終目標”。
  
　　萬人施、萬人捨、共結萬人緣  

　　兩岸和平發展的道路上，是需要大家施己的智慧與捨己的努力。透過相互的施捨，我們大家結了一個善緣。不同與以往兩岸敵對時是思考如何醜化與打擊對方，現在我們共聚一堂，探討如何了解對方，如何一起前行。  

　　“因果”已經融為中華民族的重要智慧。“因”與“果”之間，還有一個重要的媒介，那就是“緣”。只有因緣俱足，才可能產生果。《台北會談》與所有在大陸、台灣、港澳，以及世界各地所舉辦的兩岸會議一樣，透過一場又一場的會議，來自各地的中華兒女，我們共同結了一個善緣。我們相信，這個善緣一定可以為兩岸結出善果。  

　　給人歡喜、給人方便、給人希望、給人信心  

　　如果我們今天是與外國人在一起討論問題，決定對錯的往往是權力的大小。在兩岸問題的討論上，參與者都是炎黃子孫，我們彼此應該是講道理，說感情，而不是比權力，這也是我們自己處理自己問題應有的態度。  

　　說情要設身處地，論理要將心比心。說情要顧及對方的感受，論理要論大是大非的理。星雲大師經常開示信徒，要“給人歡喜、給人方便、給人希望、給人信心”。沒有情，不可能給人歡喜與方便，沒有理，無法給人希望與信心。  

　　兩岸同文同種，我們之間哪有甚麼仇恨，兩岸在互動時難免都有自己的私心，但是我們必須了解，如果沒有公益，私心就是自我，有了公益，私心才叫立場。自我難以規勸，但是立場卻可以討論。設身處地、換位思考是立場辯證的最好方法，把原本要給自己的歡喜也給一點別人，不要處處以為難他人來顯示自己的權威，讓所達成的協議成為大家對未來的希望。也只有讓對方有信心，我們彼此之間才能建立真正的互信。  

　　各位先進大德，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大家共同與會。感謝是我們唯一能夠表達的心境。我們心大力小，招待不週、作業疏忽的地方請多多海涵。預祝會議成功，並祝各位身體健康、平安吉祥。  

　　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張亞中代表主協辦單位 敬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