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南《更路簿》的性質

　　海南《更路簿》，是民間航針經書之一種。它是帆船航行時期，歷代海南漁民在西沙群島海域和南沙群島海域，從事漁業生産和航海實踐的産物，又是他們在這一帶耕海過程的航海指南，是海南漁民自編自用的航海“秘本”。因而《更路簿》是一種 “航海圖”，但它不像我國古代航海圖，也和現代海圖不一樣。我國古航海圖多以一字式展開，以山水畫形式繪製，如鄭和航海圖（圖11）。現代航海圖是按照地圖投影的數學方法和用符號系統繪製的海圖。而海南《更路簿》却是特殊的海圖，它没有地圖，是用文字表述特殊的航海圖。由於航海技術和生産力水平的限制，南海周邊國家漁民多在其附近沿海活動，不可能産生《更路簿》。因而海南《更路簿》在世上是絶無僅有、舉世無雙的，是海南漁民的創造，智慧的結晶。

　　二、現存海南《更路簿》的版本

　　現存《更路簿》有多少種版本，説法不一，有説20多種，有説26種，有説32種，有説50多種。這主要與《更路簿》定義有關。究竟什麽叫《更路簿》，在給它下定義時，要體現《更路簿》的形成年代，每條航綫的航向都用“路”、“距離”，都用“更”，航綫的起點和終點的地名，都用海南漁民的稱呼和在西、南沙群島海域活動。據此，海南《更路簿》，作爲用文字表述的特殊海圖，是指現代海圖傳入我國之前的帆船航行時期，航行路綫稱“路”，用古代我國人民發明的羅盤方位表示，航行距離用我國古代計時單位“更”表示，以古人焚香支數爲記，西沙、南沙海域航綫起訖地點采用瓊人俗名（即海南漁民的命名）的本子。

　　符合上述條件的已搜集到的現存《更路簿》有20世紀70年代西沙文物調查期間廣東省博物館收集的7種，20世紀80年代南海諸島地名普查期間，華南師大地理係收集的7種，21世紀10年代田野調查期間，海南大學收集到的3種，華南師大地理科學學院收集到的3種，共20種版本。具體是蘇德柳祖傳《更路簿》鈔本、許洪福祖傳《更路簿》鈔本、鬱玉清祖藏本《定羅經針位》、陳永芹祖傳《西南沙更路簿》鈔本、林鴻錦祖傳《更路簿》鈔本、王國昌祖傳《順風得利》鈔本、麥興銑存祖傳《註明東、北海更路簿》鈔本、李根深執祖傳《東海、北海更流簿》、蒙傳稠口述祖傳《去西、南沙水路簿》、盧洪蘭祖傳《更路簿》鈔本、李魁茂祖傳《更路簿》鈔本、彭正楷祖傳《更路簿》鈔本、柯家裕口述祖傳《更路簿》、符樹萬口述祖傳《更路簿》、王詩桃祖傳《更路簿》鈔本、盧家炳祖傳《更路簿》鈔本、陳澤明祖傳《更路簿》鈔本、黄家禮祖傳《駛船更流簿》鈔本、吴淑茂祖傳《更路簿》鈔本、樑琦瑞祖傳《更路簿》鈔本等20種。

　　其中，蒙傳稠口述《更路簿》，在有關出版的書刊中，稱蒙全洲口述《更路簿》，據2019年上半年華南師大地科院研究生張灑灑、汪鎮坤等田野調查時訪問蒙傳稠侄兒蒙緒武，其侄説伯父不叫蒙全洲，而叫蒙傳稠，並提供族譜，以示證明。因而本書將其正名爲蒙傳稠口述祖傳《去西、南沙水路簿》。

　　把蒙傳稠寫成蒙全洲，估計蒙傳稠1975年口述時，是由公社技術員記録的，可能因爲傳稠與全洲音相近，技術員把傳稠記爲全洲的。蒙傳稠1980年去世，海南行政區地名處幹部麥穗未能親自聽到蒙傳稠口述，只能用符和容的記録材料，進行整理，因而還是把“蒙傳稠”寫成“蒙全洲”。

　　《更路簿》本無統一名稱。在20種版本中，除鬱玉清、陳永芹、王國昌、麥興銑、李根深、蒙傳稠、黄家禮等版本，雖有名稱，但名稱各不相同外，而其餘版本都無名稱。直至1974年3月至5月，廣東省博物館和海南行政區文化局的文物考古人員到西沙群島進行文物調查時，瓊海縣潭門公社草塘大隊66歲的老漁民蘇德柳將他鈔寫的祖傳本獻給國家，廣東省博物館在報導此事時，用的是《水路簿》名稱（詳見廣東省博物館，西沙文物，文物出版社，1974年），後來人們根據各版本中，每條航行路綫都有“更”和“路”，而學界又認爲稱《更路簿》比叫《水路簿》更爲確切，而統一稱之爲《更路簿》。因而前述蘇德柳、許洪福、林鴻錦、盧洪蘭、李魁茂、彭正楷、柯家裕、符樹萬、王詩桃、吴淑茂、樑其鋭等本無名稱的鈔本，都被保存者或搜集者統稱爲《更路簿》。

　　《更路簿》是歷代漁民世代相傳保存下來的，在以往公開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中，《更路簿》的搜集者，對不同版本《更路簿》，都叫“□□□《更路簿》”，這裏的“□□□”是該版本《更路簿》的保存者的姓名，他們大多是20世紀出生的現代漁民，其保存的《更路簿》，是祖輩留下來的，如蘇德柳本是蘇德柳（1909年生）在其13歲時抄自其父在1921年從文昌縣漁民借來的《更路簿》，麥興銑（1902年生）本是其姐夫何世俊留給他的，吴淑茂（1944年生）本是其父吴清泉留給他的等，把不同版本的《更路簿》稱“□□□《更路簿》”是不能體現祖輩相傳的。爲此，本文把不同版本《更路簿》加上“祖傳”兩字，是更爲符合實際、更爲貼切的。

　　三、海南《更路簿》的形背景和形年代

　　上述20種《更路簿》版本的保存者及其祖輩全是瓊海市潭門鎮和文昌市清瀾鎮、鋪前鎮等鎮漁民。這些鎮多處在由石英沙、珊瑚沙和貝殻等物質組成的濱海沙地上，土層淺薄，難以從事農業種植，不能滿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而面對的西沙、南沙群島海域，又海洋生物豐富、種類繁多、經濟價值高。如魚類有金槍魚、紅魚、馬鮫、鯊魚、鰹魚、飛魚、旗魚等數百種，其中鯊魚肉可制粉，皮可製革，肝可制油；棘皮動物有海參類，海參是珍貴滋補品；食用海參有梅花參、二班參等近20種；軟體動物有魷魚、墨魚、章魚；貝類有500多種，以馬蹄螺、珍珠貝、硨磲等爲主，其肉鮮美、營養豐富，是高級工藝品原料；爬行動物有海龜類，如海龜、玳瑁、蠵龜和梭皮龜，其肉和卵可供食用，營養豐富。致使瓊海潭門、文昌沿岸人民不耕田而耕海，以捕撈爲生。

　　據考證，至遲在明初之前就有海南漁民到西沙、南沙群島一帶從事漁業生産活動。這時《更路簿》已在孕育醖釀之中，之後《更路簿》中的更路條文，不斷由近及遠、從少到多，逐漸積累，不斷增加，存在於老船長們各自的記憶中。後來，老船長中識字之人，將其記憶中的更路條文，寫成《更路簿》的初稿。再由歷代船長根據各自航海實踐經驗，不斷對初稿進行修改、補充、反復驗证、輾轉傳鈔，逐漸完善，形成了不同版本的《更路簿》。

　　四、南海諸島維權的鐵证

　　《更路簿》的基本内容是航行路綫，航行路綫包括西沙、南沙海域航綫和南洋航綫。各種版本的《更路簿》，必有西沙、南沙海域航綫，而未必有南洋航綫，因而西沙、南沙海域航綫是《更路簿》的主體。《更路簿》中的西沙、南沙海域航綫記載了大量的瓊人俗名（又叫土地名、漁民地名）總數達120處（注：用處而不用個，是因瓊人俗名存在一名多寫的狀况），這120處瓊人俗名全部被當作標準地名或與標準地名相對照，使民間地名變爲官方地名，奠定了標準地名的群衆基礎，《更路簿》還記載衆多的西沙、南沙海域航行路綫，總共有310條，密集在西沙、南沙海域，搆成完整的海上交通網（圖14）。

　　不同版本的祖傳《更路簿》鈔本，其字迹都不相同，是出自不同漁民（船長）的手筆，因而《更路簿》記載的大量瓊人俗名和衆多的航行路綫，是漁民親自用文字形式記録、保存下來的，是海南漁民長期在西沙、南沙群島海域從事漁業生産、往返航行、居島生活的必然結果。我國漁民在耕海實踐過程中，認識並熟知西沙、南沙海域的地理環境，最早給沿途的島嶼、沙灘、暗礁、暗沙和暗灘等具體島礁進行命名，記録往返航行路綫、時間、海産、風浪和潮流等基本情况。因此，《更路簿》是我國漁民最早發現、命名、經營和管理西、南沙群島的歷史見证，又是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主權屬於中國的十分珍貴的文字實録和重要的實物證據，是寶貴的文化遺産。

　　參考文獻

　　〔1〕陳史堅主編．南海諸島地名資料匯編．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87．

　　〔2〕劉南威．中國南海諸島地名論稿．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

　　〔3〕周偉民．南海天書——海南漁民“更路簿”文化詮釋.北京：崑崙出版社，2015．

　　〔4〕劉南威，張争勝．海南《更路簿》解讀．南海學刊，2017（3）: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