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西沙、南沙、中沙群島水産資源豐富、地理位置重要，一向爲某些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所覬覦，他們不僅經常性地掠奪這裏的大好資源，甚至妄圖染指我國的神聖領土。針對形勢發展的需要，我國提出“要把解决漁業問題和解决國際問題聯繫起來，和當前國際領海權鬥争聯繫起來”。爲此，1973年，原海南行政區水産局、國營南海水産公司、海南水産研究所等單位以内部資料的形式出版《西、南、中沙群島漁業生産和水産資源調查報告》（圖10，簡稱《調查報告》，下同）。《調查報告》除了記載土地名外，還有豐富的内容。本文在闡述《調查報告》的主要内容的基礎上，從歷史角度，對其重要性，進行歷史文化解讀。

　　一、首次成立聯合調查組，實地調查西、南、中沙群島

　　《西、南、中沙群島漁業生産和水産資源調查報告》出版於四十多年前，是反映海南漁民開發、經營南海西、南、中沙群島的重要文字實録。《調查報告》除前言外，共分西、南、中沙群島的自然環境，海南島漁民開發西、南、中沙群島的歷史簡介及該海區漁業生産的現狀，水産資源概况和關於今後開發利用西、南、中沙群島水産資源的一些設想四個部分。

　　我國漁民最早發現、開發、管理和經營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是我國漁民世代出海作業、耕海捕魚的“祖宗海”。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原海南行政區有關單位組織成立聯合調查組，調查西、南、中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的漁業生産和水産資源情况，探索西、南、中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的合理開發利用途徑。《調查報告》在前言中提到，“1971年3月，廣東省海南行政區水産局、國營南海水産公司、海南水産研究所組織專家成立聯合調查組，調查訪問瓊海縣潭門公社有航海經驗的老漁民，並實地考察西沙群島若干島嶼。”這是我國解放後第一次有規模的對西沙、南沙、中沙群島實地考察，此後各有關單位還展開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的文物史料、島礁地貌、地名普查、資源環境等科學考察，積累了大量的基礎科學資料。如廣東省博物館聯合海南行政區文化局組成文物考察隊赴西沙群島進行文物調查（1974年4-5月）、厦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組織科研人員到西沙群島進行南海諸島史料實地考察（1977年5-7月）、華南師範大學組成8人的調查隊到西沙群島進行地貌考察（1981年7-8月）、廣東省測繪局組織華南師大、南海海洋研究所、海南行政區地名處、中山大學、海南師專等單位進行南海諸島地名普查（1980-1982年）、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會同全國40多個科研單位聯合組成南沙群島綜合科學考察隊對南沙群島及其鄰近海區進行了綜合科學調查研究（1984-1994年）等。

　　聯合調查組通過深入考察西沙、南沙、中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的地理環境、漁業生産、水産資源等方面的情况，取得了豐碩的調查成果。《調查報告》前言還提到，“1973年5月，聯合調查組在調查訪問和實地考察的基礎上，結合有關資料編寫《西、南、中沙群島漁業生産和水産資源調查報告》”（由海南水産研究所王鵬執筆），並以内部資料的形式出版（見圖10）。這是我國解放後第一本對西、南、中沙群島實地考察整理的成果。

　　《調查報告》以内部資料形式出版後，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的科學考察成果不斷涌現。通過歷次科學考察，科研人員不僅獲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數據，而且出版了一系列科學著作，爲我國南海諸島史地研究積累了重要的基礎資料。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有《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匯編》（韓振華、林金枝、吴鳳斌編，東方出版社，1988年）、《南海諸島地名資料匯編》（陳史堅主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國南海諸島地名論稿》（劉南威著，科學出版社，1996年）、《南沙群島自然地理》（趙焕庭主編，科學出版社，1996年）、《中國珊瑚礁地貌研究》（曾昭璇、樑景芬、邱世鈞合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

　　二、首次披露《更路簿》手鈔本並繪製南沙航行路綫圖

　　《調查報告》第二部分提到，“至今在瓊海一帶的漁民中，還流傳着不少有關西南沙群島的‘航行更路’的鈔本”。這是第一次披露我國海南漁民擁有世世代代口耳相傳的航海秘籍——《更路簿》手鈔本。及至1974年4月至5月間，廣東省博物館組織考古人員到西沙群島調查時，才“發現”瓊海縣潭門公社老漁民蘇德柳有一本《水路簿》（當時的叫法），至此學術界才得到具體的《更路簿》手鈔本，進而開展廣泛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目前，各單位已先後收集到不同版本的《更路簿》有19種版本。其中，廣東省博物館收藏到的有蘇德柳鈔本《更路簿》、彭正楷鈔本《更路簿》、盧洪蘭鈔本《更路簿》、李魁茂鈔本《更路簿》；厦門大學南洋研究所搜集到的許洪福手抄《更路簿》、鬱玉清抄藏本《定羅經針位》、陳永芹抄存《西南沙更簿》，八一電影制片廠徵集、廣東省博物館收藏、符宏光根據土地名繪製的《西南沙群島地理位置略圖》；華南師範大學搜集到的有林鴻錦鈔本《更路簿》、王國昌鈔本《順風得利》、麥興銑存《註明東、北海更路簿》、李根深執《東海、北海更路簿》、蒙傳稠口述《去西、南沙水路簿》（整理人手鈔本）、柯家裕鈔本《更路簿》、符樹萬鈔本《更路簿》、陳澤明鈔本《更路簿》、黄家禮鈔本《駛船更流簿》；海南大學搜集到的有盧家炳鈔本《更路簿》、王詩桃鈔本《更路簿》等。

　　各種版本的《更路簿》均載有航行路綫，其航行方向用“路”表示，距離用“更”表示，可以説《更路簿》是用文字表述的“航海圖”。《調查報告》附有一幅《海南島漁民歷年在南沙群島生産作業示意圖》（圖15）。據《調查報告》第二部分記載南沙群島各島礁的具體情况，提及海南漁民前往南沙群島從事漁業生産，到達太平島後，船隊即分東頭綫、西頭綫和南頭綫三條路綫分散作業，並按三條路綫依次介紹各島礁情况。有的先取紅草峙或馬歡島（俗稱羅孔）。這三條路綫是： 

　　東頭綫：紅草峙→馬歡島（羅孔 ）→蓬萊礁又稱百克礁（鱟藤）→仙賓暗沙（魚鱗）→海口暗沙（石良）→蓬勃暗沙（東頭乙辛）→捷勝礁（五孔）→仁愛礁（斷節或斷截）→信義暗沙（雙擔）→仙娥暗沙（鳥串）→美濟礁（雙門）→蔡倫礁（火埃）→李白礁（三角）→半月暗沙（海公）→安達礁（銀鍋或銀並）→楊信暗沙（包括兩個小礁，一個稱褲襠，一個稱銅鍋）→艦長暗沙（石龍）。

　　西頭綫：大現礁（勞牛勞）→永署礁（尚戊）→畢生礁（石盤）→華陽礁（銅銃仔又稱銅送仔）→東礁（大銅銃又稱大銅床）→中礁（弄鼻仔）→西礁（大弄鼻）→南威礁（鳥仔峙）→日積礁（西頭乙辛）。

　　南頭綫：景宏島（稱鈎峙）、包括華礁（鈎綫）、高鄰礁、鱆礁（鬼喊綫）、威南礁（九章頭又稱牛厄）、屈原群礁（包括女星峙、女星綫和赤瓜礁），此外，還有位於此群礁灘的西北排列的長綫、南門、東門，總的來説這群群島嶼、礁、灘，漁民統稱爲九章→荷落門（係漁民俗稱，在圖上無名，其位置在利生礁東南方約10浬）→利生礁（六門）→天蘭礁（無乜綫）→司令礁（眼鏡鏟）→榆亞暗沙（深筐）→利嘉礁（簸箕）→南海礁（銅鐘）→安渡礁（光星仔）→彈丸礁（石公厘）→皇路礁（五百二）→南通礁（丹積）→南屏礁（墨瓜綫，又稱棍猪綫）。

　　《海南島漁民歷年在南沙群島生産作業示意圖》是調查人員根據實地考察訪問，在南沙群島分佈圖上準確勾勒出三條作業路綫並依次標注沿途經過的島礁土地名。這是我國第一幅土地名位置標注準確的現代地圖形式表示的南沙群島航海圖，對我國航海史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三、首次報告海南民間有大量的南海諸島土地名

　　《調查報告》第一次報告我國海南民間有大量以口頭形式保存下來的西沙、南沙群島土地名，這些土地名是我國古代海南漁民用海南方言對西沙、南沙群島的命名，已經海南漁民世代傳承並長期使用，是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主權屬於中國的有力證據，後多被《我國南海諸島部分標準地名》采用爲標準地名或以“漁民習用名”的形式與標準地名相參照。而此前，1935年中華民國“水陸審查委員會”審定的《中國南海各島嶼圖》直接采用翻譯的英文地名，1947年中華民國内政部審定的《南海諸島新舊名稱對照表》也大量采用翻譯的英文地名，這兩次民國政府審定的地名均忽視了我國傳統的漁民命名。

　　《調查報告》第一部分“西、南、中沙群島的自然概况”載有猫駐（永興島）、猫興（東島）、半島（中建島）、尾峰（金銀島）、船暗（趙述島）、船暗尾（西沙洲）、長峙（北島）、石峙（中島）、三峙（南島）、圓峙（甘泉島）、老粗島（珊瑚島）、四江島（晋卿島）、大三脚島（琛航島）、全富（全富島）、三脚峙仔（廣金島）、白峙仔（盤石嶼）、石嶼（石嶼）、銀峙（銀嶼）、鴨公（鴨公島）、七連島（七連嶼）、紅草一（南沙洲）、紅草二（中沙洲）、紅草三（北沙洲）、筐仔峙（筐仔沙洲）、船暗尾（西沙洲）、仙桌（湛涵灘）、三匡大榔（濱湄灘）、三匡（浪花礁）、干豆（北礁）、二匡（玉琢礁）和大匡（華光礁）等西沙群島土地名31處，第二部分“海南島漁民開發西、南、中沙群島的歷史簡介及該區漁業生産現狀”載有艾羅（雙子群礁）、艾羅上峙（北子島）、艾羅下峙（南子島）、秤鈎峙（景宏島）、第三（南鑰島）、紅草峙（西月島）、黄山碼（太平島）、羅孔（馬歡島、費信島）、勞牛勞（大現島）、鳥仔峙（南威島）、南益島或南密（鴻庥島）、鐵峙（中業島）、雙黄峙仔（雙黄沙洲）、鍋蓋礁(安波沙洲)、艾羅鏟（奈羅礁）、簸箕（簸箕礁）、長綫（長綫礁）、秤鈎綫（華礁）、赤瓜綫（赤瓜礁）、大光星（光星礁）、大弄鼻（西礁）、大銅銃（東礁）、丹積（南通礁）、東門（東門礁）、斷截或斷節（仁愛礁）、二谷（二角礁）、光星仔（光星仔礁）、鬼喊綫（鬼喊礁）、棍猪綫或墨瓜綫（南屏礁）、九章（九章群礁）、九章頭（牛軛礁）、弄鼻仔（中礁）、火埃（火艾礁）、荷落門（南華礁）、海口沙（柏礁）、海公（半月礁）、鱟藤（鱟藤礁）、褲襠（庫歸礁）、六門（六門礁）、南門（南門礁）、女星峙或女星淺（柒青沙洲）、浪口（浪口礁）、屁股（位於深匡之西南端）、梅九或九甸（梅九礁）、鳥串（仙娥礁）、雙擔（信義礁）、雙門（美濟礁）、三角（三角礁）、尚戊（永暑礁）、石盤（畢生礁）、石良或石龍（艦長礁）、石公厘（彈丸礁）、鐵峙鏟排（鐵峙礁）、鐵鏈或鐵鏟（鐵綫礁）、銅鐘(南海礁)、銅銃仔（華陽礁）、五百二（皇路礁）、五孔（五方礁）、無乜綫（無乜礁）、綫排頭（綫頭礁）、西頭乙辛（日積礁）、銀鍋或銀餅（安達礁）、眼鏡鏟（司令礁）、魚鱗（仙賓礁）、深匡（榆亞暗沙）、南奈羅暗沙（樂斯暗沙）、艾羅角礁沙（永登暗沙）、東頭乙辛（蓬勃暗沙）、銅鍋（楊信暗沙）等南沙群島土地名69處，總數達100處。《調查報告》記載的西沙、南沙群島土地名數量僅次於《更路簿》的120處。

　　《調查報告》記載的100處土地名中，除85處與其後“發現”的《更路簿》記載的相同外，有鴨公、石嶼、三脚峙仔、紅草一、紅草二、紅草三、石峙、長峙、仙桌、南門、東門、長綫、鬼喊綫、二谷、屁股等15處土地名爲《更路簿》没有記載的。《更路簿》没有記載的土地名，還有海軍航保部出版的海圖中的咸且嶼（咸且嶼）、銀嶼仔（銀仔峙）、東南角（小現礁）和西門（西門礁）4處以及《調查西沙群島報告書》（沈鵬飛，中山大學，1928）中的小巴島（石島）1處，總數達20處，《調查報告》的15處土地名占75%，是數量最多的。在1983年4月25日《人民日報》受權公佈的《我國南海諸島部分標準地名》中，《調查報告》中《更路簿》没有記載的15處土地名除屁股1名外，被作爲標準地名的有鴨公（鴨公島）、南門（南門礁）、東門（東門礁）、長綫（長綫礁）、鬼喊綫6處，被與標準地名相對照的有紅草二（中沙洲）、紅草三（北沙洲）、石峙（中島）、仙桌（湛涵灘）、二谷（二角礁）、艾羅上峙（北子島）、長峙（北島）、三脚峙仔（廣金島）8處，從土地名變爲標準地名，從民間地名到官方地名，《調查報告》這14處土地名是對西沙、南沙群島主權屬於中國的維護。據研究，《調查報告》中的“鬼喊綫”，就是明嘉靖年間顧玠《海槎餘録》記載的“鬼哭灘”，這表明南海諸島土地名的起源很早，與我國古代圖籍中的古地名一脈相承（劉南威、張争勝，2015）。因此，“鬼喊綫”是論证南海諸島土地名起源於明代的兩個重要佐证之一。

　　四、首次全面扼要記載海南漁民對西、南、

　　中沙群島的經營情况

　　盡管我國漁民最早發現、開發、管理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但史料中的相關記載不够系統、零亂不全。聯合調查組通過訪問有經驗的老漁民、老船長，並到西沙群島對若干島嶼進行實地考察，首次全面地搜集和整理海南漁民在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從事漁業生産和居住生活環境等情况。《調查報告》第二部分還載有“東海岸的文昌、瓊海一帶的漁民，世代相傳，每年都自行組織船隊，不畏難阻，遠涉重洋至西、南、中沙群島作業生産。他們對這一海區每一個島嶼都極熟悉，積累了大量的有關航行、氣候、水深、地形、土質、淡水分佈、資源狀况等方面的知識和經驗。他們還經常有人在備足常年的生活資料後，較長期駐留島上，搭蓋茅屋，移殖林木，甚至播種番茨，以便在島上從事捉海龜、海鳥、鳥蛋等。加工處理以待來年運回海南。目前西南沙群島上所繁生的椰樹、海棠、菠蘿蜜、木瓜等樹木，都是勤勞的海南島漁民培殖的。”“廣大漁民……憑着勇敢和智慧，世代地堅持了這個事業，並爲我們奠定了難得的基礎。每當立冬或冬至時節，海南的漁民就趁着東北信風，揚帆南下，直至翌年清明或端陽前後，再趁西南信風回航。在生産過程中，一般是先至南沙，後轉移西沙、中沙。”這也是第一次較全面扼要記載歷代海南漁民在西、南、中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從事漁業生産和居住和生活等情况，是我國海南島漁民長期開發、經營並有效管理西、南、中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的歷史見证。

　　《調查報告》第三部分述及“過去對這一海區的水産資源未進行過系統調查，資料很少”。 經訪問調查後，“聯合調查組”才在《調查報告》中記載，西、南、中沙群島有：青甘金槍、黃鰭金槍、鰹魚、鯊魚、旗魚、金帶梅鯛、馬鮫、飛魚等30多種魚類資源；蛇且參、白底靴參（赤瓜參）、梅花參、黑狗參（黑參）等18種常見有經濟價值的海參資源；寶貝、珍珠貝、馬蹄螺、硨磲等42種具有經濟價值的貝類資源；海藻資源有麒麟菜（石花菜）、馬尾藻等；甲殻類資源有螃蟹、龍蝦等；以及海龜、玳瑁、章魚、墨魚等。這是第一次較詳細、具體地報告西、南、中沙群島海域豐富的水産資源。

　　五、結語

　　《西、南、中沙群島漁業生産和水産資源調查報告》雖是以内部資料形式出版，但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調查報告》有豐富的内容，有諸多“第一次”，是一本具歷史意義，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值得學術界關注和研究的“著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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