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敦煌寫卷中有兩篇《燕子賦》，學術界通常以（甲）（乙）區分之。《燕子賦》甲本是以四、六言爲主的俗賦，《燕子賦》乙本則是以五言句式爲主的詩歌。此二篇作品，皆以燕雀争巢爲鋪寫主體，但在内容及陳述方式上，仍有許多相异之處。本文擬由形式、内容及表現手法上觀察此二篇作品。

　　二、《燕子賦》寫卷叙録及年代

　　敦煌寫卷中的《燕子賦》有以下數種： 

　　（一）甲本

　　在寫卷叙録方面：

　　1.伯2653號：開端稍有殘缺，抄《燕子賦》甲乙各一篇、《韓朋賦》一篇。

　　2.伯2491號：寫卷完整，並標有題目“燕子賦一捲”。

　　3.伯3666號：寫卷末尾有殘缺，亦賦題作“燕子賦一捲”。

　　4.伯3757號：只存開端十八行。

　　5.斯6267號：存五十行，但太破損，多斷行。

　　6.斯214號：卷首殘缺，存七十五行。

　　7.斯5540號：僅存尾一小段。

　　8.伯4019號：殘存後半段五十一行，尾署“《燕子賦一捲》曹光晟書記”。

　　9.俄藏第1484號：有題記。

　　在寫卷年代方面：

　　1.伯2653號：寫卷鈔寫時間不可考。

　　2.伯2491號：卷背有“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十月一日”題記（公元943年）。

　　3.伯3666號：明確署年“咸通八年”（公元868年）。

　　4.伯3757號：卷背有“天福八年歲次癸卯七月一日”題記（公元943年），與伯2491號抄於同一年。

　　5.斯6267號：寫卷鈔寫時間不可考。

　　6.斯214號：寫卷有“癸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永安寺學士郎杜友遂書記之耳”及“甲申年三月二十三日永安寺學士郎杜友遂書記之耳”二條題記，應抄於公元923-924年。

　　7.斯5540號：寫卷鈔寫時間不可考。

　　8.伯4019號：大概抄於914~925年之間。

　　9.俄藏第1484號：寫卷有“龍興寺學郎”題記，應抄於917~920年間。

　　（二）乙本

　　僅存伯2653號一捲，寫卷鈔寫時間不可考。

　　由上述可知，寫卷的鈔寫年代，就可考證者而言，約從公元868年至公元943年，乃經歷了唐懿宗、唐僖宗、唐昭宗、唐昭宣帝、後梁太祖、後梁末帝、後唐莊宗、後唐明宗、後唐愍帝、後唐潞王、後晋高祖、後晋出帝等十二君主、四朝代的替换，可見此民間作品流傳於晚唐五代時期。

　　而《燕子賦》編寫完成的時間，在甲本中，出現唐人避太宗諱之文句，且從雀兒自述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遼東一事，可知其編寫年代，最早不超過此年。而在乙本中，篇首五言詩中提及“《開元歌》”，其中“開元”應爲年號。因此，甲本應最早出現於初唐太宗貞觀之治時，乙本應寫於盛唐玄宗時期。

　　三、《燕子賦》的形式

　　（一）甲本

　　此作品句式，從四言到九言不等，但是以四、六言句式占多數，全篇韵角轉换自由，乃爲賦作的體制。惟篇末以一首七言詩和一首五言詩作結，在形式上較爲特殊。

　　（二）乙本

　　從開場詩“此歌身自合，天下更無過。雀兒和燕子，合作《開元歌》。”及通篇句式觀之，除了六言五句、七言一句外，全篇以五言句式爲主，押韵靈活，應爲五言歌行體詩作。

　　四、《燕子賦》的内容

　　敦煌寫卷的兩篇《燕子賦》，主要都以燕雀争巢、鳳凰判案爲陳述要點，以下分述其异同：

　　（一）甲本

　　主要叙述燕夫婦辛勤地築巢造屋，但是雀兒趁着雙燕外出時，霸佔了燕巢。

　　燕子回來時看到只能情緒激動得“踏地叫唤”，而雀兒却反客爲主的左推右打、“剜耳摑腮”。燕子夫婦没奈何，只好“往鳳凰邊下，下牒分析”。鳳凰認爲燕子的訟狀辭理懇切，“雀兒豪横，不可稱説。”，但爲求公平，仍須雙方“對面分雪，但知臧否，然可斷决。”，因此派鴇鷯前去捉拿雀兒。差官鴇鷯十分盡忠職守，以最快的速度將雀兒拘提到案。鳳凰對雀兒的辯解認爲是“者賊無賴，眼腦妒害，何由可耐。”，因而大加斥責。待唤燕子來對質時，雀兒仍自隱欺負，並欲借立下毒誓以自清。但鳳凰一眼即看穿雀兒説謊，判定“雀兒之罪，不得稱算”，因此“責情且决五下，枷項進身推斷”。雀兒被禁數日後，欲行賄獄卒不成，遂又搬出“有上柱國勛”，因此使鳳凰轉判其無罪釋放。雀兒放出後，與燕子共飲和解，鴻鶴看不過意，遂加以譏諷，豈知燕雀却同聲回詞而對，乃以二詩作結。

　　值得注意的是：雀兒在被囚禁時説了這樣一段話：“古者三公厄於獄卒，吾乃今朝自見。惟須口中念佛，心中發願，若得官事解散，驗寫《多心經》一捲。”這段話説明，當時民間相信念佛、轉經可以避禍得福，積功增德。如《太平廣記》的《報應類》，幾乎全屬此類。關於寫《多心經》，也有故事，《太平廣記》卷112《孟知儉》就是一例。另外，唐鄭處誨《明皇雜録》中説到楊貴妃養一鸚鵡，會念《多心經》，與這只雀兒發願寫《多心經》可相輝映。 

　　（二）乙本

　　雀占燕巢，但燕子以其伶牙俐齒與雀兒對駡，二者争執不下，乃請鳳凰作裁决。鳳凰乃判雀兒“急還燕子巢”，最後燕雀一番對話後才作結。

　　其中亦有與佛教相關的述寫，如：燕子説：“真成無比較，曾聘海龍宫，海龍王第三女，發長七尺强。”這是龍王龍女故事，與印度佛教故事有關。雀兒説道：“一種居天地，受果不相當……恒思十善業，覺悟欲無常。饑恒餐五穀，不煞一衆生。”這裏，“受果”（受果報的意思）、“十善業”、“無常”、“不煞一衆生”（煞同殺），都是佛教用語。而當鳳凰作出裁判，令雀兒歸還燕巢，雀兒唱道：“鳳凰住佛法，不擬煞傷人；忽然責情打，幾許愧金身。”鳳凰以佛家的慈悲心化解矛盾，並没有責打雀兒。在乙本中，雀未受刑、燕未被毆，乃與甲本不同之處。

　　《燕子賦》是一篇寓言，以鳥類争巢寓人類社會的財産争端。這種鳥兒間進行長篇對話的寓言，在佛經文學中比比皆是。因此，《燕子賦》這種寓言的出現是，應亦受到了佛經寓言的影響。

　　綜上所述，《燕子賦》甲、乙本皆叙述雀兒强佔了燕子的巢，二者找鳳凰裁判之事。二篇内容皆依循着以下的脈絡而行：

　　雀占燕巢──燕雀争執──鳳凰裁决──燕雀和解

　　且二篇作品皆在文中提及與佛教相關的叙述，可見當時佛教之深入民間與影響之廣遠。

　　而此二篇之相异處，則在於燕、雀、鳳凰在争執及裁决的態度上有所不同：譬如在情節上，甲本有燕雀打鬥的形象化場面，乙本則只是純粹鬥嘴而不動手；又如甲本鳳凰裁决的態度前後不一，乙本則鳳凰一語定案。

　　五、《燕子賦》的表現手法

　　（一）形象生動鮮明：

　　1.燕子

　　（甲本）

　　開頭以燕子夫婦出現，乃一老實可欺之形象，需全憑他人主持正義，一旦失去依憑，也只能鄉願的與人和解，個性太過懦愚。

　　（乙本）

　　以單一身份出現，乃精明幹練、反應敏捷、靈活聰穎、且相當伶牙俐嘴的形象，不但能替自己争取權益，且還能引經據典的賣弄學問，與甲本燕子的形象，實有天壤之别。

　　2.雀兒

　　（甲本）

　　雀兒是欺善怕惡、見縫插針的典型。一開始對老實的燕子拉頭髮、撕衣服、外加拳打脚踢，十足的兇神惡煞狀；後來見了差官鴇鷯就卑躬屈膝的跪拜，還千祈萬求的，甚至直言行賄。在鳳凰面前，巧言狡辯，甚至不惜立下毒誓以自清。在獄中仍想賄賂獄子。最後以“有上柱國勛”爲自己脱罪，着實顯示出其巧詐的形象。

　　（乙本）

　　雀兒在本篇，雖然從頭至尾與燕子針鋒相對，但顯得有些區居下風。

　　3.鳳凰

　　（甲本）

　　鳳凰在一開始儼然正義的化身，雖然得知雀兒有後台，仍差鴇鷯前往捉拿，其無視於雀兒的倚權仗勢，而願意爲小老百姓主持公道的父母官形象，讓人不禁對他的公正廉明油然欣喜。但是後來却因雀兒有“上柱國勛”，遂將雀兒無罪釋放，其畏懼權勢、急轉直下的態度，實令人扼腕。

　　（乙本）

　　鳳凰在本篇具有高高在上的地位，以及一語定案、不容置喙的權威性，由“朕是百鳥主，法令不阿磨。理列合如此，不可有偏頗。”之語，即可窺見一斑。

　　兹將上述角色與表現手法之比較，以簡表方式，羅列如下：

　　表格略

　　（二）套用俗話諺語

　　（甲本）

　　如：“耕田人打兔，跖履人吃臛。”爲流行已久的古語；“人急燒香，狗急驀墻。”爲常見之俗諺；“死雀就上更彈”、“寧值十狼九虎，莫逢痴兒一怒”、“官不容針，私可容車”、“開眼尿床”等，皆爲當時的俗語。

　　（乙本）

　　如：“恩澤莫大言，高聲定無理，不假觜頭喧。”即所謂“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久住人憎賤，希來見喜歡”爲古代俗語。

　　甲、乙本《燕子賦》於文中套用俗話諺語，除了爲文章增色外，也適時保存了此語。

　　（三）記載民間習俗

　　（甲本）

　　如：雀兒在被鴇鷯捉拿的前一晚“夢惡”，一早起來又“眼潤”，就一般的民間習俗而言，不論是“做惡夢”或是“眼皮跳”，向來都認爲是惡兆或將發生某種事情的預兆。

　　又如：雀妻對雀兒所做的“口裏便灌小便”、“瘡上還貼故紙”，即是民間治療跌打損傷、和具有止血療效的偏方。

　　（乙本）

　　如：“渴即飲丹砂”乃民間相傳飲用後可以長壽。

　　（四）適時運用典故

　　（甲本）

　　如：篇末鴻鶴好心却被譏刺所作之詩“鴻鶴宿心有遠志，燕雀由來故不知”，乃運用《史記》中“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的典故。

　　（乙本）

　　如：“請讀《論語》驗，問取公冶長。”、“往者堯王聖，攝位二十年”、“鄭喬事四海，對面即爲婚”、“元伯在家患，巨卿千裏期”、“燕王怨秦國，泣馬變爲麟”、“並糧坐守死，萬代得稱傳”、“伯桃憶朝廷，哽咽泪交連”、“斷馬有王義，獨自不能分”、“伍子胥發楚，二邑亦無言”等。

　　乙本連續運用了較多的典故，顯得文謅謅的，但少了點民間文學自然流暢的氣息，較有可能是飽讀詩書的文人所作。

　　六、結語

　　在唐代有許多作品，都是針對相同事件，而以不同的創作形式來呈現，譬如：白居易作《長恨歌》詩，叙述唐玄宗與楊貴妃“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絶期”的浪漫愛情，其後陳鴻乃作《長恨歌傳》與之相輔而行。白樂天之作乃把當時關於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民間傳説和史實，通過自己豐富的情感和想象，加以充實和渲染，成爲一首咏史、叙事、兼富有浪漫主意色彩的長詩；而陳鴻是史家和禮官，“明勸戒”的史學傳統和“以古爲鏡”的時代思潮遂在《長恨歌傳》中不言而喻。陳鴻對憲宗不立皇后的反常、違禮行爲，深爲擔憂，故欲借玄宗嬖幸楊貴妃釀禍的歷史，開悟憲宗。又如：元稹《鶯鶯傳》篇中有《會真詩》叙述同一件事；馮亞之作《馮燕傳》而後有司空圖寫出《馮燕歌》，這種《傳》、《歌》同寫的現象，可説是當時傳奇創作的一個風氣。

　　《燕子賦》甲本與乙本的創作模式，“就其體制而言，兩篇合併在一起，内容互相發揮，與某些唐傳奇極其相似。”，雖然在形式、内容的闡發、以及表現手法上有所殊异，但整體而言，其中心主旨皆以燕雀争巢爲主軸，應可視爲類似於上述“《傳》、《歌》同寫的現象”之另一種呈現模式。

　　參考書目

　　書籍

　　伏俊璉，《敦煌賦校注》，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

　　伏俊璉編着，《俗情雅韵──敦煌賦選析》，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

　　張錫厚，《敦煌賦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5月。

　　張鴻勛，《敦煌話本、詞文、俗賦導論》，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2月。

　　單篇論文

　　伏俊璉，兩篇風格迥异的《燕子賦》，社科縱横，總第20卷第2期，2005年4月，頁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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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鴻勛，《敦煌《燕子賦》（甲本）研究》，《敦煌語言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7月，頁17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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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永橋，《燕子賦》與唐代司法制度，文學遺産，2002年第4期，頁41-48。

　　薛克翹，變文六議，中華佛學學報，第12期，1999年7月，頁69-78。

　　簡濤，敦煌本《燕子賦》的歷史價值和文學價值，山東師大學報，1985年第1期，頁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