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紅樓夢》中的薛寶釵，不僅艷冠群芳、才華出衆，而且處世練達、行止得宜，真可稱得上是才貌雙全的淑女典範。但是她所屬意的賈寶玉，却因爲寶釵有時候會見機勸導其立身揚名之事，而曾評之曰：“好好的一個清净潔白女兒，也學得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禄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竪辭，原爲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綉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鐘靈毓秀之德！”，在寶玉眼中，寶釵竟然被視爲一個追求世間庸俗名利、汲汲營營之人。

　　對於薛寶釵的評價，歷來總是褒貶不一，毁譽相參。書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引起評論者兩極化的看法，如：牟宗三先生認爲薛寶釵是一個“人情通達、温柔敦厚的正人君子”、而且是“道中庸而極高明”的典範人物；而太愚先生却認爲她是一位“富有政治手腕的現實主義者”，王崑崙先生更直指薛寶釵“是一個披着大家閨秀美麗外衣的道學家”。

　　本文擬由正反面的視角來觀察薛寶釵，並對其所表現之人格形象進行辯證，期能借由對薛寶釵形象的分析，觀知儒家禮教思想對於維持社會秩序穩定、人倫相處和諧之重要貢獻。

　　二、正面形象的“時寶釵”

　　在《論語．陽貨篇》中，子張曾經向孔子問仁，孔子認爲一個具有仁德之心的人，應該實行五種品德：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能處處實行、培養“恭敬、寬厚、誠信、勤敏、慈惠”這五種德行的人，就可稱得上是一位有仁德之心的人。

　　薛寶釵在《紅樓夢》中，時而展現出仁人所具備的這五種德行：

　　（一）恭—行止安分内斂

　　薛寶釵身處於大家庭中，尊上睦下，待人温順平和，且處處爲他人設想，連賈母都曾稱贊：“我説這個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作者在介紹寶釵進入大觀園的出場時，作如是的描述：

　　薛寶釵，年歲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所不及。而且寶釵行爲豁達，隨分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子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

　　乃以“行爲豁達，隨分從時”的寶釵，和“孤高自許，目無下塵”的黛玉作一强烈的對照。作者既寫寶釵表現出大家閨秀的氣質，又展示出其寧静淡泊、温柔平和的性格：

　　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雲守拙。

　　少説閒話、安分守己，是薛寶釵透過環境的熏陶，所訓練出來的一種生活習性，因此寶釵的言談舉止，特别顯得沉着而穩重。

　　林丫頭和寶姑娘他兩個倒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好管咱家務事。况且一個是美人燈，風吹吹就壞了；一個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摇頭三不知”，也難十分去問他。

　　在復雜的大家庭人際網絡中，寶釵應該是最懂得明哲保身之道的人，不會多管閒事，而能安分内斂的與時推移。薛寶釵爲人處事所秉持的中庸之道，乃可謂深得儒家處世哲學的精神實質。

　　（二）寬—待人寬厚周到

　　薛寶釵待人寬厚平和、行事面面俱到，就連原本對她懷有敵意的黛玉，都不禁爲之折服：

　　黛玉嘆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心裏藏姦。從前日你説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誤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早，又無姊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没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怨不得雲丫頭説你好，我往日見他贊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才知道了。”

　　林黛玉身爲情敵、素來嘴上得理不饒人，都能打從心底感激寶釵，可見薛寶釵在人際關係的處理上，心思細膩，能爲他人着想，的確有得宜且過人之處。

　　寶姑娘爲人處事的圓融周到，甚至連大家最鄙視的趙姨娘，都忍不住特地在王夫人面前稱贊起了寶姑娘：

　　且説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别人都説那寶丫頭好，會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没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裏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爲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好兒呢。自己便蝎蝎螫螫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説道：“這是寶姑娘才剛給環哥兒的。難爲寶姑娘這麽年輕的人，想的這麽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麽叫人不敬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夸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

　　寶釵、黛玉並列金陵十二釵之首，二人常被相較。林黛玉對於趙姨娘和賈環，可能連正眼都不會瞧一眼，而薛寶釵却還能推己及人的想到送一份聊表心意的禮物給賈環，使趙姨娘有備受重視之感，遂對這份情意銘感於心。

　　（三）信—處世信守承諾

　　孔子在《論語．爲政篇》中曾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認爲“信”是爲人立身處世的基點。薛寶釵的誠信，表現在不輕易許諾，可是一旦承諾，就必然會履行諾言。

　　在第五十五回中，鳳姐因小月需要調養，王夫人派李紈和探春偕同處理家中事務，但李紈“尚德不尚才”，探春又太過年輕，處事不够圓融，因此王夫人又特意請寶釵來協助照應管理家中事務：

　　如今且説王夫人見她（鳳姐）如此，探春與李紈暫難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於照管，因又特請了寶釵來，托她各處小心：“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吃酒鬥牌，白日裏睡覺，夜裏鬥牌，我都知道的。鳳丫頭在外頭，她們還有個懼怕，如今她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人。你兄弟妹妹們又小，我又没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别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没話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説。他們不聽，你來回我。别弄出大事來才好。”寶釵聽説，只得答應了。 

　　寶釵在王夫人以長輩之姿的懇請下，臨危授命的答應了王夫人的請求。而雖然只是協助照應，但寶釵仍是全心全意的爲家中事務安排設想，並順利的解决了家中的經濟問題。可見薛寶釵待人誠而有信，謹守承諾，是個值得信賴的人。

　　（四）敏—行事勤快敏捷

　　寶釵行事向來勤敏，一旦决定需做之事，必會即知即行，像在第三十七回中，探春起意要聚結海棠詩社，薛寶釵勤快敏捷的行事作風，遂展現無遺：

　　李紈道：“方才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咏起他來？”迎春道：“都還未賞，先倒作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等見了作，如今也没這些詩了。” 

　　凡事都能以不拖延的態度去進行，也才能掌握機會、有所成就。而寶釵的勤敏，還能從生活中的小細節看出端倪：

　　白綾紅裏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緑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麽大工夫？”襲人向床上努嘴兒。寶釵笑道：“這麽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的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氣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裏縱蓋不嚴些兒，也就不怕了。你説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没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説着便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替他代刺。

　　原本是襲人替寶玉在做的兜肚，寶釵只因看這針綫活做得鮮亮可愛，趁着襲人出去休息時，竟不由自主的拿起針來，代替襲人刺這白綾紅裏的兜肚，可見寶釵是個閑不下來的勤敏之人。

　　（五）惠—小惠而全大體

　　寶釵平日待人仁慈寬厚、仗義扶危，且施惠於人時，也能設身處地爲對方着想，顧及被協助者的顔面自尊。在第三十七回“秋爽齋偶結海棠社，蘅蕪苑夜擬菊花題”中，湘雲想做東却未考慮仔細，寶釵則體貼的爲湘雲想出代爲籌辦螃蟹宴的兩全之計：

　　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説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説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裏你又作不得主，一個月通共那幾串錢，你還不够盤纏呢。這會子又干這没要緊的事，你嬸子聽見了，越發抱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道也是不够。難道爲這個家去要不成？還是往這裏要呢？”一席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蹰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我們當鋪裏有個伙計，他家田上出的很好的肥螃蟹，前兒送了幾斤來。現在這裏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園裏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吃螃蟹的。前日姨娘還説要請老太太在園裏賞桂花吃螃蟹，因爲有事還没有請呢。你如今且把詩社别提起，只管普通一請。等他們散了，咱們有多少詩作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説，要幾簍極肥極大的螃蟹來，再往鋪子裏取上幾壇好酒，再備上四五桌果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贊他想的周到。

　　寶釵最難能可貴處，在於能適時伸出援手、救人之急外，同時又能考慮到被幫助者的心情與尊嚴，使人接受了寶釵的幫助外，還能感受到她善體人意的温暖之情。

　　而在《紅樓夢》第五十六回的標目“敏探春興利除宿弊，時寶釵小惠全大體”，作者乃是以能施以小惠而顧全大局的“時寶釵”勾勒出薛寶釵的形象，賦予了寶釵一個“懂分寸而識大體”的正面評價。

　　針對探春的改革方案，薛寶釵敏鋭的覺察到：在實施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和阻力，因此提出建議之策，保证了大觀園一切運作的順利進行：

　　一年竟除這個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貫錢來，大家凑齊，單散與園中這些媽媽們。他們雖不料理這些，却日夜也是在園中照看當差之人，關門閉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抬轎子，撑船，拉冰床。一應粗糙活計，都是他們的差使。一年在園裏辛苦到頭，這園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該沾帶些的。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發説破了：你們只管了自己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裏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果子，多掐幾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没處訴。他們也沾帶了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他們就替你照顧了。

　　面對經濟上的兩難，寶釵認爲“雖是興利節用爲綱，然亦不可太嗇。縱再省上二三百銀子，失了大體統也不像。”、“裏外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因此提出施行小惠的方式，以顧全大局，一方面安撫了人心，另一方面也保住了大家族的體面。

　　“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的進益來，也爲大家齊心把這園裏周全的謹謹慎慎，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裏豈不敬伏。也不枉替你們籌劃進益，既能奪他們之權，生你們之利，豈不能行無爲之治，分他們之憂。你們去細想想這話。”家人都歡聲鼎沸説：“姑娘説的很是。從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這樣疼顧我們，我們再要不體上情，天地也不容了。”

　　由此可見，寶釵對於大觀園裏的復雜矛盾龢利益衝突，具有相當深刻而理性的認知，並對於上下人心的安定撫慰，起了很大的作用。就現代的經營管理而言，寶釵可以説是一個絶佳的危機處理者，而且深具領導者的魅力。

　　三、負面形象的“冷美人”

　　（一）任是無情也動人

　　薛寶釵在作者筆下，是一個“品格端方，容貌豐美”才貌雙全的女子，但是書中在盛贊她“艷冠群芳”的美貌之餘，却也借着“任是無情也動人”這句詩，深切地説出了寶釵性格形象中冷酷無情的一面。

　　最能顯示寶釵無情之處，莫過於金釧兒投井一事。寶玉與金釧兒調笑，被王夫人聽到，氣忿不過，打駡後唤了金釧兒的母親將其領回，金釧兒遂含羞賭氣投井自盡。王夫人爲此，心中十分難過，因而在裏間房内獨自坐着垂泪。寶釵知情之後，趕忙到王夫人處加以安慰：

　　王夫人點頭哭道：“你可知道一樁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説，道：“怎麽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幾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説氣他兩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麽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嘆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這麽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頑，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的理！縱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胡涂人，也不爲可惜。”王夫人點頭嘆道：“這話雖然如此説，到底我心不安。”寶釵嘆道：“姨娘也不必念念於兹，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情了。”

　　王夫人隱去真相不説，但對於金釧兒投井自殺之事仍深感罪過，而寶釵爲了使王夫人安心，遂以金釧兒並非賭氣投井，而是不小心失足跌落致死來爲其寬解，甚至説出：若是爲了生氣而投井則是個胡涂人，不值得爲其感到可惜之語。如此的説詞，遂不免讓人深感寶釵乃冷酷無情之人。

　　（二）曲意迎上的女性氣質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Le deuxieme sexe）第十三章中提到：

　　所謂具有女性氣質，就是顯得軟弱、無用和温順。她不僅應當修飾打扮，做好準備，而且應當抑制她的自然本性，以長輩所教授的做作的典雅和嬌柔取而代之。任何自我表現都會削弱她的女性氣質和魅力。

　　薛寶釵壓抑自我本性，以達到事事周全的“女性氣質”，在書中時而展現，譬如：

　　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兒，命你們大家去猜，猜着了每人也作一個進去。四人聽説忙出去，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燈，專爲燈謎而制，上面已有一個，衆人都争看亂猜。小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猜着了，不要説出來，每人只暗暗的寫在紙上，一齊封進宫去，娘娘自驗是否。”寶釵等聽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絶句，並無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贊，只説難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就猜着了。

　　對於元妃無甚新奇的燈謎詩，寶釵明明看一眼就猜着了，但是口中還得曲意奉承地稱贊謎題出得好，且故作難猜、假裝尋思之情狀，只爲討元妃的歡心。

　　而當賈母要爲寶釵做生日，問她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釵也充分發揮其女性氣質：

　　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等語。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食，便總依賈母往日素喜者説了出來。賈母更加歡悦。 

　　寶姑娘總是隱藏了自己原本的心意，而以長上的喜好爲自己的喜好，如此曲意迎上，的確對長輩們十分受用，讓元妃和賈母對她體貼而周全的個性讚嘆有加，而益發喜歡她。但寶釵這般的行爲，正如西蒙．波娃《第二性》第九章中所言：

　　女人仿佛是一個根本不想成爲主要者的次要者，是一個絶對的他者。

　　寶釵全然地隱藏了自己的個性，完全以他人的喜好爲主要的依歸，如此失去自我、壓抑本性的表現，讓她贏得了長輩們的喜愛，但却也讓自己成爲了一個絶對的他者，而毫無自我價值的存在。

　　（三）擁護禮教的女夫子

　　劉大杰在〈薛寶釵的思想本質〉一文中曾言：“薛寶釵是《列女傳》裏的人物，是封建社會的閨秀典範”、“（薛寶釵）通過那條封建思想、封建教養的黑闇道路，做了封建社會、封建道德的積極擁護者和宣揚者。”，此番評價，從探春與寶釵的對話中便可以略窺一二：

　　寶釵笑道：“真真膏粱紈褲之談。雖是千金小姐，原不知這事，但你們都念過書識字的，竟没看見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文》不成？”探春笑道：“雖看過，那不過是勉人自勵，虚比浮詞，那裏都真有的？”寶釵道：“朱子都有虚比浮詞？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辦了兩天時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子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把孔子也看虚了！”

　　對於朱熹被看虚浮了，寶釵是萬不能接受，且在第一時間立即跳出來爲朱子、孔子護衛。而黛玉在行酒令時用了《西厢記》的句子，寶釵也對自己爲何知曉出處作了一番解釋，且又適時的説教訓誡女孩子家該作些“針黹紡織的事”才是自己的本等：

　　“從小七八歲上也够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裏也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是偷背着我們看，我們却也偷背着他們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駡的駡，燒的燒，才丢開了。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得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况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只是如今並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是書誤了他，可惜他也把書糟踏了，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没有什麽大害處。你我只該做些針黹紡織的事才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的看也罷了，最怕見了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

　　如此擁護禮教的女夫子，可説是體現了幾千年來封建社會所要求婦女的封建倫理教養的精髓。正如西蒙．波娃在《第二性》第十二章所言：

　　作爲‘女性化’女人本質特徵的被動性，是一種從她小時候發展而來的特性。但是，如果説它與生物學事實有關，那就錯了。它實際上是教師和社會强加於她的命運。

　　社會的教化已深植於寶釵之心，且内化成其認爲理所當然的一部份：

　　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静爲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不過是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

　　就連“女子無才便是德”這種箝制女性求知、思考、成長的思想，寶釵竟也將其視之爲本該如是。由此可見，寶釵在社會環境的熏陶下，已然將封建教育對於女子的約束與壓抑，内化成是自己認爲應該如此，而且不以爲苦，完全將自己退居於第二性的他者地位，却渾然不自覺。

　　四、“時寶釵”與“冷美人”的形象辯證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言：“辯證法是一種普遍存在於其他各級意識和普通經驗裏的法則。”從薛寶釵在小説中正面的“時寶釵”和負面的“冷美人”形象兼具的吊詭現象，可看出小説人物的塑型，也充滿着辯證的意味。“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這副對聯在《紅樓夢》中曾經兩度出現：頭一次是在第一回甄士隱於夢幻中所見，第二次是於第五回賈寶玉在游太虚幻境中所見，《紅樓夢》對於人物的描寫，正充滿了這種辯證的色彩。

　　《老子》第二章曾言：“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善惡、美醜、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虚實，其實都是相對、相生、相成、相倚、相和、相隨的，而絶對的好壞其實並不會單獨的存有。在實際的社會中，人性最基本的吊詭，正是善惡相生、理想與現實面相因而成。若以“理想”與“現實”來界定寶釵的人格形象，則寶釵可説是“現實世界”中淬煉出來的“理想典型”，她人格形象中理想完美的一面，正是由冷酷無情的現實世界所磨練出來的。正如同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所言：

　　有限事物，本來以他物爲其自身，由於内在的矛盾而被迫超出當下的存在，因而轉化到它的反面。

　　就“理想”面的“時寶釵”而言，她是個懂分寸識大體、處世圓融得宜、個性内斂穩重、深具氣質的大家閨秀；而就“現實”面的“冷美人”來説，寶釵則是個世故無情、曲意逢迎、正統衛道的女夫子。看似相反的人格形象，事實上正符合老子“虚實相生、正反相成”的概念，而其人格特質的形成，與其生活環境及周遭的人事物正具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

　　從寶釵在小説中的背景鋪陳可知：寶釵的父親早逝，母親個性幽弱，哥哥又性情荒誕，讓這位原本個性純良的小女子，不得不提早操心家計營生、接觸人情世故。這使得寶釵爲人處世表現出臻於早熟的一面，入世的客觀能力顯得格外圓熟練達。正如《紅樓夢》第五回中的對聯所言：“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對於事理人情的覺察與體悟，寶釵的善解人意與審時度勢，正可符合“現實世界”中對於“理想典型”的要求。

　　而針對“冷美人”的三個面向，其實也有其合理正面之處：

　　（一）“無情”中務實的“有情”

　　面對金釧兒投井自盡一事，寶釵以不值得爲賭氣投井的胡涂人感到可惜的説詞來安慰王夫人，若從爲了使王夫人能心安理得的角度來看，寶釵的確是爲瞭解决王夫人的困境，才會口出顯得如此冷漠之語。但是從她不忌諱地致贈衣服給金釧兒做壽衣來看，却也顯出其人情的厚道與温暖。

　　寶釵一方面讓王夫人不至於爲了自責而做出令人擔心的事，穩住了生者，以免讓事件更加擴大，造成更大的傷害；另一方面也盡己所能，不計較忌諱，將自己剛量身訂做好的兩套衣服給死者當壽衣，可看出寶釵並非無情之人，而是將其有情，以最務實的方式，表現在對生者以及死者的照顧上。

　　（二）“迎上”以盡孝道

　　對於“孝”的闡釋，孔子曾言：“無違。”是説明應不違背禮而行孝於父母。而曾子在《禮記·祭義》中的論點，則更能將孝道的理論闡發明白：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爲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除了孔子所説的生前死後皆依禮而行、盡事父母之外，曾子更提出“尊親”之義，並認爲君子所謂的孝，是能够先意識到父母的心願而主動去做，並能够曉諭父母歸於正道。而在《禮記·内則》也提到：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曾子認爲，孝子奉養年老的父母，就是要使父母心情舒暢、不違背他們的意志，使他們所聞悦耳、所見悦目，起居安適，竭心盡力的提供父母親喜愛的事物。

　　綜上所述，只要在合乎“禮”的情况下，要能以“尊親”爲前提，做到“先意承志”、“樂其心不違其志”，才能算是克盡孝道。因此，“孝順”其中一項重點，就在能順親之意以悦之。

　　對於元妃的燈謎詩，寶釵特意稱贊謎題出得好、故作難猜狀，以討元妃的歡心；而專挑賈母喜愛的戲文和甜爛食物，使賈母更加歡悦，對其疼愛有加。此些迎合上意的舉止，乃是做到了順親、悦親的境地，就敬重長輩、孝順尊長的角度而言，實無不宜之處。

　　（三）“禮教”不吃人

　　儒家所提倡的禮教思想，大致上可分爲以“仁”爲根本的德性修養，和以“禮”爲基礎的倫理規範這兩個面向。孔子“寓仁於禮”、“仁體禮用”的儒學體系，隨着漢武帝獨尊儒術後，三綱五常的倫理制度逐漸强化，到宋明理學朱熹提出所謂“存天理，滅人欲”的原則，彰顯了理學反人道的本質。至此，原本孔子“仁者愛人”的人道原則，遂變成了反人道的“吃人的禮教”。

　　其實細觀朱熹的學説思想，重點在勸勉讀書人有進取心與上進心，朝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步驟及目標前進。要想達到治國、平天下，没有進取心與上進心勢必難以達成。因此朱熹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説法，這人欲是指人的私慾、雜念、甚至是人類本性中帶有天生不好的惡念，如：貪婪、自私、虚僞、淫蕩……等，這些都是要隨時提醒自己應該消滅的。朱熹期許讀書人都能有自律自製的能力，時常格物省身，克制自己過分的私慾，成爲一個不是只顧自己，而是爲更多人着想的杰出人才。人欲的天性是富貴容易淫，貧賤容易移，威武容易屈，因此“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就是滅人欲的結果；人欲都是“先天下之樂而樂，後天下之憂而憂”，因此“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也是滅人欲的結果。因此，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與孔子在《論語·顔淵》所説的：“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實道理是相通的。每個人都能克制自己的言行欲望，自覺的遵守“禮”的規範，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種自我約束能力的培養，正是所謂的“克己復禮”，也是朱熹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欲”，因此並非後代學者所言之“反人道的吃人禮教”。

　　而觀朱熹的〈不自棄文〉，所述亦非封建教條，乃是以“天下無棄物矣。今人而見棄焉，特其自棄爾。”來激勵人心，不要自暴自棄、怨天尤人，“視天下之物有一節之可取且不爲世之所棄，豈以人而不如物乎！”凡物有一節可取皆不爲世所棄，則身爲萬物之靈的人類更不能自棄於世。寶釵以朱熹之文來勸勉探春，可以彰顯出其博學多聞，能適時舉例以激勵人心，而並非以禮教來抑制人的心志。

　　五、薛寶釵所呈顯的儒家禮教價值

　　儒家禮教的社會價值，從薛寶釵的形象中，可具體顯現出如下幾個面向：

　　1.群己關係的和諧相處

　　寶釵具有“恭敬、寬厚、誠信、勤敏、慈惠”等五種仁人君子的品德，因此在大觀園中與上上下下的人相處，都能得到衆人的擁護、信任與贊賞。仁者對於人與人的相處，充滿了慈愛、博愛之心，因此能够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的態度自我要求，此種“愛人”的精神，正是現代社會群己關係和諧的重要元素。

　　注重群己關係的和諧相處，是替自己的人格優勢增添財富。擁有好人緣，對自己而言，可形成一股正面的人格力量，在推展相關工作事務時，便可較順利的進行，見出所謂的“權威效應”；對社會群體而言，越多人的内在人格能與外在環境相連接，人與人、群與群之間彼此互動良好，則社會網絡的整體呈現，就可以運作的更爲活絡。

　　儒家所强調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核心思考都在於“推己及人”，亦即現今所謂的“同理心”，其最基本的精神在於從自己本身做起，並進而尊重甚至幫助他人。由此可觀知，儒家所倡導的“仁者愛人”，不僅僅只以自己本身爲考慮，而是能從關心“小我”擴展到對整體“大我”的和諧關照，且不以一己之私影響整體。從薛寶釵在《紅樓夢》中所展現的仁者形象，可看出儒家的禮教思想，對於社會群己關係上的重要貢獻。

　　2.長幼人倫的合宜對待 

　　薛寶釵能以“恭敬”、“順親”的態度對待長上；以“寬厚”、“誠信”的態度對待同輩；以“慈惠”的態度對待下屬，在長幼名分的維護、及人倫角色的扮演上，皆能合於時宜，也正合乎儒家對於“禮”的規範。

　　孔子曾提出“正名”之説：“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所謂“正名”，就是端正名分，也就是依其名而各務其本分之事。正如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爲君者盡君道，爲臣者盡臣道，爲父者盡父道，爲子者盡子道。如若每個人都能各正其名、各盡其本分，則政治、社會之倫理，便能合理的維係。

　　而在孔子之後，孟子也提出五倫的觀念：“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和孔子所表達“修己安人”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每個人都各安其位，遵循各自的社會規範，這樣才能建立起人與人相親相愛的社會關係，實踐社會關係的穩定。

　　薛寶釵在大觀園中，敬老尊賢，恭敬孝順，善體人意，不論是對待長上、平輩、或晚輩，皆能以合於人倫關係的態度相對待，因此出處進退皆能行止得宜。由此可看出儒家的人倫思想，是穩定社會關係的重要力量。

　　3.社會秩序的安定維護

　　薛寶釵能謹遵孝悌之教，且能“罕言寡語”、“不干己事不張口，一問摇頭三不知”，在大觀園中是一股穩定的力量，此種講究孝悌精神與謹言慎行的處世態度，正是維護社會秩序安定的重要憑藉。有子曾言：

　　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 

　　孝悌是一切爲人處事的根本，能守此根本而行事，自然能恭敬長上、循禮而行，不會有非分之想。而剛毅木訥、不隨意造謡生事，也是維係社會秩序的重要項目。仁人説話是十分慎重的：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 

　　剛毅木訥，近仁。 

　　巧言令色，鮮矣仁！ 

　　仁人君子説話十分謹慎，因此話不輕易説出口，看似木訥寡言笑，實則以謹言慎行的態度面對一切，不説空話、多做少説，且不以阿諛奉承的言語臉色來待人處世。正如〈增廣昔時賢文〉中所雲：“是非只爲開口多，煩惱皆因强出頭”，若人人皆能謹守本分，不造謡生事，則社會秩序自然可安定，孔子所謂“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也才能真正推展實踐。

　　而孔子身處於春秋亂世，除了關切個人的生命意義之外，更冀望在混亂的世局中，能够有撥亂反正的積極作爲。孔子認爲“禮”是面對政治、社會及倫理綱常失序的針砭良藥。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這是孔子對於“禮”實務面的闡釋，若恭敬、謹慎、勇猛、直率的個性，没有“禮”作爲憑藉的依據，則易導致徒勞無功、膽怯懦弱、犯上作亂、尖刻急切的負面結果。因此，除了修養仁心之外，凡事仍應以“禮”來節制，才不至於産生流弊。

　　“禮”是仁德顯現於外的行爲，乃是聖人依仁德而訂定“禮樂制度”的儀節，以作爲行爲規範，進而達到教育化民的功效。“禮”就其形式而言，乃是指導規範行爲的禮儀制度；就其目的而言，則在建構社會的秩序，並維持社會的和諧安定。薛寶釵具有孝悌、慎言的仁者特質，又能謹遵禮教，依禮而行，是大觀園中和諧安定的力量，也從而可看出儒家的禮教思想，是維護社會秩序安定不可或缺的要件。

　　六、結語

　　《紅樓夢》中人物的性格塑造是復雜而多面向的。作者打破了“好人一切都好，壞人一切都壞”的扁平人物之寫作模式，而呈現出薛寶釵性格的多元性，讓寶釵具備較豐實飽滿的形象，而非只有單一面向的描繪。寶釵的個性與其生長的環境有關，作者在描繪這個人物時，乃是同情與批判兼而有之。而同時具備人格多面向形象的薛寶釵，可謂是小説中呈顯出較具有真實性的圓型人物。

　　經由薛寶釵形象的辯證中，我們可以從而觀知儒家禮教所具備的社會價值。儒家所提倡的禮教秩序，乃是維係一社會和諧穩定、正常運作的重要綱紀，對於群己關係的和諧相處、長幼人倫的合宜對待、社會秩序的穩定維護，儒家的禮教實具有相當的貢獻，值得重視。

　　參考文獻：

　　一、傳統文獻

　　（清）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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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

　　二、專書論著

　　王國維、太愚、林語堂等着，《紅樓夢藝術論》，台北：里仁書局，1994年。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着，陶鐵柱譯，《第二性》（Le deuxieme sexe），台北：猫頭鷹出版社，1999年。

　　吴怡，《新譯老子解義》，台北：三民書局，2002年。

　　兪平伯等着，栖花編，《名家圖説薛寶釵》，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德）黑格爾着，賀麟譯，《小邏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三、網絡文獻

　　李隆獻，“如何閲讀現代小説”，台大教學發展中心“學習策略工作坊”電子報，文章發表日期： 2008 年 04 月 28 日，http://ctld.ntu.edu.tw/epaper/?p=698。

　　高力克，〈五四倫理革命與儒家德性傳統〉，《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8年3月31日，總第72期，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99030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