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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岸性别文化認同看昭君和親

  一、前言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思潮在二十世紀八○年代,逐步影響了中國大陸與台灣。新觀念的涌入,替海峽兩岸的文化觀點,拓展了新的視野,使人們能以全新的視角來審視傳統的文學及歷史,並灌注了新的活力與生機。

  在大陸,女性主義批評家的首要任務,是對歷史上許多經典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重新評判。 孫紹先曾在《女性主義文學》一書中對《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等經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進行了新的詮釋,爲歷史上被歪曲的女性形象正名。這樣的研究批評觀點,可以扭轉傳統視角中對女性形象的扭曲,還女性以歷史本來的面目。

  本文試着由中國大陸及台灣兩岸學者的性别觀點,重新審視王昭君,並借由史料及文學作品中,觀知昭君和親對於漢匈兩國之間,在外交關係上所具有的卓越貢獻。

  二、兩岸對“雙性同體”性别文化的認同

  “雙性同體”思想最早由英國女性主義理論家弗吉尼亞·伍爾夫提出。她以男女平等思想爲出發點,思考父權制度文化的性别差异,以及女性存在的獨特性,提出“雙性同體”作爲人格全面自由發展的理念,并且以性别的可换性來否定永恒不變的性别角色模式。“雙性同體”的提出,使兩性文化的觀點,有了更具包容性的拓展。

  “雙性同體”(androgyny)由希臘語詞根“andro”和“gyn”組合而成,分别意指“男性”和“女性”。在女性主義的範疇中,一般都摒棄了生物學上的涵義,而强調其心理學及思想上的象徵意義,意指“同一個體既有明顯的男性人格特徵,又有突出的女性人格特徵,即兼有强悍與温柔、果斷與細緻等性格,這兩個特徵會根據個體的不同需要有不同的表現。”(張榮昇、丁威,2009:61)美國學者卡莫迪(D. L. Carmody)指出:“事實上,兩性兼體是古代人表示全體、力量以及獨立自存的普遍公式。人們似乎覺得,神聖性或神性如果要具備終極力量和最高存在的意義,它就必須是兩性兼體的”可見人類最初始的心理狀態中,是渴盼破除性别對立的,期望能借由兩性的兼容互補達成最健全圓滿的狀態。這樣的思維,在中國的“太極兩儀圖”中即有明顯的體現,太極内部的“陰陽魚”形象,乃是黑魚的頭部點以白眼,而白魚的頭部點以黑眼,陰陽之中又有陰陽,象徵着兩種力量的相互結合與昇華,形成了一種勝過單陰或單陽的超凡力量。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認爲,男人具有潜在的女性特徵,女人也具有潜在的男性本質,透過這種潜在的异性特徵,兩性之間才能互相理解與溝通。而且“要想使人格和諧平衡,就必須允許男性人格中的女性方面,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方面,在個人的意識和行爲中得到展現”,榮格認爲每個人的人格搆成包括自我(ego)和自性(self)兩部分,“自我”是有意識的,總是屈服於現實原則而壓抑一部分人格特徵;而“自性”是無意識的,具有内在追求統一或完整的先天傾向,因此自性能促使人與异性融合,從而消除兩性的界綫,達到“雙性同體”的新境界。只有借由實踐“雙性同體”的理論,才能維持人格上的完整與和諧。

  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在《一個自己的房間》中提出了“雙性同體”觀:“我們每個人,都受兩種力量制約,一種是男性的,一種是女性的……正常的適意的存在狀態是兩種力量情意相投,和睦的生活在一起。”伍爾夫提倡的是男女力量的和諧統一,强調男性力量與女性力量在頭腦中的協調合作,是一種最佳的精神狀態。换言之,伍爾夫所强調的是一種兩性完美交流、和睦相處的一種和諧文化。

  伍爾夫提出“雙性同體”的價值觀,强調尊重女性的人格,使她們能全面、自由地發展。她所提出兩性融合的理念,實際上在尋覓一種超越性别的理想境界。伍爾夫認爲,只有男女兩性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人類才能真正發展和進步。

  “雙性同體”在女性主義批評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可看作是女性主義者解决兩性關係和男性之人格困境的一種方法。這樣的觀點,可使女性主義者從兩性的二元對立、以及在男性化模式裏的中心或邊緣的對抗之中解脱出來,而不是陷入以女性中心代替男性中心的困境。

  大陸學者孫紹先依據伍爾夫的思想,提出“雙性文化”的概念:“女性既不應該繼續做父系文化的附庸,也不可能推翻父系文化重建母系文化,出路只有一條:建立‘雙性文化’。”其後劉慧英也提出“雙性文化特徵”的思路:“我反對女性對男性的依附,我也不贊成男女兩性長期處於分庭抗禮的狀態之中,我比較贊賞西方某些女權主義者提出的建立和發展‘雙性文化特徵’的設想,它是拯救和完善人類文化的一條比較現實可行的道路。”孫紹先認爲,就人類的本性來説,不存在男人的天性或女人的天性,只有人類的天性。男性和女性應該要擺脱刻板性格模式的束縛,才能走向更自由、更加個性化的精神世界,才能符合現今文化走向個體復歸的大趨勢。而劉慧英所提出的“雙性文化特徵”,着重在充分尊重男女獨立人格的基礎上,認爲應揚棄傳統文化的偏見,發展出健全的人性。唯有能跳脱出“男女兩性的不同,是由人的生理特徵不同而决定的”原始框架,并排除既定的性格模式認知,才能真正消弭男女兩極對立的形成,而共建一個和諧的雙性文化。

  台灣因社會環境及思想的多元民主化,女性主義與西方女性主義的發展較爲接近,在作品的批評實踐中較多采用了“雙性同體”的理念。張小虹以《歐蘭朵》爲例,認爲歐蘭朵結合了陽剛與陰柔的特質,超越了自我的局限與性别的藩籬,“象徵着男女衝突之調解與性别現實的超越”。而女作家朱秀娟在創作中塑造了性格向男性方面滑移的女主角,也刻畫了性格向女性方向滑移的男性,以作品體現出“雙性人格”的人物形象。

  三、昭君由史而文的形象演變

  (一)史書中的昭君

  昭君的形象,可從史學和文學兩個角度去看。從史學而言,主要記載於《漢書》、《前漢紀》及《後漢書》。

  東漢班固《漢書·元帝紀》可説是對昭君和親之事記録的濫觴: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虖韓邪單於來朝。詔曰:“匈奴郅支單於背叛禮義,既伏其辜,虖韓邪單於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賜單於待詔掖庭王檣爲閼氏。”

  點出君王對此事之重視,因此還特地改元爲竟寧。另於《漢書·匈奴傳》亦有相關記載:

  競寧元年,單於復入朝,……單於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宫良家子王墻字昭君賜單於,單於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寒吏卒,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號胡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爲復株象若鞮單於。……復株象單於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雲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於居次。

  此時王墻字昭君,乃由君王賜婚於單於。其後隨俗再嫁。

  東漢荀悦《前漢紀·孝元皇帝紀下》: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於來朝。單於請妻漢女以自親。賜單於待詔掖庭王嬙字昭君爲閼氏。單於上書願保塞。

  荀悦依據班固《漢書》加以删略改編,將昭君之事撰寫的十分簡約。

  南朝宋範曄《後漢書·南匈奴列傳》:

  初,單於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於儲副。單於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宫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靚飾,光明漢宫,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於閼氏焉。

  《後漢書》中又將昭君改爲“字嬙”,但對於昭君和親,從皇帝賜婚改而爲“昭君入宫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從被動賜婚,轉而爲主動請行,且爲匈奴生二子。

  (二)文學中的昭君

  漢朝和匈奴的關係,因爲昭君和親而開創了六十多年的安寧與和平,其功迹最早見於與昭君同時的西漢易學家焦贛(延壽)所作的《易林》,計有二首四言詩,首開歌頌昭君和親詩歌之始。其一爲〈萃之臨〉:

  昭君死國,諸夏蒙德。异類既同,宗我王室。

  此詩歌頌昭君出塞,使華夷皆能蒙其德澤,王室也對昭君推崇信服。其二爲〈萃之益〉:

  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受福。

  亦從正面歌頌昭君出塞和親,使漢匈二國交和結好的功勞。

  東漢蔡邕(133-192)所作《琴操》,是現存介紹早期琴曲作品最爲豐富且詳盡的專著,在〈琴曲歌辭.怨曠思惟歌〉序中,蔡邕增添了許多情節,使昭君美麗的形象爲之確立:

  王昭君者,齊國王穰女也。昭君年十七時,顔色皎潔,聞於國中。穰見昭君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户。以其有異於人,求之皆不與,獻於孝元帝以地遠既不幸納,叨備後宫,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僞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宫,疏略不過其處。後單於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乃分後宫妝出。昭君怨恚日久,不得侍列,乃更修飾,善妝盛服,形容光輝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於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帝乃問後宫,欲一女賜單於,誰能行者起。於是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宫,粗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愿得行。”時單於使者在旁,帝大驚,悔之,不得止。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以與之。昭君至奴,單於大悦,以爲漢與我厚。……昭君恨帝始不見遇,心思不樂,心念鄉土,乃作〈怨曠思歌》曰雲雲。昭君有子曰世違,單於死,子世違繼立。凡爲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爲漢也?爲胡也?”世違曰:“欲爲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單於舉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家獨青。”

  《琴操》叙昭君出塞和親,“恨帝始不見遇,心念鄉土,乃作〈怨曠思惟歌》雲雲”,蔡邕在序文中加入了寧可“吞藥死”,不願再嫁作閼氏,展現殺身守節的情操,也是較爲突出的情節。

  西晋石崇〈王明君辭並序〉,應該是今日所見最早以〈王明君〉爲題,對王昭君出塞和親的故事,作完整叙述的五言詩。當代因爲避司馬昭諱,故將昭君改爲明君。詩序雲: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宫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之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紙云爾。

  〈王明君辭〉如下: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於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内,泣泪沾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茍生。茍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伫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嘉,甘與秋草並。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此詩以第一人稱叙述的方式,自述昭君和親心中的輾轉幽情。而其特殊處正如張高評所言:“將原本屬於烏孫公主和親的琵琶,移轉給王昭君和親彈唱,開啓後世叙寫昭君出塞,以琵琶傳達怨恨之先聲。”

  東晋葛洪(283-363)所作《西京雜記》,對昭君形象的刻畫描繪,更加豐富生動:

  元帝後宫既多,不得常兄,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宫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减五萬;獨王不肯,遂不得見。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宫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昭君因自恃貌美,不肯行賄畫師,因此不得召見。匈奴請婚,依圖王昭君雀屏中選,臨行召見,元帝才發現昭君美貌爲後宫第一,且善於應對,舉止得宜,雖然“帝悔之”,但因名籍已定,所以也無法更動。後代許多詩文作品多依此架構加以延伸。

  (三)昭君形象的創發與嬗變

  聞一多在〈伏羲考〉中論述“龍”是一種“化合式的圖騰”,他認爲“大概圖騰未合併以前,所謂龍者只是一種大蛇。這種蛇的名字便叫作‘龍’。後來有一個以這種大蛇爲圖騰的團族(Klan)兼併了,吸收了許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圖騰團族,大蛇這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脚,馬的頭、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須,……於是便成爲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龍了。”這種綜合式的龍圖騰團族所包含的,或許就是古代所謂諸夏民族和與他們同姓的若干夷狄。

  龍圖騰的形成和王昭君形象的生成,恰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德國接受美學創始人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所言:“文學作品是本文和讀者交互作用的結果”,文本未寫出來的情節,刺激着讀者參與創造想象、設計加工。王昭君由史而文的形象創發與嬗變,正是不斷經由本文和讀者交互作用、投射情感後所孳衍而成的。

  四、昭君和親的具體挑戰與貢獻

  昭君“出塞和親”,肩負着外交、政治、文化等重要的使命,漢元帝對昭君和親極爲重視且寄予厚望,還特意下詔改年號爲“竟寧”,取邊境安寧之意。

  具體而言,王昭君的出塞和親,呈顯了三項挑戰:

  (一)挑戰污濁世風:拒賄畫工

  昭君拒絶賄賂畫工,在史書上並未記載,至東晋葛洪《西京雜記》,才衍伸出昭君拒賄畫工的説法。

  歷來歌咏昭君不願賄賂畫工毛延壽的作品不在少數,有爲昭君感嘆的,如:中唐詩僧皎然〈王昭君〉:“自倚嬋娟望主恩,誰知美惡忽相翻。黄金不買漢宫貌,青冢空埋胡地魂。”;又如:晚唐李商隱〈王昭君〉:“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爲黄金不爲人。馬上琵琶行萬裏,漢宫長有隔生春。”對於不願走後門賄賂毛延壽的昭君,寄予無限同情。

  也有爲昭君發出讚嘆之聲的,如:北宋曾鞏〈明妃曲二首〉其二:“蛾眉絶世不可尋,能使花羞在上林。自信無由污白玉,向人不肯用黄金。”;又如北宋經史學家劉敞〈同永叔和介甫昭君曲〉:“漢家離宫三十六,宫中美女皆勝玉。昭君更是第一人,自知等輩非其倫。耻捐黄金買圖畫,不道丹青能亂真。别君上馬空反顧,朔風吹沙暗長路。”從作品中“自信無由污白玉,向人不肯用黄金。”、“耻捐黄金買圖畫,不道丹青能亂真。”皆反映出對昭君傲骨的讚揚,亦可視之爲詩人對自身高潔人格的投射。

  更有寫因未賄賂而出塞,引起君王悔恨的,如:兩宋之際瀘溪老人王庭珪〈題羅疇老家明妃辭漢圖〉:“明妃辭漢出宫門,丰容靚飾朝至尊。至尊左右皆動色,明妃欲語咽復吞。三千娥眉塞天閽,帝獨不識王昭君。顧影徘徊復良久,尚冀君王一回首。當時自倚絶世姿,不將賂結毛延壽。可憐朱網畫香車,却來遠嫁呼韓邪。”;又如:宋代黄裳〈昭君行〉:“良家有子惠而秀,昔在漢宫誰更有。入宫見妒名不傳,咫尺君王望恩久。奈何賦分薄如人,却屬畫工爲好醜。千金買笑那敢當,無賂應嗟落人後。俄聞召見喜且驚,自以閒雅文輕盈。將謂君王必回顧,行且遂承恩與榮。權兼天下失所制,女子未免匈奴行。此身既係國休慼,君王雖悔難復更。”皆言具有絶世之姿的昭君,因不賄賂巴結毛延壽,因此遭遠嫁匈奴,君王一見驚爲天人,雖百般不舍,但無法更改决定。

  (二)挑戰君臣關係:自請出塞

  昭君自請出塞,可説是對儒家君臣觀念的一項挑戰。

  在史書南朝宋範曄《後漢書·南匈奴列傳》中記載:“昭君入宫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昭君入宫數年,一直未得君王召見,心中不免充滿積怨,但昭君並未像一般宫女,留在宫中痴痴地等待君王的臨幸。在等待無望之際,她乾脆跳脱出小我局限式的思考,從忠於君王關係跳昇到忠於國家的大我開放式的思維,使自己的價值也爲之提昇,不再只是做忠於一君的白頭宫女,而是成爲能利益衆生百姓的和平大使。

  在文學詩作中,有許多歌咏昭君不做白頭宫女,而選擇和親,是正確的抉擇,如:清陳葆貞〈王昭君〉:“紫塞長門一樣悲,何須終老向宫帷。不如絶塞和親去,還得君王斬畫師。”;又如:清查景璠〈明妃曲〉二首之一:“匹馬和番去,安邊仗此身。紅顔生白發,多少漢宫人。”;再如:清查景璠〈明妃曲〉二首之二:“馬上琵琶出,和番用美人。至今青草墓,勝似漢宫春。”;又如:清沈玉書〈昭君怨〉:“一曲琵琶馬上塵,玉關西出爲和親。明妃莫抱千秋恨,尚有長門老死人。”皆言昭君出關和親,不做紅顔白發人,是正確又明智的抉擇。

  亦有歌咏昭君願意替國家付出的情操,如:北宋郭祥正〈林和中家觀畫卷五首之四〉:“飄飄秀色奪仙春,只恐丹青畫不真。能爲君王罷征戍,甘心玉骨葬胡塵。”;又如:清謝啓昆《樹經堂咏史詩》卷一〈明妃〉:“紫配珊珊鬢影羞,玉關别淚黯然收。黄金不贖佳人骨,蕭齊空懸畫史頭。草耐塞霜墳上緑,琴彈漢樂曲中秋。妾身只爲和親往,豈抱長門買賦愁。”;再如:清張英〈昭君〉二首其一:“莫怨丹青誤此身,天教艷質靖邊塵。請看萬古輪台月,照盡長門絶代人。”;又如:清張英〈昭君〉二首其二:“慷慨襟懷類請纓,紅顔漫道總傾城。未妨异域埋香骨,贏得千秋不朽名。”;又如:清蔡時田〈昭君怨〉:“妾向單於去,君王勿苦思。能作安邊計,勝在漢宫時。”;又如:清.顧景星〈明妃詞〉:“君恩聯望斷,冷落漢宫春。自爲胡地妾,翻得號和親。紅顔天上落,呼韓笑解兵。雖爲胡地妾,不負漢宫人。”皆點出昭君能爲國家前往匈奴和親,替君王將士們解决征戍之苦,使邊境得到安寧,遠勝過在漢宫中做被動等待的白頭宫女。

  自請出塞,使昭君不再只局限於宫廷内鬥,而能走出一片自己的天空,留下千秋萬世的美名。

  (三)挑戰婚姻觀念:再嫁生子

  昭君的再嫁單於生子,是對傳統婚姻觀念的一項挑戰。

  在《漢書·匈奴傳》記載:“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爲復株絫若鞮單於。……復株絫單於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雲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於居次。”而《後漢書·南匈奴列傳》另載:“昭君丰容靚飾,光明漢宫,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於閼氏焉。”在呼韓邪死後,按照匈奴“父死妻其母”的習俗,昭君得嫁給呼韓邪的兒子,這種風俗按照漢朝人的倫理道德來看,是大逆不道的。但在昭君得知漢成帝要她“從胡俗”後,昭君也就接受了“子蒸其母”的習俗。可見昭君爲了維係漢匈兩國的和平,展現勇於承擔的精神。

  五、昭君和親在性别視角下的意義

  中國傳統社會向來强調“男尊女卑”、“男女有别”的性别文化差异,自初生之始男女的地位就有所不同,如《詩經·小雅·斯干》有言:“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詩的内容是説如果生了男孩,就讓他睡在床上,穿着衣裳,而且拿圭璋給他玩;如果生了女孩,就讓她睡在地上,拿被褥來包裹她,而且拿紡縳給她玩。“璋”是玉質的,爲祭祀用的禮器;“瓦”是陶制的,爲紡織用的工具,二者不僅材質不同,使用者的身分也大不相同。玉象徵君子,祈願男孩未來封官晋爵、功成名就、光耀門楣;紡縳是陶制的紗錠,期望女孩將來能勝任女紅、善良順從、專心操持家務。從“弄璋”、“弄瓦”代指生男、生女,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社會崇尚男尊女卑的社會價值取向。

  《周易》最早提出了“干尊坤卑”的思想,干與坤象徵天與地、陽與陰、夫與妻,形成了後世“三綱五常”的源頭;《儀禮·喪服》確立了以男性爲至尊、女性永遠爲男性的附屬品:“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基業》也指出:“夫爲陽,妻爲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明確的闡述陰陽不平等,更確立了女性處於附屬的地位、凡事不可獨行,一切要以夫爲依歸的主從關係。

  而從兩岸學者共同關心的“雙性同體”的觀點來審視昭君,則可發現:昭君的“雙性同體”表現在二個面向上:

  (一)上善若水的呈現:以至柔行至剛

  昭君和親,可説是“以至柔之姿,行至剛之事”,正是“雙性同體”的具體展現。

  老子《道德經》第八章有雲:“上善若水”;第四十三章亦雲:“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第七十八章也提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强,柔之勝剛。”世界上最柔的東西莫過於水,然而它却能穿透最爲堅硬的東西,譬若:“滴水穿石”就是以柔治剛的表現,故雲:弱能勝强,柔可克剛。

  原本保家衛國、締造太平盛世的重責大任,應該漢朝文武百官、以及捍衛邊境的將士們,責無旁貸之事,而如今却將這些軍國大事,寄託在一小女子身上。正如宋釋智圓〈昭君辭〉所言:“昭君停車泪暫止,爲把功名奏天子。静得胡塵唯妾身,漢家文武合羞死。”;又如:清張玉綸〈題畫〉:“紅顔薄命豈前因,一曲琵琶恨尚新。邊塞安能憑女子,當年將相是何人?”;再如:清劉獻廷〈王昭君二首〉其一:“六奇已出陳平計,五餌曾聞買誼言。敢惜妾身歸異國,漢家長策在和番。”;又如:清許秉銓〈題明妃畫册〉:“垂貂忽改舊盤鴉,萬裏和親别漢家。從此玉關無夜警,將軍高枕聽琵琶。”王昭君以一介漢宫女子,却得肩負起出使蠻荒、和親塞外、促使邊境和平的重要使命。相形之下,帝王的束手無策、漢朝君臣的計策拙窮、以及邊關將領的懦弱無能,都顯得拙劣而可悲。

  王昭君和親,不費一兵一卒就帶來了漢匈二國一甲子的和平世代,可説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正所謂“綏靖邊塵,蛾眉有用;失意可恨,和戎不朽。”,昭君真可稱得上是巾幗不讓鬚眉的女英雄!

  (二)自我價值的實現:傲視古代將帥

  昭君和親,功在漢家,且其所建立的功勞,甚至超越帝王將相,正符合“雙性同體”性别文化的表征。

  古代女子多以“兔絲附女蘿”(無名氏·古詩十九首)亦即找到好夫家,作爲人生最重要的依歸,李白在〈古意〉中,也針對此意象做了浪漫的叙述:“君爲女蘿草,妾作菟絲花,百丈托遠鬆,纏綿成一家。”而昭君入宫多年,一直未能被君王青睞,在面對這樣重大的人生困境,昭君選擇不做白頭宫女、不再自怨自憐,而是勇於突破現狀、化逆境爲順境,使自己能名留青史,達成人生自我價值的實現。

  西漢蕭何所造的麒麟閣,於漢宣帝時,曾將霍光等十一位功臣繪於閣上,因此能被畫上麒麟閣的,都代表着無上光榮且功勛卓著。清代許多詩人都認爲,依昭君之功,應該也被畫上麒麟閣才是,正如:清徐德音〈出塞〉:“六奇枉説漢謀臣,此日和戎是婦人。若使邊庭無牧馬,蛾眉也合畫麒麟。”;又如:清郭名昌〈明妃出塞圖〉:“北庭邊釁感初開,太息官家乏將才。竟賴紅顔銷虜氣,論功也合畫雲台。”;再如:清葛季英〈題明妃出塞圖〉:“絶塞揚兵賦大風,旌旗依舊過雲中。他年重畫麒麟閣,應讓蛾眉第一功。”;清王彭澤〈明妃曲〉:“一曲琵琶萬馬寧,至今墳上草青青。漢家倘肯歸功汝,麟閣先當畫汝形。”;清鮑桂星〈明妃〉“衛霍年年侈戰功,何如决策早和戎。蛾眉笑挾琵琶去,鳳掖驚看粉黛空。芳草不遮青塚月,珮環猶憶紫台風。君王若補麒麟畫,應爲明妃惜畫工。”;金趙秉文〈昭君出塞圖〉:“無情漢月解隨人,羞向天涯照妾身。聞道將軍侯萬户,已將功業上麒麟。”皆言昭君和親靖邊,貢獻卓著,應畫入麒麟閣,進入功高之臣的行列。

  更有直接歌咏昭君卓越功勛者,如﹕清付作楫〈乙酉元日虎邱市得昭君出塞泥影〉其二:“泪灑明駝血未干,焉支山下路漫漫。衛青死後奇兵少,銅鼓金釵出賀蘭。”;又如:清黄世成〈題昭君圖〉:“美人何所怨,圖畫已成名。不作傾城孽,還爲却敵兵。安危雙主重,社稷一身輕。青草終心漢,千年地下情。”;再如:清付作楫〈乙酉元日虎邱市得昭君出塞泥影〉其三:“黑水流嘶嚙塞垠,黄沙隱隱動青磷。就中多少英雄骨,千古蛾眉妾一身。”;又如:清王峻〈題明妃出塞圖〉:“塞上香風暗度時,琵琶聲急馬蹄遲。美人一曲安天下,愧煞貔貅百萬師。”昭君的重要性,可比擬衛青,且是能解除君王社稷重大難題的關鍵人物,所有的重責大任都身係於昭君,百萬雄軍還不如一介弱女子!

  昭君在遇到困境時,能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纔可順利地從人生的低谷中,找出另一扇窗,進而使人生自我的價值獲得了提昇與實現。正如馬冀在〈論昭君文化的精神價值〉一文中所言:昭君“把握住了困境後的機遇,從而實現了自我的人生價值”而且“昭君的出塞,不但爲自己創造更有意義的人生,也爲中國、匈奴之間帶來六十年的和平。”從實現小我,到利益大我,昭君以女性的身分,却完成了連君王將相都無法達成的功業,讓身爲女兒身的她,自然而然擺脱了女性向來被認知放在“第二性”、相當於附屬品的地位,而躍昇到連男性都不禁爲她讚嘆、尊封昭君爲無人能出其右的“和平大使”!

  昭君是以女性的身分,完成、甚至超越當代男性功勛的人,並能獲得後世的青睞和贊許,可説是展現“雙性同體”和諧和平的代表人物。

  六、結語

  傳統禮教中對女子的期許就是“以順爲正”(《孟子·滕文公下》),一切要以順從爲行事原則;甚至在女子出嫁前,母親還要耳提面命的告誡女兒:“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孟子·滕文公下》),女子嫁到夫家才算有了歸宿,但時時刻刻要以恭敬戒慎之心持家,而且一切要以丈夫的要求爲依歸,不能違逆丈夫的心意。如此唯唯諾諾、唯命是聽的恭順女子,才是傳統規範中認定的“好女人”。傳統“男主外,女主内”、的觀念,認定了女性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治内持家,只要將侍奉公婆、教養子女的事情做好,其他才能就不需要了,因此“女子無才便是德”就成了琅琅上口的俗諺,也成爲一般人所接受、認可的觀念,甚至被奉爲圭臬,作爲評判女性的社會道德標準。

  事實上,一個人對家國及後世的貢獻,不應先以性别的框架作區隔,而應針對實際上的作爲,予以公平客觀的論斷。“雙性同體”的理念就在强調跨越兩性生理上的藩籬,而追求精神上的統一和諧,不應以既定的性别期許模式加諸於任何人身上。若能以“雙性同體”的觀點來審視昭君,則不難發現昭君在漢匈外交上的卓越貢獻。

  我們應該以“雙性同體”的觀點,摒除兩性之間的藩籬,用就事論事的客觀態度,對歷史上有貢獻的女子,予以公正的評價,如此才能創造出兩性和諧並進的文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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