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出生於上海的張愛玲，於1944年發表小説《紅玫瑰與白玫瑰》，此時女性經典主義之作《第二性》尚未問世，但青年時期的張愛玲，却已能借着她的生花妙筆，在其作品中細膩描繪在父權體制下女性的受壓抑與覺醒，借着作品傳達出女性主義的意識，可説是她以慣用的諷刺手法敲響了性别平權觀念的暮鼓晨鐘。

　　法國女性主義重要思想家和創始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於1949年出版《第二性》（法文︰Le Deuxième Sexe /英文︰The Second Sex），被譽爲女性主義的“聖經”，是現代女權主義的奠基之作。《第二性》這本書的定名，其實是意指男人爲第一性，代表着：主導的、自由的、主體、我者；而女人則爲第二性，女人相對於男人來説，意味着：從屬的、被支配的、客體、他者。

　　本文試着由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他者”的觀點，分析張愛玲青年時期作品《紅玫瑰與白玫瑰》，可以看出張愛玲以小説手法傳達出女性意識的覺醒，正能與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理念互相呼應，從中也可看出張愛玲先進於西方女性意識覺醒的風貌。

　　一、“他者”的性别文化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揭示“女性是“他者”的觀點，對於女性在社會文化中受到壓抑的問題，提出批判與質疑。她首先提出“爲什麽女人是他者”（1）的問題。而所謂“他者”（the Other）具備的表征如下：

　　（一）他者是不能自主的人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的名言：“女人並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説是逐漸形成的”（2）點出了女性是依據男性的認定，而不是依據女性本身的定義來形成自我。女性不是她自己所認知的自我，而是從男性、從外在環境、從生活周遭賦予她的眼光而逐漸形成女性所以認爲應該有的自我。

　　女性之所以必須面對許多不平等的待遇，其實是經由後天的社會文化所建構而生成的。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出：“人就是指男性。男人並不是根據女人本身去解釋女人，而是把女人説成是相對於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3）男性是能有自主權的人，而女性在社會文化的結構認知中，却是一個不完整、不能自主的人。

　　（二）他者是次要附屬的人

　　女性和男性之間，存在着一種附屬和支配、次要者和主要者、客體和主體、他者和自我的關係。西蒙娜·德·波伏娃觀察到：“她是附屬的人，視同主要者相對立的次要者。他是主體，是絶對，而她則是他者。”（4）女人只是男人次要的附屬品，是客體，是他者。

　　在一個父權制的文化氛圍裏，男性或男性化，是積極的、主要的、正當的；而女性或女性化，是消極的、非主要的、不正當的。因爲“主體只能在對立中確立。他把自己樹立爲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體相對立”（5）在慣性的父權體制中，男性佔有絶對的主導權，女性只是次要附屬的人。

　　（三）他者是不具超越性的人

　　西蒙娜·德·波伏娃觀察到：“既然丈夫是一個生産勞動者，他就是一個超出家庭利益而面向社會利益的人，就是在建設集體未來的同時，通過合作開創他自己的未來，所以他是超越的化身。”（6）“而女人注定要去延續物種和料理家庭，－－就是説，注定是内在的。”（7）西蒙娜·德·波伏娃發現：女性作爲他者，只具有内在性却失去了超越性，内在性是重復的、没有創造性的。

　　就像在日常生活中，家庭主婦經常被禁錮在不斷重復、枯燥的家常瑣事中，長久在這種固定不變的生活模式之下，女性的自由權益受到了極大的剥削與限制，無法進一步去實行自我創造的活動，更無法去超越現實、開闢未來。换言之，身爲他者的女性，是不具超越性與創造性的人。

　　（四）他者是被動不具有决定權的人

　　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出：“女性的獨立成功，却和她的女性氣質相矛盾，因爲，要做一個真正的女人，就必須使自己成爲客體，成爲他者。”（8）在父系制度下，父權是很崇高的，要想做一個真正的女人，女性仿佛就必須成爲一個根本不想成爲主要者的次要者，是一個絶對的他者。

　　在父權體制的社會文化中，男性擁有生産支配權，女性是被動的客體，是由男性的需要龢利益决定女性該做的事以及存在的價值。“這種被异化爲一種意識的意識，在其純粹的内在存在中。”（9）女性在男權意識的氛圍中，在社會眼光的制約下，已逐漸將“女性是他者”這句話，内化成本來就應該如此的内在思維，而這句話本身其實就帶着對於女性否定的意味，表明瞭在兩性關係中，女性是不能自主的、次要的、附屬的、被動的、消極的、不具有决定權的人。

　　二、張愛玲筆下的紅白世界

　　張愛玲在《紅玫瑰與白玫瑰》的一開頭，就以二分法，將男子心目中向往的兩種類型的女子作了區隔，以强化想描寫的主題意識：“振保的生命裏有兩個女人，他説的一個是他的白玫瑰，一個是他的紅玫瑰。一個是聖潔的妻，一個是熱烈的情婦－－普通人向來是這樣把節烈兩個字分開來講的。”(10)青年時期的張愛玲，借着“普通人”三個字，含括了普世大衆的一般想法。並將女人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區分爲紅玫瑰與白玫瑰，紅色代表熱烈的情婦，白色代表聖潔的妻子，再擴大紅與白的範圍，則爲妓女與貞女的二元對立。這是傳統以男性爲中心的視角，將女人劃分爲不完整的扁平人物。

　　英國著名的小説家愛德華·摩根·佛斯特（E. M. Forster）在《小説面面觀》一書中，提出對於小説人物的重要觀點：所謂“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在十七世紀叫“性格人物”（humorous），現在有時被稱爲“類型人物”（types）或“漫畫人物”（caricatures）。他們依循一個單純的單念或性質而被創造出來。扁平人物的好處之一，在於易於辨認。只要他一出現，就立刻爲讀者的感情之眼所察覺。第二種好處在於他們易爲讀者所記憶。他們一成不變的留在讀者心目中，因爲他們的性格固定，不爲環境所動，而各種不同的環境，更顯出他們性格的固定。而所謂“圓形人物”（round character），是指人物所展現出的理念和性質若超過一種因素，其弧綫即趨向圓形。其特色是能使讀者驚奇，具有復雜的人性特質，而人物的復雜性，更能産生小説作品的逼真性。他往往是寫實作品中的主角。圓形人物絶不刻板枯燥，他在字裏行間流露出活潑的生命。(11)張愛玲刻意使用男性認知中所認同的語言，如“貞潔的妻子”、“熱烈的情婦”等詞語，表面上似乎是依循着男權文化的思路，實際上却是借着紅玫瑰與白玫瑰人物形象、行爲意識的改變，去解構、甚至顛覆男性的霸權位置。因此一開始截然對立的二分法，與後來人物行爲的逆轉，使原本呈現扁平人物的女性，到頭來反而呈顯出非直綫式的發展，而展現出圓形人物的活潑生命力。

　　張愛玲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最爲人所熟知的就是下面這段經典名句：“也許每一個男子全都有過這樣的兩個女人，至少兩個。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了墻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飯黏子，紅的却是心口上一顆朱砂痣。”這樣的陳述，精闢地道出了一般男權中心者的心態：“得不到的永遠最好”、“失去的永遠最美”。因爲對於男人而言，得不到、失去的，便能充滿着無限的遐想與期望，可以在心中不斷地加以美化，且放大曾有的美好，成爲男人心中一個永遠完美且不會褪色的夢。而在守身邊的，即使像紅玫瑰般嬌艷如昔，或似白玫瑰般清新依舊，却會因爲經常伴在身側，而容易讓人忽略了原本的美好，這就是人性在感情中無可避免的可悲心態，總是會有”坐這山，望那山，一山還比一山高”的錯覺，而對原本所擁有的，總看不上眼。

　　以下針對紅玫瑰與白玫瑰在書中的展現加以厘析：

　　（一）紅玫瑰的再生

　　1.熱情洋溢的紅玫瑰

　　紅玫瑰王嬌蕊一出場，就十分的放蕩不羈、熱情奔放：“内室走出一個女人來，正在洗頭髮，堆着一頭的肥皂沫子，高高砌出雲石塑像似的雪白的波鬈。她雙手托住了頭髮，……這女人把右手從頭髮裏抽出來，待要與客人握手，看看手上有肥皂，不便伸過來，單只笑着點了個頭，把手指在浴巾上揩了揩。濺了點沫子到振保手背上。他不肯擦掉它，由它自己幹了，那一塊皮膚便有一種緊縮的感覺，像有張嘴輕輕吸着它似的。……聽説（她）是新加坡的華僑，在倫敦讀書的時候也是個交際花。”借由她堆着滿頭肥皂泡沫還能很自在地出來見客的態度，可知嬌蕊與人相處不會刻意的避諱，而且善於發揮她樂於與人親近的的人格特質。也因爲她這項熱情的特點，才會成爲别人口中的“交際花”。

　　對於初次見面的客人，嬌蕊一點也不怯生，她的不受拘束正象徵着充滿熱情的紅玫瑰，使接觸到她的人都不禁爲之震撼，却也不能對她認同。“振保兄弟和她是初次見面，她做主人的並不曾换件衣服上桌子喫飯，依然穿着方才那件浴衣，頭上頭髮没有干透，胡亂纏了一條白毛巾，毛巾底下間或滴下水來，亮晶晶綴在眉心。她這不拘束的程度，非但一向在鄉間的篤保深以爲异。便是振保也覺稀罕。席上她問長問短，十分周到，雖然看得出來她是個不善於治家的人，應酬工夫是好的。”在初次見面的外人面前衣衫不整却不以爲意，而且不擅長治家，在父權體制下，這樣的女人是極不符合標準的。但是在男主角振保的眼中，却是極具吸引力的：“她在那間房裏，就仿佛滿房都是朱粉壁畫，左一個右一個畫着半裸的她。”而她會具有吸引力的最大原因，却是因爲在熱情浪漫的外表下，却有着絶對他者的被支配性：“嬰兒的頭腦與成熟的婦人的美是最具誘惑性的聯合。這下子振保完全被征服了。”有着絶美的外貌，却只有“嬰兒的頭腦”，正符合了“被支配”的他者要件：單純、天真、不具决定權與自主性，對於“大男人”而言，正是極符合女性特質的表征。

　　2.覺醒獨立的紅玫瑰

　　原本傳統社會所設定的道德規範是：女性只需具備外貌而無須太過有自己的思考見地與才華，因此明代的諺語有雲：“女子無才便是德”，將女子於社會型態中的邊緣化，具體而微的呈顯出來。

　　《孟子‧告子上》曾雲：“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所説的學問，並不是指尋求一般知識的學問，而是指德性之學，也就是着重於内在生命的修養工夫，以達成聖成賢的人格。所以真正的學問，並不假外求，而是要向内尋求反思，將放失的本心找回來，即可明瞭真理。

　　正如張愛玲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所言：“嬰兒的頭腦與成熟的婦人的美是最具誘惑性的聯合。”但是一旦這應該只具有“嬰兒的頭腦”的女人，突然有一天内在覺醒，忽然會思考“愛”，並追求“愛”時，她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展現她的行動力：“他這女人，吃着旁人的飯，住着旁人的房子，姓着旁人的姓。可是振保的快樂更爲快樂，因爲覺得不應該。他自己認爲是墮落了。從高處跌落的對象，比他本身要重許多倍，那驚人的重量跟嬌蕊撞上了，把她砸得昏了頭。她説：‘我真愛上了你了。’”

　　原本以爲紅玫瑰王嬌蕊只是個見一個愛一個的浪蕩女子，所以男主角振保就算明知道自己是搶了朋友的妻子，他也不覺得有深刻的罪惡感，反而有着不應該有的快樂。但是當原本被視爲没有自主性思考的他者，竟會主動告知“愛上他了”，這對原本只想以遊戲心態面對他者的我者，無疑是深深的震撼！

　　什麽是“愛”？多麽令人爲之震驚的一個字，當被視爲他者的女性覺醒時，對於“愛”的感受、區分、期盼和要求，就不僅僅只是片刻的衝動：“擁抱的時候，嬌蕊極力緊匝着他，自己又覺羞慚，説：‘没有愛的時候，不也是這樣的麽？若是没有愛，也能够這樣，你一定看不起我。’她把兩只手臂勒得更緊些，問道：‘你覺得有點兩樣麽？有一點兩樣麽？’振保道：‘當然兩樣。’可是他實在分不出。”

　　覺醒的他者，對於“愛”是有感知和區隔能力的，但是對於未曾真正重視他者感受的男性，“有愛”和“没有愛”竟然是無法區分的。“男子憧憬一個女子的身體的時候，就關心到她的靈魂，自己騙自己説是愛上了她的靈魂。唯有佔領了她的身體之後，他才能够忘記她的靈魂。也許這是唯一的解脱的方法。爲什麽不呢？她有許多情夫，多一個少一個，她也不在乎。王士洪雖不能説是不在乎，也並不受到更大的委屈。振保突然提醒他自己，他正在挖空心思想出各種的理由，證明他爲什麽應當同這女人睡覺。”(19)以父權思想爲中心的男性，雖然知道自己正在做不該做的事，也不確定自己對這個他者是否有真正的愛情，但總是能合理的爲自己的不真心與薄情找到合適的出口。

　　紅玫瑰王嬌蕊對於自己對愛的感知，表現出極度積極進取的態度：“有一天她説：‘我正想着，等他回來了，怎樣告訴他──’就好像是已經决定了的，要把一切都告訴士洪，跟他離了婚來嫁振保。”當他者要表現出她的决定權時，通常是無法被向來將她視爲他者的主體我者所認同，尤其是會造成主體我者生活上的變動：“振保没敢接口，過後，覺得光把那黯敗的微笑維持下去，太嫌不够了，只得説道：‘我看這事莽撞不得。我先去找個做律師的朋友去問問清楚。你知道，弄得不好，可以很喫虧。’以生意人的直覺，他感到，光提到律師二字，已經將自己牽涉進去，到很深的地步。他的遲疑，嬌蕊毫未注意。她是十分自信的，以爲只要她這方面的問題解决了，别人總是絶無問題的。”(21)向來在男人緣上有着常勝姿態的嬌蕊，不曾想過會被人拒絶。因此一厢情願地規劃着和自己認定所愛的人的未來，急着和前一段情緣揮别：“再談到她丈夫的歸期，她肯定地説：‘總就在這兩天，他就要回來了。’振保問她如何知道，她這才説出來，她寫了航空信去，把一切都告訴了士洪，要他給她自由。”

　　熱情如火的紅玫瑰不顧一切的追求愛與自由，但殊不知原本以爲具有絶對自主權與决定權的男性，將會大驚失色且不知所措：“振保在喉嚨裏‘嗄’地叫了一聲，立即往外跑，跑到街上，回頭看那峨巍的公寓，灰赭色流綫型的大屋，像大得不可想象的火車，正冲着他轟隆轟隆開過來，遮的日月無光。……他們彼此相愛，而且應當愛下去。没有她在跟前，他才有機會想出諸般反對的理由。像現在，他就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她愛的是悌米孫，却故意的把濕布衫套在他頭上，只説爲了他和她丈夫鬧離婚，如果社會不答應，毁的是他的前程。”在男權意識的世界裏，只要與主宰者的現實利益相違背的他者，都是可鄙的，是可以扣上任何不堪的大帽子而加以驅逐的。而所謂的小情小愛，都會因爲與現實相扺觸而顯得可笑且一文不值。

　　覺醒的他者就算知道自己的决定是錯的，也會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她不走，留在這裏做看護婦的工作，遞茶遞水，遞溺盆。洋瓷盆碰在身上冰冷的她的手也一樣的冷。有時他偶然朝這邊看一眼，她就乘機説話，説：‘你别怕……’説他怕，他最怕聽，頓時變了臉色，她便停住了。隔了些時，她又説：‘我都改了……’他又轉側不安，使她説不下去了。她又道：‘我决不連累你的’”紅玫瑰雖然知道對方的反應不如預期，但仍然會盡全力去争取，而且在以對方爲考慮前提的情况下，絶對不會拖類對方。然而，在面對抉擇的時候，充滿男權意識的我者，思路邏輯乃以本位利益爲主，但總能適時的以宗法制度下，許多爲了别人的種種理由，因此要舍棄在他們眼中的他者：“最後他找到了相當的話，他努力弓起膝蓋，想使她抬起身來，説道：‘嬌蕊，你要是愛我的，就不能不替我着想。我不能叫我母親傷心。她的看法同我們不同，但是我們不能不顧到她，她就只依靠我一個人。社會上是决不肯原諒我的──士洪到底是我的朋友。我們的愛只能是朋友的愛。以前都是我的錯，我對不起你。可是現在，不告訴我就寫信給他，那是你的錯了。……嬌蕊，你看怎樣，等他來了，你就説是同他鬧着玩的，不過是哄他早點回來。他肯相信的，如果他願意相信。’”

　　在傳統宗法社會制度下，男性在做錯事情時，最大的靠山和藉口，往往還都會是女性，只是這個角色會視情况而定，可能是母親，可能是妻子，也可能是女兒，無論如何，都是爲了不讓這些平時被視爲他者的對象，受到突如其來的傷害。而這個讓我者做錯事的他者，就更不會是他所重視的對象，一切的錯誤，自然也就應由這個做錯事的他者承擔。“嬌蕊抬起紅腫的臉來，定睛看着他，飛快地一下，她已經站直了身子，好像很詫异剛才怎麽會弄到這步田地。她找到她的皮包，取出小鏡子來，側着頭左右一照，草草把頭髮往後掠兩下，擁有手帕擦眼睛，擤鼻子，正眼都不朝他看，就此走了。……等他完全清醒了，嬌蕊就走了，一句話没説，他也没有話。以後他聽説她同王士洪協議離婚，仿佛多少離他很遠很遠的事。”

　　覺醒的紅玫瑰嬌蕊明白了自己的處境，也就不拖泥帶水的“正眼都不朝他看，就此走了。”比起拿其他人當擋箭牌的男性我者，覺醒的他者以能够替自己所做所爲負責任的態度，一肩扛起了所有的是非對錯，這種有擔當、有魄力的表現，是那些自以爲主體的男性我者，所望塵莫及的！

　　多年後搭公交車的偶遇，讓振保“對的世界”徹底瓦解：“搭公共汽車。振保在一個婦人身邊坐下，原有個孩子坐在他位子上，婦人不經意地抱過孩子去，……振保這才認得是嬌蕊，比前胖了，但也没有如當初擔憂的……很憔悴，還打扮着，涂着脂粉，耳上戴着金色的緬甸佛頂珠環，因爲是中年的女人，那艷麗便顯得是俗艷。……振保記起了，是聽説她再嫁了，現在姓朱。嬌蕊笑道：‘可不是。’她把手放在孩子肩上道：‘帶他去看牙醫生。昨兒鬧牙疼鬧得我一晚上也没睡覺，一早就得帶他去。’”男主角振保向來認爲：“他喜歡的是熱的女人，放浪一點的，娶不得的女人。”紅玫瑰嬌蕊，正是這種娶不得的女人。而搭公交車遇到中年有點發福的嬌蕊，竟然發現她已經成爲一個稱職的家庭主婦，是個會因爲關心孩子牙疼而睡不着覺的好母親。因着眼中他者的改變，主觀的我者竟也會關心起他者曾經關心的“愛”的課題：“振保道：‘那‘姓朱的，你愛他麽？’嬌蕊點點頭，回答他的時候，却是每隔兩個字就頓一頓，道：‘是從你起，我才學會了，怎樣，愛，認真的……愛到底是好的，雖然吃了苦，以後還是要愛的，所以……’振保把手卷着她兒子的海裝背後垂下的方形翻領，低聲道：‘你很快樂。’嬌蕊笑了一聲道：‘我不過是往前闖，碰到什麽就是什麽。’”覺醒的他者，已然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麽，所以能灑脱的面對過去；反而是未能看清一切、男權自主意識超强的我者，無法面對他者已超越了他的掌控，不再是依附於他的附屬品的事實：“在這一類的會晤裏，如果必須有人哭泣，那應當是她。這完全不對，然而他竟不能止住自己。應當是她哭，由他來安慰她的。她也並不安慰他，只是沉默着”紅玫瑰没有因爲他的離去而哭泣，反而是振保自己泪流不已。止不住的泪，正是因爲自己失去對他者决定權與掌控權的悲哀而潸然泪下。

　　張愛玲對紅玫瑰王嬌蕊的着墨，是充滿積極與行動力的，從被視爲他者，到積極做自己的主人，紅玫瑰始終能爲自己做主，正如書中所述：“嬌蕊笑道：‘你没聽見過這句話麽？女人有改變主張的權利。’”對於顛覆男性我者的思想，造成父權意識的瓦解與崩潰，紅玫瑰王嬌蕊的角色塑造，正努力傳達了這樣的理念。

　　（二）白玫瑰的蘇醒

　　1.社會制約的白玫瑰

　　張愛玲筆下的白玫瑰孟煙鸝，是個典型具有温良恭儉讓傳統美德、賢良淑德的女子，“煙鸝很少説話，連頭都很少抬起來，走路總是走在靠後。她很知道，按照近代的規矩她應當走在他前面，應當讓他替她加大衣，種種地方伺候她，可是她不能够自然地接受這些份内的權利，因而躊躇，因而更爲遲鈍了。振保呢，他自己也不少生成的紳士派，也是很吃力的學來的，所以極其重視這一切，認爲她這種地方是個大缺點，好在年輕的女孩子，羞縮一點也還不討厭。”話不多、害羞在女子，在父權制度下，是能够被認可的，因爲這正符合了易受宰制的他者的要件。

　　在封建社會的守舊傳統中，男尊女卑是不可動摇的既定常規。《儀禮·喪服·子夏傳》有雲：“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即嫁從夫，夫死從子”，由此可知，女人被教導從幼到老都要順服於男人，男人是天、是主人，女人就是地、是奴僕，這是在父權體制下，不可被動摇的真理，而白玫瑰正是凸顯此一真理的形象代表：“煙鸝絶對不疑心到。她愛他，不爲别的，就因爲在許多人之中指定了這一個男人是她的。她時常把這樣的話掛在口邊：‘等我問問振保看。’‘頂好帶把傘，振保説待會兒要下雨的。’他就是天。振保也居之不疑。”連爲何而愛，都是因爲社會制約的眼光告訴她，這個男人該是適合她的，因此就覺得她是該愛他的，更别問她，什麽是愛了！白玫瑰已在衆人的目光和期許下，很自然而然地以佟振保爲天，一切以振保爲依歸，自然而然、心甘情願地成爲他的附屬品。

　　但是煙鸝的温順聽話，並未能贏得所有人的認同，反而因着她的温和順從，越發讓人覺得她就是不能自主的、不完整的、不重要的、没有决定權的絶對他者，“她做錯了事，當着人他便呵責糾正，便是他偶然疏忽没看見，他母親必定見到了。煙鸝每每覺得，當着女傭丢臉慣了，她怎麽能够再發號施令？號令不行，又得怪她。她怕看見僕人眼中的輕蔑，爲了自衛，和僕人接觸的時候，没開口先就蹙着眉，嘟着嘴，一臉稚氣的怨憤。她發起脾氣來，總像是一時性起的頂撞，出於丫頭姨太太，做小伏低慣了的。”已經習慣做絶對他者的孟煙鸝，她的“天”並不會注意到，她也需要被尊重。因爲被主要的我者視爲不必被尊重，身邊的人事物就也會跟着群起仿傚，甚至就像美國詹姆士‧威爾遜（James Q. Wilson）及喬治‧凱林（George L. Kelling）所提出的犯罪學理論“破窗效應”（Broken windows theory）一樣，因着他者不受重視的不良現象一直被放任存在，因而會誘使周圍的人們起而傚尤，甚而變本加厲的欺壓他者。

　　因此白玫瑰越是謙和退讓，越是没有自主權，就越是讓人更瞧不上眼：“母親到處宣揚媳婦不中用：‘可憐振保，在外面苦奔波，養家活口，回來了還得爲家裏的小事煩心，想安静一刻都不行。’這些話吹到煙鸝耳中，氣惱一點點積在心頭。”被認定的絶對他者，生氣也未必有用，想要翻轉自己的處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那年，她添了個孩子，生産的時候很吃了些苦，自己覺得有權利發一回脾氣，而婆婆又因爲她生的不過是個女兒，也不甘心讓着她，兩人便嘔起氣來。幸而振保從中調停得法，没有抓破臉大鬧，然而母親還是負氣搬回江灣了，振保對他太太極爲失望，娶她原爲她的柔順，他覺得被欺騙了，對於他母親他也恨，如此任性地搬走，叫人説他不是好兒子。他還是興興頭頭忙着，然而漸漸顯出疲乏了，連西裝上的含笑的皺紋，也笑得有點疲乏。”他者的心境，旁人是一點也不想理解。原本柔順的白玫瑰，爲何會變了調，没有人願意去理解其中的苦楚，却只用一句“覺得被欺騙了”淡淡地帶過去，而且罪過全都加諸於這個絶對他者的身上，誰叫他者原本就是不能自主的、次要的、附屬的、不具超越性的人呢！“他看看他的妻，結了婚八年，還是像什麽事都没經過似的，空洞白净，永遠如此。”而在我者的眼中，他者原本就是不被重視的，就算時間不斷地累積，也不會因爲日久生情而受到理解與重視。然而可悲的是，尚未覺醒的他者，却仍會兀自卑躬屈膝地去迎合她心中的“天”，甚至以自己的方式爲她的”天”擔憂，而無視於自己被蔑視與耻笑：“振保恨恨地看着，一陣風走過去奪了過來，唉了一聲道：‘人笨事皆難！’煙鸝臉上掠過她的婢妾的怨憤，隨即又微笑，自己笑着，又看看篤保可笑了没有，怕他没聽懂她丈夫説的笑話。”而爲了想盡力成爲完美的附屬品，他者在自信心不足的情况下，有時反而會弄巧成拙，做出更多不合時宜的事：“她常常給人這麽一陣突如其來的親熱。若是篤保是個女的，她就要拉住他的手了，潮濕的手心，絶望地拉住不放，使人不快的一種親熱。”也因爲他者的不能獨當一面，我者就會更將他者視爲客體：“振保因爲家裏没有一個活潑大方的主婦，應酬起來寧可多花兩個錢，在外面請客，從來不把朋友往家裏帶。難得有朋友來找他，恰巧振保不在，煙鸝總是小心招待，把人家當體己人，和人家談起振保……朋友覺得自己不久也會被歸入忘恩負義的一群，心裏先冷了起來。振保的朋友全都不喜歡煙鸝，雖然她是美麗嫻静的最合理想的朋友的太太，可以作男人們高談闊論的背景。”一心想爲我者做點事的他者，總抓不住訣竅，但是仍然能在我者的生活中存在着，主要是因爲以傳統社會的眼光來看，具有絶對服從性的他者，是父權體制下能够成爲男性我者符合理想、作爲炫耀的背景。

　　白玫瑰讓自己陷入一個完全封閉、没有創造性的世界，而身爲我者的男性主控者，爲了能完全掌控他者，通常是不會給他者機會去突破自我，但也總要替自己的霸道，找個合理而且是爲他者着想的好藉口：“煙鸝自己也没有女朋友，因爲不和人家比着，她還不覺得自己在家庭中地位的低落。振保也不鼓勵她和一般太太們來往，他是體諒她不會那一套，把她放在較生疏的形勢中，徒然暴露她的短處，徒然引起許多是非。” 

　　雖然西蒙娜·德·波伏娃認爲：“實際上所有的生存者都既是内在的，也是超越的。”“因爲實際上，人的每一種生存都同時包括超越性和内在性：爲了向前發展，每一種生存都必須延續，因爲它只有與過去聯爲一體才能邁向未來，只有與其他生存交往才能確認自我。”但事實上，大多數的女性生活，完全取决於丈夫的設計，女性被認定身爲他者的身分，是毫無參與創造性、超越性設計的希望。

　　絶對的他者，總是順服的聽從我者的一切安排：“她對人説他如何如何喫虧，他是原宥她的，女人總是心眼兒窄，而且她不過是衛護他，不肯讓他受一點委屈。可是後來她對老媽子也説這樣的話了，他不由得要發脾氣干涉。又有一次，他聽見她向八歲的慧英訴冤，他没做聲，不久就把慧英送到學校裏去住讀。於是家裏更加静悄悄起來。”白玫瑰孟煙鸝就這樣一步一步地走向我者佟振保爲她砌成的無聲城堡，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她總是在替她的”天”抱不平，但她却連一個聽她訴冤的人都没能留在身邊，我者不屑於他者的付出，爲了維護我者所認定的權益，我者毫不留情地剥奪了他者唯一且僅存的發言權，讓他者落入無聲的深淵中。

　　2.蘇醒待展的白玫瑰

　　在極度無望的生活中，絶對的他者還是會爲自己的存在，找尋生活的出口。常言道：”彈簧壓到底，壓到極限的時候，下一步一定是反彈。”而絶對的無聲，帶來了“報復性的反彈”，佟振保感覺到了白玫瑰煙鸝的不尋常：“煙鸝在客室裏，還有個裁縫，立在沙發那一頭。一切都是熟悉的，振保把心放下了，不知怎的驀地又提了上來。他感到緊張，没有别的緣故，一定是因爲屋裏其他的兩個人感到緊張。”，雖然有這樣的感知，但我者面對這樣的情况，仍然是以高姿態以及不屑的目光看待他者：“他再也不懂：“怎麽能够同這樣的一個人？”這裁縫年紀雖輕，已經有點傴僂着，臉色蒼黄，腦後略有幾個癩痢疤，看上去也就是一個裁縫。”擁有自主權及决定權的我者，只允許自己的離經叛道，但對於他者所作的不尋常行爲，是無法引起我者的反省：“振保想道：‘我待她不錯呀！我不愛她，可是我没有什麽對不起她的地方。我待她不能算壞了。下賤東西，大約她知道自己太不行，必須找個比她再下賤的。來安慰她自己。可是我待她這麽好，這麽好──’”連最受制約、最受控制的白玫瑰，都不再受制於佟振保，他已然不能成爲自己世界的主宰，父權意識再度的瓦解與崩潰。“振保現在常常喝酒，在外面公開地玩女人，不像從前，還有許多顧忌。他醉醺醺回家，或是索性不回來。煙鸝總有她自己的解釋，説他新添上許多推不掉的應酬。她再也不肯承認這與她有關。她固執地向自己解釋，到後來，他的放浪漸漸顯着到瞞不了人的程度，她又向人解釋，微笑着，忠心地爲他掩飾。因之振保雖然在外面鬧得不象樣，只差把妓女往家裏帶，大家看着他還是個頂天立地的好人。”受創的我者只能選擇自暴自棄，而忠實的他者，却還是一個勁兒的替我者圓謊，直到謊無法再圓，才會逼着自己去面對現實，自立自强：“此後，連煙鸝也没法替他辯護了。振保不拿錢回來養家，女兒上學没有學費，每天的小菜錢都成問題。煙鸝這時候倒變成了一個勇敢的小婦人，快三十的人了，她突然長大了起來，話也説得流利動聽了，……煙鸝現在一下子有了自尊心，有了社會地位，有了同情與友誼。”

　　白玫瑰煙鸝爲了面對生活，努力讓自己堅强起來，開始試着用心與别人溝通，跨出了被囚禁已久的城堡，世界忽然天寬地闊了起來，昔日絶對的他者，已慢慢脱離了我者對她的束縛，甚至能慢慢影響我者：“振保坐在床沿上，看了許久。再躺下的時候，他嘆了口氣，覺得他舊日的善良的空氣一點一點偷着走近，包圍了他。無數的煩憂與責任與蚊子一同嗡嗡飛繞，叮他，吮吸他。第二天起床，振保改過自新，又變了個好人。”張愛玲戛然而止的結局，留下了無限想象的空間。佟振保的改過自新，重新變成了一個好人，但是否仍會以我者的姿態對待白玫瑰孟煙鸝，就不得而知了。但從書中的叙述可知，振保一直想在自己的世界做一個能掌控一切的主人：“振保就下了决心要創造一個‘對’的世界，隨身帶着。在那袖珍世界裏，他是絶對的主人。”但是自認爲是我者的佟振保，却在被視爲他者的紅玫瑰王嬌蕊和白玫瑰孟煙鸝面前，完全無法成爲他者的絶對主人。

　　張愛玲筆下的白玫瑰孟煙鸝，是温婉柔順、賢良淑德女子的典型，從在家庭中被視爲不能自主、次要的、附屬的、不具超越性、不具决定權的絶對他者，到逐漸蘇醒、有意識的表達自己，甚至在我者自甘墮落、自我放逐時，努力撑起這個家，進而影響我者，白玫瑰終究能以女性特有的柔婉韌性，爲維護一個家的完整而做努力。

　　三、結語

　　青年時期的張愛玲，已能超越西方，在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問世前，就以小説形式，突顯在父權體制下，女性被制約及覺醒的過程。紅玫瑰與白玫瑰在社會文化的約束下，女性被視爲他者，被視爲不具有自己自主性的人，但在張愛玲的筆下，書寫出屬於女性逐漸覺醒與蘇醒的經歷，而逐步瓦解了男權意識下所謂“對的世界”和觀看女性的方式。

　　誠如林幸謙在《歷史、女性與性别政治》一書中所提及的：“五四時期以來的大部分女性作家，在她們投身參與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書寫中，都發揮了較爲强大的男性／陽性特質，以致在男性模擬中喪失女性自身獨特的陰性特質。這無疑是强化了女性主體在書寫領域中的邊緣化危機。在這方面，張愛玲的書寫模式反而顯得較爲女性化／陰性化，顯示她的文本較遠地偏離了宗法父權體制的操縱。”張愛玲跳脱出宗法父權體制觀看女性的方式，而以女性的角度，看到女性該有的樣子，從而指出女性該如何由他者不完整、不能自主的、次要附屬的、不具超越性的地位，轉而成爲能爲自己作主、具有主宰自己身體及精神生活的人。張愛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正標誌着女性由絶對他者走向非他者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