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五千年文明，孕育着中華民族生存與生活的智慧。在文史哲學的國學寶庫裏，藴藏着祖先以真實人生流傳下來的“生命的學問”，指導着後人如何能於天地間以仁德的自我實現達到“自我圓滿”；以互愛的倫理關係達成“人我圓融”；以和諧的自然天道完成“天人圓通”。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的講話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要以中國爲觀照、以時代爲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决中國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於世界學術之林。

　　兩岸學者將中國的古代智慧與醫學、心理學做結合的研究，由來已久。大陸學者自1998年推動的“文學人類學的文學治療”研究，與台灣學者自1986年推進的“儒釋道的意義治療”研究，在本質上，都是對人類的身心靈安頓進行研究與闡述，但是因爲采用的關鍵詞彚不同，專注的主體方向也略有出入，因此長久以來未能做有機的聯繫，殊爲可惜。若能將兩岸的研究進行整體有機的結合，相信必能加快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實現中國古代知識體系向現代知識體系轉化的發展，向世界展現中國智慧、中國力量，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能真正屹立於世界學術之林。

　　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示，要“推動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據此，期能借由大陸與台灣相同根脈、資源豐沛的中華文化，拉近彼此日漸疏離的認同，推進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達成祖國的完全統一，實踐生活中的圓滿、圓融、與圓通。

　　一、大陸學者的“文學人類學的文學治療”研究

　　1998年5月葉舒憲發表《文學與治療——關於文學功能的人類學研究》一文，提出文學藝術對個人生命的治療功能及對社會群體的文化生態作用，他認爲：精神分析的治療效果通過醫生與患者之間的語言交流而實現；文學的治療效果則是通過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語言虚構世界而實現。1998年11月葉舒憲發表《文學治療的原理及實踐》一文，提出文學治療他人與治療自己的兩種可能性，以及文學内在的能量可以跨越語言和文化的界限，從而具有跨文化治療的可能。1999年葉舒憲主編《文學與治療》論文集，以“文學治療”爲軸心收録相關論文，分别從文化生態、精神醫學、個案研究等角度進行探究。自此，爲大陸學者的“文學治療”研究，揭開了序幕。

　　諸多學者也試圖從治療他人與治療自己的方向進行研究。户曉輝《唐宋詩詞與夢》一文中指出，藝術家通過描述自己的不幸和夢幻，也就達到了對自己的壓抑的渲泄和象徵的治療。武淑蓮《文學治療作用的理論探討》一文認爲，藝術創作既治療作家自我心靈，也可治療有同感的接受者，是積極的“雙向治療”。王立新、王旭峰《傳統叙事與文學治療——以文革叙事和納粹大屠殺後美國意識小説爲中心》一文提出，中國人往往將苦難作爲鍛煉心智、成就大事的必經階段，當這些傳統的觀念被編織進文學叙述中的時候，它們就會悄悄改變人們留存在記憶中的痛苦和恐怖，醫治人們受傷的靈魂。曾洪偉《全媒體文學治療:文學治療的新空間與新境界》一文，提出了全媒體出版爲文學治療受衆範圍、治療規模的擴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媒體資源基礎與治療空間。龍珊《白先勇作品文學治療功能闡釋》一文認爲，文學經典總是用最完備的形式表達人類思想最豐富的内容和最普遍的意義，經典文本都或深或淺、或隱或現地沉潜、表征着文學的治療功能。蘇永前《文學治療的知識譜系》指出，文學與治療的跨學科耦合已成爲一種世界性潮流。文學治療無論對於增進人文關懷，抑或深化我們對於文學功能的認知，均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學者們對文學治療的闡釋，使相關研究持續精進。

　　以中國古代作品作爲文學治療研究對象的，也不在少數。鄭懷林、鄭琪《從〈七發〉看西漢時期生活方式病的文學治療思想》指出，大凡有影響的作品，都有其潜在的醫療保健功能。至於能否發揮正面的治療作用和潜能，則主要取决於作者與對話者之間的協調互動，以及欣賞主體的狀態。師帥《文學與治療:曹植詩歌的别樣解讀》提到，現實中曹植無力圓夢，然而，他却在文學的世界裏盡情揮灑豪情，以一位戰場英雄的形象勾勒心中的自己，這一切，恰恰就是他在現實生活中所缺乏的，也難以得到滿足的，如著名的《白馬篇》就是最好的佐证。李柳瑩《詩歌療效:詩人心靈的自我救贖——以左思〈咏史〉八首爲例》認爲，出身於寒門的有志之士渴望出人頭地，却往往被埋没，英雄無用武之地。西晋左思的八首《咏史》詩就是在“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門閥制度下産生的作品。詩歌創作成了詩人緩解内心苦悶的一劑良藥，在寫詩的過程中，作者的心靈得到一步步地調節，甚至漸漸回歸淡然恬静。張蔚《淺談〈詩經〉的文學治療功能》中指出，沉醉於藝術世界，可以使人忘却生活的紛擾，而使非實體性的心靈得到寄託和安慰。在藝術世界中，人最具有精神性和超越性的特徵，它可以將人帶向更高級的精神家園。賈飛《王褒〈洞簫賦〉之治療功能探究》認爲，文學作品要承載治療的功能，不僅要講究内容，還要講究形式之美，注意行文的節奏性，把握文學語言的音樂性，以調節患者心理。劉洋《唐傳奇的文學治療作用闡釋——以〈枕中記〉〈南柯太守傳〉爲例》一文認爲，沈既濟的《枕中記》和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都是作者力圖通過夢這種虚幻的形式，逃離痛苦的現實。盧生黄粱一夢後的醒悟，正是作者沈既濟自己的覺醒；淳於棼雖然能够位極人臣，但最終仍被逐出國門，遣返回鄉，作者李公佐正是以淳於棼的身份來滿足自己難以實現的理想，雖然自己遭到貶謫，但在夢中得到了幸福，回到現實還是能够接受一切。王水香《“上醫醫國”的實質——兼論〈老子〉的辨证治世功能》提出，國家的亂世等同於人體的疾病，醫國的原則等同於治病的原則，醫國的言論等同於治病的方藥，治國之道等同於治病之道。春秋時期的老子以著述《老子》闡發“醫國”之道，是一位典型的“上醫”。賈飛、葉舒憲《行狀文體功能演變及其文學治療功能探究》提出，文學是人學，實現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行狀文學性的體現，亦突出了人性。生者通過寫作表達對逝者的哀悼和紀念，也只有在寫作的過程中，生者才能盡情地與逝者溝通，實現生者與逝者的隔空對話、情感的交流，並在行文中陳述逝者一生的事迹和美德，從而使生者的内心苦楚得到極大釋放，以達到治療内心的目的。這是行狀經過功能和文學性的演變後本身所具有的文學治療功能。陳爽《〈七發〉文學治療功能探究》指出，吴客以“談話療法”的方式治好了楚太子因長期耽於享樂而引起的一系列毛病，這是《七發》文本呈現給人們最直接的信息。但是，在楚太子生理病得到治癒的同時，他之前錯誤的認知也得到了糾正——不能沉迷於奢侈享樂，而應該多聽聽“要言妙道”。而這種文本深層的認知治療，恰恰才是這場文學治療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所在。可以看出文學治療在古代文學與文化中，有許多值得深入探究之處。

　　二、台灣學者的“儒釋道的意義治療”研究

　　曾任教於台灣大學的台灣學者傅偉勛1986年在《弗蘭克爾與意義治療法－兼談健全的生死觀》、《意義治療與社會治療》二文中指出：西方的心理治療與東方哲學宗教之間，具有會通發展、相輔相成的可能性。他由終極關懷的立場，將心理治療的理論基礎連貫到宗教哲學的智慧，首先將弗蘭克爾（Viktor E.Frankl）“意義治療學”（Logotherapy）的觀念援用到中國哲學上，並做了創造性的轉化，提出建立中國本位精神療法的願景，説明意義治療如能借儒、道、佛三家的思想予以深化，即可以發展出一套中國式的精神療法，而使這三家哲學有了現代化的詮釋，能展現中國傳統哲學文化更爲積極的一面。

　　有關意義治療學的論述與開發，曾任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係教授的台灣學者林安梧自道：“我之接觸生死學、意義治療學，可以説是受到傅偉勛先生的啓發最多。”安梧認爲中國哲學中的儒釋道，都强調道德實踐、心性修養的優先性，此中正隱含着一套十分可貴的治療學思維，非常值得加以闡發。據此，林安梧提出中國傳統文化衍伸出來“意義治療學”的三個向度：儒家型的意義治療學從“我，就在這裏”開啓，道家型的存有治療學從“我，歸返天地”開啓，佛家型的般若治療學從“我，當下空無”開啓。儒、道、佛三家之詮釋系統雖有别，而在當下具體實踐上能相通。

　　在台灣學界的研究中，以“治療學”爲探討主題，曾經逐漸形成脈絡與架構，分述如下：

　　(一)儒學與意義治療的會通融合

　　儒家思想是一種能指導現代人安身立命，而且可以修己安人的價值系統。誠如牟宗三所言：“中國人‘生命的學問’的中心就是心和性，因此可以稱爲心性之學”，儒家所强調的道德實踐、心性修養的優先性，此中實隱含着治療學的思維。

　　曾任台灣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的曾昭旭表示：孔子所倡導的仁道，是儒家探索終極真理的途徑與方式，分析地説則可分爲兩端，一端是以存養純粹的道德心爲主的，可以稱爲“内聖學”或“良心教”；另一端是以無窮地創辟道德世界爲主的，可以稱爲“外王學”或“人文教”。而無論是良心教、人文教，其根本目的，仍是爲了要有效解决人生中有限性與無限性的矛盾衝突，以成全人之所以爲人，亦即體現普遍唯一的終極真理。儒家型的治療學即是借着“内向超越”與“外向超越”而成己成物，以成就道德生命的實踐。

　　台灣大學心理係榮譽教授黄光國，在《盡己：儒家倫理療愈的理論》一文中，指出了二項儒家倫理療愈的中心思想：

　　1.要内觀自省：

　　指責他人是“外觀”，是在“看别人”，不是“内觀”。你可以“推己及人”，思考别人爲什麽會如此做，但不能要求别人：“别人一定要如何如何”。你要做的是“反求諸己”，思考：面對這樣的人生處境，自己將來要怎麽做？

　　2.有感恩之心：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雖然是因爲自我過去在其生活世界中的行動遭到挫折，但他對未來的籌劃却是朝向於自我可以采取的“行動”。儒家認爲：個人在這種“行動取向”，必須把握“推己及人”的原則，尤其是要對他人抱持感恩之心。當注意力的焦點從個人的不幸移向報答他人時，許多神經質的痛苦也會因爲建設性的目標進入生活而消失無踪。

　　曾任台灣輔仁大學校長、輔仁大學哲學係講座教授的黎建球，在《哲學咨商與人文療愈》一文中説明：中國的人文精神其實就是中國的人生哲學，他不但講求人對自己的態度，也講人和人，人和社會，人和自然，人和天的關係，因此，真正的人文精神，乃是一種發揮人的潜能，造就更高尚質量的精神，是一種向上、利他的精神。所以中國人提倡的天人合一的觀念，講就的正是一種“和諧利他”的精神。

　　曾任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係教授的台灣學者林安梧，經由唐君毅《人生之體驗續篇》書中的論述，將其轉化而提出所隱含“儒家型的意義治療學”，其實是一個道德的覺醒。把任何的悲苦，任何的不順通過這樣一個自覺的過程，往上提昇而上遂於道，由這個道體再開啓一個生命的動力，這樣的方式是以“我，就在這裏”的論式而展開的。這當下的承擔其實就是孔老夫子説的“當仁不讓於師”。儒家生命所追求的意義是來自於生命最底層的憂患和關懷，而這憂患和關懷是上透到“天道性命相貫通”。

　　傅偉勛對於宗教上的生死智慧，特别以王陽明被貶官貴州龍場驛，在真正面臨生死交關時的悟道爲例证，説明王陽明在整體儒學發展上有其獨特之處，與弗蘭克爾在納粹集中營雖避開了毒氣室死亡關口，却也因飢餓體弱而身染重病，數度在垂死邊緣挣扎的生平極爲近似，他們的生命都曾經遭遇過極端的苦難歷程而存活下來，在心境的體悟上，與孔孟儒學和朱熹理學有很大的區别。這種“本體實踐學”的體驗和領會，是儒家意義治療的重心。

　　(二)道家與意義治療的會通融合

　　林安梧認爲“道家型的存有治療學”是以“我，歸返天地”而展開的，也可以説就是“我，歸返自然”，天地自然就是常道。道家把人放回自然天地，用這自然天地的和諧性、調節的力量，讓個人生命如同安卧在母親的懷抱，因此而獲得照顧，使人與萬有一切的糾葛能全然放下而得到成全。道家的重點，在經由回溯生命自身，讓自己照亮自己，當能够照亮自己時，就同樣可以照亮世界的人、事、物，在此過程中，即能體會：世間最好的善，並不是以善去對峙惡，而是以善化解惡，讓善與惡能恰當、和諧地相處。道家讓自我歸返天地，也因此使自我的動能，發揮到了極致。

　　道家注重養德調心、心德互養。老子的《道德經》中便有“復歸於樸”的説法。“樸”指的是最根本的人性；“復歸於樸”是老子提出的常德修煉者所要達到的高級層次，即回歸到人性最初始的狀態。而莊子在中《人間世》中提出了“無用之用”的觀點，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莊子主張每個人的存在都是合理有價值的，需要被平等地尊重和對待。并且每個人都存在差异性，這種差异性體現在思維的與衆不同、靈魂的獨立有趣、精神的自由獨特。在老莊思想中，這種回歸自我、復歸於樸的價值取向，與意義治療的意志自由觀點不謀而合。

　　曾任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的台灣學者袁保新，在他的研究中，提出老子的形上思想和西方形上學不同，它所關懷的“世界”，是以人作爲行動中心所輻射出去的“價值世界”，而非順“對象之一般”所指涉的存有物世界；而老子哲學應“周文疲弊”這一機緣而發，其與儒家最大不同的地方是，它的智慧、精采全在於此批判、治療，而非積極的建構。可知老子的哲學所關心的，乃是以人爲中心的價值世界。

　　對於“莊子治療體系”的建構，曾任台灣華梵大學校長、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的高柏園，有一番統合性的創論：莊子的治療體系基本上的進路並非采取積極的建構方式，而是采取一消極的解構及超解構方式加以進行。莊子乃是針對已有之相關身體、語言、社會共建之意義或是“實在自身”之種種論説或體系，進行後設性的反省，經由消除其中之偏執，完成其對所有論説或系統之安頓，亦即完成了對人心靈之病痛的消除，由是完成了心靈治療的目的。高柏園試圖指出現代人心靈困惑之所在，而以身體觀、語言觀及心靈開放三個面向，呈顯莊子思想中的心靈治療體系。

　　曾任台灣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的台灣學者王邦雄，對於儒、道兩家思想的現代價值，有如下的詮釋：有了儒家的修養，身心靈同步成長，人就不必自我膨脹，而可以“仁者安仁”；有了道家的工夫，身心靈得到了安頓，人就不必自我悲憐，而可以“道法自然”。儒家擔得起，道家放得下，二者微妙的結合，而産生了生命人格的平衡與成長。”王邦雄認爲儒、道兩家，是指導當代人身心安頓、獲得安身立命之道的生命智慧。依循儒家的修養，可使身心靈得到成長；經由道家的工夫，可化解身心靈的困頓，二者結合，可使生命獲得智慧、化解危機，進而完成理想。

　　(三)佛家與意義治療的會通融合

　　林安梧提出“佛家型的般若治療學”强調回到意識本身，没有執着與染污。當我們能够透過這樣一個詮釋解析的活動，這時是一個圓融無礙的我、當下空無的我。因“我，當下空無”而回到一個真空的境地，讓其它的存在事物，煩惱如其煩惱彰顯，智能如其智能本身。佛教講“如來”就是來去自如，來而不來，去而不去，這就是來去自如。由於徹底地放下，生命顯得徹底從容，因爲没有任何掛搭、干擾與痛苦，而這時候會生出一種非常强的實踐勇氣，任何世俗的榮譽、名利乃至生死，通通干擾不了你，如是而實踐之，就能够因此有一種很强的生發力量。佛家以當下空無的我“自净其心”,使人能獲得穩定的心理和生理的力量，繼而産生從容自在的生命能量。

　　林安梧認爲，儒、道、佛三者連在一起談，儒家强調“主體的自覺”，道家强調“場域的和諧”，而佛教强調“意識的透明”。王邦雄認爲：東亞的儒教，是“道並行而不相悖”的王道文化，是君子“和而不同”的開放心靈，可以尊重與包容不同的宗教信仰與文化傳統。更重要的是，雖以儒學爲主流，而與其一體並行的却是“虚静觀照”與“有生於無”的老莊思想，與“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禪門教義。牟宗三先生認爲：中國哲學的中心是所謂儒、釋、道三教。其中儒、道是土生的思想主流，佛教是來自印度。而三教都是“生命的學問”，不是科學技術，而是道德宗教，重點落在人生的方向問題上。由是觀之，儒釋道的思想，對於人的生命，具有很大的引領作用。

　　中國哲學文化思想的論述語言中，雖然並無“意義治療”一詞，然而在中華文化思想中所藴含對生命關懷的情調，正是在尋求安身立命之道，掘發此層内涵，將中國哲學文化的思維援用進意義治療之中，則可以形成中國哲學現代化詮釋與應用的新風貌。

　　誠如林安梧所言：儒、道、佛的心性道德思想藴涵着豐富的意義治療思想,其諸多語詞概念跟現代西方的文化心理學、完形心理學如何能够接通,如何能够對話,這實在非常艱難,但必須要去做。大陸中南大學教授吕錫琛亦表示：建立適合中國人性格的心理治療模式是當代精神醫學和心理治療的重要發展方向,披沙揀金,古爲今用,發掘中國傳統的心理健康、心理治療智慧,並與現代心理治療方法相結合,不僅有助於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心理治療和心理調節模式,更能爲全人類的健心療心、安身立命提供營養;不僅促進中國的精神文明建設,而且能爲全人類的精神文明建設做出貢獻。兩岸學者對於中華文化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和弗蘭克爾意義治療學的結合，都有着共通的想法，若能從這方面的文化途徑推進兩岸的融合發展，相信必能使彼此在心靈上的交融更加密切結合。

　　三、中華文化治療學的體系構建

　　大陸的“文學人類學的文學治療”研究，關鍵詞以“文學治療”、“治癒”爲主，專注的研究内容以文學與史學爲重；台灣的“儒釋道的意義治療”研究，關鍵詞以“意義治療”、“療愈”爲主，專注的研究内核以哲學爲重。若能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儒釋道哲學思想爲理論架構，以文學和史學的内容爲個案例证，將可構建出屬於中國脈絡的“中華文化治療學”體系，標誌出理論與實证兼具的中華文化心理學，也能將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擁有樂觀堅强生命韌性的文化特質，更具體的展現在世人面前。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内核，本質上可説是以安頓生命爲主題的生命哲學。中華文化的核心正是以“人”爲本，不斷探討着生命的學問。牟宗三《生命的學問》自序中説：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學問。由真實生命之覺醒，向外開出建立事業與追求知識之理想，向内滲透此等理想之真實本源，以使理想真成爲其理想，此是生命的學問之全體大用。中國哲學家對於人存在的意義、生命的困境、止於至善理想的實踐，都是以生命爲探討核心，因此可用生命的學問來看待中華文化的哲學特質。

　　孔子畢生謀求人生的智慧，探討“安身立命”與“待人處世”的課題，也就是在探求“人如何發展自身的獨立性，生存於天地之間”；以及“如何發揮自己的群體性，生活於人與人之間”。老子注重個人的身心和諧、人際的和睦、家國之間的和平以及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都以“自然無爲”的思想貫穿，并且始終圍遶着“道”。作爲生命哲學的佛教文化，必須有“心性之體會”，明白“緣起性空”，通過内在心性的修養，才能昇華生命智慧、净化精神品格，提昇人生境界和生命品質。

　　儒家思想文化所傳遞的理念，有許多正是切合人生實際層面，可作爲化解生活危機的一帖良方。許多文人已將這樣的人文思想，内化爲生命的活水源頭，讓自己在面對起伏不定的人生際遇時，都能借着這些内化的思想，在不影響大我社會和諧的前提下，爲自己的生命找到合適的出路。儒家文化圍遶着“人”存在的意義，向着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而開展，對於人在逆境中的正向指引，形成“儒家文化的倫理療愈”思想，正是一種運用儒家文化的理念，合理面對生命困境的方式。

　　儒家文化的倫理療愈具有五項特質：

　　1.内化德性：

　　儒家文化的倫理綱常思想，已經潜移默化地成爲中國人内在的基礎德性。

　　2.内觀自省：

　　强調凡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不斷自我要求反省，才能成就更美好的未來。

　　3.心懷感恩：

　　有感恩之心，才能從“仁”出發，過上有建設性的積極生活，而非沉溺於負面憂傷的情緒中。

　　4.强化内心：

　　内心世界够强大，有足够的内在支撑力，就能轉逆境爲順境。心境，决定了你能過什麽樣的生活。

　　5.和諧利他：

　　以社會和諧的大我爲最大的前提，縱使不能完成小我的成就，但至少讓自己服膺於對大我的整體和諧，也算是對社會的一項反饋。

　　在文學與史學的領域裏，飽含着儒家文化倫理療愈與文學治療的實際個案：

　　屈原忠君爲國却遭讒被疏，滿腔怨憤，在《九章·惜誦》開篇即言：“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乃借由書寫賦作表露出其内心的憤懣，以作爲紓解情緒、自我療愈的管道。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只能借由創作表白自己的赤膽忠心，並指斥群小黨人。雖然屈原最後以投江結束以明志，看似文學療愈未能達成其終極性的目標，但若從屈原所經歷的三十六年的低穀人生來看，文本書寫的確陪他走過許多陰闇的幽谷。屈原以生命镕鑄的不朽詩篇，不僅爲其命運多舛的政治生涯留下了軌迹，更開創了遷客騷人“發憤以抒情”的文化治療抒憤書寫傳統；同時也爲有相同情境的讀者，在閲讀後找到自我療愈的出路。

　　司馬遷以“能紹明世”者自居，並提出《詩》、《書》、《周易》、《春秋》、《離騷》、《國語》、《吕覽》、《説難》、《孤憤》、《詩》三百篇，大都是“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點明瞭古代的聖賢之人身處逆境中，爲抒發胸中的憤懣之情，而着書立説的情况。司馬子長本身寧可隱忍苟活也要撰寫完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更是化悲憤爲力量的具體展現，此爲抒憤文論的傳統與文化治療的情况，起了承先啓後的作用，並呈現出最佳的典範。

　　蘇軾融合儒釋道三家的思想，面對人生順境與逆境的更迭起伏，能以儒家仁民愛物之心濟世安邦，以道家崇尚自然之心安時處順，以佛家空静平常之心隨緣自適，形成了曠達超脱、樂觀圓融的人生態度。蘇東坡不執着於遵循儀軌、齋戒誦經，也不妄談虚理，而是將儒釋道三家的義理與生活的體驗相融合，增加現實生涯思想的厚度，活出盎然的生命情趣，昇華人生的境界，可以説爲“窮則獨善其身”的讀書人提供了一個修養心靈的範式途徑。蘇東坡在順境中努力爲官，也借由書寫，傳達出如何在逆境昇華自己的心境。

　　事實上，文學治療、意義治療，在學界很早就以不同的關鍵詞，持續進行創作與研究。譬如中國古代的“抒憤文學”、“貶謫文學”、“療愈文學”，主要宗旨都是在抒發不平之鳴而讓身心靈得到適當的紓解。

　　傳統中華文化中的思想，實藴含着“治療”的因子，值得將其系統化以幫助世人。學術研究不僅僅是案頭文紙，而是應該能朝向經世致用的目標，讓學術能使生活朝向更加美善的方向前進。兩岸不論是大陸學者的“文學人類學的文學治療”研究，或是台灣學者的“儒釋道的意義治療”研究，都是在學術學理的研究中，更多的將思想轉化入生活當中，試圖爲現實人生找出最合適的生活樣貌。

　　四、中華文化治療學的實踐路徑

　　中華文化治療學在實踐上，可以運用“書寫療法”和“閲讀療法”加以推進。依據療愈、治療的對象，可從“創作者”及“閲讀者”來探究相關的原理與過程。

　　（一）就“創作者”而言：以“書寫創作”抒發内心情志

　　中國自古以來的“抒憤文學”、“貶謫文學”，實質上就是“書寫療法”的具體呈現。中國古代文人士子在遇到人生困境時，往往會以文字抒發胸中塊壘，將心中累積已久的氣憤或愁悶獲得紓解。書寫者希望在處於壓抑狀態下的現實人生中，能表明自己的心迹，期待在廣大未知的讀者群中獲得共鳴。在書寫的過程中，一方面可以發泄怨憤、讓不平之氣得以緩解，另一方面也可以重新整理思緒，讓自己有再出發的勇氣。逆境中的心靈體會，尤其有助於創作者對人生進行深刻的反思，如果能得到適當的疏通調解與正向的引領，則可以借此帶給書寫者生命的昇華。

　　文學與心理學結合的“書寫療法”，又有“書寫療愈”“療愈寫作”“寫作療法”“寫作治療”等不同的説法，整體而言，是借着“書寫”，與自己達成和解，但並非所有的書寫都能讓自我達到療愈的功效，還是需要有人從旁適時地引導，轉化心境，才能走出情緒的泥淖。

　　從創作者的角度來看，在面對人生由高峰跌入低谷時，書寫者對事件本身的“關注”“評價”與“反省”，正帶領着創作者找回重新面對現實人生的勇氣；而在不斷書寫的同時，創作者也借此經歷從“醖釀”“書寫”到“釋放”的心靈三階段成長。

　　書寫療愈的原理可從以下幾個方向理解：

　　1.表達：書寫可傳達真實的自我，保持身心健康

　　2.反思：書寫可促進自我的省思，協助重獲新生

　　3.調節：書寫可提供重釋的機會，調整觀看的視角

　　4.接受：書寫可重構内部的自我，接受自身的局限

　　經由書寫療法，可讓創作者能“面對問題”、“接受現實”、“放下執着”、“獲得再出發的勇氣”，完成戰勝逆境四步驟，使自己獲得面對生活的新動能。

　　（二）就“閲讀者”而言：從“作品閲讀”得到心靈療愈

　　結合圖書館學、心理學和醫學的“閲讀療法”又稱圖書療法、文獻療法，在台灣稱“書目療法”。閲讀療法就是以文獻爲媒介，將閲讀作爲保健、養生以及輔助治療疾病的手段，使自己或指導他人通過對文獻内容的學習、討論和領悟，養護或恢復身心健康的一種方法。在“閲讀對象”上可以包括兩個層次：一是發展閲讀療法，乃通過閲讀完善人格，促進身心健康，保障全面發展，主要面向正常人，實施閲讀保健，提昇正常人的人格發展與自我實現，或維護心理健康；二是臨床閲讀療法，乃通過閲讀調節心理和對疾病的看法，發揮輔助治療的效果，主要面向臨床患者，實施閲讀治療。而在“閲讀方法”上，可以分爲兩個流派，一是“薦讀式閲讀療法”，以開列書目、提供讀者自我閲讀與領悟爲主，適合以圖書館員爲主導；二是“交互式閲讀療法”，以閲讀爲中心，在書目閲讀之外，還要引導讀者討論，深化閲讀的療效，適合由醫生、心理諮詢師、圖書館員共同合作。其終極目標，都是希望經由閲讀，引導讀者獲致身心靈的健康。

　　從閲讀者的角度來看，讀者透過文字與作者交遊，乃經歷了弗洛伊德學派理論歸納的“認同”“净化”“領悟”三層次的心理變化，亦即“覓得知音”“同情共感”“反思後再出發”的三個階段，可以使其獲得心靈世界的自我療愈。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淬煉出的文史哲經典作品，絶非案頭文章，而是能切合生活、直指人心的人生智慧學，可以讓我們穿越古今，照見自己。通過古人的經驗與智慧，能帶給我們繼續前行的勇氣，指引迷途者應行的方向；能爲我們調整自己的心境，更好的面向未來。經由作品的書寫或閲讀，讓身心靈能够獲得正向能量。中華文化治療學正是能提供這樣正向積極的能量，讓我們成爲更好的自己，並進而貢獻社會。

　　五、結語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血脈，也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記憶與精神家園，體現着整個民族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反映着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與向心力。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實質精神内涵，正是建立在擁有共同精神家園的基礎上而持續發展。

　　兩岸的文化可經由“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方式，不斷開展兩岸合作共好的學術文化研究，經由文化思想上的交流融通，達成二十大報告中“推動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目標，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在現代中國裏，發揮與時俱進的影響力。

　　在學術研究上，跨學科、跨領域的研究，是當前應有的趨勢。期待在兩岸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能進一步將大陸學者的“文學人類學的文學治療”、與台灣學者的“儒釋道的意義治療”做有機的結合，早日構建一套完整的“中華文化治療學”體系，不但能提昇精神文明生活品質，對當代世人身心靈健康産生一定程度的實用價值，讓現代人不論身處於何處都能够過自在快樂的豁達人生；同時也企盼經由文化思想上的交流融通，可以促進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使推進兩岸融合發展、祖國完全統一的願景，能够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