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出,“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而中國古代的文史哲學經典,正是文化的重要内涵,是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的基礎與源泉,從中可以梳理出屬於中國人自在面對生活逆境的理念,萃取能走出人生低谷的實踐因子,以提供當代社會正向思維的價值取向,提昇文化影響力。
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儒釋道哲學思想爲理論架構,以文學和史學的内容爲個案例证,可構建出屬於中國脈絡的“中華文化治療學”體系,標誌出理論與實证兼具的中華文化心理學,也能將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擁有樂觀堅强生命韌性的文化特質,更具體的展現在世人面前。
中國古代讀書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爲實踐人生理想的進程,然而理想與現實,不免有扞格相左之時。在面對起伏不定的人生際遇,古代文人以自身的際遇,加上儒釋道哲學思想的人格基底修養,書寫出許多動人的篇章,一方面抒發了自己的内在情感,另一方面也替後世讀者留下了很多能引發同情共感的作品。這些古代經典文本所傳達出文化治療學的思想,對於引領當代社會的正向思維,實際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值得我們去深入探究。
一、中國古代文化治療學理論的依據
中國古代文化治療學,可用哲學搆成理論的實質内核,史學與文學作品爲理論實踐的具體呈現。在儒釋道的哲學範疇中,影響中國人最深的,莫過於儒家的學説理念了。下面將以儒家爲範例,闡述儒家思想中所呈顯出的文化倫理療愈理論,和對文人潜移默化的影響。
儒家以其特有的思維,替士子找出逆境中的生存療愈之道。儒家的倫理療愈理論可從以下三方面進行論述:
(一)盡己之力推己及人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曾自雲:“吾道一以貫之。”當下曾子最能領悟孔子之言,乃詮釋所謂的一以貫之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在《論語集注》中説:“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將忠恕之道具體的説出實踐的方針:盡己之力,推己及人。
孔子曾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也就是説,所謂有仁德之心的人,是自己想要依循正道立身處世,也能協助他人依循正道立身處世;自己想要通達正道,也能協助他人通達正道,能以自身爲例,設身處地爲他人着想,這就是實踐仁德的方法。以小範圍而言,是先修養好自己,再進而影響他人;以大範圍而言,正如孟子所言:“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這正與孔子所説:“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論語·述而》)不謀而合。
(二)施行仁義依禮而爲
儒家講究要“居仁由義”(《孟子·盡心上》),内懷仁愛之心,行事遵循義理,以“仁”爲安居之所,以“義”爲可依循的道路,如此才能做一個具備道德修養的人。
而仁義在施行的過程中,需要有序而爲。有序即是依次序等級而行,儒家施行“差等之愛”,與墨家的“博施兼愛”不同。《中庸》第二十章雲:“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之所由生也。”正説明瞭儒家仁、義、禮的施行方式:所謂仁,就是人性中本來具有的慈愛,以親愛自己的親人最爲重大;所謂義,就是事事得宜,以尊敬賢人爲最重大;親愛親人而有等級,尊敬賢者而有等級,禮就由此産生。凡事都有遠親疏、先後次第,如此才符合人之常情。
内心存仁,行事循義,凡是依禮而行,這樣才能與儒家倫理相合。
(三)正名分以依循綱常
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顔淵》),强調每個人都應該正其名分,盡力在自己的崗位上恰如其分的做該做的事。孟子進而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五倫”道德規範。董仲舒則對五倫的觀念進一步作了發揮,提出了“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的三綱原理,以及“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之道。董仲舒認爲,在人倫關係中,“君臣、父子、夫妻”這三種是最主要的關係,且存在着永恒不變的主從關係:“君爲主、臣爲從;父爲主,子爲從;夫爲主,妻爲從。”也就是説,君、父、夫體現了天的“陽”面,臣、子、妻體現了天的“陰”面,而“陽”永遠處於主宰、尊貴的地位,“陰”永遠處於服從、卑賤的地位,以此遂確立了君權、父權、夫權的統治地位。此外,董仲舒認爲,“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乃是處理君臣、父子、夫妻關係的基本法則。堅持五常之道,就能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人際關係的和諧。從宋代朱熹開始,三綱五常聯用。二千多年來,它一直影響着中國人的思想,也正因如此,“三綱五常”對於維護社會秩序、規範人際關係起了不小的作用。
二、中國古代文化治療學理論的個案分析
由儒家文化裏所呈顯的倫理療愈思維,觀看宋代黄楊賦,從中可應证出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文人所具備的倫理療愈特質,並可將此特質,應用在當代社會中,以彰顯儒家倫理療愈的文化治療價值。
於宋朝年間以黄楊樹爲主題的賦作,共計二篇,皆是借小黄楊樹抒發心志。
北宋中期歐陽修《黄楊樹子賦並序》寫小黄楊樹的生長環境地處偏遠,不但無法常伴君側,而且成長的過程備極辛酸,乃借着對小黄楊樹“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的感嘆,點出自己懷才不遇的心聲。
北宋末南宋初期張守《小黄楊賦並序》强調黄楊樹長得高大挺拔而杰出,却是植根於孱弱而不能有所期待的先天條件,借此映襯的手法以大加讚揚黄楊樹的不凡與特出。作者表面上寫黄楊樹,實際上投射了一己的情志於其中,强調黄楊樹具備經霜之傲骨、且忽視萬物的盛衰之變,只希冀能保全天性、順應自然,其借樹而表達出已無心於政治事物、只想求全保身的心境,正與張守晚年留守建康的心境不謀而合。
(一)歐陽修《黄楊樹子賦並序》
1.歐陽修《黄楊樹子賦並序》的主題意識
清代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匯編·草木典·楊部·藝文一》卷二百六十八、清代陳元龍《歷代賦匯》卷一百十六草木,皆收録皆收録北宋中期歐陽修《黄楊樹子賦並序》:
夷陵山谷間多黄楊樹子。江行過絶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
若夫漢武之宫,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髙秋羽獵之騎,半夜嚴妝之鐘,鳳蓋朝拂,銀床暮空。固已葳蕤近日,的皪含風,婆娑萬户之側,生長深宫之中。
豈知緑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蓊鬱以含霧,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鬆,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濆激。澗斷無路,林髙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迹。江已轉而猶見,峯漸回而稍隔。
嗟乎!日薄雲昏,煙飛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嘆(一作“咔”)山鳥之嘲哳,裊驚猿之寂歴。無游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晩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所謂“黄楊樹子”,即指“小黄楊樹”之意。作者乃借寫着描寫小黄楊樹,以抒發一己不遇之嘆。
北宋中期歐陽修《黄楊樹子賦並序》共計可分三段,前附有序文,其主題意識,可分爲幾個面向作觀察:
(1)樹生窮僻不受賞惜如謫官
歐陽修《黄楊樹子賦並序》的序文説明瞭作賦的緣由:“夷陵山谷間多黄楊樹子。江行過絶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夷陵在今湖北省宜昌縣,在其山谷之間生長了許多小黄楊樹。黄楊樹爲常緑小灌木,質地堅硬而生長極爲緩慢,非二、三十年不得爲可用之材。在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八有載:“黄楊木,性難長,世重黄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可知黄楊樹與一般楊柳樹不同,不但生長時間漫長,連採收都需在蒼穹無星的陰晦之夜,始能得不裂之木。
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一○三六年),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範仲淹把京城官員晋昇情况繪製成一份《百官圖》,譏諷宰相吕夷簡專權,用人惟私,不能選賢舉能。吕夷簡反告範仲淹越權言事、離間君臣、並勾結朋黨。仁宗寵信吕相,故詔令將範仲淹落職出知饒州(今江西省鄱陽縣)。當時餘靖、尹洙、歐陽修都替範仲淹抱不平,上疏論救,但都相繼被貶黜外放。歐陽修致書右司諫高若訥,斥責高若訥逢迎權勢,結果歐陽修被貶爲峽州夷陵縣令。這篇《黄楊樹子賦》即作於夷陵,歐陽修乃借賦黄楊“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爲當時處境的寫照,以抒發心志。
(2)深宫之物常伴君側皆美善
作者先描述深宫之中的植物、器物,皆常伴君側。首二句“若夫漢武之宫,叢生五柞”引用了漢武帝時代五柞宫中的五柞樹之典故。漢代的《三輔黄圖》卷二漢宫記載:“五柞宫,漢之離宫也。宫中有五柞樹,因以爲名。五柞皆連抱,上枝覆蔭可數畝。”東晋葛洪《西京雜記》卷三亦載:“五柞宫有五柞樹,皆連三抱,上枝蔭覆數十畝。”可知五柞樹在深宫中受到很好的照顧,枝葉扶疏、蓊鬱葱蘢。第三、四句“景陽之井,對植雙桐。”則援引景楊宫井的雙桐之典故。李商隱有《景陽宫井雙桐》詩:“秋港菱花干,玉盤明月蝕。血滲兩枯心,情多去未得。徒經白門伴,不見丹山客。未帶刻作人,愁多有魂魄。誰將玉盤與,不死翻相誤。天更闊於江,孫枝覓郎主。昔妒鄰宫槐,道類雙眉斂。今日繁紅櫻(一作“桃”),抛人占長簟。翠襦不禁綻,留泪啼天眼。寒灰劫盡問方知,石羊不去誰相絆(一作“伴”)。”(《全唐詩·卷五四○》)。景陽井即南朝金陵景陽殿之井,又名胭脂井。《陳書·後主紀》及《陳書·張貴妃傳》記載:陳禎明三年,隋兵攻佔台城,陳後主與張麗華投此井避難,爲隋軍所執。“髙秋羽獵之騎,半夜嚴妝之鐘。”帝王狩獵之時,士卒皆負羽箭隨從,故稱羽獵。嚴妝之鐘乃雲深宫之中,宫人聞鐘聲早起妝飾之事,《南齊書·武穆裴皇后》記載:“宫内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宫人聞鐘聲,早起裝飾,至今此鐘唯應五鼓及三鼓也。”可知此鐘置於景陽樓上,亦離君側不遠。“鳳蓋朝拂,銀床暮空。”鳳蓋即鳳凰傘,是飾有鳳凰圖案的傘蓋,爲皇帝儀仗的一種,班固《西都賦》即有“張鳳蓋,建華旗”的描述。而銀床是指架在井上利用滑輪汲水的工具,即所謂的轆轤架,杜甫《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一詩有雲:“風筝吹玉柱,露井凍(一作“動”)銀床。”(《全唐詩·卷二二四》)仇兆鰲注:“朱注:‘舊以銀床爲井欄。’《名義考》:‘銀床乃轆轤架,非井欄也。’”可知銀床爲汲水之轆轤架。“固已葳蕤近日,的皪含風,婆娑萬户之側,生長深宫之中。”上所舉之物,因爲皆在深宫之中,常伴王侯之側,因此都能够枝繁葉茂、光鮮亮麗的存在着。
(3)黄楊傍險要長成備極辛酸
從“豈知緑蘚青苔”至“峯漸回而稍隔”,則言黄楊樹子辛苦生長的情狀,以作爲對比。“豈知緑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蓊鬱以含霧,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鬆,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濆激。”小黄楊樹所處的環境並不佳,生長在蒼崖翠壁、青苔緑蘚上,雖然説依舊枝葉茂盛,但是根部却是盤曲錯節的包覆在石頭上。雖然不是鬆樹,却顯得高超不凡;不是柏樹,却又如同柏樹般具有孤高的氣質。小黄楊樹成天面對着的是高聳險峻的山勢、以及水勢汹涌的激湍,可見其生存環境之險惡。“澗斷無路,林髙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迹。江已轉而猶見,峯漸回而稍隔。”澗水阻斷了去路,林木高聳使得天色顯得昏闇,小黄楊樹就依傍在這種最險要的地方,獨自生長在人迹罕至之境。生長在窮鄉僻壤、孤山絶嶺上的小黄楊樹,其備極辛酸的成長過程,哪裏是深宫中備極呵護之物,所能知曉明了的呢?
(4)嘆負勁節抱忠心無人賞識
從“嗟乎”至“堪寄隴頭之客”,作者借着對小黄楊樹“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的感嘆,點出自己懷才不遇的心聲。而前述的鋪陳,都是爲了寄託作者自己的不遇之感。“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嘆山鳥之嘲哳,裊驚猿之寂歴。無游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晩而愈茂,歲已寒而不易。”在寂寥險峻的山中,只有空洞孔穴中傳來的呼呼風聲、以及陰崖的積雪相爲伴,再加上嘔啞嘲哳繁細的鳥鳴聲、和忽而傳來凄厲的猿猴哀鳴聲,更顯出山中的空曠與寂寞。没有出遊的女子來攀扶,只偶有經過的路人停靠歇息。小黄楊樹在歲末寒冬中生長,着實相當的不容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博物志》中記載:“張騫使西域還,得安石榴、胡桃、蒲桃。”而《博物志》卷一○又載:張騫乘槎(木筏)至天河的附會傳説。歐陽修乃將這些典故作了聯想,認爲張騫如果在天上看到黄楊樹,也會把它移植栽種到人間的。而《荆州記》中記載:“陸凱與範曄交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並贈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寄一枝春。’”歐陽修亦化用了此一典故,認爲陸凱如果見到黄楊樹,也會將它寄給好朋友範曄。可見知黄楊樹子在歐陽修心中,是如此的特殊、珍貴而有價值!
2.與歐陽修《黄楊樹子賦並序》的相關詩作
歐陽修在夷陵時期的詩作《千葉紅梨花》,與《黄楊樹子賦並序》所寄託的懷才不遇之感,主旨如出一轍,且亦引用了張騫的典故:“紅梨千葉愛者誰,白發郎官心好奇。徘徊繞樹不忍折,一日千匝看無時。夷陵寂寞千山裏,地遠氣偏時節异。愁煙苦霧少芳菲,野卉蠻花鬥紅紫。可憐此樹生此處,高枝絶艷無人顧。春風吹落復吹開,山鳥飛來自飛去。根盤樹老幾經春,真賞今才遇使君。風輕絳雪樽前舞,日暖繁香露下聞。從來奇物産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猶勝張騫爲漢使,辛勤西域徙榴花。”夷陵地處偏遠,作者以“可憐此樹生此處,高枝絶艷無人顧。”表達了對紅梨千葉花的憐惜,結尾以“猶勝張騫爲漢使,辛勤西域徙榴花。”再次盛贊了紅梨千葉花的難得與奇特,也簡單運用了《博物志》:“張騫使西域還,得安石榴、胡桃、蒲桃。”的典故,强調紅梨千葉花比遠從他地移植回來的植物更勝一籌,更强化了此花不同凡響的形象。但是“從來奇物産天涯,安得移根植帝家。”則借言此物而委婉道出自己不受君王青睞的現實處境。
《黄楊樹子賦》第三、四句“景陽之井,對植雙桐。”援引了景楊宫井雙桐的典故,而歐陽修的詩作中則有論及“雙柳”之作,如:《去思堂手植雙柳今已成陰因而有感》:“曲欄高柳拂層檐,却憶初栽映碧潭。人昔共游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壯心無復身從老,世事都銷酒半酣。後日更來知有幾,攀條莫惜駐征驂。”植物從初種植到長成枝葉扶疏、茂密繁蔭,正象徵着時間流逝、提醒着今昔之變及物是人非的感慨。“人昔共游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作者巧妙地化用了桓温“木猶如此,人何以堪。”的典故,表達了對時間流逝及自己身心變化的感觸。未能得志於世的不遇之感,借着“壯心無復身從老,世事都銷酒半酣。”表露無遺。
而對於“黄楊”的述寫,歐陽修在《寄題劉著作羲叟家園效聖俞體》一詩中亦有描繪:“嘉子治新園,乃在太行谷。山高地苦寒,當樹所宜木。群花媚春陽,開落一何速。凛凛心節奇,惟應鬆與竹。毋栽當暑槿,寧種深秋菊。菊死抱枯枝,槿艷隨昏旭。黄楊雖可愛,南土氣常燠。未知經雪霜,果自保其緑。顔色苟不衰,始知根性足。此外衆草花,徒能悦凡目。千金買姚黄,慎勿同流俗。”鬆、竹、菊花所代表的形象,仍是以具有凛然氣節的隱者爲主。黄楊木雖然不遑多讓,但生長環境較爲惡劣,必須“根性足”,始能顔色經霜雪而不衰退。作者對黄楊木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爲黄楊與鬆、竹、菊屬同一類型的植物,並非只具有觀賞的用途,而具有更深層的人格意涵,仍然有其不同流俗之處。
3.歐陽修《黄楊樹子賦》並序的相關評價
歐陽修的《黄楊樹子賦》並序在《唐宋十大家全集録·六一居士全集録》卷一儲欣評曰:“公謫令夷陵時賦此,託物比類,其詞甚文。”這篇賦對於字句上的修飾描摹頗爲講究,例如:第一段用典託物以比方近君王側之人,較一般的散文賦更爲講究且更加工整。
正如在《賦話》卷五的評價:“朱子亦雲,宋朝文章之盛,前世莫不推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迭起,各以文壇名一世。獨於楚人之賦,有未數數然者。蓋以文爲賦,則去風雅日遠也,惟六一《黄楊樹子賦》,詞氣質直,雖是宋派,其格律則猶唐人之遺。”古文運動在歐陽修的大力推動下,至北宋全面推行成功,在賦方面也推動了“散文賦”,但歐陽修這篇賦,在質檏中仍加入了一些格律與典故的運用,如:“漢武之宫,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髙秋羽獵之騎,半夜嚴妝之鐘”、“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濆激。”、“日薄雲昏,煙飛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其用典及字句對偶之工整,頗具唐人律賦之風。
(二)張守《小黄楊賦並序》
1.張守《小黄楊賦並序》的寫作背景
根據《宋史》列傳第一百三十四的記載,張守(公元一○八四至一一四五年),字全真,一字子固,自號東山居士,常州晋陵(今江蘇省常州市)人。雖然因爲家境貧困,家中無書,但張守十分上進,常向親友借書以充實自己。因具備讀書過目不忘的能力,在宋徽宗崇寧元年(公元一一○二年)及進士第,中詞舉兼茂科,先被派任爲詳定《九域圖志》的編修官,後擢任監察御史,累遷御史中丞、參知政事。
張守爲官盡忠職守,常力勸君王應“内修德而外修政”,亦嘗薦秦檜於當時的宰相張浚,待及秦檜爲樞密使時,與其同朝爲官,但因看不慣秦檜的所作所爲,曾告訴張浚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班列,與之朝夕相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於上。”張氏晚年留守建康(南京),卒謚文靖。着有《毘陵集》五十卷。
2.張守《小黄楊賦並序》的主題意識
清代紀昀總纂修《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集部别集類南宋《毘陵集》卷十五附録、曾棗莊與吴洪澤主編的《宋代辭賦全編》卷八六賦草木二,皆收録北宋末南宋初期張守《小黄楊賦並序》,清代陳元龍《歷代賦匯》則皆未見收録張守《小黄楊賦並序》:
餘幾案間,有黄楊生拳石杯水間,有年數矣,蔚茂可愛,喜而賦之。
維黄楊之挺生,表竒姿於弱植。蟠霜根之數寸,竦貞干之盈尺。濡兩掬之清泉,占一拳之怪石。攬以蒼翠之雕珉,培以光明之啐礫。朝假寵於陽暉,夕蒙滋於露液。
受一氣之獨正,紛衆葉之多碧。已倖脱於泥涂,靡争妍於花實。安微分而自足,貫四時而不易。置之函丈之間,綽有山林之適。明窻净幾,陰敷研席。
笑昌陽之瑣細,與草芥而匹敵;誚巴苴之凡陋,望秋風而隕踣。傲氷霜之凛冽,玩陰陽之消息。配後凋於澗鬆,得全生於社櫟。雖蒙厄於閏餘,初不辭於屈抑。已無心於梁棟之用矣,毋或縱尋斧,以求狙猨之杙也。
北宋末南宋初期張守《小黄楊賦並序》亦爲借黄楊樹抒發一己心志的作品。筆者認爲南宋初期張守《小黄楊賦並序》依文意可分爲三個段落,前附有序文“餘幾案間,有黄楊生拳石杯水間,有年數矣,蔚茂可愛,喜而賦之”説明瞭作賦的緣由,其主題意識,可分爲幾個面向作觀察:
(1)黄楊弱植而挺生不同凡俗
首先叙述黄楊樹的生長情狀。“維黄楊之挺生,表竒姿於弱植。蟠霜根之數寸,竦貞干之盈尺。濡兩掬之清泉,占一拳之怪石。攬以蒼翠之雕珉,培以光明之啐礫。朝假寵於陽暉,夕蒙滋於露液。”作者强調黄楊樹長得高大挺拔而杰出,却是植根於孱弱而不能有所期待的先天條件,借此映襯的手法以大加讚揚黄楊樹的不凡與特出。
(2)受天地正氣不與花實争妍
自“受一氣之獨正,紛衆葉之多碧。”至“明窻净幾,陰敷研席。”作者以擬人的方式,表面上寫黄楊樹,實際上投射了一己的情志於其中。雖然先天條件不佳,但後天獨受孟子所言天地間之浩然正氣的厚愛與灌溉,因此碧葉扶疏,英姿卓然而立。而且雖然曾經受環境限制而備嘗阻撓不得志,但如今已脱離是非紛擾之地,無需與小人般的花實争妍鬥艷。安分知足的在幾案之間生長着,却能享受着如同在山林間的悠閒自適,此一心境正與張守晚年留守建康的心境不謀而合。
(3)具經霜傲骨冀能保全天性
作者借小黄楊樹抒發一己之心志。“笑昌陽之瑣細,與草芥而匹敵;誚巴苴之凡陋,望秋風而隕踣。“所謂“昌陽”即菖蒲的别名,而“昌”通“菖”,《吕氏春秋·任地》有載:冬至後五十七日,昌蒲始生,以其得陽氣而昌盛,據此,故昌蒲得名昌陽。而“巴苴”又作“巴且”,一名“芭蕉”,爲多年生草本植物,葉子很大,花爲白色,果實與香蕉類似,可食。作者自己夾注於文,言以“昌陽”和“巴苴”此二物相模擬,乃因這二種植物皆植於水中而能生長。與黄楊樹相比,昌陽看起來像小草般不足惜;巴苴隨風而倒的鄙陋性格,在黄楊樹面前,似乎也該被訕笑責怪。
“傲氷霜之凛冽,玩陰陽之消息。配後凋於澗鬆,得全生於社櫟。“黄楊樹不屈於極爲寒冷的冰雪風霜,也無視於天地間的榮枯盛衰。能配得上後凋的澗鬆,也能像神社旁的櫟樹得以保全生命,免受砍伐。作者借此四句强調黄楊樹具備經霜之傲骨、且忽視萬物的盛衰之變,只希冀能保全天性、順其自然。其借樹而言己志的心意,已不言而喻。
“雖蒙厄於閏餘,初不辭於屈抑。已無心於梁棟之用矣,毋或縱尋斧,以求狙猨之杙也。”所謂“閏餘”是指農曆一年和一回歸年相比所多餘的時日,《史記·曆書》:“黄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裴骃集解引《漢書音義》:“以歲之餘爲潤,故曰閏餘。”而“屈抑”乃言枉屈、壓抑之意,《明史·伍文定傳》:“曾未見有鳴其不平,伸其屈抑者。”清·王韜《原才》:“夫天地生才而國家非惟不能用,又從而摧殘屈抑之,以自斲其元氣,國家何由而盛歟?”另“狙猨之杙”的“狙”指猴子,“猨”通“猿”,“杙”乃指係猴的小木樁。《莊子·人間世》:“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作者以末三句“已無心於梁棟之用矣,毋或縱尋斧,以求狙猨之杙也。”表達出已無心於政治事物、只想求全保身的心境。
三、中國古代文化治療學理論的實踐
儒家文化倫理療愈的文學治療意識,可從宋代黄楊賦中有所呈顯。
北宋中期歐陽修《黄楊樹子賦並序》及北宋末南宋初期張守《小黄楊賦並序》,以散文賦的面貌如實呈現心中所想。二文皆以黄楊樹地處艱險、生長不易,凸顯黄楊樹的特出不凡,歐陽修借此抒發一己不遇之嘆,而張守則傳達出只想保身全性、不想再涉入政治的心境。
從儒家文化的倫理療愈觀點來審視北宋這二篇黄楊賦,可看出中國文人以倫理療愈自我的文化治療特質:
(一)服膺綱常之義
因爲“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的三綱原理,以及“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之道深植於人心,因此就算體現“陽”面的君、父、夫有錯,體現“陰”面的臣、子、妻,仍會服膺於三綱五常之義。因爲秉持着五倫的“君臣有義”,即使昏君當道,臣子還是盡心竭力以輔佐,就算因此而喪失性命,也是“雖九死其猶未悔”(《楚辭·離騷》)。
範仲淹以《百官圖》舉证宰相吕夷簡用人惟私,不能舉拔賢才,原本誰是誰非,昭然若揭、一目了然,無奈宋仁宗竟然聽信吕相之言,認定範仲淹是有意結黨營私、圖謀私利,將範外放,而所有幫範説情之人皆遭貶斥,歐陽修也在其中。歐陽修致書右司諫高若訥,斥責高若訥逢迎權勢,結果歐陽修被貶爲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這篇《黄楊樹子賦》即作於夷陵,乃借賦黄楊“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借小黄楊樹在不利的環境中求生存,作爲自己當時處境的寫照。且歐陽修借着對小黄楊樹“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的感嘆,點出自己懷才不遇的心聲、寄託了自身的不遇之感,以抒發心志。
君臣父子的關係,是相輔相依的。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從孝順父母、敬重兄長的態度,可延伸到是否會犯上作亂。孝親敬長原本是天性使然,而將此種天性延伸到不具血緣的君臣關係上,讓“視君如父”的觀點深植於士子之心,所以即使爲人臣子者心中受了委屈,仍會服膺於君王的安排而不會犯上作亂。
(二)一切反求諸己
儒家文化中倫理療愈的消極面和積極面,從“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即可以恰如其分的説明。
中國人講究天時、地利、人和,順勢而行,在小我與大我、自我與他我的權衡下,仍是以社會和諧的大我爲最大的前提,縱使不能完成小我的自我成就,但至少讓自己服膺於對大我的整體和諧,也算是對社會的一項消極反饋。
北宋末南宋初期張守《小黄楊賦並序》,從對外物的書寫轉而到抒發一己之情志。張守借言小黄楊樹“傲冰霜之凛冽,玩陰陽之消息。配後凋於澗鬆,得全生於社櫟。”主要强調小黄楊樹具備了經霜之傲骨、且忽視萬物的盛衰之變,只希冀能保全天性、順其自然,作者借樹而言自己想“明哲保身”的心意,已不言而喻。作者在行文時,已將自己與物合而爲一,此乃“以我觀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即所謂“有我之境”也。
張守《小黄楊賦並序》强調自己想要遠離是非之地,以求全保身的消極心境。文中“受一氣之獨正,紛衆葉之多碧。已倖脱於泥涂,靡争妍於花實。安微分而自足,貫四時而不易。”表達了雖然曾經受到環境的局限而抑鬱不得志,但如今已然脱離了紛擾之境,無需與小人争鬥。小黄楊樹安分知足的在幾案上生長着,却可以享受如同在山林間悠然自得之樂,正傳達出作者晚年留守建康的心境,與陶淵明《歸去來辭》:“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當自己已經盡力做出合宜的行爲,而没有得到預期的效果,都應當“反求諸己”,而不是“怨天尤人”,或“求諸人”。因此孟子説:“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真正的大丈夫,能在生活及行爲上堅持着居仁、立禮、行義的原則,得志之時兼善天下,不得志之時,獨善其身,做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孟子·公孫醜下》)韜光養晦,待時而動。
四、結語
《大學》開篇有雲:“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所謂的大人之學,是培養完美人格、修己治人學問的總綱領,主要的道理,在修明自身天賦靈明的本性,進而使衆人革除壞習性、在德性上日新又新、精進不已,最終能達到最完善的地步、并且堅守不移,由成己、成物、到己物圓滿,是儒家内聖外王理想的實踐目標。
以大學八條目而言,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於“修身”,屬“内聖”,是内而成就聖賢之德;由“修身”推而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屬“外王”,是外而推行仁政王道。孔子所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孟子所雲“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皆是表達要會通物我,利濟天下。
但是於現實當中,若無法達成“修、齊、治、平”的理想,讀書人還是會服膺於儒家文化中的三綱五常思想,接受現况而不犯上作亂,并且以内省的功夫規範自己的言行,一切反求諸己,希望在逆境當中除了求生存之外,還能修煉更好的自己,以待東山再起。孟子所雲:“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正是儒家文化倫理療愈的具體展現。如果能將中國古代文化治療學的文學治療特質應用在當代社會裏,應該可以使社會更爲和諧,也能够彰顯中國古代文化治療學的現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