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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文章内容

從超我意識看東坡前赤壁賦的療愈密碼

  一、前言

  人生難免面臨高峰與低谷,於順境時不免意氣風發、志氣昂揚;處逆境時也只能韜光養晦、韞櫝藏珠。

  觀蘇東坡一生宦海浮沉,雖時而身處逆境,却能在現實中忘懷得失,表現出隨遇而安、曠達自適的人生態度,終究在歷史的長流中,留下了千古的美名。

  逆境出人才,北宋時期的歐陽修在《梅聖俞詩集序》裏,就提出了“詩窮而後工”的説法。蘇格拉底曾説﹕“逆境是磨練人的最高學府。”恩格斯亦曾言﹕“逆境使天才脱穎而出”,但並非所有面臨不順利境遇的人,都能成就一番偉業,只有能正視逆流,找出真正屬於自己人生順境的人,才能跨越眼前的藩籬,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正如十九世紀英國詩人拜倫所言:“逆境是到達真理的一條道路。”讓我們從蘇軾《前赤壁賦》一文中,一探東坡在遭遇中年危機時,如何以寫作文章自我療愈,由“變”與“不變”的觀點中解决生命的困境!

  二、以弗洛伊德人格三結構透視《前赤壁賦》

  弗洛伊德提出人格三結構理論,他認爲人格是一個動態的能量系統,可劃分爲三個層面: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分别對應着:潜(無)意識、前意識 、意識。

  在我們的内心隱藏着一個深不可測的巨大空間,意識猶如浮在表面的冰山一角,隱没在水下的那片龐然大物就是潜(無)意識,而連接意識和潜(無)意識的層面就是前意識,這就是弗洛伊德著名的“冰山理論”。 

  意識層是指海面上可見的冰山,而前意識層相當於漲退潮時落差之間的冰山層,潜(無)意識層則是位於海底深不見底的深層區域,是佔據整體人格最大部份。其中,潜(無)意識相對於意識及前意識,呈現具有兩種對立關係的意識層次。

  (一)原始抒情的本我

  弗洛伊德將“本我”定義爲心靈深處最古老的那一部分,其他的結構都源於此。本我是心靈的原始部分,是真正心理的現實,是我們人格中隱密的、不易接近的部分,且它密切地和快樂原則相聯繫:

  本我是“源自軀體組織的本能”,是“最初的心理表達”

  本我是原始的、無序的、感性的“非邏輯的領域”。“本我”展示了“真正的心理現實”

  本我只受最基本的、原始的心理動力原則制約

  本我,是最原始的、與生俱來的、無意識的結構部分。

  就各部分的能量而言,本我受快樂原則支配,“用來使人的本能得到滿足。”

  本我按照“快樂原則”行事,追求一種絶對不受任何約束的本能欲望的滿足;本我完全不懂什麽是價值,什麽是善與惡和什麽是道德。 

  (本我)充斥着來自本能的能量,但是它没有組織,不能産生任何集合意志,只能力争使受享樂原則支配的本能需求得到滿足。 

  綜合上述,可知弗洛伊德認爲:本我是最原始自然的存有,爲最真實的心靈狀態的呈顯,乃按照快樂原則行事,尋求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滿足。

  宋神宗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爲蘇軾因“烏台詩案”被貶居黄州的第三年,在出遊黄州城外赤鼻磯時,作《前赤壁賦》,文中隱含著作者由“樂”轉“悲”後“喜”的三次情緒上的變化。

  以蘇軾的《前赤壁賦》而言,文章一開始抒寫了赤壁秋江月夜的奇美之景:“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勾勒出一幅絶美的月夜泛舟圖。在如詩如畫的江景中,予人頓生一種“浩浩乎如馮虚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的遐思。蘇子與客人身處清風明月之中,身心靈完全融合於大自然的美景裏,展現出快樂愉悦的氛圍。這是一種順應自由天性、自我解放的生活方式,是一種擺脱了政治的束縛和困擾,無拘無束的率性生活。可謂將道家“無爲”思想發揮到了極致。而此種與大自然合而爲一,依循着快樂原則,滿足心中最原始而真實的渴望之情態,即是弗洛伊德所謂“本我”的呈現。

  而文末“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借。相與枕借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乃爲蘇軾經過一番生命的對話與省思後,昇華了心靈的層次,在心境上有新的體悟,因此心中能不起無謂的漣漪,愜意地自適自樂,充滿着喜悦之情。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本我“密切地和快樂原則相聯繫。”且展現了“真正的心理現實”,蘇軾在經過生命思索的洗禮後,反璞歸真,找回最真實的本我。

  (二)調和現實又充滿困惑的自我

  弗洛伊德認爲“自我”往往充滿了矛盾和痛苦,因爲它是有意識的,既要面對現實,又要調和現實的矛盾;又因爲它是無意識的,所以常常陷於困惑,無法自拔:

  自我是從本我中分化出來並得到發展的那一部分,它處於本我和世界之間,根據外部的需要而活動,它是調節本能要求與現實社會要求之間不平衡的機制。 

  處於前意識的自我,是跨越本我和超我的橋樑,“它代表理智和常識,按照現實原則來行事。” 

  自我首先、最終都是身體上的自我。 

  自我是代表意識的那部分心理。

  自我就是這樣被本我所驅使,受超我所限制,遭現實所排斥,艱難地完成它的效益任務,使它所遭受的種種内外力量和影響之間達到調和。 

  自我面臨三重考驗:外部世界的現實,本我欲望的誘惑,以及超我的規範。在它(自我)企圖斡旋於本我和現實之間時,它常常不得不用他自己前意識的文飾作用,來掩蓋本我的無意識的要求,以隱瞞本我和現實的衝突。 

  綜上所述,弗洛伊德强調“自我”經常處於衝突困惑的情况。因爲本我驅使着自我按照快樂原則去生活、追求實時滿足本我的衝動,但超我又嚴厲的監督着自我,因此自我經常處於左右爲難的矛盾與痛苦之中。

  在蘇軾的《前赤壁賦》中,借由主客之間的問答,凸顯了内在自我的衝突與矛盾: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於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裊裊,不絶如縷﹔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

  文中,東坡借着客人之口,以三層對比的方式,道出了對亘古以來無法解决的三重悲嘆:

  1.人類的平凡與渺小:

  第一層以“古代英雄人物”與“當今平凡小人物”作對比,而心生悲嘆: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裏,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横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侣魚蝦而友糜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

  慨嘆曾經氣宇軒昂、雄姿英發的英雄人物曹操,當年如此不可一世、勢如破竹,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鋭不可當之勢,但如今也淹没在滚滚滔滔的歷史洪流之中,不復存在。更何况平凡如“吾與子”這般的小人物,又還能留下什麽呢?

  此種對於“景物依舊,人事已非”之慨,歷代文人皆有所感。小則對兒女私情的嗟吁,如:崔護《題都城南莊》:“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又如李清照《武陵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泪先流。聞説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大則對時代變遷的悲慨,如:王勃《滕王閣序》末之詩:“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劉禹錫《烏衣巷》:“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李白《登金陵鳳凰台》:“吴宫花艸埋幽徑,晋代衣冠成古”。這些都是由今昔對比所産生滄海桑田的無限感慨。

  2.人生的短暫與有限

  第二層以“宇宙無窮”與“人生須臾”作對比,而心生悲嘆:

  寄蜉蝣與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羡長江之無窮

  人生有限,短暫而渺小,這是亘古以來人類無法免除的悲哀。張若虚《春江花月夜》:“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正有類似的慨嘆。歷代文人在無法施展濟世之志、陷於困頓迷惘之時,往往會思索宇宙的本源,重新探求生命的價值。李白在仕途失意之時,寫下了《把酒問月》:“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凸顯月亮宇宙的永恒無窮、人類壽命的短促有限。陳子昂忠而見棄,悲憤填膺,在登上幽州台時,舉目四望蒼茫的大地,乃迸發出膾炙人口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面對寥廓的江山,永恒的宇宙,不禁發出對有限人生的感慨。

  而在蘇軾本身的作品中,也有類似的寄寓,如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遥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强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又如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前者借由對周公瑾的遥想,表達人生如夢的慨嘆;後者借着雪泥鴻爪、老僧新塔、壞壁舊題的意象,表達了對人生短暫的悵惘之情。

  3.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第三層以“理想”與“現實”作對比,而心生悲嘆:

  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於悲風。

  此二句借由理想與現實對立的顯現,隱約傳達出作者内心世界對於出仕與退隱矛盾的困惑。辛棄疾在《破陣子.爲陳同父賦壯語以寄》這闕詞中,最能傳達出理想與現實差距的矛盾與可悲的心境:“醉裏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八百裏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聲。沙場點秋兵。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發生!”將軍神采飛揚、意氣風發、氣勢磅礴的“沙場秋點兵”,緊接着率領精鋭鐵騎、風馳電掣的乘勝追擊,頓時戰鬥的凱歌凌空而上、直入雲霄,歡呼之聲驚動天地。然而,正當情緒高昂,正如同飛鷹展翅翱翔於天際之時,一句“可憐白發生”,頓時將理想中的情境拉回了無情的現實。南宋朝廷的腐朽,讓滿腔熱血的愛國志士報國無門、壯志難酬。使人不禁爲有志之士却無處伸展者,掬一把同情之泪。

  羅曼·羅蘭曾説:“暫時的是現實,永生的是理想。”正可爲此一人生的悲嘆,下一個貼切的脚注。

  (三)超越現實追求曠達的超我

  弗洛伊德所謂的超我,即良心及自我理想,爲人格的道德或理想的成分。理想自我是他本身的自我總無法達到的:

  超我由自我理想和良心組成,是人格中專管道德的司法部門。它爲至善至美而奮鬥,不爲現實或快樂操心。

  超我代表了每一個道德限制,它是追求完美的倡導者——簡要的説,超自我就是我們從心理學方面所能够把握的,被描述爲人類生活的較高層次的那種東西。 

  (超我)這種我們每個人心理生活中最深層的東西,通過理想的形成,才根據我們的價值觀標準變成了人類心靈中最高級的東西。

  自我理想(超我)在一切方面都符合我們所期望的人類的更高級性質。

  超我最初産生於父母的禁止和批評。因爲童年長期對父母的依賴,父母的標準和之後社會的標準投射於内心,即它們融入了個體心理中,或成爲個體了個體心理的一部分,導致一旦自我没有達到理想自我的要求,就會聽到良知的譴責。

  漫長的童年時代——人類成長中依賴父母的時期——在自我中積澱形成了一個特殊動源,使得父母的影響被延長。這被稱爲超我

  超我代表了所有的道德約束,主張追求完美。簡言之,它是人們生活中被我們稱作更高精神追求的東西。

  超我是人格中“高級的、道德的、超自我的心理結構”

  綜上所述,超我是人類人格結構中最高等級的表現,是經由長期生活環境思想養成,所累積出最理想的心靈層次。超我以“道德”和“良心”爲尺度,按“至善原則”行動。

  在《前赤壁賦》中,東坡以超我意識,去面對平凡、短暫而現實的人生三大悲嘆: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於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從上述的回答中,我們可以看出蘇軾面對人生困境時的兩項療愈密碼:

  1.改變視角,心寬路廣:

  東坡從不同角度觀察世間萬物,則一切問題都能豁然開朗:“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於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羡乎?”若從變動的角度,觀看天地、人世間的盈虚消長、得失榮辱,一切都在不斷的變化中;若從永恒的視角看,宇宙萬物、水月人我,皆屬於無窮無盡生命長河中的一環。以此視角觀看世間萬物,縱使個體只是天地間之蜉蝣、滄海里的一粟,但是有爲的生命,仍然具有永恒的價值。

  後梁布袋和尚將入滅前,説了一偈:“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净方爲道,退步原來是向前。”低了頭,才能看見水中廣闊的明净藍天;退後到了最後一步,再抬頭看看,才發覺滿田已都是青葱翠緑的秧苗了。此種“低頭見藍天”、“退步向前進”看似違反常規、背道而馳的説法,却造就了一個和諧的統一,正具體展現出“反常合道”的思維模式。

  明代洪應明《菜根譚》曾言:“處世讓一步爲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正如俗諺所雲:“忍一時風平浪静,退一步海闊天空”,以退爲進的思路,正告訴我們面對逆境時要轉念。面對詭譎多變的生,需要有爲有守。雖然身處逆境,但“玉在山則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適時的謙退,韜光養晦,也是一種修爲;一時的隱忍,或許即能轉危爲安、將狹隘之徑轉爲無限寬廣的大道。

  聖嚴法師在《覺情書:聖嚴法師談世間情》中提出:“山不轉路要轉,路不轉人要轉,人不能轉則心念要轉。”正如《六十華嚴》卷十雲:“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一切世界中,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别。諸佛悉了知,一切從心轉,若能如是解,彼人見真佛,心亦非是身,身亦非是心,作一切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又如《楞伽經》上所雲:“心生即種種法生,心滅即種種法滅。”萬法唯心所造,相由心生,境隨心轉,正所謂“境隨心轉則悦,心隨境轉則煩”,身所處的境地是苦是樂,往往出自於主觀的感受。想要成就何種人生,端看一個人抱持的心態。憂傷的心,就會成就愁苦憤懣的人生;愉悦的心,則能成就圓滿自適的人生。

  正如印度詩人泰戈爾在《飛鳥集》中所言:“我的存在,對我就是一個永久的神奇,這就是人生。”只要認真生活,把握當下,自然能活出屬於自己生命的光彩,留下永恒的印記。

  東坡雖然面臨人生中多次的起伏,却能以曠達的襟懷面對一切,最主要是他的秉性中具有積極向上的人生觀,且比一般人更擅長調整自己的心態。正如劉大杰所言:“他絶不因一時的失意就沉溺於酒色而不能自拔。他有高遠的理想,他善於在逆境中解脱他的苦悶,拯救他的靈魂。山水田園之趣,友朋詩酒之樂,哲理禪機的參悟,都是他精神上的補藥。所以他無論處於何種難關,他都能保持他的正常人生。”每每遇到挫折困境,東坡總能以“换個角度看,世界大不同”的心境去面對一切。只要能轉念,心寬則路廣。能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維《終南别業》)身處絶境而不失望的心境,纔可期待“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南宋詩人陸游《游山西村》)的嶄新局面出現。

  2.物我合一,消弭對立

  統觀蘇軾的超我人生哲學,其思想是立足於儒家立場,兼取佛、道思想。王世德在《儒道佛思想的融合》一文提到,蘇軾“摒棄對於生死禍福、貴賤壽殀的考慮,保持心胸開朗而坦然的情懷,保持不爲窮通而擾亂的寧静心境,而不是逥避現實、追求虚幻的天堂樂土,無所作爲。他要求心境要空,但不幻滅;情懷要静,但不懈怠。其主要的傾向,融合了儒道佛的思想,是超然自適,開朗樂觀。”觀《前赤壁賦》中:“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乃是接受了《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的思想。

  所謂“一”,乃指根源於同質的萬物,物雖殊相,但總體的質却具有其共通性。在莊子書中所雲︰“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也”(《齊物論》),“旁礡萬物以爲一”(《逍遥游》)“天地之一氣”(《大宗師》),“通天下一氣”(《知北游》)“萬物一府”(《天地》)“萬物一齊”(《秋水》)等,這些語句雖然异詞,但是皆是意指同質的概念。又如“萬物殊理,道不私”(《則陽》),道是具有普遍性的整體,有着整體的意識,自然能具備廣博的胸襟及開闊的心靈,於精神上自由自在、無所羈絆,達到“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藴。”(《齊物論》)的境地。如此無分别之心的境界,萬物與我渾然而爲一體,自然能消弭對立衝突,化解壽殀長短、成敗得失、人我競争、執着偏見等分别心。正如《莊子·天下》所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以他人爲异己,不以自我爲尺度,而是與宇宙萬有爲一體,達到物我合一之境,如此自然能包容萬有、而無對立。

  薑寶評《超然台記》雲:“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脱出塵寰之外意,故名之曰超然。此東坡之所以爲東坡也。”焦竑評《超然台記》又雲蘇軾當時“坐謫極困,台名超然,用以自遣。記中言安遇自得甚徹,真無聊中能達觀者。”這兩段評語,正道出了東坡之所以能成爲東坡,就是因爲他能“樂其日用之常,脱出塵寰之外”,且在“真無聊中能達觀”,因此造就了他胸襟開闊、曠達不凡的典範形象。

  王邦雄曾説:“東坡全文之用心,在從人間名利超拔出來,而轉向自然山水,化人生悲感而爲宇宙情懷。”而王水照在《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中,更明白指出:“出和處的矛盾,中國儒佛道三家已提出過不同的解决途徑。儒家以入世進取爲基本精神,又以‘達兼窮獨’、‘用行舍藏’作爲必要的補充;佛家出世、道家遁世的基本精神,則又與儒家的‘窮獨’相通。蘇軾對此三者,染濡均深,却又融會貫通,兼採並用,形成自己的鮮明特徵。”蘇軾在《超然台記》中所抱持着“無所往而不樂”的態度,與其弟蘇轍在《超然台賦》所言:“惟所往而樂易兮,此其所以爲超然者邪”的心境,正與《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的儒者胸懷,有异曲同工之妙。仁人君子只求依自己現在所處的地位,去做他應該做的事,不論富貴貧賤、在朝在野、安樂艱困,都能樂天知命、守分知足,因此能够隨遇而安,無論身處何境,都能悠然自適、怡然自得。

  三、結語

  本我屬於原始心智,注重滿足本能需求的物質生活,强調享樂主義、依循快樂原則行事;自我屬於心智成長期,經常處於衝突與對立、矛盾與糾葛當中;超我屬於心智成熟階段,着重對完美的追求,是道德化、理想化、典範化的自我。

  在弗洛伊德看來,人類所采取的所有豐富文明與文化的種種方式,諸如:科學的和藝術的創造活動,都是爲了擺脱現實的壓抑,使各種本能欲望得到昇華。這就是弗洛伊德的壓抑昇華觀。

  自古以來,“錦綉文章寂寞人”的例证不勝枚舉。“梅花香自苦寒來,寶劍鋒從磨礪出”,正如孟子所言:“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孟子·盡心上》),孟子又曰:“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孟子·告子下》)。蘇軾在將近四十年的官宦生涯中,可説是命運多舛。先是因爲與王安石的政治理念不合,而自請外放,任杭州通判,後又被調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又因以文字毁謗君相的“烏台詩案”被捕入獄,出獄後被降職爲黄州團練副使。後又輾轉於汝州、常州之間。雖曾被召回朝廷任翰林學士、禮部尚書,但後又因不見容於新黨與舊黨之間,再度自請外調,以龍圖格學士的身分,任杭州太守。不久又被外放穎州、惠州、儋州。在北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也是蘇軾生命的最後一年,他從被貶謫的儋州(今海南島)獲赦北歸時,途中經過鎮江金山寺,看到當年畫家李公麟爲他所繪的一幅畫像,不禁心生萬千感慨,而寫下這一首《自題金山畫像》詩:“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係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黄州惠州儋州。”雖然東坡一生仕途坎坷,但他終究能以超我意識展現出其生命的韌度與價值。

  面對逆境,最重要的是掌握我們的心境。鬆下幸之助曾説:“逆境給人寶貴的磨練機會。只有經得起環境考驗的人,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自古以來的偉人,大多是抱着不屈不撓的精神,從逆境中挣扎奮鬥過來的。”正如《楞嚴經》上説:“若能轉境,則同如來。”若是“心隨境轉”則必惶惶然不可終日;若是能“境隨心轉”,則纔可圓滿自適,得大自在。正所謂“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干。”(《聖經箴言17:22》)“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爲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聖經箴言4:23》),海德格亦曾言:“心境愈自由,便愈能得到美的享受。”因此,處順境時,要放下貪愛;於逆境時,要放下嗔恚。如此擁有清净心,福慧自然會增長。相由心生,境隨心轉,當我們的心不再役於外物,才有可能得真正的喜悦與自在。

  王水照《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中指出:“蘇軾的人生苦難意識和虚幻意識是异常沉重的,但並没更發展到對整個人生的厭倦和感傷,其落脚點也不是從前人的‘對政治的退避’變而‘對社會的退避’。他在吸取傳統人生思想和個人生活體驗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從苦難——省悟——超越的思路。”秉持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情懷,謙謙君子才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幸。”(《中庸》),正如同《莊子·養生主》所言:“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因着這份“安時處順”的心境,使得東坡能“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展現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的襟懷。蘇軾超我的層面,因着“改變視角,心寬路廣”則人生不再平凡而短暫;借由“物我合一,消弭對立”則不再執拗於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東坡乃以曠達的襟懷,實踐了積極的生命哲學觀。

  參考書目:

  一、書籍

  (一)心理學類(依出版年排列)

  (奥地利)弗洛伊德着,車文博主編:《自我與本我》,北京:九州島島出版社,2014年。

  (英)斯托爾着,尹莉譯:《弗洛伊德與精神分析》,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4年。

  (奥地利)弗洛伊德着,張堂會編譯:《精神分析引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

  (奥地利)弗洛伊德着,車文博選編:《弗洛伊德主義原著選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

  張傳開、章忠民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述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

  (奥地利)弗洛伊德着,蘇曉離、劉福堂譯:《精神分析引論新講》,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年。

  (美)霍爾着,陳維正譯:《弗洛伊德心理學入門》,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

  (二)文學類(依出版年排列)

  曾棗莊主編:《蘇文匯評》,成都:文藝出版社,2000年。

  王水照:《蘇軾論稿》,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4年。

  王世德:《儒道佛美學的融合­­蘇軾文藝美學思想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年。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達史》,台北:中華書局,1971年。

  二、單篇文章(依出版年排列)

  張澤鴻:《宗白華“生命境界美學”的體系問題》,美學研究,2009.01,http://www.aesthetics.com.cn/s52c1292.aspx

  楊麗宏:《超然物外曠達灑脱──蘇軾前赤壁賦儒道佛思想賞析》,德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年第3期第17卷,頁43-45。

  陳雷、於偉:《馮友蘭“境界説”與弗洛伊德“人格説”之比較》,中州學刊,2005年11月,第6期(總第150期),頁156-158。

  王邦雄:《赤壁賦的人生悲感與宇宙情懷》,國文天地,1987年,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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