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本人談國學的確有點爲難，至於談金鋒教授的國學研究也有難處。如果要談的話，只能稱爲侈談。雖然侈談也是談。古人曰:“侈談無驗”，意爲夸大不實没有根據的話語。多費之爲侈。

　　不過，自從讀了金鋒教授的若干篇國學文章，深有感觸。其文深入淺出，直抒胸懷，具有極强的感染力，足以增廣見聞，不能不談一談自己的認知。

　　《我國國學教育現狀與前景述評》一文，方知金鋒教授不但跨入了國學之門，而且對我國目前國學教育狀况作了深入瞭解，範圍之廣，取得成就的瞭解及發展目標作了有益的論述。並對國學教育存在的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總之，對中國國學教育寄予巨大的希望!

　　《“新國學”倡導者們的歷史貢獻》更是對當今國學的研究必須用新的理論、新的方法發展之，稱爲“新國學”。此論述完全顛覆了鄙人對國學的認知，本人一直認爲國學就必須是歷史的、傳統的，認爲國學猶如池塘田田葉子，濃郁盛密，是一項很難有成就的研究，因爲歷來被稱爲國學大師者，在中國少之又少。但金鋒教授在這麽短時間内，有這麽多的成就，令人欽佩。

　　下面就金鋒教授的國學研究談些看法。

　　象猛獸撲向他所愛的國學研究

　　中國首先提出“中華民族”這一概念的樑啓超先生擔任過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院長，説明他對國學有過深入研究，也的確是中國著名的國學大師。他之所以能提出“中國民族”到“中華民族”這一概念，首先對中華五千年曆史有高於他人的研究結果。

　　大家知道，中華則中國，來自於中原華夏族，華是有文化的族群。唐代法典《唐律疏議》對“中華”一詞作瞭解釋，强調“中華”的文化教養的内涵。因此，我們説樑啓超先生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但他首先是一位熟悉中華民族歷史的歷史學家，這也是他擔任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的緣由。

　　據我瞭解，金鋒教授過去對歷史的研究不是他的强項。而研究重點轉向國學在於2016年，從他發表的“炎黄文化應當成爲中國國學的必修課”一文中可見，他認爲“炎黄文化”的認知是研究國學之開始，必須遵照習近平同志指出“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年連綿不斷的文明歷史”。他説“炎黄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龍頭文化，根祖文化，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可欠缺的重要部分之一。”並對炎帝、黄帝的傳説的歷史作了深入的考究，令人佩服。

　　説明，當金鋒教授認定一個目標之後，就全身投入其中，像猛獸一樣撲向自己所愛的國學研究，他認真讀書，一頭鑽進浩無涯際、枯澀的經、史、子、集、方誌、叢書中去，兀兀窮年，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精心研讀中華民族五千年曆史，有了豐厚的歷史底藴。針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族特色和持久的生命力，在文化典籍汗牛充棟中尋找國學研究的精華及其規律性，寫出蔚然可觀的研究國學的好文章，讓自己終於成爲當代的國學大師。

　　常言道，走進史料，才能進入角色，才能理解中華傳統優秀文化一脈相承，博大精深。只有認真讀書沉醉其中，吸取書中精神，才能從古典表達現代。探索猶如登山，金鋒教授在研究國學方面雖然起步較晚，但他不畏艱險，沿着古典文化的崎嶇山路攀登不休，終於見到了頂峰。對於國學他從探索到進入其中，其精神與研究成果令人難以望其項背。

　　革故鼎新，創新無限

　　南宋著名江湖派詩人戴復古曰:“須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隨人脚後行。”這正是學者研究學問必須遵循的原則。

　　從金鋒教授研究國學過程中，體現了“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拘牽爲束縛、限制之意。從他的文章可見，在研究國學中遵照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傳統走向現代，完全賡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和創新性，體現出新的活力，金鋒教授延續了“新國學”的研究思路。

　　他在《“新國學”倡導者們的歷史貢獻兼談對新國學發展的思考》一文中，完全體現了這一觀念。首先，他對中國現代新國學研究者有充分的瞭解。其次，對新國學内容有充分的理解。再次，對新國學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思考，特别提出研究國學必須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進行研究。其研究内容必須承繼其“根”和“魂”的優勢，還應與民主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結合起來。研究觀點要新、研究任務要新，一句話，傳統與現實相結合，典型的表現在《“義勇軍進行曲”是近現代國學的國魂》一文中。

　　實際上，早在2016年他就提出并發表了《“國學”應當與時俱進，推陳出新》的文章，明確指出學術界對國學概念的不同理解，從狹義國學概念中專指中華傳統的學術文化，没有傳統就没有現在，爲此金鋒教授從這一角度看，對中國五千年曆史作了深沉的研究。至於從廣義國學概念中泛指“一國所有之學”，不但有傳統學術文化，還包括西學和馬克思主義傳入的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與海外“中國學”或“漢學”研究的對象、範圍大致相同。

　　金鋒教授認爲從狹義國學到廣義國學概念，這一演變是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與進步的必然趨勢，是不以人民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性、創造性。至於新國學概念則創建適合新時代需要的國學爲新國學，强調國學研究的革新意義，則非復古倒退、抱殘守缺。

　　對此，金鋒教授認爲三種不同的理解國學概念，可以并存。但他更傾向於研究國學必須創新，包括指導思想新、内容新、觀點新、任務新、方法新，正如古人曰:“體無常軌，言無常宗，物無常用，景無常取”。革故鼎新，才能創新無限，突破舊知，使之焕然一新。金鋒教授的文章對創新性的論述深入淺出，筆鋒帶有情感，感染力極强，可謂識見正大，議論切要，崇尚實績，不受虚言。吾人喜歡讀。

　　習近平同志一再强調:“要把握傳承和創新的關係，學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爲文藝創新的重要源泉”。研究國學應遵循之。提倡“新國學”者，是孵化夢想，創新未來國學的知者!

　　鑒此，雖然金鋒教授才於2016年把研究重點放在國學方面，但其成果可圈可點。創新具有無窮的活力，革故鼎新一定會出碩果。從“十喜臨門”到新的“十喜臨門”，其論文被中外出版社發行，影響頗大，成爲中國目前較有影響的國學大師。

　　國學研究是思想文化戰綫的重要組成部分

　　2017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意見》，其間對國學研究的重要意義做了闡述，並指明國學教育的總體目標和重點任務等。習近平同志早在2010年10月，對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院長馮其庸先生點贊説他“帶領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爲國學新時期的發展，爲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發揮着主要作用。您的治學報國精神，令人欽佩。”把研究國學提到“治學報國”的高度來認識，習近平同志擔任總書記後，他的文化思想成了新時代黨領導文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理論總結，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在新的歷史時期，金鋒教授在國學研究上更是緊緊地圍遶習近平文化思想進行着。

　　金鋒教授認爲，研究國學必須深入挖掘和闡發源遠流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將講仁愛、重民本、守信用、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之成爲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在這裏，他把國學研究同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牢牢結合在一起，尤其要傳授儒家文化的仁愛思想，堅守儒家對政治、社會、倫理的核心理念，使新時代文化建設有了豐富的内容，形成新的篇章。這就是我們所説的習近平文化思想理論和實踐經驗的總結。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五千多年不斷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源遠流長，擁有豐富的内涵和成熟的價值，具有極其突出的連續性。特别是孔子儒家思想形成之後，從漢武帝之時，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統治政策和治國思想，則“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爲漢武帝進一步强化中央集權之需。儒家思想成爲全國的主導思想。習近平同志强調“着力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斷提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從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更爲重視文化建設，形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金鋒教授在研究國學過程中，以此寫出了幾篇非常有份量的好文章。

　　加强思想文化建設，必須着力於黨的領導，因爲她關係到黨的前途命運、國家長治久安的一項重要工作。這裏，先從“紅船精神”説起，2005年6月21日，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同志在光明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弘揚“紅船精神”走在時代前列》，首先從我黨歷史的層面提出了“紅船精神”的理念。“紅船”指的是中共第一次黨代會在浙江嘉興召開的那條遊船，成爲中國革命的啓航地。從此“紅船精神”標誌着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開始。

　　金鋒教授在研究國學之際，認定國學特别是新國學的研究，必須和社會主義思想文化聯繫在一起，而且要在黨的領導下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爲此2021年黨的百年誕辰時特地寫了一篇《永續傳承，世代發揚中國“紅船精神”》。對黨的領導從“紅船精神”開始，意義重大，“紅船”内涵極爲豐富。

　　總而言之，金鋒教授在研究國學中，堅持承繼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堅持創新發展的新國學，堅持辯證取舍，推陳出新，走國學研究的正確道路。預祝他再接再厲，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爲指南，把國學研究成爲社會主義思想文化戰綫的重要組成部分! 

　　金鋒教授破斧成舟的決心於國學研究的精神，讓我異常欽佩!

　　陳漢生

　　寫於2024年7月於上海

　　陳漢生（1940年-）福建惠安縣人。1961年畢業於上海社科院法律係。歷任上海大學文學院法律係副主任、主任、黨總支書記，上海外貿學院法學院教授、中國小城鎮發展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法制史研究會副會長。對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頗有研究，並開拓了法史界對中國古代經濟法史的研究，著有《中國古代經濟法制史綱》、《陳漢生文集》（三卷本）。現爲上海大學法學院教授、執業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