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這個概念開始流行於民國初年，至今大約有百年左右時間，但學術界仍未有統一的定義。1979年版本的《辭海》上説：“猶言國故，指本國固有的學術文化”。筆者認爲通俗的説，所謂“國學”是中國學的簡稱，外國人叫做漢學。它是關於中華民族在幾千年曆史發展中所積累（沉積）、形成起來的思想理論或文化形態的學術成果。其所藴含的内容是指具有中國所特有的歷史、經濟、政治、法律、宗教、藝術等特定條件下所創立起來的各種學問總和；其外延横穿遼闊國土各地域所凝聚起來的不同文化的整體。因此，其中也必然含有精華和糟粕。國學研究一定要揚精華、棄糟粕，絶不能含糊。

　　爲了更好地把握當代“國學”研究的現狀及其發展趨勢，今年酷暑期間，筆者特地花10多天時間到上海居家附近一家區級圖書館去翻閲近百本國學專著的圖書，並複印部分較有研究價值的資料帶回家裏學習和研究，受益匪淺。但也發現一些資深國學專家的著作，還有幾年前剛出版的《領導幹部國學讀本》、《黨員領導幹部二十堂國學修養課》以及《國學經典》、《國學概論》、《國學講義》、《國學天空》、《國學常識》一類的書籍等，在論及國學定義或什麽是國學内涵時，大多注重和偏愛歷史上諸子傳統經典名著的介紹，例如，有的作者認爲，“‘國學’一詞，最早出自章太炎先生《國故論衡》及《國學概論》的演講，它以先秦經典和諸子學説爲根基，涵蓋兩漢經學、魏晋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和同時期的漢賦、六朝駢文、唐詩、宋詞、元曲和明清小説以及歷代史學等内容，形成了恢宏的‘經’、‘史’、‘子’、‘集’四大部分，其内涵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有的作者認爲，“‘國學’是個寬泛的名詞，但是不論你如何分類，都會把儒家和道家列爲重點。儒家的代表是孔子和孟子，道家呢？自然是老子與莊子。”即使是2010年初出版的《領導幹部國學讀本》，也是“遴選歷代最有影響，最能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經典文獻並進行類編，導讀……爲推動建設學習型黨組織和學習型社會提供了有益的載體。”

　　我們無意反對或貶低國人，尤其是各級領導幹部和青少年精讀國學經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爲，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要想有所作爲並自立於世界强國龢民族之林，都必須具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而中國的國學就具備這種獨一無二的特質。國學經典中藴含着中華五千年曆史智慧的精髓，涵蓋中國傳統文化，學術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許多優秀文化典籍藴含着做正人正事和治國理政的大道理，是中華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它不僅搆成我們祖先精神生活的良好客觀環境，維係着中華文化之根；而且對於傳承中華文明，增强民族凝聚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將起着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作爲炎黄子孫，每個國家公務員和青少年都應該認真學點國學，不斷提高人文素養和精神境界。

　　但是，我們總覺得，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新事物在不斷涌現，新理念在不斷提昇，國學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傳統經典的層面上，而應該轉换思路，即在繼承國學經典的基礎上，立足中國現實，放眼世界未來，與時俱進，推陳出新，永葆國學强大的生命力。簡言之，國學研究既要繼承更要創新。有學者指出：“對國學進行創新需要有新視野，立足中國，放眼世界。這就要求在借鑒古人智慧的同時關注當代現實，從而豐富和發展國學。不了解新時代，不研究現實，缺乏新視野，國學的價值就得不到充分發揮。傳統與現實結合，繼承與創新結合，這是國學研究的正道。”“當今時代，發展國學更需要創新。只有通過創新形成越來越多的新成果，國學的生命力才會越來越强。”（周桂鈿：“國學發展的正道”，人民日報2016年7月25日理論版）。

　　事實上，一些有擔當的學者在幾年前就意識到時代在召唤國學的變革。

　　吉林大學邴正教授在其主編的《國學新論》一書（200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序言中説：“不管我們對全球化持何種觀點和態度，我們都已經和正在面對全球化的現實。……作爲具有幾千年曆史的中國傳統文化要以怎樣的姿態進入這個文化對話的場域？要怎樣發出自己的聲音？要如何打通傳統與現在的壁壘？要怎樣從民族走向世界，讓中國傳統文化在全球化時代迸發出新的生命力？這些是當代學人極其關心的問題，因此，解決這些問題也成爲中國當代學人一項重要的歷史使命。”

　　上海大學文學院祝瑞開教授在其《國學與當代社會》一書（2010年8月由學林出版社出版）中的第一篇題爲“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和思想内涵”的文章，作爲當代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闡述，頗有創新，給人啓迪。祝教授指出：“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其理論核心和基石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特色‘是與時俱進’，充分反映時代特色，並和中國社會的實際緊密結合。……成爲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旗幟。它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接着祝教授從五個方面較爲系統的論述了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的思想内涵。這五個方面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鄧小平理論的哲學基礎和活的靈魂；我國還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的理論；創造性的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理論。

　　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副校長、國學大師季羡林生前也説過：“國學絶不是‘發思古之幽情’。”“現在我們不是都在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嗎？什麽叫‘特色’我覺得，科技對我們國家建設來説，是非常重要的，萬萬不能缺少的。但是，科技却很難表現出什麽特色。……我姑且稱這些東西爲‘硬件’。硬件的本質都是一樣的，没有什麽特色可言。”“特色最容易表現在精神文化方面，我姑且稱之爲‘軟件’，哲學、宗教、文學、藝術、倫理、道德、經營、管理等等都屬於這個範疇。”“以上這些學問基本上都保留在我們所説的‘國學’中。”“這是我們中國人應該感到驕傲的。”（見經典課程編委會編著的《北大國學課》代序“國學漫談”，2014年12月由紅旗出版社出版）。

　　國家主席習近平5月17日在北京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他强調中國要爲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做出屬於我們自己的獨特貢獻，就要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一是要體現繼承性、民族性；二是要體現原創性、時代性；三是要體現系統性，專業性。習主席的重要講話，是新形勢下繁榮發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綱領性文獻，爲展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指明瞭努力方向。對國學發展同樣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習主席還强調，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一項極其繁重的任務，要加强頂層設計，統籌各方面力量協同推進。筆者認爲作爲普通學者，只能根據中央要求和部署，結合本職工作實際，爲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學科學體系做點力所能及的工作。回顧自改革開放以來，自己在已經出版的21部著作（含獨著、主編、合著）和發表的近300篇論文中。涉及當代國學研究方面提出了創新點或基本點，大致有如下十個方面：

　　一是關於我國憲法在當代國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問題

　　現行憲法應當成爲近現代國學研究的重要内容。這是當代國學研究和以往國學研究的根本區别。2003年筆者發表的《高舉憲法偉大旗幟，推進政治文明建設》指出：“憲法是規定國家各項制度、根本任務、確認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的國家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理應成爲至高無上的共和國的偉大旗幟。”“奠定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堅實基礎和基本制度架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時代的需要，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  

　　二是關於我國憲法對特别行政區的適用性問題

　　根據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我國將於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當時遇到的一個敏感的政治法律問題，就是現行憲法的效力是否適用於香港特别行政區？由於那時海内外不少人對這個問題存在認識盲點。筆者就在内地和香港分别發表了《憲法對香港特别行政區適用性問題探討》和《香港特别行政區成立時我國憲法如何實施？》兩篇長文。明確指出：我國憲法對香港特區的適用性是絶對的，但由於我國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方針，因此憲法不宜直接在香港特區實施，而是通過基本法這個“中介”在香港特區實施的，香港、澳門回歸後，筆者又發表兩篇論文，就這個重大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這四篇論文均已收入在筆者《十論香港基本法在實施中》一書。

　　三是關於“一國兩制”的澳門模式與香港模式問題

　　筆者在6年前出版的《繁榮穩定大局與“一國兩制”澳門模式》和《“一國兩制”澳門模式與博彩業依法管治》等著作中，較爲詳盡的闡述“一國兩制”香港模式和澳門模式的提出、内涵、特徵和意義。强調從基本法的設計看，“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和澳門模式具有四大共同點，但兩者也存在着17個方面實質性的差異，包括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文化制度和公民權利設計方面的差異。從實踐方面看，“一國兩制”澳門模式的成功實踐較爲成熟，得到中央和國際社會的肯定。“一國兩制”香港模式的實踐亦取得巨大的成功，但也遇到不少困難和挑戰，有些突出問題亟待解決和完善。

　　四是關於我國法律體系和内地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問題

　　早在1999年10月，筆者在《怎樣認識“一國兩制”下的中國法律體系》論文中，就建議新的概念可以這樣表述：“一國兩制”下的中國法律體系（亦叫中國法律大體系），是以主要在中國内地實施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爲主幹，與香港、澳門兩個特别行政區和台灣地區各自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所組成的有機聯繫，長期并存、相互促進的統一整體。這個法律體系具有幾個新的特點，而我們通常所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更準確地説是指中國主體部分内地的現行法律體系，並非整個中國的法律體系。

　　五是關於特别行政區制度能否成爲基本政治制度問題

　　幾年前，有些學者不知從哪裏聽到什麽風聲，熱心開研討會或發表文章，主張“一國兩制”和特别行政區制度現階段應當成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民主制度之外的第五種制度。當時，筆者在《試論我國特别行政區的“特别”之處和重要意義》中明確表示：現時“要使‘一國兩制’和特别行政區制度成爲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的條件尚不完全成熟，這一方面是因爲香港、澳門特别行政區的各項制度有待改進和完善；另一方面是因爲提出‘一國兩制’的初衷是用來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尚未完成。只有用‘一國兩制’的辦法解決台灣問題後，特别行政區制度將自然成爲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六是關於我國“城鄉一體化”的戰略選擇問題

　　本世紀初期，在我國一些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較快、綜合實力較强的地區，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發展問題，在國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但也遇到一些質疑。這需要廣大國學工作者去研究、探索和回答。筆者在《試論我國“城鄉一體化”的内涵和發展趨勢》中，從闡述”城鄉一體化”的内涵和當時存在的若干認識“誤區”入手，進而對二十世紀80年代我國城鄉一體化的歷史做了簡要回顧，最後着重論述我國新一輪城鄉一體化的特點及發展趨勢。其結論是我國新一輪城鄉一體化，已由長三角向全國一些經濟社會較發達的地區逐步鋪開，其發展趨勢具有廣闊的前景，並將向更高層次推進。統籌城鄉發展，走城鄉一體化的發展道路，是我們黨根據我國現代化建設實際情况作出的正確戰略選擇。

　　七是關於我國城鎮化中的都市圈發展戰略研究問題

　　2007年5月，由復旦大學原副校長、經濟學教授施岳群和筆者共同主編的《城鎮化中的都市圈發展戰略研究》出版了。該書10多位作者對都市圈概念内涵及其界定方法，提出了獨到的見解，並將國内都市圈和國外都市圈進行了比較，對支撑都市圈發展的産業結構、生態環境、交通網絡和法制、社區、文化等各項建設進行專章論述、觀點鮮明、理論聯繫實際、論证邏輯性强。該書作爲我國“十五”規劃中的一項研究課題，並經國家驗收專家組通過驗收。正如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原副部長謝揚所説：“本書的面世、在我國城鎮化、都市圈與建設新農村方面增添了豐富的一章，對我國城鄉一體化發展亦有所啓迪。” 

　　八是關於我國特區中的特區建設初探的問題

　　近幾年來，隨着我國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和深化，除了原有的珠海、深圳、厦門、上海浦東等幾個經濟特區外，又出現了幾個被稱爲“特區中的特區”。對此，筆者給予高度關注，並進行初步探討。例如，在《横琴開發與澳門大發展新機遇》中，就横琴開發的戰略決策，功能定位、産業發展、總體布局與發展模式進行有益的探索。在《關於深圳前海開發若干重要問題的初探》中，就前海的區位優勢、戰略定位、發展目標、空間布局、着力點以及重要意義進行系統探索。在《平潭綜合實驗區開放開發若干重要問題探討》中，就平潭開放開發戰略提出的歷史背景，獨特優勢，重要意義，主要内容以及如何加快建設步伐提出建議等。在《廣州南沙新區開發與功臣霍英東》中，讚揚霍英東爲南沙開發打下基礎，並就南沙的戰略定位，發展目標和具體規劃提出建議等。筆者將繼續研究這些特區中的特區發展態勢。

　　九是關於港澳基本法對當代法理學發展的貢獻問題

　　2001年3月，筆者在香港《大公報》發表了一篇題爲《港澳基本法與當代法理學》的萬字論文。首先從多個視角認证了港澳基本法是一種嶄新的法律現象。這在我國立法史上是從來没有過的，在世界歷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其次論述了港澳基本法對當代法理學發展的推動作用，比較集中的表現在8個方面，即在法的性質、法的更替、法的體系、法的制定、法的淵源、法的解釋、法的適用以及司法體制方面，爲當代法理學注入新的血液和生命力。最後指出，在21世紀人類社會大變革、大發展的時代，法學研究學者，應當把握時機，勇於冲破舊體制下的條條框框，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國家所需要的當代中國法理學體系。

　　十是關於如何正確對待西方資産階級法學流派問題

　　在我國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内，由於受到“左”的錯誤思想的干擾，對西方資産階級法學流派的研究，曾被視爲唱不得的對台戲。其實，毛澤東早就説過：“你們如果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那就需要補學一點它的對立面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基於這種認識，1989年中國人民大學著名法理學教授孫國華邀請筆者參加編著《法學基礎理論》一書中的第六編現代西方資産階級法學流派評價，便欣然接受。筆者認爲，現代西方法學流派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法學理論寶庫，其中自然不免有些糟粕，但也有些精華，前者要抛棄，後者要繼承。繼承精華有助於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法學，有助於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並與世界接軌的法學理論體系。

　　總之，“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時代永遠在變，實踐發展永無止境，國學研究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服務國家和人民。

　　寫於2016年8月初

　　（原載《十大國學人物精品選》，作家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