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以來，以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學熱”不斷昇温，這是件好事。這股熱不僅激發了廣大國民的愛國情懷，增强中國文化自信，而且促進了我國和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文化交流與互鑒，並爲應對“全球化”的挑戰提供了精神動力。正是在這一有利的背景下，約3年前，筆者發表了《“國學”應當與時俱進，推陳出新》一文（原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十大國學人物精品選》），今年初又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名爲《國學新論探討》的小册子，得到了不少朋友和讀者的支持和肯定，但也有人提出質疑，國學就是中華傳統文化學，哪來的什麽“新國學”！？其實“新國學”這個名詞（概念）並非筆者首創，在學術界早就有人提出，並不斷流傳和發展。

　　一、是誰率先提出“新國學”這個名詞（概念）

　　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在第3版發表了畢全忠先生撰寫的《國學，在燕園又悄然興起——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散記》，引起全國關注，甚至轟動一時。國學大師季羡林感慨地表示，能使用“國學”二字本身是有“勇氣”的表現，並指出：“國學，弘揚中華優秀文化，既然是順乎人心，應乎潮流的事業，必然會發展下去。”

　　在這種良好的國學研究氛圍中，第2年（1994年），“《文史哲》雜誌第三期開設了‘國學新論’專欄，收録四篇相關文章，其中，肖兵先生率先提出‘新國學’，强調運用新理論、新方法進而發展出新國學，國學而勇稱新，就必須引進、運用新理論、新材料、新方法。所謂‘新國學’，本應該除了對象（中國傳統文化）依舊以外，全體焕然一新：材料新，......；角度新，......；方法新，......；理論新，......；自然得出的結果更要新，甚至連表達的方式都要新。”

　　“此外，張岱年先生的‘貫通中西，不拘一偶’；張世英先生的‘聯繫我們現時代的參照係對我國的傳統作出新的解釋’；葉舒憲先生的‘多重證據法’；皆是契合着新時代的新情形而要求鼎新國學研究方法，增擴國學研究對象，皆在探索新國學的可能建構。”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葉，中國内地能够提出“新國學”概念絶非偶然。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後，“國學”概念曾一度銷聲匿迹。“文革”期間，在“造反有理”、“破四舊”（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蠱惑下，無人敢問津傳統文化。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出現了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逐步完善，在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一個持續多年的文化研討熱潮。人們在“百花齊放、百家争鳴”、“古爲今用，洋爲中用”方針的鼓舞下，積極爲繁榮我國的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而努力探索。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學術界因自身所面臨的“失語症”、“文化危機”，而重新審視傳統文化（學術），並提出“新國學”是很自然的事，即順理成章。他們認爲，“‘新國學’顧名思義是對傳統‘國學’概念的更新，而‘新國學’研究歷史顯示其在研究方法、精神内核、觀念定位上不斷地尋求新的發展路徑與前進方向。……規避傳統‘國學’概念的模糊性而彰顯文化發展的生命力。”

　　夏芬先生評價説：“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大陸學者已旗幟鮮明地標識出‘新國學’概念，並强調吸收與運用新方法、新視角、新理論，這既是對新時代的回應，也是學術自身發展的時代脈動，更是傳統文化資源的革故鼎新，尤其是傳達出學術匠人們對傳統學術資源進行整理與翻身的研究建議與學術期待。”

　　二、2005年是新國學研究進展的關鍵年

　　實踐是學術思想萌發和發展之源。我國著名的文化巨匠、《紅樓夢》研究的卓越旗手馮其庸先生，自青年時期起就將“讀萬卷書，行萬裏路”作爲自己治學的一個目標。他於1986年9月，應邀赴新疆大學講學，首次接觸西域，得益良多。因此，在其後的20年間（1986—2005），他十赴新疆考察，足迹遍及天山南北。那時，國家正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其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各項事業迅速發展，各族人民也正在爲再造一個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區而持續奮鬥。這一轟轟烈烈的大開發實踐，對馮先生的震撼是非同尋常的。有評論指出：“正是歷經西域艱苦卓絶的長期考察，馮其庸先生的‘新國學即大國學’理念從萌發、充實、豐富到成熟，爲他在人民大學國學院的辦學實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一“‘大國學’理念，與國家的西部大開發緊密結合，並付諸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的辦學實踐，在課程設置、學術研究、人才培養以及書畫創作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貢獻，其治學報國精神令人敬仰。”

　　2005年10月16日，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家國學學院，即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正式成立，這不僅是人民大學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國高等教育領域的一件大事，更是振興國學教育的歷史新起點。當時，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領導同志和各級領導，社會各界，海内外同行給予了熱切的關注和格外的關愛，紛紛發來賀信和祝福。部分領導和嘉賓還光臨會場。作爲國學院首任院長的馮其庸先生在舉行的開學典禮上致辭時明確指出：“我個人所理解的國學，是大概念的國學，也就是中國學術的簡稱，它應該是包羅宏富的。......我認爲國學並不是凝固的、僵化的，國學隨着歷史的進展在不斷的豐富發展......我們的國家是偉大多民族團結融合的國家。我們不能把國學局限於某一局部，這是顯而易見的。”

　　2008年10月13日，馮先生還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大國學即新國學》一文，進一步闡述自己的觀點。其後，他的學術活動有一大特點就是念念不忘如何將傳承文化的“中國夢”與西部大開發，國家富强結合起來。

　　2010年10月16日，人民大學隆重舉行“國學院成立五週年慶典暨其馮其庸先生從教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當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賀信中點贊馮先生：“帶領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爲國學新時期的發展，爲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發揮着主要作用。您治學報國的精神，令人欽佩。”馮先生則在會議閉幕式的致辭中又就國學概念與國學教育的關係發表了新的看法。他强調：“國學概念討論深入了，對於課程設置、學位設置也許更有利，但是實踐第一，首先是實踐，國學教育可以先辦起來。”可見，馮先生是一位十分重視大國學理念的杰出踐行者。2017年1月22日，病逝於北京，享年95歲。

　　2005年，對於“新國學”的發展來説，是個好年頭。因爲這一年的5月27日正式決定成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並於同年10月16日舉行國學院開學典禮暨揭牌儀式，成爲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所頗有聲譽和影響力的國學院，同年10月，北京大學哲學係開設干元國學教室。此外，2005年《社會科學戰綫》開設《新國學研究》專欄，同年4月汕頭大學推出《新國學研究》專輯。因此，“有學者則直呼2005年是中國的‘國學年’。”

　　有評論指出：“值此之際，‘新國學’研究也呈現三種不同的學術定位的發展趨勢：首先，作爲中國學術整體的新國學，其‘新’在於擴大了傳統國學内涵與外延，要求考察由傳統學術與五四以來學術所搆成的學術整體。......。其次，作爲傳統國學新時代發展的新國學，其‘新’在於研究方法的豐富與研究對象的增擴。......。最後，馬克思主義新國學，其‘新’在於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的、歷史的研究方法。......。於此階段，‘新國學’概念已被明確地指出且系統性確立。呈現出三種不同的學術定位與發展趨勢，但殊途同歸，都要求體貼時代的脈動而推動‘新國學’的可能發展。”筆者認爲，2005年前後一段時間，“國學新概念”已被明確提出確有其事，而“系統性確立”則言之過早，值得商討。

　　三、最近10多年來學者對“新國學”的探討

　　由於資料缺乏，目前筆者所看到的部分資料索引有：

　　江凌撰寫的“試論國學與新國學”（原載《文史哲》2006年第2期），嚴家炎撰寫的“從‘五四’説到新國學”（原載《甘肅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方立克撰寫的“創建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國學”（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8年7月15日第003報），樑樞撰寫的《新國學之路——訪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原載《光明日報》2009年10月26日），李慎明撰寫的“建立馬克思主義新國學觀念和新國學體系”（原載《光明日報》2010年2月8日），顧建軍撰寫的“建設華夏新國學要解決兩大難題”（原載濱州職業學院學院》）2012年第九卷第1期》），等等。筆者想過，讀者要通過這些索引尋找到作者的原文來學習與研究並非易事，但相信對有志研究新國學的朋友也許看了論文的題目可能有所啓迪，對自己研究新國學的思路及角度會有所幫助。

　　在著作出版方面，筆者已拜讀過的有三本：一本是吉林大學邴正教授主編的《國學新論》。該書在序言中寫道：“不管我們對全球化持何種觀點和態度，我們都已經和正在面對全球化的現實。......作爲具有幾千年曆史傳統文化要以怎樣的姿態進入這個文化對話的場域？要怎樣發出自己的聲音？要如何打通傳統與現代的壁壘？要怎樣從民族走向世界，讓中國傳統文化在全球化時代迸發出新的生命力？這些是當代學人極其關心的問題，因此，解決這些問題也成爲中國當代學人一項重要的歷史使命。”一句話，以中國傳統文化爲對象的舊“國學”，要以“全球化時代”同行，才能使國學研究的内容不斷豐富起來，發生巨大變化，成爲“新國學”。該書還收入王富仁先生撰寫的《“新國學”論綱》與其他學者的五篇研究新國學的文章，有參考價值。

　　另一本著作是上海大學文學院祝瑞開教授所著的《國學與當代社會》。該書的第一篇題爲“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和思想内涵”的文章，作爲當代國學（即新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闡述，很有創見，給人啓迪。祝教授指出：“鄧小平同志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其理論核心和基石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特色是‘與時俱進’，充分反映時代特色，並和中國社會的實際緊密結合。.......成爲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旗幟。它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接着，祝教授從五個方面較爲系統的論述了鄧小平理論科學體系的思想内涵。這五個方面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鄧小平理論的哲學基礎和活的靈魂；我國還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的理論；創造性的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理論。筆者認爲，鄧小平上述的觀點和理論，無疑也是新國學的新内涵。祝教授在著作中還有一篇題爲“歷久彌新與時俱進的中華文化——學習胡錦濤主席在美國耶魯大學的演講”的好文章，也是研究新國學的重要資料。

　　第三本著作是紀寶成先生的《重估國學的價值》。該著作收録了作者在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以來有關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講話、發言、文章和部分訪談，共63篇，還有附録6篇。人民大學楊慧林教授等多位專家學者分别對本書部分文稿的成稿發揮了重要作用。該書在編者前言中説明；“在紀寶成校長眼中，重振國學並不是守舊，更不是復古，他所理解和倡導的國學是今人眼中的國學，是國際視野中的國學，是現代形態的國學，也就是大國學和新國學”。

　　此外，2016年3月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國學名家辭海》，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分别由中央文藝出版社和中國國學協會等4個單位聯合匯編的《傳世國學三百家》、《中華國學範例教材（第一捲）》，其中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新國學問題。

　　四、筆者對新時代背景下新國學發展的幾點思考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時强調：“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心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着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設指明瞭方向，當然亦爲國學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這使我們一代學人的使命感、責任感和緊迫感油然而生。3年多來，作爲一個國學愛好者，筆者經常在思考一個問題，即我們如何按照中央“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要求，爲構建具有繼承性民族性、原創性時代性、系統性專業性的新國學（大國學）做出個人力所能及的小小貢獻。筆者的思路有兩個主要方面：

　　首先，從縱向來説：也就是從歷史發展的走向來説，我們必須考慮到，我們的先輩和同仁，在新國學研究方面已經提出哪些新的觀點和問題，發表出版過哪些論文與著作，碰到那些新的情况等等。掌握這些情况和資料很重要，可爲我們的研究打下基礎，擴大視野。經過努力，筆者已收集到一些重要的資料，並初步進行整理，這可説是階段性成果。但還不够，仍須努力，擴大成果。

　　其次，從横向來説：也就是立足中國現實，面向東西南北中的方方面面，考慮如何發展新國學，新國學的“新”在哪裏？這是更爲重要的學術問題。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在新時代條件下研究新國學，至少應該有如下幾個“新”的特色：

　　1.指導思想新。新國學研究必須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爲指導。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其内涵十分豐富。其中，關於弘揚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有諸多精闢的論述，對新國學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2.研究内容新。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於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於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據此中央精神，筆者認爲，新國學研究的内容應該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即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外，還包括中國民主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相關的内容。前一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新國學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後兩個部分是國學的新發展，新成果，體現國學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

　　3.觀點要有新。創造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發展的原動力。學術研究也不例外，新國學之所以新，必須要有新觀點或亮點。例如，過去國學不講國家憲法，新國學應把我國現行憲法作爲核心内容之一來研究，因爲這部憲法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等。又如，過去國學只講“一國一制”，新國學要講“一國兩制”，它是國家一項基本國策，凝結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國智慧。再如，過去國學雖然也講中華傳統美德，但偏重8個字（孝、悌、忠、信、禮、義、廉、耻）的榮辱觀念，新國學教育要倡導24個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爲這一核心價值觀集中體現了當代中國精神，凝結着全體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

　　4.研究任務新。過去國學研究的目的是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激發國人愛國情懷，破除“西方文化中心化”。新國學至少有兩大重要任務：一是要着力構建有中國底藴，中國特色的思想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尤其是要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相適應的國際話語權，提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二是以共建“一帶一路”爲實踐平台，促進政策溝通、貿易暢通、尤其是民心相通和文化交流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創發展新機遇。

　　此外，國學的研究方法也要不斷創新，即在借鑒有效傳統方法與手段的同時，充分運用大數據，雲計算、互聯網等現代科技手段來改進國學研究。這有待大家一起深入研究，爲新國學發展而共同努力。

　　（寫於2019年7月20日，本書首次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