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一詞在我國古代就有，是指國家一級設立的學校。如西周設於王城及諸侯國都的學校。這與近代以來作爲學術之作的“國學”的含義不同。近代以來所説的“國學”一詞，有學者認爲源自日本，江户時代中期的一部分日本學者，如荷田春滿等人提倡對日本的古代典籍進行研究，以探明本土固有的文化，遂有“國學”之稱。我國民主革命家著名學者章炳麟（字太炎），因參加維新運動被清政府通緝，流亡日本。他在日本期間鼓吹反滿革命，同時提倡研究國學。留日青年成立國學講習會，請章太炎講授國學，魯迅就是學生之一。辛亥革命後，章太炎回國，繼續從事多項革命工作，並於1922年在上海講“國學大概”和“國學派别”。1934年在蘇州創辦章氏國學講習會。同時出版了《國學論衡》和《國學概論》（由曹聚仁先生筆録整理。）這兩本著作可視爲我國國學最早的代表作，也是著名的國學入門書。

　　但是，從“國學”興起於民國初年時，學術界就對國學概念存在不同的看法。“章太炎認爲‘國學之本體是經史非神話，經典諸子非宗教，歷史非小説傳奇’；胡適等人則把它看成是一部中華文化史，包羅萬象；辛鴻銘則强調‘一切中國學’，爲了捍衛中華傳統，其本人堅守了讓很多人都難以想象的奇怪遺風。”盡管當時學界對國學的看法存在分歧，却反映了在“西學東漸”之後，中國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深關切，也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未必是一件壞事。

　　從民國初年國學開始流行迄今，隨着國運的興衰起伏，國人對國學的研究及認知程度也有高有低。二十世紀90年代 以來，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對國學都更加關注和深入研究，在某些問題上也取得了初步的共識，即認爲“中國國學是指本國固有的學術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但進一步問：究竟“博大”有多少大？“精深”有多少深？“源遠”又在何處？“流長”指向何方？學界和社會上的各種人就眾説紛紜，對國學的概念、範圍也各有看法，争議不息。不過，從筆者所收集到的部分資料來歸納分析，在學理層面加以疏理，大致上對國學概念存在着三種不同的理解，一般可分爲狹義、廣義的兩種概念及新國學或大國學的概念。下面就三種國學概念遂一進行分析説明。

　　一、狹義的國學概念

　　持有這種觀點的，以十年多來出版的幾種國學著作較有代表性，其中，吴仕謙編撰的新書認爲，國學是“以先秦經典和諸子學説爲根基，涵蓋兩漢經學、魏晋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和同時期的漢賦、六朝駢文、唐詩、宋詞、元曲與明清小説以及歷代史 學等内容，形成了恢宏的‘經’、‘史’、‘子’、‘集’四大部分，其内涵源遠流長，博大精深。”

　　白君所著一書則認爲“國學所涵蓋的範圍是極其廣大的，從經、史、子、集到醫學、戲劇、書畫、民俗，無所不包；國學綿延的時間是極其長久的，‘國學’之名雖始於清末，但它的産生與中華文明同步，縱横幾千年；國學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既有賢主明  君的治國之道，有‘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文人情懷，也有尋常百姓安身立命的生活哲學。”

　　可見，上述兩位作者在闡述國學概念的内涵與外延時，都説“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强調國學涵蓋的範圍是“極其廣大的”，國學綿延的時間是“極其長久的。”這無可厚非。問題是他們把國學範圍與時間定格在清末國民初年之前，只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没有與時俱進，没有或甚少研究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新的學術文化成果。這與廣義上的國學概念、新國學的概念相比，無論在内涵還是外延方面都窄（短）了一些。從這種意義上説，學術界通常把只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門稱之爲狹義的國學。僅此而已，並非貶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其意義重大，不可忽視。

　　事實上，有些學者把狹義國學的内涵與外延看得更窄（短）。一本兩人合編著的新書寫道：“國學是二十世紀初在我國提倡的一門學問，亦稱‘國故學’，因爲研究‘國故’而得名”。北京大學曾經出版過《國故月刊》。胡適提出過‘整理國故’的口號。他説：‘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故國學，省稱國學。”另一位姓曹的學者也表達了相近的觀點，他説：“國學這個名詞，是因爲歐美學術輸入才發生的。它的範圍，是把西學輸入以前中國原有的全部學術包括進去的。”“國故，就是本國文獻的意思。不論精粹不精粹，過去的文獻總是可寶貴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國故範圍裏面去，這樣看起來，國故這個名詞總算是公平而完備了。”筆者認爲，國故，一般是指“本國固有的學術文化”（舊《辭海》）。但曹學者認爲“國故，就是本國文獻的意思”，“也有它的缺點，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對象，而不能代表研究這種對象的學問。”按照這種説法，國故的研究内涵範圍不可能等同中國傳統文化，而是小於傳統文化。

　　還有一位姓劉的學者，她認爲，在現代新儒家第一代代表人物裏，詩哲、國學大師馬一浮“所定義的‘國學’，不是經學、諸子學、考據學，而是以傳統經典爲主要承載，‘統攝於一心’的‘六藝之道’，他認爲‘一切學術該攝於六藝，凡諸子、史部、文學之研究皆以諸經統之’……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筆者認爲，雖然馬一浮對國學的定義有新的表述，具有自己的特點，但其内涵與外延均没有超越中國傳統文化的範疇。

　　此外，還有各種各樣的看法。例如，曾任台灣大學哲學係教授傅某説：“國學是個寬泛的名詞，但是不論你如何分類，都會把儒家與道家列爲重點。儒家的代表是孔子與孟子，道家呢？自然是老子與莊子了。”又如，浙江宣傳部門編著的《領導幹部國學讀本》，也是“遴選歷代最有影響、最能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經典文獻並進行類編、導讀，既體現國學框架的學科性、整體性、嚴謹性、全方位、多視角展示中華文明的傳承脈絡與博大精深；又强化領導幹部讀書學習的針對性、實效性……。”

　　從上不難看出，學界與國人對國學概念或定義的認識各述所見，分歧難免。這是因爲各人所從事的工作環境、教育程度以及看問題的視角不同等因素所致。但認真思考一下，也會發現，人們在談論國學時，都離不開中華傳統文化的話題。正如南開大學方克立教授在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所言：“在我看來，學界目前所講的‘國學’，就其指稱對象和時空範圍來説，多數學者實際上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即以其指稱中華傳統 的學術文化。這就是狹義的國學概念。”

　　二、廣義的國學概念

　　方克立教授接着説：“廣義的國學是‘一國所有之學’，除了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之外，還包括西學和馬克思主義傳入後的中國近現代學術文化，與海外‘中國學’或‘漢學’研究的對象、範圍大致相同。”持有這種觀點的學者大有人在，不過各人的認知程度和表達方式有所不同。

　　國學大師、曾任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在《中國國學傳統》一書裏有兩段精闢的論述。他説：“所謂國學即中國學術之意。”而“中國學術，照傳統的説法，包括義理之學、考據之學、詞章之學、經世之學。義理之學是哲學，考據之學是史學，詞章之學是文學，經世之學是政治學、經濟學。其實傳統學術的領域不止於此。此外還有天算之學（天文學和數學）、兵學（軍事學）、法學、農學、地學、水利學、醫學等。這些學術中醫學（包括法醫學）、兵學（兵法）都有突出的貢獻，至今日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都值得深入研究。”他又强調説：“今天研究國學，不但要整理前人已經做出的成績，還應推陳出新，在前人基礎上更向前進。不但今日以前的中國學術是國學，當代中國的學術思想也是屬於國學的範圍。……新中國成立後，又經過了波瀾壯闊的曲折道路。從五四到現在的學術演變，還是值得研討的。探求真理的道路是寬廣的。百家争鳴的方針必然引致學術的繁榮，追求的勉力永無止息，愿中華國學日益昌盛。”

　　另一位國學大師、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副校長季羡林也講得很精彩：“我們的文化五色雜陳，頭緒萬端。……把其中的精華尋找出來，然後結合具體情况，從而發揚光大之，期有利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前進與發展。‘國學’就是專門做這件工作的一門學問。舊版《辭源》上説：國學，一國所固有之學術也。話雖簡短檏實，然而却説到了點子上。七八十年以來，這個名詞已爲大家所接受。”他然後强調指出，“國學決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表面上它是研究過去的文化的，因此過去有一些學者使用‘國故’這樣一個詞兒。但是，實際上，它既與過去有密切的聯繫，又與現在甚至將來有密切聯繫。現在我們不是都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嗎？……特色最容易表現在精神文化方面，我 姑且稱之爲‘軟件’，……這是我們中國人應該感到驕傲的。所有這一些中國智慧都明白無誤地表露了中國的特色。”

　　有國學研究團體則認爲，自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以來，中國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進行英勇鬥争和艱苦創業，其中包括國學專家在内的理論界，也爲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及中國文化自信，作出不懈的努力，在國學研究方面取得新的進展。“現在的國學由此變得包羅萬象，萬馬齊鳴。泛指在社會主義各個領域取得的，無與倫比的成績。無論從開設學科和課程的設置方面，都大大超越了百年前提倡國學時涵義上的那種‘國學’概念。”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更是取得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綜合國 力也出現了與日俱增良好局面。再加上電視劇《孔子》的熱播，在國内外掀起了一股“國學熱”。“國學興國已成不争的事實。”

　　有黨組書記兼學者認爲，“全球化時代，國學研究所面對的世界文化背景、文化間交流的方式以及更爲重要的文化心度都會發生巨大的改變。”一是在全世界各民族文化在一起的多元化新的背景下，如果國學研究還是以中西文化對立作爲參照係，就顯得太狹隘了，既限制自己的視野，也會失去很多優秀的文化資源。二是就文化交流的方式而言，要把“和而不同”的中國傳統思想作爲指針，才能抛棄意識形態的隔閡，在平等的基礎上，加强各種文化“對話”和交流，互爲借鑒，使國學研究更從容吸收外來文化。三是必須認識到，“國學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國學更是世界的，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要以平等和主體的心態來面對世界，每一個民族都有責任有義務爲人類共同問題的解決貢獻力量。”

　　還有一本《簡明國學常識辭典》在前言裏也明確寫着：“步入新世紀後，發展、繁榮的文化訴求，社會各界人士繼續熱烈參與國學的議論。一般認爲，當今之世，世界需要瞭解中國，中國需要瞭解世界，國學之復興，實爲時勢所趨，是海内外文化學術互動的結果，重振國學具有時代意義。當今弘揚國學之目的和任務，是要探討中國愛國主義的來龍去脈，發揚愛國主義思想，激發愛國主義熱情，並通過中外文化交流，發揚光大中華優秀文化，開拓現代文明。在治學方法上，宜沿着‘傳承—兼容—創新’的正確方向，以現代的理念來指導國學的研究與發展。……是使國學的傳播得以 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上述一些研究國學心得體會的事例，可以告訴大家：狹義的國學概念逐漸演變爲廣義的國學概念，絶不是任何個人的一家之言。而是部分國人不約而同的初步共識，這當中包括國學大師、大學教授、黨政領導幹部，值得一提的還有參與編寫《簡明國學常識辭典》百歲老人章人英先生和 社會各界人士近20人。説到底，國學概念的演變是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與進步的必然趨勢，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道理很簡單，社會經濟基礎決定包括意識形態在内的上層建築。當然，學界和國人重視廣義國學概念的探索及傳播，不是把原有狹義國學概念抛去，因爲這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根基。恰恰相反，要在深入研究狹義國學的基礎上，進一步更好地探索和發展廣義國學概念。

　　在百年之前，國學興起之初，學術界研究“國故”注重古代經典文獻，這是由當時的社會現實所制約的。如今我國已進入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國學研究不能停留在百年前的思維模式，而應與時俱進，立足現實，吸取先輩國學智慧，拓展視野，爲現代化建設服務。

　　實踐是學術文化的起源，而“實踐永無止境，探索和創新也永無止境。”（胡錦濤語）學界和國人在研究狹義和廣義國學之際不能排除其他探索和創新國學之途徑。

　　三、新國學概念初議

　　（一）學者的有關論述

　　方克立教授在論及狹義和廣義國學後指出：“對於作爲中華民族文化的根源和血脈的國學，我們一方面要心存敬意；另方面又要以分析的態度，開放的態度和前瞻的態度來對待它，創建適合新時代需要的新國學，讓它在當代中國先進文化建設和積極參與人類文化對話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袁行霈先生在一篇重要文章中明確説：“今天我們又面臨一個新的繼往開來的時代，這是一個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時代，是一個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此時，我們所研究的‘國學’也應當以一種新的、富有當代特色的形態出現。我之所以提出‘國學的當代形態’這個命題，就是强調：研究國學不是復古倒退，也不是抱殘守缺，而是具有革新意義的、面向未來和世界的學術創新活動。”袁先生在詳細説明這些創新活動主要表現在4個方面後，他繼續説：“總之，國學研究既要保持其傳統性與本土性，同時也要彰顯它的時代性與世界性。當代的國學已經具備了各方面的有利條件，足以使之成爲不同於以往的新國學。换句話説，現在已經是重建國學的時候了。”

　　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兼國學院院長紀寶林教授在一篇重要文章則説：“重振國學，亟湏重塑學術理念。……這就是：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待中國傳統思想與學術，取其精華，棄其糟粕，避免陷入單純復古的泥淖；溝通歷史與現實的畛域，擺脱爲整理國故而研究國學的思路，立足於從豐厚的歷文化資源中尋求啓迪，爲當代建設和人民福祉提供服務；不斷開闊視野，注重東西文化比較，在世界文明發展的大格局中進行定位，建設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國學。與此相適應，國學的研究方法也需要不斷創新：一方面，應在借鑒傳統方法與手段的同時，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來改進國學研究；另一方面，隨着對外交流的拓展，還應充分吸收海外漢學研究的成果。”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周桂鈿曾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出：“對國學進行創新需要有新視野，立足中國，放眼世界。這就要求在借鑒古代智慧的同時關注當代現實，從而豐富和發展國學，不了解新時代，不研究現實，缺乏新視野，國學的價值就得不到充分發揮。傳統與現實結合，繼承與創新結合，這是國學發展的正道。……當今時代，發展新國學更需要創新。只有通過創新形成越來越多的新成果，國學的生命力才會越來越强。”

　　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祝瑞開生前在一本著作中寫道：“在當今全球化和多元化時代，中外文化，包括西方在内，應該互學互補，相互促進，共同提高，推動人類社會完善發展。中華兒女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立足本土，使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發揚其特色和優勢，結合當代社會現實，努力學習人類（包括西方）優秀文化，融合創新，建設我國社會主義新文化，爲構建小康、和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建和諧世界、人類美好樂土盡力！這是我們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旨。”

　　筆者認爲，上述五位學者關於構建新國學的呼聲，會給國人帶來幾點重要啓迪：

　　第一、北京是國學的發源地和國學重鎮，上海與天津都是國際大都市，經濟繁榮，文化先進，因此，三地的學者率先呼吁建設新國學，理所當然。

　　第二、在經濟金融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時代，必須創建適合新時代需要的新國學，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利國利民利學，也有利世界文化的繁榮發展。

　　第三、新國學的構建，既要充分吸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又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爲底色，把兩者緊密切結合起來。同時，研究方法要不斷創新。

　　第四、新國學的研究，既要保持傳統性與本土性，又要彰顯時代性與世界性。傳統與現實結合，繼承與創新結合，這是今後國學發展的正道。

　　（二）、筆者的幾點思考

　　1.新國學並非廣義國學的别稱

　　有人説新國學的内涵與外延同廣義國學概念差不多，前者是後者的别稱。筆者認爲這一説法值得商榷。初看兩者好像同一概念，但認真思考之後，又覺得兩者還是有所區别的。新國學研究雖然也要吸取中國傳統文化與民主革命文化的智慧，但它的重心將 逐步轉移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探討和研究方面來。尤其是它更突出一個“新”字。

　　事實上，早在1993年，“肖兵先生率先提出‘新國學’”理念時，就“强調運用新理論、新方法進而發展出新國學。”張世英先生也强調要聯繫現時代的參照係對傳統文化“作出新的解釋”。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首任院長馮其庸教授又提出“新國學即大國學”理念，强調這是個“大概念的國學，也就是中國學術的簡稱。”在這一年之後，還有不少學者就新國學的“新”與“大”發表自己的看法，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不可能聯繫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有關精神。

　　可以説，新國學（大國學）是從廣義國學中引伸出來的一個新概念（理念），另有它新的内涵與外延，當然這需要長期探討。因此，不宜把新國學作爲廣義國學的别稱。

　　2.十九大爲新國學研究指明方向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在這一新時代條件下，研究新國學，至少應該突出如下幾個“新”的特色或亮點：

　　第一、指導思想新。新國學研究必須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其内容十分豐富。其中，關於弘揚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有諸多精闢的論述，對新國學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第二、研究内容新。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於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於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據此，新國學研究的内容應該包括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民主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三個組成部分。前一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後兩部是國學的新發展、新成果，體現國學與時俱進的時代精神。

　　第三、觀點要有新。新國學必須要有新觀點，才能結合新時代的需要與人民的要求，推動國家和社會的進步。必須闡發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和國家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 新觀點，尤其是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新觀點。例如，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中國共産黨的歷史使命，我國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我國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我國社會主義總體國家安全觀、“一國兩制”是國家的一項基本國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觀念等等。

　　第四、研究任務新。新國學要承擔至少兩項重要歷史任務：一是要着力構建有中國底藴、中國特色的思想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尤其是要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相適應的國際話語權，以提高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二是以共建“一帶一路”爲實踐平台，促進政策溝通、貿易暢通，尤其是民心相通和文化交流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爲人類事業發展作出新貢獻。

　　第五、研究方法新。當今世界，高科技産業迅猛發展，信息技術碩果纍累並得到廣泛的運用。新國學研究方法也要不斷創新，除了繼續藉助傳統方法與手段外，更要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如大數據、雲計算、互聯網、影視等來改進國學研究方法，拓展對内對外文化交流，弘揚國學精神。

　　此外，鑒於國學研究隊伍的 老年化，有計劃、有選擇性地重點培養新國學年輕新人才隊伍，也很重要。

　　3.新國學研究仍處在起步階段

　　自“新國學”一詞提出至今已有20多年，但從總體上看新國學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主要表現在有些學者僅從宏觀方面闡述構建新國學的必要性及其重大意義，尚未從微觀方面深入探討新國學概念的基本含義、新國學必須具備的基本 範疇，以及新的學科體系等等。雖然有不少學者專家在報刊雜誌上發表新國學的言論，值得肯定，但大都是個人學習的心得體會，缺少系統性和整體性。目前，有關國學的書籍不少，但專門論述新國學的著作尚未問世。

　　同時，有關新國學的一些理論基礎性問題也没有搞清楚。例如，新國學的時間標誌（起點）應何時算起較符合實際。是以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爲標誌，還是以1993年“新國學”一詞的首次出現爲標誌，或者是以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的其它重要時間節點爲標誌。希望通過大家討論能初步達成共識。

　　由於國學本來就“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再加上“新”的要求，就顯得更加博大復雜，精深海底。新國學的研究要取得實質上的進展，必須有國家及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各方面學者、專家的積極配合，經長期協作推進，才能成事。任何人或少數人都難於擔當此重任。筆者還在學步，正如古人所説：“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4.學術界對國學三種不同的理解可以并存

　　現階段，我國學術界對國學存在着三種不同的理解（今後有可能成爲三個不同學派）。這符合“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方針的許可與要求。各自可以按照自己的原來的研究方向及範圍繼續向前發展，取得更好的成績，無可厚非。

　　狹義國學專門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央對此高度重視，並將其作爲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資源，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有助突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同志説：“不忘本來，才能開闢未來。”

　　廣義國學研究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民主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可以使國學研究的内涵與外延更加豐富與寬廣。堅定中國特色文化自信，並揭示中國文化發展規律，是有力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唯一正確道路。

　　新國學（大國學）重點做好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集中力量提高國家軟實力，不僅關係我國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關係我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關係“兩個一百年”目標和“中國夢”的實現。

　　可見，學術界對國學的三種不同理解各有道理，各有優勢和長處，不應各執一詞，互相詆毁，而應該互相學習、互相促進，共同發展，書寫國學新篇章，才能無愧於新時代的要求和國人的熱切期待。

　　（原載《中國影響人物》，三辰影庫音像出版社2020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