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談儒學和新儒學，還得先瞭解一下“儒”字的原意。《説文》：“儒，柔也。術士之稱。”儒本爲古代有知識技藝者的通稱。後來“儒”字逐漸演變成爲中華傳統文化中具有博學行德者的尊稱：以儒爲官，稱爲儒吏；以儒經商，稱爲儒商；以儒行醫，稱爲儒醫；以儒治兵，稱爲儒將。人們之所以喜歡在職業名稱前面加上一個儒字，是因爲它不僅是知識淵博的代名詞，更是德行高尚的同義語。但是，自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末年的孔子創立儒家學派後，儒就成爲崇奉孔子學説的人的專稱。本文所説的“儒”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

　　一、何謂“原始儒學”

　　國家教委推薦的有關教材稱：“原始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孔子、顔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原始儒學的經典，有被稱爲經書的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樂》經不傳，是爲五經），我們還可以通過《論語》、《孟子》、《荀子》和《禮記》中的《中庸》、《大學》等來把握原始儒家的思想。原始儒學的精神，首先是創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對宇宙的一種根源感。《周易·繫辭傳》説：‘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意思是説，天地根本性質是‘生生不息’。照《易傳》的看法，宇宙是一剛健的大化流行，人也應該據此而自强不息。我們人有一種剛健自强，生生不己的主體精神，能够開拓創新，窮通變易。人傚法天地，德配天地，弘大天性，就是要發揚創造性的生命精神，全面發揮人的禀賦與潜能……有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生活意義，由此而確立。原始儒家的‘天道’、‘地道’、‘人道’思想，‘天’、‘地’、‘人’三才思想，都是講創造的生命精神貫注於天上、地下、人間；人可以與天地相協調，相鼎立，完成自己的生命理想……在實際行動中實現人生的價值與意義。”

　　筆者認爲，在原始儒學創立與形成完整思想體系的過程中，有四個思想家的貢獻是有標誌性意義的代表人物，特别值得一提。頭一個思想家自然是儒學創立人孔子。筆者發表的《淺説孔子之偉大》一文中己有較詳細的論述。第二個思想家是戰國時期儒家思想孟學派的代表人物孟子（孟軻），他曾受業於子思（孔子之孫），周遊諸國。退居後講學、著書立説，一生以繼承孔子學説爲職志，並將孔子奉爲儒學“教主”的地位，孔子的思想經過孟子的發揮，成爲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從宋朝起，孟子獲得了僅次於孔子的“亞聖”地位尊稱。其代表作有《孟子》一書。

　　第三個思想家是戰國末期的荀子（荀况）。他是先秦諸子中最後一位大師，對各派學説都有所繼承和評論。在儒家中推崇孔子。他第一次把儒家經典提到承載萬物之道的地位。從而爲後世漢武帝、董仲舒“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所著《成相》、《賦篇》在文學上有很高成就。《荀子》一書，總結和發展了先秦哲學思想。

　　第四個思想家是西漢時期有董仲舒。景帝時任博士（官方講授儒家經典的教師）。眾所周知，漢武帝時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學從此確立爲兩千多年君主專制時代的統治思想。换句話説，董仲舒是第一位促進儒學成爲國教的人。這對儒學的傳播與發展來説，董仲舒是有大功的。但有學者認爲，“董仲舒對儒學有大功，也有大罪。”原始儒學，以孟子爲例。主張‘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但到了董仲舒這裏却是‘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可見董仲舒“背離、背叛了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又是大罪”。

　　話説回來，如前所説“原始儒學精神，首先是創造性的生命精神”。换個説法，有學者認爲：“儒家思想從一定意義上可歸結爲‘人學’，最主要的是回答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何謂人？二是如何做人？三是做一個什麽樣的人？對於何謂人的問題，孟子有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説法：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於人有‘仁、義、禮、智’四端，禽獸則没有。這就是人區别於動物，人成其爲‘人’的地方。如何做人是整個儒家思想最核心的問題。儒家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爲‘一個中心’和‘三種關係’。‘一個中心’是指自我修爲。其内涵深邃，意義重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自覺、不斷涵養和擴充人之異於禽獸的仁、義、禮、智‘四端’，自覺、不斷修身養性，繼性成善。用孔子的話説，就是‘爲仁由己’。二是不斷增强心志，提昇境界。誠如《易經》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亦即培養剛健自强精神。……‘三種關係’是指人們立身處世要處理好三種基本關係。第一種是人際關體系。……第二種是家庭關係。……第三種是社會關係。在做一個什麽樣的人這個問題上，儒家從不同側面和層次倡導做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一個有人格、有道德的人，一個有社會責任和擔當精神的人，一個對他人、對社會、對國家有用的人。”

　　儒家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一個重要學派，並形成一個以孔子學説爲核心的頗具創造力和影響力的學派。後世稱爲“儒學”。其學説主要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崇尚“禮樂”和“仁政”，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等等。由於孔子思想具有多面性，孔門弟子對孔子學説的理解也不盡相同，甚至各執一端。孔子死後，據《韓非子·顯學》記載，儒家分爲子張、子思、顔氏、孟氏（孟子）、漆雕氏、仲良氏、孫氏（荀子）、樂正氏“八派”。其中以孟、荀兩派影響最大，尤其是孟子一派，宋以後被看作嫡傳，儒家正宗。孟子繼孔子關於仁的思想和德政主張，并發展爲仁政學説。同時繼承孔子的天命觀點。

　　故本文談及儒家思想時，以孔孟思想爲主要依據。“儒家在政治上主張‘德治’和‘仁政’，反對一味以刑殺治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論語·爲政》）以此緩和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矛盾。在天道觀上相信天命論，認爲‘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顔淵》）‘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論語·堯曰》），但又主張‘敬鬼神而遠之’，對宗教迷信保持一定距離。在道德觀上强調‘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在認識論上宣揚‘生而知之者’，但也强調‘學而知之’，‘多見而知之’。在歷史觀上‘祖述堯舜，憲章（傚法）文武，美化古代社會制度，以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道統’自居。儒家在先秦雖稱‘顯學’（著名的學派），但未高出其他學派之上，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在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中，除極短時期外，均占統治地位。”

　　國際儒學聯合會會長滕文生指出：“儒學的精髓所在”最主要表現在儒學文化的四個特性：一是“儒學具有開放包容的特性，所以它對别的學説能够兼收並蓄，海納百川，能够在共處之上中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也就能够不斷地豐富和發展自己。”；二是“儒學具有實事求是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們‘惟是以求、知錯即糾’，而不能‘知錯不改，文過飾非’。實事求是，出自中國史籍《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劉德是一個具有儒學思想的，《漢書》説他‘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三是“儒學具有經世致用的特性，所以它要求人們做到‘知行合一、躬行爲務’。所謂經世致用，就是要堅持將儒學的道德要求和思想主張應用於個人修養和國家、社會的治理，也就是儒學大家們堅持倡導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實幹興邦’。”；四是“儒學具有與時俱進的特性，所以它能够‘因時達變、推陳出新’。主張惟陳言之務去，棄舊而圖新，反對蹈常襲故、陳陳相因，是中國歷代儒學學者和儒學工作者爲學與治世的共同追求。”“總之，儒學所具有的這些本質特性是十分寶貴的，是儒學的精髓所在。”

　　二、“新儒學”之説種種

　　百年多來，國内外學術界對新儒學的探討和研究已逐步形成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影響的社會思潮，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深入研究這一社會思潮的來龍去脈，發展脈絡及其思想貢獻，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儒學融入現代社會，爲人類服務。

　　筆者認爲，新儒學大致可以分爲兩大類：一類是歷史上的新儒學；另一類是現代新儒學。前者通常是指宋明儒家哲學思想—“理學”亦稱“道學”，因宋儒多言“理”而得名。理學發端北宋，北宋初胡瑗、孫復、石介，有“理學三先生”之稱，但實際的創始人爲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兄弟（顥、頤），至南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認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實指封建倫理準則），提到永恒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與朱熹同時，有陸九淵提出“心即理也”，認爲理存在於心中，不必外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至明中葉王守仁發揮陸九淵的學説，斷言主觀的“心”是宇宙萬物的根源，並風行逾百年。但總的來説，理學是先秦以後儒家學説的繼承和發展，也吸收老莊、佛教、道教的某些思想，成爲宋元明清的官方哲學。特别是以朱熹爲代表的理學，在宋以後有很大影響，被稱爲“新儒學”。

　　有關教科書指出：“理學是中國後期封建社會最爲精緻，最爲完備的理論體系，其影響至深至遠。由於理學家將‘天理’、‘人欲’對立起來，進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約束帶有自我色彩、個人色彩的情感欲求。理學專求‘内聖’的經世路綫以及‘尚禮義不尚權謀’的致思趨向。將傳統儒學的先義後利發展成爲片面的得義輕利觀念。……强化了中華民族注重氣節和德操，注重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張載莊嚴宣告：‘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正氣浩然，風骨錚錚，無不浸潤了理學的精神價值與道德理論。”

　　就後者（現代新儒學）而言，就較爲復雜（多樣性）。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郭齊勇爲人們提供了一份有參考價值的《當代新儒學思潮概覽》，摘要如下：當代新儒學“最初是馮友藍爲方便西方漢學界認知中國哲學而使用的名詞。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與旅居美國的華人學者又用新儒家（學），指稱新文化運動後旨在復興精神性的儒家或儒學的思潮、流派與學者。爲區别於宋明理學，後來人們一般以當代新儒學（家）指代後者。”

　　“現當代新儒學思潮形成於五四運動前後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論戰和‘科學與人生觀’論戰期間，這也可以視爲這一思潮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思潮發生在抗戰時期及抗戰勝利後的中國大陸。第三階段思潮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國台灣和香港地區。第四階段思潮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的海外，改革開放後又由一些華人學者引入中國大陸。”

　　各個階段的代表人物：“第一階段有樑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等，第二階段有馮友藍、賀麟、錢穆、方東美等，第三階段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第四階段有杜維明、成中英、劉述先等。”

　　接着，郭院長又説：“近代以來，中國遭受西方列强侵略，處於被動捱打的局面。有人把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歸結爲中國思想文化落後尤其是儒學落後。”以致“在新文化運動中……形成了諸如‘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等極端思想。”“在這種形勢下，當代新儒學圍遶‘返本開新’進行了諸多努力。”例如“致力於發掘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之源，闡述道德理想主義，肯定道德主體性，這對於糾正當代社會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論以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是有積極意義的。”

　　舉例來説，五四前後的新儒學人物樑漱溟，曾受蔡元培之聘，任教北京大學哲學係。他把儒學與西方哲學結合，重新解釋儒學，建立“新孔學”。1922年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宣傳“生命哲學”。此書是其新儒學思想體系的理論基礎。由此他成爲現代新儒學思潮的先行者。

　　又如，抗戰時期的新儒學人物馮友藍，他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大哲學係教授，吸納歐美新實在論，輔之以程朱陸王論，提出了“新理學”體系。新儒學的學術思想其基調是尊重儒學，但不排外。其宗旨是要在新形勢下，融合東西哲學，復興和弘揚儒家思想，馮友藍早年撰寫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把中國哲學分爲“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肯定了傳統儒學的價值。成爲中國人自己撰寫的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奠基之作。此書被美國學者卜德譯爲英文後，就成爲世界各大學的通用教材。

　　再如，港台新儒學一個較大的動作，是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等人“聯合發表《爲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這個宣言主要是針對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的誤解而發的。該宣言認爲：‘中國文化問題，有其世界重要性’；中國文化不是‘死物’、‘國故’，乃是‘活的生命之存在。……由此，港台新儒學提出了‘返本開新’的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學根本，開出‘新外王’—現代科學龢民主政治”，“是難能可貴的。”

　　關於海外新儒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成中英，他是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係的終身教授。4年前他曾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題爲《着力建構新的世界化儒學》的文章。他認爲“當今時代，儒學發展面臨諸多必須正視的時代挑戰和應當解決的現實問題……我們亟須增强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不斷推進理論創新與道德實踐，着力建構新的世界化儒學，積極影響社會、國家乃至人類發展，助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文明進步。”儒學的‘返本開新’，首要問題是保住‘本’即保持儒學的核心價值，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儒學，就容易走偏甚至迷失方向。”同時“當代新儒學應關注的對象，除了傳統的思辯、倫理與政治問題，還應包括生態、經濟、管理、醫療等諸多當代問題。”

　　海外新儒學還有美國的“波士頓儒學”。此名稱是因波士頓大學神學院南樂山（Robert Neville）教授的一本書而開張樹幟，爲世所知。南樂山教授盡管不通中文，却發表有關中國哲學論文近百篇，陸續出版包括《波士頓儒學》在内的四部專著。他“堅信儒學是一個持續發展的生命體，從先秦儒學發展到宋明理學再到新儒學，下一步的走向就是全球儒學，推動儒學全球化正是其用力所在”。在他和多年同事的白詩朗等人的共同努力下，2014年成立了“波士頓大學儒家協會”。“這是北美首個高校儒學社團，它以敬天、信仁、轉世爲口號，以促進儒學全球化爲宗旨。”並已初步取得效用，“我們有理由相信，微弱如淙淙之泉的‘波士頓儒學’，終有一日會將儒學之水流淌於廣袤的北美大地。”

　　三、原始儒學和新儒學的現代意義

　　爲説明（闡述）問題方便起見，本文把原始儒學和新儒學合稱爲“儒學文化”。當我們初步懂得了“儒學文化”的本質特性之後，應當在此基礎上深入探討“儒學文化”在當今社會或現實生活中對人們（人類）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多深？事實上，10多年來，學術界和其他社會各界有識之士對這個問題已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筆者擬結合學習心得把這些高見作了簡要的歸納。

　　儒學文化作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主幹，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爲中華民族乃至人類社會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大致上包括對人個、社會、國家和世界4個不同層面的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在系統性闡述這個重要問題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包括儒學文化在内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適用性（既不夸大，也不縮小）。有學者認爲：“在當代中國，有許多問題是中華傳統文化不能解決的。如當今中國的發展道路、制度建設、改革方案等問題，以及‘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麽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麽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都不能從中華傳統文化中找到現成答案，中華傳統文化解決不了如此現代的問題。”但從歷史的視角來考察，“中華傳統文化對當代中國社會的作用突出表現爲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涵養。”

　　事實確是如此。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了以“三個倡導”爲基本内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爲凝魂聚氣、强基固本的基礎工程，不斷夯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道德基礎。其中倡導“富强、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居於最高層次；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也是對美好社會的生動表達；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也是公民基本道德的規範。“三者相輔相成，融爲一休，既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吸收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有益成果，又繼承和弘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和理念。可以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大都能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找到豐厚資源或元素，甚至可以找到源頭。”

　　例如，“愛國”是公民最基本的價值準則。幾千年來，中華兒女一直高舉愛國旗幟，涌現出無數愛國英雄，仁人志士，傳誦着數不清的愛國詩篇。“敬業”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禮記》中早有“敬業樂群”之説，孔子也主張“敬事而信”，樑啓超則認爲“敬業”就是“凡是做一件事，便忠於一件事”。“誠信”是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誠”是尊重事實，真誠待人，“信”是忠於良心，信守諾言。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友善”是處理人際關係的基本準則。我國古人强調“仁者愛人”，主張“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人際交往論，主張“萬物一體”“天人合一”的生態和諧論。

　　關於國家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像富强、文明、和諧；社會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像公正、法治思想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也有豐厚的資源和理論依據。以“富强”思想爲例説明：《論語·子路》記載（譯文）：“孔子去衛國，冉有爲他駕車。孔子説‘這邊人真多啊！’冉有説‘人已經很多了，又該做些什麽呢？’孔子説‘讓他們富裕起來。’冉有説‘富裕以後，還該做些什麽呢？”孔子説‘讓他們受到教育。”

　　但是，像民主、平等、自由等價值理念和價值取向，在儒學文化中就比較缺乏，儒學文化主要服務和維護封建等級制度，難於産生現代民主、平等、自由等元素。因此，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形成過程中也必須吸收人類文明發展的先進理念和有益成果。現就儒學文化的現代意義，從4個層面進一步分析：

　　（一）儒學文化對當代個人及家庭層面的影響

　　如前所述，儒學文化從一定意義上説可歸結爲“人學”，其中心思想是指“自我修爲”，並處理好立身處世的三種基本關係（人際關係、家庭關係、社會關係）。其價值取向主要是倡導人們做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一個有人格、有道德的人，一個有社會責任感和擔當精神的人，一個對他人、對社會、對國家有用的人。儒學文化這種“人學”思想，無疑對當今國人及世人，對各種從事不同職業的人進行人身修養都有重要的啓示和借鑒意義。尤其是儒學文化强調“爲仁由己”、“剛健自强”的精神，時至今日仍然是激勵國人不斷提昇自我、自强不息，爲人民服務的寶貴精神。

　　儒學文化注重修身立德，成就理想人格。修身的目的在於培養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修身重在反思自己，所謂“吾日三身吾身”。孔子講“修己以敬”，涵養智仁勇“三達德”；孟子講“存心養性，養浩然之氣”；荀子講“以誠養心、以禮正身”。這些都體現儒學文化“修身之説”的精神要義。不過，儒學所倡導的“禮”不只是外在禮儀形式，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核“仁”。“仁”是一種關心人、愛護人、體恤人的感情和態度，成人之美的良好願望。它的作用在於定分止争，協調人際關係，促進社會和諧。“這種以‘仁’爲魂、以‘禮’爲體，以‘和’爲用的社會倫理學説，包含着善待他人的仁愛精神、尊重秩序的守禮原則、以和爲貴的價值追求”。“經過科學辨析和選擇，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可以成爲當今時代的文化資源。”

　　“孝道”也是儒學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直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所謂“百善孝爲先，”孝被看作“百行之先”、“爲仁之本”。它已經深深地根植於中華民族每個家庭及成員的内心深處，影響着人們的社會生活和行爲習慣。即使到了社會主義新時代，孝道文化仍然具有現實意義。例如，弘揚孝道可以瞻養老人，融合家庭，培養青少年美德，等等。    

　　（二）儒學文化對當代社會層面的影響。

　　重視教育，培養君子（人才）是儒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六藝”之教注重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但强調“德教爲先”，首先教育弟子如何做人，并且要求學行一致、知行統一。同時在教學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教育方法，如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循序漸進、温故知新、學思結合、教學相長等等。這些真知灼見都是在長期教育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學教育家們對教育發展規律的認識。這對現代教育，不論是官辦的各級教育機構，還是民辦的各類學校在提高教學質量，培養優秀人才方面都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儒學文化的“五倫”説，“即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中包含着人際間的温馨、理解和信任，包含着發乎人心的骨肉之情，講究的是‘情理’和人際關係的對稱性、和諧性”。盡管它是中國古代“宗法等級社會的産物，側重强調‘義務’，尤其是下對上的義務，而基本没有涉及權利問題……我們今日建設和諧社會，可進一步弘揚‘五倫’説在人際關係上的雙向關照，和諧相處之義；同時要超越前人，有所創發，如在義務與權利的統一上實現不同層級的良性互動。這是社會長治久安，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之一。”

　　儒學文化的生態倫理思想也很豐富。儒家重視人與自然和諧統一，提倡“天人合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的學説。同時孔子又提出“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的思想，並説“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荀子很重視對山林川澤的管理，要求砍伐和漁獵必須遵守一定的時節。朱熹則進一步闡發了愛物的思想，他説：“此心愛物，是我之仁；此心要愛物，是我之義”。今天，生態危機已成爲全球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不僅要在技術層面采取更多的治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解決人們的思想觀念問題。我國在生態治理方面已經取得了明顯成效，這同習近平同志多次强調青山緑水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緊密相關，也同儒家生態倫理的有益啓示分不開。 

　　（三）儒學文化對當代國家層面的影響

　　民本思想是儒學文化的精華，對當今國家當權者的執政理念有極大的啓示作用。它肇始於夏商周時期。《尚書·五子之歌》記載：大禹的孫子太康無道，被有窮、后羿抓起來廢了。太康的五個弟弟作《五子之歌》講述大禹之訓誡：“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大禹不僅提出民本思想，并且在治國中踐行民本思想有成，後來孔子、孟子、荀子把這一思想加以完善，提出一系列命題，如“安民利民”、“民貴君輕”、“順從民意”等等，並認爲統治者只有贏得民心才能得天下。著名哲學家、國學大師張岱年曾指出“孔子説‘天地之性人爲貴’，强調人；《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認爲人是天地思維器官，人表現了天地的自我認識……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説是‘以人爲本’，與有神論相比，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

　　但是，中國古代民本思想也有其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性。這一思想主要是爲了鞏固封建專制統治而提出來的一種“治民”權術，同時這種民本思想也不可能真正賦予人民政治權利。盡管如此，中國儒學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經過創新性轉化，賦予新的時代内容，仍不失爲當今國家執政團隊的重要參考或借鑒價值。

　　當代新儒學提出“返本開新”的思想，即返回儒家心性之學爲根本，與時俱進向現代科學龢民主政治邁進。强調儒家文化不是“死物”，而是“活的生命”，要有自己的特色，反對“西方文化中心論”。這對於中國人的文化自信是一種激勵與鞭策，也是對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一大貢獻。有學者指出：“在理論上，大陸新儒學在儒學新話語體系的建構上頗有創見與貢獻。”如湯一介的天人、知行、情景“三個合一”論，張立文的“和合學”，陳來的“仁學本體論”等，在國内外都産生了廣泛的影響。“在實踐上，大陸新儒學的一些學者積極支持，引導民間儒學發展。”既包括鄉村儒學，又包括城市社區儒學，還包括各地書院的重建。把會議儒學、書本儒學轉化爲民間儒學、生命儒學。雖然其形成還有待探索，成效還有待檢驗，但這種努力值得肯定。”

　　（四）儒學文化對當今世界層面的影響

　　2014年9月24日，習近平同志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届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時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識之士認爲，包括儒學思想在内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藴藏着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啓示，比如，關於道天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關於天下爲公，大同世界的思想，關於自强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關於以民爲本、安民富民樂民的思想，關於爲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關於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思想，關於脚踏實地、實事求是的思想，關於經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實踐的思想，關於集思廣益、博施眾利、群策群力的思想，關於仁者愛人、以德立人的思想，關於以誠待人、講信修睦的思想，關於清廉從政、勤勉奉公的思想，關於儉約自守、力戒奢華的思想，關於中和、泰和、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相處的思想，關於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居安思危思想，等等”。

　　在這裏，習近平同志一連用了15個關於某某的思想，可見包括儒學文化在内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着豐富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不僅可以爲治國理政、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啓發，也可以爲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解決面臨的危機提供有益啓迪。但要結合各國的具體情况加以繼承和發揚，賦予其新的涵義。因而給世界和平與發展以希望。這種有着獨特魅力的中國傳統文化已經獲得世界上的廣泛認同。

　　新加坡儒學會會長陳榮照先生認爲：“儒家仁愛思想和‘親仁善鄰’之道可以爲解決衝突、和平共處、互不干涉、共同發展提供理論指導，爲反對霸權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建設和諧世界提供價值標準。........要堅持平等互利、促進共同發展、堅持開放包容，加强文化對話，積極促進國際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中國學者更是直接了當地説：儒家“哲學特别重視和諧，强調‘以和爲貴’。......西方也不是不講‘和’，但更强調‘争’，把利益和力量之争看得很重要。而現在的世界更需要‘和’也不是‘争’，如果再繼續相互殘殺，那人類就没有希望了。‘和’才是持續發展的準則。”今年中國農曆除夕，中美兩國元首重要通話爲中美關係發展指明瞭大方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强調“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合作是雙方唯一正確選擇。中美合作可以辦成許多有利於兩國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對抗對兩國和世界肯定是一場灾難。”這充分體現了儒家文化的精神，更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美國新總統拜登也表示：“美中兩國應該避免衝突，可以在氣候變化等廣泛領域開展合作。”但是兩個多月來，美國新政府的對華政策仍然没有擺脱上届政府冷戰思維，在多個領域與中國搞對抗，企圖遏制中國的和平崛起，我們表示堅決反對並采取防範措施。

　　總之，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世界的意義，概括説起來就是能够有助於解決個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道德與生命三種關係。作爲中國人，確實有許多值得驕傲的地方，弘揚我們優良的民族文化傳統，創造中國文化的新形態，是我們當代人的莊嚴任務。

　　寫於2020年8月下旬

　　（原載《國學範典》，中國國學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又載《世界文藝桂冠大典》珍藏版，世界文藝出版社（新加坡）2024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