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的，它能極大激發人們的鬥志，轉化爲改造中國和世界的强大正能量。當前，我國正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全國各族人民正在爲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團結奮鬥，需要弘揚中華民族在長期發展進程中形成的寶貴精神。形成於先秦時期，後爲儒、道、佛三家所繼承并發展的“和合思想”，乃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中發揮過巨大作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進一步弘揚“和合思想，”賦予其新的時代内涵，爲黨和國家的偉大事業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

　　那麽，什麽是“和合思想”?弘揚“和合思想”有何現實意義呢?曾擔任過“中華和合文化弘揚工程”組委會主任的著名愛國人士程思遠指出:“‘和合’是中華民族獨創的哲學、文化概念。國外也講和平、和諧;也講聯合、合作。但是，把‘和’與‘合’兩個概念聯用，是中華民族的創造。……我們説‘和’，是指異質因素的共處，而説‘合’是指異質因素的融會貫通。把‘和'與‘合’聯用，突出和强調了事物是不同因素的相依相成和緊密凝聚，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辯證思想和系統觀念。”這種中華文化思想貫徹到社會領域，則體現了中國人民熱愛和平、崇尚團結的價值觀念。由此流傳下來，中華民族形成了一個優良傳統，即説到‘和’，自然就包含‘合’，反之亦然。如我們談和平、自然説到合作，反之亦然。‘和’與‘合’概念在中國人的心中，是自然而然地連爲一體的。

　　“和合思想”的運用非常廣泛，既涉及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諸多方面，也可用來正確處理人際關係、黨派關係、民族關係乃至國際關係，强調要使這些關係保持和諧統一，形成合力。前者如中醫認爲，維持陰陽平衡是生命機能的重要環節;太極拳的全部運轉機制是按一物兩體、和諧穩定模式進行的;小説、戲劇等文學，大都追求大團圓結局，即使是悲劇，生不能團圓，死後也要“化蝶雙飛”，陽陰相聚。可見，和合思想的影響之大。

　　後者的事例就更多了，略舉數例:

　　武昌起義成功後，1912年孫中山先生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强調團結一致的重要性，述講了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内治之統一、財政之統一等五個方面的統一性，並認爲實現上述統一乃“爲政務之方針”。這是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和合精神的體現。

　　新中國成立後，以毛澤東、周恩來爲代表的黨和政府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既開啓了和平和睦的國際氛圍，也强調了平等互利的合作精神。1956年4月，毛主席就處理台灣問題提出了“和爲貴”、“愛國一家”的政策主張。70年代，他又親自決斷，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爲中華民族與世界各國的和平共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中華和合精神的繼承和發揚光大。

　　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理論，强調在“一國”的前提下，大陸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與香港、澳門、台灣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平共處、相互學習、相互促進、共同爲國家的繁榮昌盛和港、澳、台地區的繁榮穩定而努力奮鬥。可以視爲成功運用“和合思想”的一次偉大實踐，也是弘揚中華“和合”文化精神的生動體現。

　　胡錦濤同志主政時期，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問題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論述，提出了許多重大的理論觀點。例如强調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國家富强、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就是在妥善處理各種矛盾不斷前進的過程等等。並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確立爲我們黨的重大戰略思想。這是在新世紀之初，對中華“和合思想”又一次繼承和發揚光大。

　　今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别行政區第五届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其中明確指出:“‘一國兩制’包括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體現了一個重要思想就是求大同，存大異。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具體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爲製造對立、對抗，那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理性溝通，凝聚共識，才能逐步解決問題。……只有團結起來，和衷共濟，才能把香港這個共同家園建設好。”習主席這段話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和合理念，閃爍着中華文化和中國智慧的光芒。“求大同、存大異”是中國特色的戰略思維和文明理念，有利於解決重大復雜的政治問題，有利於團結各方、開拓進取，有利於化解矛盾、增進和氣。習主席將包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引入“一國兩制”政治概念中，必將進一步打開思路，拓寬對港澳台政治與法律研究的路徑，對於構建兩岸四地都能够認同和接受的話語體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是在香港回歸祖國20年週年重要節點之際，以習近平爲核心的黨中央，對中華和合思想又一次繼承和發揚光大的佳作。

　　總之，中華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不僅淵源長流，而且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和合理念爲指導創造性解決了許多國内和國際的重大問題，從而使我國更團結更富强，使世界和平共處，共同發展。

　　寫於2017年7月31日

　　（原載《世界文化名人録》，中央文藝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