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中華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不僅淵源長流，而且我國領導人以和合理念爲指導創造性解决了許多國内和國際的重大問題，從而使我國更團結更富强，使世界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習近平主席將包含了中華文化的和合理念引入“一國兩制”政治概念，必將進一步打開思路，拓寬對港澳台政治與法律研究的路徑，對於構建兩岸四地都能够認同和接受的話語體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016年11月1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京會見洪秀柱率領的中國國民黨訪問團一行，並就兩岸關係發展提出了“六點意見”，核心觀點是集中闡述了堅持“九二共識”和反對“台獨”，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習近平圍遶其中第四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明確指出:“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植根在兩岸同胞内心深處，是兩岸同胞的‘根’和‘魂’。兩岸同胞是中華文化的傳人。”他期望“闡發中華文化的時代内涵，厚植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促進心靈契合，增强中華文化自信，中華民族自信”。

　　傳統文化褒揚國家統一

　　去年11月，習近平在北京隆重舉行的紀念孫中山誕辰150週年大會上强調：“絶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這連續6個“任何”，宣示了中國各族人民堅决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台獨”、“港獨”和一切分裂勢力的强大意志。

　　中華傳統文化是“國學”研究的重要範疇，即“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對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有着深刻的影響。因爲任何一種有生命力的科學理論都不可能憑空産生，它既需要肥沃的土壤和社會條件，更需要文化的傳承。没有文化傳承，“一國兩制”理論就成爲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成爲空中樓閣。

　　澳門著名學者楊允中指出:“‘一國兩制’和整個鄧小平理論體系所以産生於當代中國，絶不是偶然、孤立的現象，而是有極其深遠的社會文化淵源和邏輯理論淵源的。它不僅是馬列、毛澤東思想與理論的延續和發展，同時更是傳統中華文明世代相襲、傳承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港澳兩個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不僅是‘一國兩制’和鄧小平理論體系的空前勝利，也是中華文明特别是體現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的傳統中國思維體系的空前勝利。”

　　何謂“國學”?“國學”是中國學的簡稱，外國人稱之爲“漢學”。它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曆史發展中沉積、形成的思想理論與文化形態的學術成果，其所藴涵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經濟、社會、政治、法律、宗教、藝術等特定條件下所創立起來的各種學問的總和，其歷史源遠流長，内容博大精深，影響廣泛深遠;其外延横穿遼闊國土各地域凝聚的不同文化形態的整體，像紐帶一樣將方方面面的傳統文化串在一起，使中華傳統文化以特有質量和風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傳統文化藴含着許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文化資源。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從不同角度列舉了很多，例如關於中華民族的完整性和共同性，關於愛國愛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關於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關於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關於嚴以律己、寬以待人，關於中華民族對人類社會的特殊貢獻，等等。2014年9月，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講話强調:“不忘歷史才能開闢未來，善於繼承才能善於創新。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在這裏，習近平再次向世界發出了傳承和創新優秀傳統文化的“中國聲音”，引起了廣泛共鳴。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統一多民族國家。早在2000多年前，中國就確立了統一國家的基本格局。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雖然數度出現政權分立，但國家統一的基本格局没有改變。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建設和繁榮發展了統一多民族的社會主義國家。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國家統一是中國各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或缺的歷史前提和基本保证。因此，維護國家統一已成爲中國各民族人民不可動摇的意志和莊嚴神聖的共同使命。去年11月，習近平在北京隆重舉行的紀念孫中山誕辰150週年大會上强調:“絶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這連續6個“任何”，宣示了中國各族人民堅決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台獨”、“港獨”和一切分裂勢力的强大意志。

　　“大統一”觀念深入人心

　　中華民族的統一意識之所以特别强烈，並成爲世界眾多民族之中最有代表性的民族，除了客觀現實需要之外，還有深刻的思想淵源。從思想理論層面上看，歌頌統一、鞭笞分裂的著作文章比比皆是。儒家始祖孔子神往西周初年天下一統的局面，先寫《五帝本紀》，又寫夏、殷、周三篇本紀，再寫秦始皇吞併六國，統一中國，把五帝和夏殷周三個朝代都寫成了大統一政權。孟公答樑惠王問:“天下怎樣才能安定?”孟子立即答:“定於一”。這就是説，紛紛擾擾的天下，只有統一，才能相安無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道無二》中，抓住《春秋》“一元”兩字做文章，認爲“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宋代時期，“大一統”觀念日益强化，以致周敦頤在《通書·順化》説:“天下之眾，本在一人”。可見，當時的中央集權制已經相當成熟。

　　再從實踐的歷史層面看，當文明的曙光從東方地平綫上昇起的時候，中華民族的祖先就踏上建立統一國家之路。《春秋左傳·正義》説:“禹合諸候於涂山，執玉帛者萬國。”這可能是最早的民族大會。那時候，僅在河洛地帶，就存在着成千上萬個部落或民族。它們中間不斷進行着分化聚合，却是合大於分。到商朝時，已减少爲3000餘國;到西周時，又减少爲1700餘國;春秋後期，只有十餘國，到戰國，僅七雄争霸。秦國之君嬴政，完成了開天辟地的大事:掃平六國，實行郡縣制，下令車同軌、書同文，創造了一個多民族統一的大帝國。這比西方羅馬帝國的建立幾乎早了200年。從此，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成了中國歷史的大趨勢。在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中，統一是大趨勢，但也有分裂的逆流。各民族人民都看清了，無論在任何年代，分裂即是戰争和灾難，分裂即是民族衰亡和國家破敗。因此，反對分裂，擁護統一，成爲中華民族内在的精神;一切搞分裂的人，都必定被永久地釘在歷史的耻辱柱上;每次分裂逆流之後，必然是中華民族更盛大的統一。

　　誰在反分裂，求統一中立了大功，誰就是愛國志士、民族英雄，就流芳百世;反之，就是民族罪人，賣國姦賊，會遺臭萬年。前者如劉邦、唐太宗、忽必烈、康熙、岳飛、鄭成功、林則徐、丘逢甲等;後者如秦儈、吴三桂、汪精衛等。

　　還可以從社會心 理層面上看，中國人認爲，生長、繁衍於中華大地的各個民族，都有一顆中國心，都是龍的子孫，龍的傳人，應該團結在一起，統一在一起。有了國家統一，才能天下太平;没有國家統一，天下就會大亂。誰在反分裂，求統一中立了大功，誰就是愛國志士·民族英雄·就流芳百世:反之，就是民族罪人，賣國姦賊，會遺臭萬年.前者如劉邦、唐太宗、忽必烈、康熙、岳飛、鄭成功·林則徐、丘逢甲等;後者如秦儈、吴三桂、汪精衛等説明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活動的思想，在中國已深人人心、根深蒂固。

　　由上可見，我國傳統文化的某些基礎元素，已經融入國家和平統一的現實偉業中。這從一個側面説明，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中的“一國”的形成，同傳統的“大統一”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和合思想”與“一國兩制”

　　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和合思想”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形成於先秦時期，後爲儒、道、佛三家所繼承并發展的“和合思想”，乃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中國文化生命最完善的體現，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中發揮過巨大作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進一步弘揚“和合思想”，賦予其新的時代内涵，爲國家的偉大事業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

　　曾任中華和合文化弘揚工程組委會主任的著名愛國人士程思遠指出:“‘和合’是中華民族獨創的哲學、文化概念。國外也講和平、和諧；也講聯合、合作。但是，把‘和’與‘合'兩個概念聯用，是中華民族的創造。……我們説‘和’，是指異質因素的共處，而説‘合'是指異質因素的融會貫通。把‘和'與‘合’聯用，突出和强調了事物是不同因素的相依相成和緊密凝聚，體現了中華民族的辯證思想和系統觀念。”這種中華文化思想貫徹到社會領域，體現了中國人民熱愛和平、崇尚團結的價值觀念。

　　武昌起義成功後的孫中山先生:新中國成立後的毛澤東、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曾在不同歷史時期運用“和合思想”，成功地解決了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重大問題，並爲中華民族與世界各國的和平共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和合思想”精神繼承和發揚光大的生動體現。

　　今年7月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别行政區第五届政府就職典禮上講話中明確指出:“'一國兩制’包括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體現了一個重要思想就是求大同，存大異。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對一些具體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分歧並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爲製造對立、對抗，那就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只有凡事都着眼大局，理性溝通，凝聚共識，才能逐步解決問題。……只有團結起來，和衷共濟，才能把香港這個共同家園建設好。”這段話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和合理念，閃爍着中華文化和中國智慧的光芒。“求大同、存大異”是中國特色的戰略思維和文明理念，有利於解決重大復雜的政治問題，有利於團結各方、開拓進取，有利於化解矛盾、增進和氣。這是在香港回歸祖國20年週年重要節點之際，以習近平爲核心的黨中央，對中華和合思想又一次繼承和發揚光大的佳作。

　　總之，中華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不僅淵源長流，而且我國領導人以和合理念爲指導創造性解決了許多國内和國際的重大問題，從而使我國更團結更富强，使世界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習近平主席將包含了中華文化中的和合理念引入“一國兩制”政治概念，必將進一步打開思路，拓寬對港澳台政治與法律研究的路徑，對於構建兩岸四地都能够認同和接受的話語體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武昌起義成功後的孫中山先生;新中國成立後的毛澤東、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曾在不同歷史時期運用“和合思想”，成功地解决了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的重大問題，並爲中華民族與世界各國的和平共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原載澳門《九鼎月刊》2017年10月號）